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中国神仙文化之三:两个重要概念 / 作者:逍遥散人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11/3/4/72364.html
神仙文化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

有中国特色的宇宙系统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容,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容。中国的文化体系根本上就是以这种宇宙系统论发展而出的天人体系,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意识。历史上,神仙观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由当时的宇宙观的变化而引起的。汉代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天人体系中天对万灵万物的统摄对应着秦汉的象天法地,魏晋南北朝玄学强调天人体系中心灵对天的感悟对应于魏晋人士的游仙意识及“体道”情怀,而宋明理学对天人体系大一统的极尽强化,强调生活环境中的一切环节都能发现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理),于是“须弥芥子”成为士人所爱。总之,天人思想是中国神仙文化得以发展并深刻影响民众生活的肥沃土壤和理论依据,当然也就是神仙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神仙则是这一体系在“人间”最为集中的落角点。神仙是中国先哲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观念结晶,以“人道”复归“天道”的精神实践。

从“神人以和”到“天人合一”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以《尚书》和《易经》为最早,《尚书•尧典》中已有四时与四方的对应关系,即东对应春,南对应夏,西对应秋,北对应冬。这种对应为中国古代宇宙系统论奠定了基础,但没有神的内容。《尚书•舜典》就有了神的内容。如“类于上帝,湮于六宗,望山川,遍于群神”。《舜典》把社会分成四级:神、君、臣、民,四者协调,就是“神人以和”。進入西周以后,一方面,针对殷商的覆灭,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认为天子不可以滥用上天赋予他的权利,给人民带来灾害,得出重要的结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另一方面,殷商时期,人民普遍祭祀鬼神,希望从神谕中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为了使人们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更好的配合天,周王朝又提出“以德配天”,将“神”抽象为“天”,人们又把天称为“百神之大君”,是群神的代表,因此“神人以和”逐渐地演化为“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的内涵

“天人合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有丰富的内涵,现在人将其简单地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协调,英文也将其译为“Harmony in man and nature”,这样就将这一概念表面化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认为,人是天的产物,人一方面要遵循天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配合天的变化规律,天人是一个开放、动态、不断调整的整体。

西方哲学通常用推理的方法来研究,在概念名词里绕圈,往往陷入枯燥之中。中国的哲学则往往用感性的方法来体悟,更加形象,真实。庄子为了说明逍遥的自在,用大鹏展翅直上九万里来比喻,如果谈到“忠”,大家都会提到岳飞,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体察“忠”这一概念的现实表象,它是抽象概念的物质化、具象化。同样,“天人合一”概念的内涵也有它的现实表象内容,就是神仙。这是因为神仙是人做的,神仙可以上天入地,逍遥自在,能知过去未来,能切实把握天的运行规律,他们是中国文化中真正意义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如果说岳飞是“忠”的典范,那神仙当然就是“天人合一”的典范((参见附图《神仙文化与“天人体系”的结构关系示意简图》)。

当然,在这里所提到的神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在中国人心目中,无论是儒家的圣贤,还是道家的神仙,亦或佛家的佛(觉者)都属于神的范畴,佛道自不必说,儒家的“圣贤”本身就已经是对人的超越,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连孔子本人也不敢说自己是圣贤,孔子嘴里的圣贤都是上古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君王如伏羲、黄帝等,他们和佛道的神仙一样,是神通广大的代表。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有“生为圣贤,死后封神”的传统,圣贤和神仙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只不过一个是入世的表现,一个是出世的表现。所以不仅孔子,其他被后世认为是圣贤的人如岳飞、文天祥等,死后也皆被推为神仙,乡间民里还广泛流传着各种各样版本的关于这些圣贤成神成仙的不凡经历。

神仙说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学术上通常认为黄老之学是经世之学,养生之学,而神仙说则是依附黄老之学而逐渐发展壮大,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当然由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思想史或者说是认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普遍是后代人写前代史,对于许多史事其实都很难考证,但是无论事实如何,史书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对前代历史的普遍认识。而人类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认识史。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永平八年,汉明帝以如下“诏报”赐楚王英:“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在这里,正因为黄老之学和佛学都被认为是神仙之说,才会有汉明帝诏言中的“与神为誓”。所以说,最迟至汉明帝时,黄老之学,佛学和神仙说就已经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了。

我们再向前看司马迁对老子的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是关于老子身世最权威和详尽的资料,关于老子的年龄,由于司马迁也没有确定的材料,故罗列了两种说法,“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对于为什么会如此长寿,司马迁以肯定的语气说“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既然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看来,老子已经是一个修仙之人了。那么汉初的“神仙之说与黄老通” 也就理所当然了。

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中国神仙文化之二:体系 / 作者:逍遥散人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11/3/3/72365.html
【正见网2011年03月03日】神仙文化概述

神仙思想和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道、释正是在此而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文化凝聚力。神仙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早期神仙方士对长生不老的鼓吹到后来分别吸收了以“天命”为最高追求的儒家思想,以“道”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及阴阳五行等思想,最终将这些原本就是从神话思维里抽象出来的概念重新融为一体。佛教传人中国后,它又容入了大量的佛教人物和教义,到了最后,几乎是任何圣贤豪杰,只要有功于天下百姓,民间都会奉之为神仙。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从皇室贯穿到民间,带有神秘色彩的,有系统的文化体系就这样形成了。

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玄文化,我们称之为神仙文化(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神仙思想),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一方面通过各种民间信仰和风俗活动直接在民间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它又深刻地影响了士大夫,成为他们思想的指引、人格的典范,很好地协调了士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理。并通过文人向艺术创作渗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体系。神仙文化以及由其演化而成的神仙美学给中国的艺术文化提供了非凡的想象空间,从文学、绘画、音乐,到建筑、工艺美术等等,皆能看到其若隐若现的影子。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神仙文化,那么中华民族生活中洒脱与浪漫、美学意境上的神韵、文学创作上的神思、哲学上的玄想等等,就会荡然无存。

因此,从神仙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是把握中华民族特质的绝佳起点,更是能轻松地理解李约瑟先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等著名论断(《中国科学史》第二卷)。

神仙文化的组成体系

中国神仙文化的发展历程从上古神话开端,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根基,儒、道、释三教并立融合的局面,而三教也构成了中国神仙文化体系的主体部分。

(参见附图《神仙文化发展历程及构成体系示意简图》)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传《九评》就是赏贤罚暴 / 作者:燕云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11/3/2/72335.html【正见网2011年03月02日】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就敏锐的洞察到:人丧失了对天地鬼神的信仰才是造成罪恶和一切祸乱的根本原因。他在著名的《《墨子·明鬼》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简要的用白话文概括这段话的意思,墨子认为,天下发生的所有不慈、不孝、不贞、淫乱、暴力、抢劫、偷盗、杀人、害人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因为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对天地鬼神不相信,也不相信自己的行为会遭受到果报,因此无顾虑的做坏事,如果普天下的人都能够敬畏神明,这个社会怎么会乱呢?

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还没有“无神论”这个词汇。现在看来,墨子所说的“疑惑鬼神之有”不就是无神论吗?换句话说,无神论就是祸乱世界的根本原因。假设墨子提出的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只是论点而已,那么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其祸乱全球百年的过程就是铁的论据,《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三退大潮解体中共及其党文化则是一个完整的收尾。

世界上的各古老民族包括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体上一直保留了对神的信仰,传统的道德规范也被完善的传承。在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不相信天地神灵的人,对于那时候的社会来说,都是极少数的,不能成气候。因为古代的皇帝,都是要带头祭祀,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保持着一个敬仰神明的谦卑心态。因此那时对天地神灵的信仰,是全社会传承并且保持多元化发展的。

而身入撒旦教的马克思,也如同墨子敏锐的认识到有神论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基础一样,他从反面观察到了祸乱人类的最佳方法,那就是只有用无神论毁灭了人类对天地鬼神的信仰,才可以彻底的奴役全人类。因为只有丧失信仰的人才可以做坏事而没有顾虑,才可以推动起来暴力共产主义革命,才可以维持罪恶的红色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世纪是全人类被共产主义彻底入侵的悲剧世纪,大小国家纷纷沦陷,即使在地缘政治上成功抵抗了共产主义颠覆的国家,其国民的思想也不同程度的遭受到了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侵害。共产主义从暴力输出到精致包装的党文化输出,在即便是在地缘上无法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度中,也培植了无数共产主义的代言人。因此毫不客气的说,在红色魔鬼横扫之下,全球均遭祸乱,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被共产主义蹂躏的国家,全民自上而下是有规模的進行着集体的不慈、不孝、不贞、淫乱、暴力、抢劫、偷盗、杀人、害人的悲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无一幸免。从最高统帅到平民百姓,也无一能逃脱厄运。天下大乱成为了共产主义执政国家的正常现象,并且使深入其中的人变得麻木。即使在共产主义体制内寻求改变的人,也因为已经被无神论或多或少的洗脑,因此不管在其中如何努力,都无力撼动共产主义思想及其政权。给中共献策的改良知识份子,最终被打成“右派份子” 而含恨终身;以改良中共为目的的六四学潮,最终以六四学子遭惨烈屠杀而奇冤千古。

《九评共产党》及《解体党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清了共产主义的根本面目,对为祸人类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盖棺定论:共产主义组织就是邪灵附体人类的魔教。九评的出现更是对正统文明的终极呼唤与回归,只有彻底解体共产主义及其无神论,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共产主义对全球的祸害。因此,传九评、促三退,就是在解体邪恶,匡扶正义,重建传统,就是赏贤罚暴。

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图) /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朝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1/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图)-236909.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王守仁是明朝思想家、教育家,因其曾驻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即王阳明。

王阳明有一篇文章《送宗伯乔白岩序》(宗伯是礼部尚书的别称。乔白岩姓乔名宇,号白岩),是乔宇将出任南京礼部尚书时,到作者家中辞行、交谈,然后由作者整理成文,送给乔宇,作为临别的赠言。

文中通过两个人的对话,论述了治学的根本问题。治学要专、要精,但专与精如果离开了道,不是流于溺,就是失于僻。所谓“道”,王阳明是指天地万物生成发育的大道。专,专一,精,精粹。如果用专与精的心力明白了天地万物生成发育的大道,那些词章、技能等无关轻重的事情不也就自通了吗?

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注解王阳明论点的一个好例子。“庖丁解牛”说的是一个厨师给梁惠王解剖牛时所展现的出神入化的技艺。庖丁的动作不但优美,而且解剖牛时的声音还与乐曲的节奏合拍。那么,一个厨师是怎么达到这种境界的呢?他的回答也很特别:“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说的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自己对“道”的体悟要超过对技艺本身的追求。

由此可见,古人对为师者的要求“传道、授业、解惑”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道不是一般事物的规律,而是天地万物生化的大道,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把这个道传授给学生。这个“道”在中国的儒、释、道的经典中都有不同角度的阐述。

可是当今的中国大陆被中共窃取政权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已经把中华民族真正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中共又刻意歪曲传统文化,为了维护其邪恶的统治而加以利用。同时因为西方实证科技文明的冲击,人们已经很难明白古人要表达的确切含义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而机械的思维方式,从而对宇宙、人体、以及天地万物的认识就象盲人摸象一样那样的幼稚可笑。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人类迷茫无依的时刻,法轮大法把宇宙的根本特性“真、善、忍”的大法大道传给了人类与各界众生,使人类可以以此来洞彻生命、宇宙以及其间万事万物的奥秘。那么,在当下做教师把法轮大法告诉学生,就是真正在尽到为师“传道”的职责,为人父母的按照“真、善、忍”教育孩子就会塑成孩子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来看两个遵循法轮大法中的道理而在学业和工作中受益的例子。

重点大学全年级第一名成绩的由来

扬清在明慧网发表文章说,小时候他好好学习仅仅是为了不被父亲训斥,成绩也只是班里的中等偏上。中学时开始思考人生,在强烈的功成名就的思想支配下刻苦攻读,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成绩虽然不错,也从没有冒过尖。但是代价是很大的,经常学到晚上十一、二点,头发掉了一大把,眼圈黑黑的,毕业照上沧桑的象个老人。

到了大学,仿佛到了奋斗的终点,便懈怠了。看电影、旅游、集体活动,缤纷的校园充满了诱惑。空虚、迷茫也随之而来,在学校图书馆看了古今中外很多哲学书、宗教书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来看到了李洪志大师著作《转法轮》,内心被深深的震撼。“真、善、忍”、“返本归真”,一直萦绕在心里,使他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他在文中说:“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作为学生就应该学习好,学习好的目的是今后为工作负责,为社会负责。在学习中我按照法的要求修去执著心。比如,有时做课业会想得个好成绩,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颗名利之心,应当去掉它,取而代之的是怎样将课业做好,学成后更好的为社会负责、服务;当我的作业做的不错时会有想显示显示的想法,又意识到这是颗显示心应该去掉。我的心感到越来越平静、踏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充实的过着。 ”

当有一天同学突然告诉他:“你是全年级第一!”的时候他还以为同学在跟他开玩笑。

因为他每天要抽很多时间学法、炼功,根本没有先前考学时刻苦,和其他同学一样只是上课听听讲,下课完成作业,考前看看书而已。全年级有近两百多高手,况且他原本在这些高手如云的优等生中并不出色,入学的成绩在年级能排到五、六十名就不错了。 可是当拿到成绩单时他惊讶了,真的是重点大学的全年级第一名。

至此扬清写道:“原来在我不断的学法修炼的过程中我的心静了很多,不再为名利所累,学习起来很轻松,老师讲什么很快能领会,没有多付出就很轻易地考取了第一名。是法轮大法澄清了我的心,开启了我的智慧。从畏惧父亲而学,到为了名利苦学,再到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明理而学,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威力。 ”

“姜丝穿针鼻”与“豆腐上切肉”的绝妙技艺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新唐人电视台上有一段视频,首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鲁菜冠军陈永明展示了“姜丝穿针鼻”与“豆腐上切肉”的绝妙技艺。

在电视上陈永明展示了直刀切、片刀切、切丝、花刀切等娴熟技艺后,还蒙上眼睛表演“盲切”。他用自己切出的姜丝去穿针鼻,随便拿起一根就穿过去了。他在豆腐上表演切肉,切出的肉丝大小一致、粗细均匀,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陈永明说:“当你人和刀合为一体的时候,你的刀技会提上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大家可能听说过人刀合一的那种状态,有朋友说,你提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切菜这是技术上的事。实际上精神和技术是合二为一的,当你的精神和物质达到合为一体时,那你的操作技术会提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 “在刀和你的心融在一起一瞬间,你能分明你片的有多薄、切的有多细。”“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厨师,想要在厨师行业达到一种境界的话,心刀合一,人锅合一,达到那样更高境界的话,你必须净化自己。”

其实,陈永明所表演的“豆腐上切肉”与“姜丝穿针”的绝活,也是一个在厨师界流传的传说,现在已没有人能做到了。陈永明直言不讳地说他的这一功夫,是在参加新唐人中国菜厨技大赛以后,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忽然间觉得自己有一种提高,很自然地就掌握了这一门独到的功夫。

陈永明所展示的刀功以及他的体悟,那是一种境界提高后的状态,这就不是单纯练习技术所能达到的了,主要是要求厨师的心要纯净,达到一种人刀合一的境界。

象以上这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都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通过修炼自己,获得了身心的健康,道德的升华,在所从事的工作或者各项技艺中不断体悟着“道”,也在自己从法轮大法中领悟的“道”的指导下使各种技能随之升华。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当下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学生才是真正把学生引领上人生的正途。

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古人教子理念:重德修身(图) / 文/智真

唐太宗李世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2/28/古人教子理念-重德修身(图)-236959.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家风、家教,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向道、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重德修身”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择善而从,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古人家教的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以下举些例子。
孔子教子学《诗》、《礼》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的思想家、教育家,相传他有三千学生。《论语•季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学生陈亢有一天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在老师那里听到有与别人不同的教诲吗?”孔鲤说:“没有啊。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走过,父亲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马上就去学《诗》。又有一次,遇到父亲一个人在那里,我快步走过,父亲问我:‘有没有学《礼》?’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马上又去学《礼》。我只听到这两件事。”陈亢下来高兴地说:“我问一个问题,却得到三个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道理和学《礼记》的道理,还知道了君子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孩子是一样的。”

的确,诗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诗言志,歌咏言”,认为利用文艺形式对学生进行具体形象的教育,比说教往往有效的多。相传《诗经》三百零五篇,就是他亲自删定的,内容多和修身、知命、追随道义有关。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应从这里开始,可以提高人的观察力,另外,通过读诗也能够学到许多历史、自然、社会知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所说的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从学礼开始,教育学生树立自己的德行,从实践中逐渐培养出学生的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进而成为日后通达天道、经世济民的基础。

孔子教育儿子学“诗”学“礼”,和对其他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孔鲤是自己的儿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一视同仁和对儿子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后代的读书人,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称做“诗礼传家”。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敬信神佛,笃信因果。《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强调道德修养,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并宣扬伦理纲常以及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等,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认为教育后代要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象尧舜那样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经得起任何磨难,注重气节的培养。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

颜之推认为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启心扉、完善德行、行道利世,首先动机要端正,学习内容提倡读圣贤之书,实践道义。在学习方法方面,提出了专心、勤学、切磋、踏实的主张。他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教,而且越早越好,不要失去机会。颜之推的几个孩子三岁开始读书,并背诵经典,当孩子们问道:“我们知道了要读书,但为什么要这样早呢?”颜之推告诉孩子:“接触圣贤之书越早越好啊,小时记忆力好,背会的书往往终生不忘。”颜之推还教育子女一生都要学习,勤勉惜时,无论时逢战乱或生活窘迫时,他都督促孩子们勤习经史,并说:“读书明理,在任何时候,尤其在紧要关头或每到有大事时就知道怎么去做。”他的几个孩子后来在经史方面都很有成就,都是重节操、做事有责任感的人。

唐太宗重视教子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谆谆告诫李治: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帝范》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唐太宗还写了《诫吴王恪书》、《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教导子女“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教导子女“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要自勉自制,严于律己,他讲述了自己数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导子女“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如房玄龄、李纲、张玄素、李百药、魏征等,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见师如见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诲,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就教诲他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也可以变得圣明。”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他让魏征编录了《自古诸侯善恶录》,分赐诸子,要他们把书“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从前人善者成、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得到鼓励,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

范仲淹教子重德行

范仲淹是北宋时思想家和教育家,熟读儒、道经典,并崇信佛法,官任参知政事,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家喻户晓。他治家甚严,教子有方。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就熟读经书,学有所成,为人正直。范家家风俭朴,但乐善好施。

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去往四川运麦子。范纯仁回来时碰见了熟人石曼卿,得知他因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故停留在此。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助其得以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因无法向父亲交差,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道:“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而俸禄丰厚,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是其得力助手;次子范纯仁,后任宰相,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恪尽职守;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言传身教,他们都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清正廉洁著称,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把做官得来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希望其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程。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最本质、最美好的东西,是一切福份的源泉,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这是为其未来负责,能使其真正永远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