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三章):第一节《自然论》与《管控论》/ 作者: 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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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起点论与管控终点论


第一节《自然论》与《管控论》

前言 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在我

我们姑且可以把对唯物质论、唯自然论的《进化论》本身的正误判断先放一放,本人在前一章中已经为大家讨论过了,如果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那么可以使人类思想产生一系列在思维方向或者在思维逻辑方面的迷失以及行为恶果,并极大的增加人类文明的“机会成本”以及人类文明的“终极风险”。我们在上一章中也多次给大家提到在战略学方面的那个原理——那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那样做的战略风险会非常大。孤注一掷虽然有时可以一荣俱荣,物质杠杆可以放大收益,但是一旦风险来袭的时候,这种放大效应也能够导致一损具损,玉石俱焚。所以在战略上就有这样一个分散风险的原则,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如果借用《孙子兵法》的话讲,那么在战略思维的顺序上,应该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有制敌的风险意识。因此在战略学上,风险意识超越战术手法,是最至关重要的。所以《孙子兵法》在开篇第一话中就讲到了这样的话,那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然而“实证科学”擅长的短小尺度的事物与规律,对于大尺度的风险可以说是茫然无知的,所以在“实证科学”的认知之外,听一听别家之言,应该对于任何一个当今人类社会的成员而言,相信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这可以极大的降低各位人生的“机会成本”与“终极风险”。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嘛,何必一条路走到黑呢?!何必非要一棵树上吊死呢?!别忘了“实证科学”是一种“黑箱原理”,迷失方向那是避免不了的。中国老话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其实也是一种分摊风险的意识。这也是本人写作本文的初衷。

另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是总是将人类降格为动物来看待嘛,其实即便是在生物学上也有这样一个风险或者安全原理,那就是说,物种的多样性是维护种群结构或者生态结构安全性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过度单一的种群结构很容易被特定的风险事件彻底击倒。所以站在人类文明安全的角度上讲,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也就是拒绝被某种单一性思想所统治或者拒绝某种所谓主义思想的垄断灌输,对于任何一个生命的抗风险意识而言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能够从与《进化论》相反的思维角度思考一下人类生存的问题,也就是基于一种彻底的《有神论》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关于人类文明的逻辑与安排(作者注:这只是本人个人的一些体悟而已,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丝毫没有想替代神佛意愿的想法,更不敢意猜伟大创世主的真正意志),也就是为大家提供可以分散人类文明“终极风险”的战略性思维的另外一只篮子而已。因此,本人也并不想强迫各位读者非要认同本人的个人观点。本人就是想帮助大家找回那些被“实证科学”所丢失的一些重要信息,或者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在《进化论》思想统治下所想不到的一些思维观点。因为站在分散风险的基点上看,多了解一下其它的思维与观点,对于大家应该还是有益处的。如果本文能够帮助大家打开一下思维的方式,拓展一个新的思维方向,想必无论是从我们上面所讲的“战略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生物种群”生存的角度而言,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谁都不愿意因为忽略了一些原本不应该忽略的思维与建议,去承受或者沦为人类“灭种”的结局吧!

这里不妨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这也算是战略学上的一个经典实例。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人类丧失了战略思维将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的法国,年轻的戴高乐将军出了一本只有10法郎的、关于讨论坦克战新思维的小书,然而却没有引起法国军方和最高领导集团的认同与重视。法国人仍然延续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取胜”的思维,一直努力加固被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认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

然而二次大战欧战爆发之后的结果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西线战事一爆发,德国强大的装甲兵团,正是按照戴高乐所倡导的那种集中使用的方式,快速穿插不设防的阿登高地将英法联军首尾斩为不能相顾的两段。马其诺防线于是就成为了丝毫派不上用场的一堆废铜烂铁。如果不是因为“人理”根本无法解释的希特勒的突然叫停,冲向敦刻尔克的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就会把退守敦刻尔克海滩上的32万英法联军给包了饺子。那么接下来的结果呢?这个不重视战略思维与战略思维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法国就迅速的战败了、亡国了。德国人轻而易举的雪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之耻。事后德国人说,他们只花了10法郎就买到了最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就是忽略战略思想、忽略战略风险所付出的代价!一个亡国灭种的代价。

然而,本人本文今天所要警告大家的这种“灭种”的风险,还不仅仅是所谓的“亡国灭种”这个程度的风险,而是更大风险的关于“人类文明”可能发生“灭种”的那种风险与命运。本人这个论断绝非是一种危言耸听,当今人类社会中的许多成员或多或少的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发出了拯救人类文明的呼声,但是人类大多数成员却依旧是置巨难来临于罔闻,依旧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醉生梦死混人生。然而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可是在我。这是本人的职责、使命之所在。因此本人就必须把“实证科学”所丢失的宇宙信息与《进化论》所忽视的人类风险给大家讲出来。而且连10法郎也不需要收您的,您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因此本人也特别由衷的感谢《正见网》给本人这个能够与大家分享的机会。

另外跟大家讲,本书文字书写到本章这里,按照我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认知体系三部分框架,前一章(也就是第二章)我们与大家所讨论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思想基点”的部分,也就是关于部分#3的内容。接下来在这一章我们需要为大家讨论的就属于是“分析方法”、“逻辑方法”的内容了,也就是属于部分#2的问题了。因为大家以往所使用的思维都属于一种物质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按照自然过程发生的那种逻辑思考问题。那么这里先请大家注意一下,本文这里讲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思维基点”。因为在“思维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思维基点”其实就只能够被称为是一种“思想基点”或“思想原点”而已,因为“思想”还没有被结构化、逻辑化,所以“思想”还不能够成为一种被相对固定下来的“思维”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依然使用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逻辑思考问题,继续使用这种“进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筛选出来的思维结果,当然也一定是物质化、自然化的思维成果而已。这些事物即便是与人有关,并非是纯物质性的事物,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所谓“规律”,其实也只能够是与“人”物质属性相关的一方面而已。那些超出人物质性一面的信息就可能已经被过滤掉了。实际上物质化思维所过滤掉的不仅仅是精神属性的一面,甚至连生命体“生的机能”的一面(即便属于生命体在物质身体机能方面的一面)也可能都已经被过滤掉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人在物质方面的空壳了——有思想活生生的人就成了一具真正的行尸走肉了。那么关于人的所谓规律其实仅仅就是这种物质化了的人的规律而已,对于人类与生命的真正意义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谓“种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就是这么个道理。既然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系统的批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特别是已经批判了《进化论》作为某些人“思想基点”的那个方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彻底改变一下思维逻辑呢?换句话说,既然我们已经明确的表明了本文是站在《有神论》基点上看问题的这个根本态度(作者注:基于《有神论》这个“思想基点”,那么扩展开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宇宙智能论》+《文明使命论》的基点思考问题),那么在我们“思维基点”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就必须建立一套与我们“思维基点”相匹配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或者“分析逻辑”。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在延续《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按照所谓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认知体系也会长成一棵“歪脖树”来。或者说,这就等于是从牛身上长出一个马脑袋来。就是这么个比喻。所以《宇宙智能论》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有别于《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者“思维逻辑”。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有神论》这个“树根”与《宇宙智能论》“分析逻辑”这个“树干”之上,我们才能够得出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使命论》的“果实”来。因此本章的内容对于全书通篇而言就十分重要,因为本章在逻辑上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从《有神论》的思想原点连接到人类《文明使命论》各种具体的结论与警示。同时在论证逻辑方面,本章也具有由破转立的意义。说句实话,破一个事物并不太难,能够在破之后再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才真正是最难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本章开头部分需要再给大家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的意义所在。毕竟全书的篇幅确实还是比较巨大的,所揭示的内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又属于一种完全的新思维。因此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本书的内容、本书的逻辑相对而言应该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关于全书整体的结构、整体的逻辑,我们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给读者们提及。其实就是希望读者们的思维不要太过于局限到那些具体的论证之中。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本书的整体结构与立意。毕竟本书不属于“实证科学”那种“细节学术”。本书的意义在大而不在小。

一、“天理”与“地理”之分

东方文明侧重如何沟通“天理”,西方文明则比较注重适应“地理”。其实我们使用“天理”与“地理”这种划分是为了符合西方二分法的思维逻辑。如果真正站在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讲,我们并不应该是这种二分的提法。东方思想在道的层面属于一种“合一论”。如果需要分开“为用”的话,东方思想使用的是一种三分的方法。老子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由“三生万物”,而不是“二生万物”。因此东方思想在使用的“术”层面用三而不用二。

那么根据“用三”的逻辑,则“天理”与“地理”之间还应该有一层“人理”的层次。中国传统思想讲的是“天地人”三分层次。有人会说西方二分法思想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讲的不是“人神之分”、“天人之分”吗?确实是这样。“实证科学”的二分法在最初的时候确实是基于一种“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假设。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原因,人似乎就可以脱离神佛的约束了,因此人的思想就往下掉落,人就一直被降格为动物、降格为物质体来对待。其实也就是把“人理”向“地理”降格进行处理。因此人理就被由“物理”或“地理”所主导。这实际上就是由于“天人分离”的二分法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然而东方思想属于“合一论”,也就是“天人合一”论。因为“天人合一”,所以“人理”就必须向“天理”靠拢,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就必须接受“天理”的制约。因此按照东方文明的传统认知,“人理”不是被降格,不是退变为动物或者物质属性,而是要求升格,不断的向上提升、不断的向更高宇宙层级的标准靠拢。按照道家思想,称之为“返本归真”,其实是返回人类生命原本在宇宙中的家园。

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有人说,研究关于人的学问那是人类认知中最高级的学问。对于“学问”或者“研究”而言或许是这样。但这实际上只是站在西方思想的基点上考虑问题而已。因为西方文明关注的是“地理”。如果能够摆脱“地理”、物质之理的束缚,进入关于人的研究层面,当然就会认为自己的研究层次已经很高了,已经很超越了,已经超越“地理”的束缚了。比如西方的哲学就自认为是如此,因此“哲学”在西方世界里一直被当做人类智慧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其实这只是局限在西方文明之中的想法而已。基于“地理”的认知,当然“人理”就已经很高超了,甚至被认为已经属于一种超越了。因此在西方认知体系中,如果“地理”可以被看做是“起点”的话,那么关于“人理”的研究当然就应该被认为是“终点”了。

然而在东方传统思想体系中,认知人(作者注:我们不使用“研究”这个词,因为“研究”这个词是属于“知行分离”的西方学术词汇,而东方思想属于“合一论”,讲求“知行合一”的践行,单纯的“研究”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使用“认知”这个词汇)其实只是认知的“起点”,并不是“终点”。“人理”是“起点”,通天道、达到“天理”的层次才可能是“终点”。因此东方文明就属于一种“天理”导向,东方思想有“出世”的使命。

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主宰西方近现代文明、主导西方主流思维的“实证科学”起源于“二分法”。当然“二分法”与“二元论”思维还是有差异的。“二元论”思维还是属于思想的层面,一直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一直不能够真正下到实体执行层面上来,因此“二元论”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物质创造、物质资源消耗方面,并没有造成大面积或者大规模的影响。但是自从有了“二分法”这个方法(作者注:方法论层面的方法,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方法)或逻辑以来,人类认知与行为方式就集中专注于物质使用层面,人类物质世界的面貌从此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天翻地覆”这个词语其实非常恰当的描述了西方文明的作用,但是并不一定是一个褒义的好词,不一定起着正面的作用。那么“天翻地覆”这个词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地为天”的意思,就是把局域、局部的“地理”当成了“天理”的意思,就是一种“反理”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给大家详细的讲。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擅长的是小尺度的局部规律,就是关于“地理”,地上的理,物质的理,自然界的理,等等等等。反正都属于“地理”。“实证科学”也确实是“天翻地覆”。因为太擅长“地理”了,所以“实证科学”的300年就已经把地上的资源几乎给搅和没了。其实所谓的“以果为因”、“以终为始”都是“天翻地覆”的这个道理。道家把这种现象叫做“阴阳反背”。张果老的“倒骑驴”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理吧,无论多么精通“地理”,“实证科学”也“无法”把人类送到神佛意义上的“天上”去的。要上天,那得符合“天理”,那得懂得“天法”。如果不知道“天理”、“天法”,那么就只能够是“无法”了。

玩“地理”的人们就只能够永远的待在“地上”。如果“地上”的资源用尽了,那么人类文明也就“玩完了”。其实“天理”与“地理”既与我们前一章跟大家讨论过的关于思想基点的问题相关——你是选择“天”(或者《有神论》)作为终极目标,还是选择“地”(《无神论》、《物质论》、《进化论》)作为生活的意义?其实上与我们本章需要讨论的思维逻辑、思维方法论的内容也有关——选择《天理》还是选择《地理》?

其实关于“思想基点”与“思维逻辑”的称呼,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符合西方思维习惯的一种术语,而《天理》与《地理》只不过使用的是符合东方思维的一种“学术语言”而已。虽然表面“术语”不同,然而其背后所揭示的道理却是相同的。这也佐证了曹凯在《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文章中的那句话——“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DNA 分子正是这样。”其实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明微积分的方法也是如此。

另外再给大家补充一点。“二分法”关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逻辑实际上就是把人类能力“可控”的部分与“不可控”的部分分开而已。实际上人类“可控”部分就属于“地理”,“不可控”部分就属于“天理”。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的关于“战略风险”或者“终极风险”的问题在本质上就属于人类能力“不可控”的部分,是超越人类能力与预知的。人类文明怎么能够控制的了高层宇宙神佛的意志呢?!那不是痴心妄想吗?!

然而“实证科学”那种“翻天覆地”的逻辑反转,而给人类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当“翻天覆地”以“地理”代替“天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人类认知能力“不可控”的部分给翻覆、掩盖了,于是那些来自宇宙的信息、那些被“实证科学”所丢失的系统信息、那些对于人类而言性命攸关的信息就被彻底的掩盖、淹没了。那么这种人类“掩耳盗铃”的方法给人类自己所制造的“战略风险”、“终极风险”难道不可怕吗?!

二、初论“起点就是巅峰”

往往那些抱有《自然论》的人们会说,人类科技进步是人类自己努力的结果。人类的科技好象都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与上帝的意志与安排无关。不妨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也许大家都清楚牛顿在数学微积分方面的贡献。牛顿的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技术的突破密不可分。

如果按照《自然论》的观点,那么似乎只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那个地步了,科技发展已经演化到了那个程度了,牛顿才能够发明出来微积分方法与“万有引力”定律。受唯物论、《进化论》思维培养起来的人们一定都是这种认识。都属于一种所谓的“自然发展观”,自然过程决定一切。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宇宙的智能、没有上帝意志的参与、把控与安排。

那么就再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自然发展观”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据说早于牛顿发明微积分1800年前,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就已经发明了微积分方法。那么请问,古希腊那个时代的人类社会为什么没有开创出象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文明呢?为什么还要等待1800年以后由牛顿与莱布尼茨再次发明呢?而且决定阿基米德能够在1800多年前发明微积分方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自然发展观”根本就解释不了。其实这里就存在着宇宙智能安排人类文明所存在着一个“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比如在中国春秋那个“百家时代”,中国出现的老子、孔子、孙武,还有古印度出现的佛陀释迦摩尼。他们为什么出现在人类的同一个时代?其实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代师徒在时间上与中国的“百家时代”也相去不远。那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不能总是以一个“自然的巧合”来规避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使用生命轮回的佛家思维的眼光来看,阿基米德与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某些长线的因果关系也未可知,比如阿基米德属于一种提前的预演。关于人类文明的提前预演,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会有更多的论述。

其实关于这个人类文明“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恰恰就是宇宙智能对人类文明安排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不知道一些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把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归之于“自然”。连自己的智慧、自己智能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却认为那个无意识的物质“自然”可以有能力办到,那不就等于是承认“自然”的智慧超越人类的智慧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有智慧的“自然”还能够被叫做什么“自然”吗?!有智慧的《自然论》与《宇宙智能论》难道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吗?!只不过起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那只不过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而已!

其实关于人类在那个“百家时代”出现的“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关于那个春秋“百家时代”造就人类思想巅峰的问题,与我们在前一章给大家所提到的关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象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属于突然式的某种现象的大爆发,一种属于生物物种的大爆发,与从外太空、从宇宙的深度空间向地球发射生命的种子有关;另一种则属于人类文明的思想大爆发,这或许属于从地球之外向初期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思想大播种”有关。

那么为什么总是要发生外部源泉向地球上、向人世间进行“播种”的现象呢?这种“外部播种”现象其实就是《宇宙智能论》存在的最强有力的一种佐证。为什么要“外部播种”呢?因为依赖“自然”的演化过程,如果“自然的进化”存在的话,那么等待这个“自然过程”能够自己开花结果的时间那实在是太漫长了。就象使用概率计算结果所展示的,一个单一物种的进化就需要10106年,我们人类科技能力所生存的这个宇宙、这个物质小宇宙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宇宙年龄。

“宇宙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换一种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宇宙没有时间等待”,就是“宇宙没有时间等待自然进化的发生”。其实还是爱因斯坦的那句话——“上帝不掷骰子”。上帝有上帝需要做的事情,上帝没有时间与兴趣跟地球人玩,没有时间等待地球自己进化出物种与生命,也没有时间等待人类文明自己发展到人类文明“最后阶段”所必须具有的那些表面文明。形象的说,依赖人类自身有限能力的“自然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不可能在“宇宙智能”事先给设定的一个“指定时刻”,拿到人类文明能够肩负起宇宙责任的那个“毕业证书”。即便是人类文明自己可以等,但是宇宙不能等。

按照东方传统的思维讲,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叫做“三界”的空间层次之中。佛家、道家思想都讲“三界”,儒家不讲“三界”。因为佛家、道家都有“出世”的部分,能够在庐山之外看清人类社会的真面目,而对于儒家思想,人们一般所知道的都是其“入世”的部分,属于“庐山”之中。

其实人类社会也就只是“三界”中的“一界”而已。“三界”在本质上来讲是因为肩负了宇宙使命而被创生出来的。如果“三界”之内的生命完全忘记了所肩负的宇宙使命,那么“三界”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那么“三界”就会从宇宙中彻底消失。这就是“三界”当今所存在的最大的“终极风险”。这也就是我们站在《宇宙智能论》的角度所认识到的人类文明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与《进化论》“自然发展观”所揭示的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前景完全不一样。当然本人的这些观点您完全可以不相信,那是您的选择、您的自由。还是我们本章开头说的那句话——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在我。

三、二分法的起源逻辑

接下来,下面还是让我们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关于“二分法”的思维逻辑。大家都知道,“二分法”的逻辑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牛顿的贡献。没有这两位科学巨匠,那么“二元论”思想永远就只能是一种思想。因为这两位科学巨匠的工作,“二元论”思想才可以演变成为“二分法”这种分析方法、分析逻辑。因为有了“二分法”的建立,“二元论”思想才得以落地,得以开创出诱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手段,才得以给地球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日。所以“二分法”对于人类文明在最后一个阶段的真正启动,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二分法”可以说是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思想之中的中流砥柱。从“翻天覆地”开始,再到“以地为天”的选择,最后就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地步。西方物质文明就走了这样一个大体的“发展路线图”。

我们这里想针对“二分法”的源头逻辑再为大家做一些解释说明。其实“实证科学”在“二分法”的源头上并不具有与《神创论》或《上帝论》信仰对立的意思。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在上帝之外,“归凯撒的”到底是一种什么属性呢?大家知道凯撒有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这就是“凯撒主义”的本质——我征服了。“凯撒主义”的核心就是征服,其实就是控制。

那么“二分法”的本质到底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分为二,把宇宙万物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可以被人力所控制的范围,另一部分则是不能为人力所控制的范围。这其实是因为人力有限,人类的控制能力有限,所以能够被人力所控制的部分就归人管,也就是归人类的“实证科学”管。而对于那些无法为人力所控制的事物,那么“二分法”就把这些范围、领域划归给上帝管吧,因为上帝具有更大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无所不能。那么人力控制不了的,神力可以控制的了。

因此“二分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方法,把宇宙万物做了一个二元的划分,一方面把能够为人类自我所控制的部分划给了自己,划归了人类管辖,实际上就是划归了“实证科学”的领域与范畴;另一方面,把那些人类不可控因素拿了出去,把无法为我所控制的,无法为人力所掌控的部分拿出去,划归给了上帝的管控范围。

因此“二分法”在逻辑起源上,根本就不是“反上帝”的,而恰恰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与信任,并尊崇“上帝是万能的,人力是有限”的这个基本假设才进行了二分的划分。与所谓的《自然论》根本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二分法”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管控论》的范畴。只不过是把人的管控范围与上帝的管控范围做了一个划分而已。完全没有“反上帝”的意思。这种管控范围的划分,在项目管理上叫做“范围管理”。因此“二分法”在起源上应该属于一种管控思维,属于一种《管控论》而不是《自然论》。而《管控论》在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意识论》、《智能论》,绝非无意志的《自然主义》。只不过不同的《管控主义》,其背后的管控意识与前台的管控能力不同而已。“实证科学”管控的背后属于一种人类的意志,是基于人类的有限管控能力;而《宇宙智能论》的背后则是神的意志,基于神佛的无限能力。

其实就是因为神佛具有无限的管控能力,所以没有必要进行管控的二分划分,神佛什么都在掌控之中,而且神佛的管控是无私的、隐性的。然而“实证科学”的有限管控能力急于把自己那份领域划分出来,恰恰反映了“实证科学”自私利己的初衷。

既然“二分法”的本质就是把为人力可控因素拿进来,或者说把不可控因素拿出去。那么“二分法”具体到底又是如何做到拿进来与拿出去的呢?实际上“二分法”首先在三个维度上做了分割。

第一个维度就是人与神的划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人类管得了的归人类,人类管不了的归上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比如大尺度的宇宙拿出去归上帝。

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回到人的这个层面,因为并不是人身上所有的方面人力自己都可以管得了,比如我们前一章讲到的人类的右脑功能其实就不归人类自己管辖。所以“二分法”在第二个维度上的“分割”就是关于人身体肉体与灵魂(或思想)的划分,也就是身体、肉体方面归科学管,灵魂方面仍然划归上帝管,因为精神方面的东西太复杂,而且还藏在人体大脑的内部,不太容易管得了。所以人的思想与精神不归“实证科学”管。而且人的思想在本质上就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一切妄想管控人们思想的企图其实都必将是徒劳的,也注定会失败的。一切试图管理人类思想的世俗企图其实既是“反科学的”也是“反上帝的”。

那么“二分法”的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最喜欢辩论来辩论去的那个哲学问题——也就是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分问题。“实证科学”关注的是物质,也就是“地理”,而不是精神。在人类表面知识上,研究精神、思想那属于所谓哲学的范畴。如果使用东方传统思想的语言,人的精神应该属于“人理”的范畴。然而无论从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维度上讲,其实“哲学”与“科学”根本就不是一个研究范畴。也就说,当哲学背离“唯心”的时候,当哲学走入“唯物”的时候,当“哲学”打起“科学”旗号的时候,这样的“哲学”就不再是什么“哲学”了,就只能是一种“伪哲学”了。

区分上帝与人,区分灵魂与肉体、区分精神与物质,然后“实证科学”把人、肉体、物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完全是基于一种管控的目的与人类有限的管控能力的现实,与把物质推崇为高于精神的第一性的想法根本没有丝毫关系。因此基于人类有效管控能力的“实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并不是一种什么最好的办法、最高级的方法,因为“二分法”这种“切分”方法很可能“切断”了宇宙事物原本存在的“完整性”。

那么“二分法”为什么要冒着“切断”事物“完整性”而造成丢失系统属性与宇宙信息那么大的风险而依然那样鲁莽行事呢?这就是因为人类被自己的欲望需求所驱动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人类的欲望来的太急。人类没有耐心等待的时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能够满足人类短线的眼前欲望,“实证科学”就做了这种短线“切割”的行事。因为被“切割”后事物在物质的一面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快、见效快,可以立竿见影。西方文明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效率文明,快速见效是衡量这个文明的一个标准。无论是正向效果还是负向效果,西方文明都要求要见效快。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就讲“更高、更快、更强”。最后连人类的餐饮文化都变成了一种“快餐文化”。

可见“二分法”的初始逻辑是把管不了的事物推出去的一种逻辑,管不了的就不管。人类自己不管的那么就归上帝管。就是这样一个划分“范围管理”的逻辑。但是到了牛顿之后200或300年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完全忘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二分法”的这种初始逻辑,结果就把长期不归人类“实证科学”管控的事物就等同于没有管理者了,就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了,满眼之中就只剩下人类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了,于是人类的精神与大脑思维完全都被物质财富所淹没。进而一些人就认为人类自己所管控的世界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完全忘记了还有一个不归人类管控而是归上帝管控的更大的宇宙范围的存在。于是人类的认知就完全进入了一种“掩耳盗铃”的境界与“井底之蛙”的思维逻辑之中了。然后又有一些狂徒开始把“实证科学”所管理的小领地规律按照技术思维的方法肆无忌惮的推向了原本人力管不了也不该人力管辖的领地上去了。于是“泛科学”的大旗漫天飞舞,人类兴高采烈的进入了一个“夜郎国”时代。于是连“实证科学”源于管控的本意都已经忘掉了,于是“自然发展观”的《进化论》就得以横行起来,于是“意志管控论”就消失了。

四、实证科学的有限管控论

概括的讲,西方“实证科学”具有以下特征,

擅分不擅合;

擅小不擅大;

擅表不擅里;

擅事不擅人;

擅物质不擅精神;

擅结果不擅过程;

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

这些方面比较清楚的给我们表明了,“实证科学”其实属于一种“有限性”认知,“不能够包打天下”,也不能够“一泛到底”。在下一章关于《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中,我们会基于《文明使命论》对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分析,那个时候我们会具体而详细的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讨论与论证。其实西方“实证科学”的许多特征,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可能都已经多次为大家提到过,比如小尺度问题,“黑箱”原理,《外学》问题,等等等等。我们这里只是通过博客式的文体,把几个现在想到的问题先行为大家提及一下。因为东西方文明比较这个话题实在太过于庞大,而且本文所使用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方法与以往那种一较高低的比较方法又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本文就必须想到哪里就为大家先写到哪里,以免过后遗忘。

关于“实证科学”擅分不擅合的属性,也就是西方“实证科学”擅长“拆分”的这个问题,本人记的托夫勒在给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那部名著所撰写序言的开场白中曾经这样的写到:“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于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是托夫勒的观点,本人在当年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非常认同托夫勒的这个观点。但是本人现在的观点却与当时读此书时的观点不尽相同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本人当时认同托夫勒的观点,那是在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明各有使命的时候。然而当本人意识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使命之后,本人才意识到了西方文明擅于拆分,然而西方文明没有能把拆分之后的零部件再回装系统的能力。西方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忘记”了回装系统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根本就没有“回装系统”的能力,根本就不会、不擅长回装。因此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忘记”的问题,即便是没有“忘记”,西方文明一样回装不回去,因为西方文明并没有被塑造出那种“回装系统”的能力。因为关于“系统”,那根本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使命。西方文明属于一种“要素主义”,擅分不擅合。其实“合”那属于“系统主义”,是东方文明所擅长的,那是东方文明的使命。

其实凡事有所擅长就必须有所不擅长。这就是硬币的两个面——看到一个面就必定不能够看到另一个面。这也就是佛家思想关于事物“善恶同在”的理——一种在“二分法”之上的更高层级的“不可分”的理。这也是我们在后四章论证东西方文明使命时所需要采用的“多维度因果不可分割”的原理。

关于“分”与“合”,这是中国兵法思想中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只擅于“分”而不擅于“合”,或者只擅于“合”而不擅于“分”都是不行的。“分”与“合”是两种互补的操作手法。甚至还不是互补关系那么简单,其实就象“善恶同在”的“不可分”原理一样,“分”与“合”其实也可以看做是硬币的两个面——在某一个层面上选择了“分”,那么在另一个层面上看或许就表现为另一种的“合”,比如“实证科学”的“分科”研究在研究方法论的层面属于“分”,但是对于学科“分工”后的某一位具体科学家而言,他所有的研究精力就只能够专注于某一种具体的学问上,那么他的这种集中精力专注于一点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又可以看做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合”——合力于一处的一种专注、聚焦。《孙子兵法》称之为“并敌一向”。其实这种分合关系也这就是我们以前给大家所提到的:“实证科学”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一种方法,既少又多,既分又合。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关于“实证科学”擅长小而不擅长大的问题,本人想给大家列举一个叫做“神秘点”的例子。那么首先请允许本人引用一位大陆网站上某位驴友的描述。

在旧金山往1号公路走,有个非常有名的海滨城市Santa Cruz。不过,我们并没在这里停留,关于加州的海滨美景,我计划去17英里,然后沿着1号公路一直开到LA(注:洛杉矶)。在Santa Cruz停留是为了一个小景点:Mystery Spot神秘点。这就是传说中世界上两大万有引力定律不成立的地方。在这里,指南针会失灵,瞬间人能变高变矮,水往上流球往高处跑。相当的不可思议。

……

这里是不能自己游玩的,每半小时一个团队由导游带着进去,顺便帮你解说。否则就你自己看,看不出很多名堂的。就是这样山谷里几间简陋小木屋,名气可不小。连许多科学杂志都专门介绍过它。

就象这位网友所说的,旧金山附近的这个“神秘点”许多专业的科学杂志都做过介绍。由于无法从所谓的“实证科学”的科学知识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来,因此对于在这个“神秘点”所发生的一切违反“万有引力”的现象,人们最后的结论性解释就是“神秘点是地球上违背万有引力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似乎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大家已经得到满足了,大家都接受了这么一这个不能够成为答案的答案。

我们讲,“实证科学”认知体系必须遵从所谓的“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出发点。如果证据类的事实与作为思想基点的“假设条件”不符合,那么这样的思想只能以“假说”的身份存在,而不能够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或者作为可以群体分享的思维逻辑。我们一直以来,把牛顿所发明(作者注:是一种发明而不是发现)的宇宙结构的数学模型称之为“万有引力”模型。其实牛顿的数学模型是一种“重力模型”,只不过是牛顿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宇宙。翻译成中文就成了所谓“万有”而不在是关于宇宙的数学模型。描述“宇宙”的模型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宇宙”的本身。

现在好了,“神秘点”的出现,彻底挑战了所谓的“万有引力”的万有属性。说是地球上的某个点或者某些点上存在着可以不符合“万有引力”的现象。如果小小的地球上都可以发现一些不符合“万有引力”的现象,那么“万有引力”还能够在浩瀚宇宙之中“万有”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神秘点”与地球上的普适规律不一致,那么在浩瀚宇宙上的一个小小的“点”——地球上的所谓规律为什么就能够推演到那个浩瀚无垠宇宙的规律上去呢?难道地球不可能也是浩瀚宇宙当中的一个“神秘点”吗?那么即便是在地球乃至太阳系这个“三界”中呈现为规律,那么就真的可被宇宙所“万有”吗?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实证科学”所发现的所谓规律、那些小尺度方面的规律、在宇宙中一个“点”上所发现的所谓规律,难道就一定要被宇宙的意志所认可吗?这就是“神秘点”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关于小尺度规律与大尺度规律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有限认知进行一种无限延伸,那么这种延伸不危险吗?难道不会迷失误导人类吗?难道“实证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恰恰不就是这样的问题吗?!

关于“实证科学”擅长表不擅长里的那种《外学》“黑箱原理”的属性,以及左右脑的分工问题,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有过大量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另外关于西方“实证科学”在“擅事不擅人;擅物质不擅精神;擅结果不擅过程;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这些方面的问题,本人想把这些相关的讨论放到本章后面几节中去阐述。这里也就不先费笔墨了。

五、《自然论》对《管控论》的违背

可以说,西方“实证科学”的思想是把宇宙万物的结构当做一种“机械结构”来看待的,这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所享受到的一种史无前例的自豪感与自封为自然界主宰的意识密切相关,工业机器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由于“实证科学”在骨子里属于一种管控思维、一种管控模式——感觉似乎地球上大自然中所存在的一切无不在人类科技的掌控之中。于是在这种物质文明成就的陶醉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实证科学”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实证科学”所基于的“二分法”逻辑的初衷,只看到“实证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结果——其实只是一种短线的因果而已。

这就是“实证科学”给人类思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宇宙机械论》的思维模式。因为工业革命的物质成果被认为都是机器带来的,所以西方思想就认为“万物都是机器”,连生命体本身都是一种机器结构,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机器人(robot)或者奥特曼(automan)和变形金刚等等的风行,就连轰动一时的电影《阿凡达》其实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人体机械化的思维模式而已。

然而与西方“实证科学”关于“万物皆是机器”的思想不同,东方思想所认为的却是“万物皆是人体”的思想。佛家所讲的“万物皆有灵性”与道家关于“人体就是小宇宙”的思想,其实讲的都是一种“人体模型”。西方思想是“机械模型”,东方思想是“人体模型”。这就是东西方文明对于宇宙结构根本认知的不同。

然而《机械论》在深层的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管控思维,只不过是为人类技术所掌控的管控思维而已。出于管控的目的,所以万物都被假设具有“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存在。其实这种管控也是为了满足人类自私的欲望与需求而存在的,认为人类科技能够hold得住宇宙的一切——人类被假设成为万物的主宰。

其实“实证科学”研究规律的初始目的就是出于一种人类管控欲望的目的。因为唯有事物具有规律,事物才能够为人类所掌控、所利用。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把人能够管辖的范围从神所管辖的宇宙范围之中划出来,也是为了赶快把人类管辖范围之内的成果拿到手——这实际上是一种出于满足人类私欲的一种狭隘的管控目的,一种有限的狭义《管控论》。

有限能力与私欲目的,人类有限能力与满足人类私欲挂上了钩。使用股票投资的术语,这种尽早拿到短线利益的方式叫做“获利回吐”或者叫做“落袋为安”。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短线“私利”的逻辑。然而无论怎么说,有限也好,短线也罢,或者是“落袋为安”,反正“实证科学”的《决定论》、《机械论》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管控论》——《人力管控论》,是建立在《人类意志论》的基础之上的,与所谓的《自然论》或者《自然发展观》根本没有丝毫关系。其实所谓的人类“发展”也只不过是按照人类自我意志的一种发展而已,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求与欲望,并不存在超越人类的宇宙意志。

正所谓,宇宙有秩序,事物有规律。其实《宇宙智能论》在广义上也属于《管控论》。只不过是《宇宙智能论》的管控基点与“实证科学”的管控基点不一样而已。“实证科学”所建立起来的《机械管控论》是基于人的基点,基于人的有限能力,基于“实证科学”在小尺度规律上建立起来的技术能力。因此“实证科学”的《机械管控论》其实属于一种《有限管控论》,与《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然而《宇宙智能论》或者《上帝论》、《神创论》则属于是一种《无限管控论》,是基于神的无私基点与神佛的无限能力的,是一种大尺度上的无限管控能力。也就是说,《有神论》的这种《无限管控论》基于一种超越人类科技能力的更大尺度《管控论》的视角。

基于《管控论》的思维与基于《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基于《管控论》的思维,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考察就需要一种“管控的逻辑”,也就是需要一种管理的思维——管理人类文明的那种管理思维,而不仅仅是那种基于企业规模上的管理思维。因此基于管控思维,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必须有目标、有蓝图、有意志、有设计、有安排,不可能让事物放任自流、让各种资源无限浪费。因此对于事物不仅仅需要有管控的问题,还需要有一种管理的逻辑,也就是使管理必须行之有效。德鲁克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管理学大师,他一直在强调关于管理的效率问题——“管理必须卓有成效”。管理效率这就是管理的本质,这也是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与效率文明的本质,也是工业时代与工业革命的本质。

其实“二分法”当初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这种二分的方法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人类自己能力管不了的那些事情还是应该“归上帝”管辖。然而无论是归谁管,是“归上帝”,还是“归凯撒”,在本质上其实都属于是一种《意志论》、《智能论》、《管控论》,并不是无意识、无管控的《自然论》。“二分法”并没有说“科学的归科学,自然的归自然”。其实自然万物原本就有“管控者”,只不过是被二分法强行切割开来了而已,强行的划分了哪些归“实证科学”管理的那个管辖范围,哪些超越了人力所及而必须划归上帝管理的那个管辖范围。这种“二分法”的划分其实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不归人力所管理的范围其实并不等于没有管理者。然而《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发展观实际上偷换了这个管理范围划分的概念。否定了不归人力管辖范围的原本的宇宙意志的存在,于是就把人力管不到的区域说成是意志管理的空白区域——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自然区域了。

“实证科学”属于一种有意识的管控论,属于一种有限性管控论、有限决定论,而自然主义则属于一种无意识论。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分法”的原始逻辑,忘记了那个长期不归人力管辖区域的属性,所以《进化论》才有了可乘之机,才钻了这个空子。于是《自然论》、《进化论》的无意志思维就代替了宇宙《意志论》、《智能论》的角色,趁机钻到了那个不归“实证科学”管理的领地之中,为所欲为的招摇撞骗起来。这种钻空子其实也只能够发生在人类的表面层面。

不归人类意志管辖的区域并不等于没有意志,这就象我们前面讲过的人类的右脑功能一样,人脑没有被人类自身所使用的区域并不等于是没有被使用。人类的左右大脑那是有分工的。达到哪样的生命层级,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大脑分区。那都是有规则的,不是想怎么着就能够这么着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最后让我们概括的讲,我们在批判了《进化论》或《进化论》的自然主义逻辑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神论》或《神创论》的分析逻辑(作者注:不是指那种信仰逻辑,而是用于分析的世俗逻辑)。其实真正的《有神论》所讲的不仅仅是关于上帝或神佛造人那个人类文明远古的初始事件,还包括神佛安排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每一步,也就是宇宙意志管理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这就是《有神论》从《神创论》到《宇宙智能论》再到《文明使命论》再到《历史安排论》这个人类文明“全过程”的逻辑。其实这就是一种意志管控逻辑,一种管理逻辑——一种我们后面要重点给大家分析的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管理逻辑——管理人类文明这个宇宙项目的整体逻辑。这就是本章所需要确立起来的“主题”。

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历史故事:孔子论持盈戒满防倒之法 / 作者: 默安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3685有一天,孔子前往鲁桓公的宗庙,进去参观,他看到里面有一个酒器。他兴奋地说:“好哇!我终于见到了这种器皿。”

弟子问道:“先生,这个酒器叫什么名字?”

孔子回答说:“它叫宥卮(读又支)。”又回头叫一个弟子:“取水来。”

弟子取水过来,孔子把水,灌到宥卮里。水灌到一半的时候,它还端端正正立在桌上;等到水灌满了,它就倾倒了。

孔子大吃一惊,说:“好啊!这大概就是别人所说的‘保持溢满的状态,不如停止’的道理吧!”

子贡当时正在孔子旁边,问道:“怎样才能做到‘保持溢满的状态,不如停止’呢?”

孔子说:“水溢满,就无法保持平衡;因此,水溢满了就要赶快减损它。”

子贡又问:“为什么水溢满了,就要赶快减损它呢?这里面有什么大道理吗?”
孔子说:“事物旺盛到了极点,必然走向衰落;人快乐至极,就会产生悲哀;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向西偏移;月亮过了中秋,就开始走向残缺。因此,聪明要靠愚钝来维持;见多识广,要靠孤陋寡言来维持;勇猛,要靠怯懦来维持;富贵,要靠节俭来维持;功德遍天下,要靠谦让来维持。以上这五点,是先王之所以永久保持天下、不致丧亡的诀窍!如果违背了这五点,就会丧失天下,甚至丢掉性命。以前那些失败的君主,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

笔者附言:

道家认为,天下万物都有一个道存在,因此天下万物都有一个尺度,超过这个尺度,就会走向反面。道家主张,为人应该虚怀若谷,有包容天下一切的气魄和涵养。只有这样,才能从容的面对一切荣华富贵。要抑制过分的权财、淫欲的诱惑,适应艰难险阻,进而达到至公至正、无我无物、天人合一的境界。古训说:“艰难困苦,玉汝以成。”“谦受益,满招损。”曾国藩自诫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浴,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己不固矣。”

【知识小辞典】《庄子•寓言》:“卮言日出。”陆德明引王叔之注云:“卮器(即宥卮)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

2012年10月18日星期四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二章): 关于《宇宙智能论》的一些解说 / 作者: 小岩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2480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第八节关于《宇宙智能论》的一些解说

前言

大家知道,与自然《进化论》相对立可以就是宇宙《智能论》的学说。当然我们需要再一次说明的就是,《进化论》与《智能论》的所谓对立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因为我们讲过,与“上帝”真正对立的是“撒旦”,无论是“自然论”还是“唯物论”其实都只不过是“魔鬼论”的一种幌子而已。因为只有当人类的“神性”被掏空以后,也就是人类只剩下行尸走肉的“空壳”以后,“撒旦”的“魔性”才可以乘虚而入。因此“物质主义”表面上给人类注入的是物质欲望,实质上注入的却是“撒旦”的“魔性”。如果人类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撒旦”的“魔性”在人体内隐藏起来也就越安全。因此“物质主义”的所谓价值观中性其实并不中性。价值观中性只不过是排斥“正性精神”而接受“负性精神”的一种口实罢了。

大家知道,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神创论的《智能论》,这两种学说会被一起讲解给学生,这两种学说可以被同时教授。至于学生能够接受哪一个学说,那完全属于学生个人的一种自由选择问题。在西方的那种学校里,更多讲述的是关于“思想自由”的选择,而不是所谓“自然”的选择或者“主义”的强加。

其实关于《创世说》或者叫做《神创论》,自古有之,那是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初,神佛有意传授给人类的。因为本次人类人体的形象是神佛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的,而在地球这个位置上的更早先的许多茬儿文明的那些智慧生命却没有如此的幸运。因此神佛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初就明确的告诉了人类的祖先关于神佛在本次人类文明的末期将要归来的事情,人类称之为预言。其实人类文明中的许多古老民族在上古时代都接受到了这种“神传的信息”,所谓的古代大预言,只不过随着人类历史长河的流淌,这种“神传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被人当做是一种“神话”而已。其实神佛传给人类祖先的信息也确实应该叫做“神话”——神将给人类的话。

只不过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崛起,以至于人类精神与传说的东西越来越被“物质文明”所淹没,越来越被短时的“物质性”的眼前利益与物质欲望牵着鼻子走。于是人类关于神佛的嘱托、叮咛与记忆就越来越被淡忘。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末期阶段走向物质化以后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我们讲过,其实西方“实证科学”崛起的时候并没有试图与《神创论》相对立。象牛顿等人这些建立“实证科学”的巨匠们其实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甚至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印刷《圣经》方面。也就是说,“科学”与“上帝”原本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根本就不对立。

因为“实证科学”的根本方法是二分法逻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应该归神管的那么就归神,人自认为自己能够管的了的小尺度规律那么就归人,也就是归“实证科学”来研究。可见在“实证科学”之初,并没有因为“实证科学”的建立而否定上帝的存在。“科学”与“信神”完全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即便是科学家,也可以一方面用“实证科学”的逻辑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而另一方面可以继续研读《圣经》,坚持对神的信仰。两方面本是相安无事、互不矛盾的。比如牛顿在建立起“万有引力”模型之后却坚称自己绝不敢猜测当初上帝创造宇宙的动机。牛顿把宇宙星辰能够井然有序旋转起来的最初动力是归为上帝之手的。

真正系统的把“科学”与“上帝”对立起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该说是鼻祖,他把上帝推动宇宙演化的动力归之于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于是“科学”十分滑稽的被一个并不真正懂得“科学为何物”的“博物学家”给误入了歧途,于是“实证科学界”的思维之水被彻底搅浑了,那些对于“实证科学”本质不清晰的所谓的“科学家们”于是也就都被达尔文给忽悠了。达尔文实际上用的是一种真正“伪科学”所惯用的方式也就是“诡辩论”偷换概念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以至于“科学界”中那些“实证科学”思维不坚定、不清晰的人们就轻而易举的都被搅和走了。于是关于《进化论》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也就再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关于《进化论》有没有科学证据(#1部分)或者是否符合“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2部分)也就没有多少人再去关心了,剩下的就只是一堆跟着起哄的人群了,把《进化论》作为一种美其名曰“科学信仰”(#3部分)的旗号打起来,四处煽风点火,并进而“发展”为鼓动颠覆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也就是说,《进化论》论开创了一种“证据并不重要”的逻辑颠覆时代,比如当今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就是一种不注重证据,可以根据思想定罪的做法,不能不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维没有关系。先定罪而后立案侦查搜集证据,即便搜集不到证据,即便是编制证据,那也得定罪。先行定好的罪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以被更改的。

达尔文作为一个思想狂徒,与所有思想狂徒们的做法都差不多,都是“半瓶子醋”的状态,忽悠的也都是一知半解的人。形象的比喻,就象刚刚学功夫的那个毛头小伙儿,见树劈树,见砖劈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学了功夫,于是到处惹事。而真正有功夫的,那都是藏而不露。因此,所有那些打着“科学”旗号到处忽悠的,到处攻击别人“不科学”的人,充其量其实就是个“半瓶子醋”而已,只是到处“劈砖”而已,否则不惹是生非,手就痒痒。

一、考古学的禁区

其实所有不关心证据、不遵守方法而打着科学旗号的人都是真正的“伪科学家”。它们效忠、维护、服务的或着听从的也就是某种既定的“思想”而已。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跟着思想走”一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对,因为“信仰”本身就属于一种思想导向。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科学”有“科学”的方法论,“信仰”有“信仰”的方法论,“思想”也应该有“思想”的方法论,“哲学”也应该有“哲学”的方法论。无论是“信仰”还是“科学”,你都应该遵守各自相应的方法,然而《进化论》就是一种混不吝。既不遵守“科学”的方法,也不遵守“信仰”的方法,却还把“科学”与“信仰”两种名头都扣在自己的头上,美其名曰“科学信仰”。实际上《进化论》的这种颠倒事物逻辑的方法恐怕也只能叫做“流氓方法论”了。而这种“流氓方法论”自达尔文以来也确实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流氓人才与追随者,甚至有功于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流氓政权”的建立。“我是流氓我怕谁?”

其实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一定都是非常注重证据的。没有证据的支持,一切“科学理论”也只能够停留在一种学术“假说”的状态。然而如果证据出现了,却无法支持“假说”的话,那么这种“学术思想”连作为“假说”的地位都不能再被保证,因为未被证实的“假说”那就成了被证实的“谬论”。其实达尔文《进化论》的处境就是如此,不是没有证据。而是没有能够证明《进化论》正确的证据,关于《进化论》属于“谬误”的证据其实大有所在,例如《考古学禁区》,也有直接翻译为《禁止的考古学》Forbidden Archeology的,这本巨著的作者克莱默Michael A. Cremo与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就搜集和指出了大量与《进化论》的论述相左的证据。

克莱默与汤普森是专业的考古学家,而不是象达尔文一样的那种可以胡编乱造的什么“博物学家”。克莱默与汤普森在他们那部900页的科学巨著中,为大家列举了500个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从而给我们揭示了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甚至远至几十亿年前人类文明的遗迹。而这些遗迹恰恰都是《进化论者们》所刻意回避的对象。比如关于巨人,克莱默与汤普森认为有关巨人的化石就是被一些人有目的的隐藏起来——就是为了避免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到质疑。

这就是使人们感到十分滑稽的地方,也就是说,《进化论》不但在考古学方面没有找到能够支持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观点的证据,反而是,考古学所揭示的大量证据与达尔文所期待的恰恰相反。考古学在这些方面的证据恰恰反驳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思想“假说”。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连停留在人类思想“假说”阶段的资格都已经被剥夺了,于是《进化论》就只能永远与那些被人类认知所抛弃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为伍;永远再无期望也永远不应该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真理”。

关于所谓的巨人论或者矮人论,其实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存在过,所以《白雪公主》中的那七个小矮人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当然为大家进一步列举考古学、生物学方面的相关证据,这并不是本文的主要工作。如果读者们对那些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感兴趣的话,那么还请大家去阅读克莱默与汤普森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因为本文的核心是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思维体系,一套从新认识世界的认知方法,而不是专门论证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揭示《人类文明使命论》这才是本文所集中关注的。

大家知道,目前大家所了解的《有神论》在年代上都属于是超越“实证科学”相当久远的一种认识,而“实证科学”只不过是人类这300多年以来的知识而已。就象我们刚刚讲过的,其实《科学论》与《有神论》并不矛盾,在“实证科学”创立之初,两者原本就是并行存在的,互不干扰。《科学论》解决的是关于小尺度的事情,而《有神论》所关注的则是大尺度的问题,比如人生的那三个基本问题。

其实“科学”与“信仰”两者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面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问题,两者之间属于象东方思想所认为的那种“上下关系”,因此“科学”与“信仰”之间,两者并不存在同等层次上相互的“竞争”关系或者相互的“矛盾”关系。因为所有可以形成互为“排他性”竞争关系的,那只有在同等层次之中才有能够发生,而且是在人类这样的物质空间同等层次的意义才会发生,因为人类空间的物质比较刚性、比较排他。我们以后会给大家讲到,这世界上是高度收敛的物质“金”的一种属性。这里涉及到一些五行知识。

然而物质化的“实证科学”的方法其实只是这300多年以来的事情,但是似乎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人类文明现在似乎已经被这种“物质文明”与“物质欲望”完全浸泡、完全控制。人类的思维与人类的行为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些“物质文明”与“实证科学”了。人类思想也确实是因为被这些物质性因素浸泡了太久的缘故,人类现在离开了“实证科学”似乎已经不会用“本性”去思维了,因此被物质力量所包裹在其中的精神力量已经很难彰显出来了。就象中国古话讲的那个“玩物丧志”的道理,物质可以使人心志迷失。就是这个道理。舍本而逐末,包括人类现在所有的技术手段其实都属于枝叶末端,不解决根本问题。人类现在所关注的既不是“根”,也不是“本”,只是“末端”。这就是人类在文明“末期”丧失“本性”只存“末性”的一种典型表现。

也就是因为《科学论》对人类而言是比较新的知识,而《有神论》则是比较久远的思想,所以在《科学论》出现以后,人类思维在已经被“物质化”变异以后,在已经被“科学化”格式以后,至今还没有人系统的使用“实证科学”的逻辑方法来分析论证关于《有神论》存在的必然性与正确性,也就是再从新把《科学论》与《有神论》带回到一种原本和谐共处的状态。这才是本书的根本目的——“科学”与“上帝”与“神佛”并不矛盾。“实证科学”是人类所掌握的“人类科学”,只是一种小尺度的科学,而神佛所掌握的则是更高的科学,是超越人类科学的科学,是更大尺度上的科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宇宙科学”。

然而我们讲过,“科学”有“科学”的方法论,“信仰”有“信仰”的方法论,我们这里所讲的使用“实证科学”的认知逻辑对于《有神论》存在的论证,只是为了便于现代已经被“西化”了的人类从新认识《有神论》而已,属于一种认知的方法,并不等于“信仰”方法的本身。因为真正的“信仰者”仅仅认知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实修”。然而我们这里的“认知”与真正的“修行”是两回事。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信仰者”那就必须按照“信仰”的方法去修行。

二、生命外来说

为了能够帮助大家使用“实证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阐述关于《有神论》的《创世说》原理,或者叫《神创论》,或者叫《智能论》的原理,那么就让本人先给大家讲一讲“生命外来说”的观点,因为大家知道《进化论》的“生命自然说”所假设的就是一种“生命原生说”的逻辑,也就是说,假设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起源于我们这个地球。尤其关于我们人类的起源问题。实际上我们把人类自己假设为这个地球上理所应当的真正主人。套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听起来耳朵都起茧子的中共新闻发言人的那句话:“某某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领土”,也就是说,《进化论》的“生命自然说”或者“生命原生说”的假设声称:“地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人类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领土”。还有网友调侃说《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也应该被中共新闻发言人宣称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领土”。

人类是地球理所当然的主人。难道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人类眼中的那些外星人其实才是“地球”这里真正的主人。然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外星人居住过的那个“地球”并不是我们此次人类文明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而是指在现今“地球”这个位置上更久远的前几茬地球而已。外星人是那个时代“地球”上的主人。我们这一茬人类实际上是侵犯了“别国的领土”。“外星人”其实并不“外”,而我们人类也并非“自然原生”于此。或许说我们人类才是真正“外来”的。这就是此次地球“生命外来说”的含义所在。关于“生命外来说”这个命题,无论是从证据方面还是逻辑方面,我们都必须为大家再详细的讲一讲。

据报道,现在科学家们在南极科学考察中,已经发现了几十亿年前从外太空落入地球的陨石,本人记得报道中说,好象是从火星来的。大家知道陨石从外太空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表面会发生高温燃烧。最后能够落到地面的陨石只能是燃烧后剩余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令人十分或万分震惊的是,在这些陨石燃烧的表面之下却发现了一些生命的种子(有机物核酸结构、简单细胞结构等),而且还有能够存活下来的迹象。这个发现实在太让人震惊了。科学家们从这个发现中至少可以得出两条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结论。

n 第一,生命的种子在经过了漫长的太空航行之后还能够存活;

n 第二,生命的种子在经过了大气层的剧烈燃烧之后还能够存活。

够了,有这两条就足够了。这也就是说,作为生命进化的源头,如果有生命进化存在的话,生命进化起点的生命种子是完全可以从来源于地球之外的外太空进入地球的,完全没有必要象等待彩票中奖概率小到象被雷电霹到而能够正向意义产生简单生命结构的那种超微小概率事件——把无机物霹出个有机物,再把有机物霹出个简单单细胞的生命结构。这就是我们关于地球“生命外来说”的主要论点。起码可以逻辑源头上斩断自然《进化论》在生命起源上与地球生命必须原生《自然论》的逻辑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生命外来说”的思考继续推理下去呢?也就是说,那些掩藏在陨石融化表层之下的生命种子到底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生命外来说”与生命《神创论》或者宇宙《智能论》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大家不妨想一想,那些陨石通过太空旅行而携带生命种子来到地球上,难道是一种纯粹的偶然吗?如果把这种现象归为偶然,那么与《进化论》关于生命自然进化说、生命原生说其实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仍然属于是一种无意识论的《自然论》而已,只不过是把地球上的“自然”换成了外太空的“自然”而已。难道外太空的生命种子真正是自然的没有目的的掉落到地球上的吗?

我们不妨这样大胆的设想一下。有一种更高智慧的宇宙生命坐在外太空或者宇宙的某个深处,就象开炮发导弹一般,通过发射陨石向地球上发射生命的种子。于是在地球的某一个时期,大量的生命种子从外太空被发射进来,于是地球上的生命就突然的一瞬间的蓬勃生长起来。您还别笑,您还别不相信本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作为佐证。

有地质学常识的人们可能都听说过关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个地质事件吧?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渐进的演化而来,不可能一下子就出现与前一个地球时代那些生命现象没有多少连带关系的大批生命出现,也就是在演化证据方面前后两个地质阶段的生物看不到相关的中间联系环节。但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却就是如此的发生了,与《进化论》的认知完全不同。因此“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其实是一个驳斥《进化论》的非常好的例子。

寒武纪的地质时代,按照地质学家们讲,大约是5.9-6亿年前开始的(作者注:这些认知其实只是现在地质学家们的说法,本人并不认同。这到不是什么C14时间测试准确不准确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思考这些古老岩石与本次地球逻辑关系的认识方法问题)。“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指,在寒武纪之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前寒武时代,地球上化石所呈现的生命形式非常简单,种类也非常少。然而一进入寒武纪地质时代,“地球”上的生命种类一下子突然多了起来,而且生命的结构也突然的复杂了起来。与前寒武的生命看不出有什么必然的进化关系,因为这些生命是突然产生的。也因此,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象一直以来令科学家们所困惑不解。

其实每当证据与思维发生矛盾的时候,当我们使用的理论不能够解释某些证据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变换另外一种思维方式,那么矛盾就会立即得到解决。这也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到了的时候。如果我们站在“生命外来说”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困惑也就会即可消失。难道不是吗?因为从寒武纪那个时代开始,有更高级的生命,处于外太空或者宇宙的深处开始大批量、高密度的向地球的方向发射生命的种子。这些生命的种子一旦被发射到地球上来以后,于是地球上的生命现象就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生命大爆炸”的现象。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的思维如果还是站在自然《进化论》的基点上,那么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思考都不可能想明白“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件事的。曾经在《正见网》上的一篇小文,《从运载火箭到H1N1流感病毒》,其实讲的也是关于“生命发射”的这个道理。我们在第五章所要讨论的春秋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的爆发,也就是思想“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所要发射生命的种子,《诸子百家》时代是发射思想的种子而已。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不仅揭示了地球“生命外来说”相关方面的证据,其实更重要的是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宇宙智能论”方面相关的证据。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宇宙中如果不存在更智慧的宇宙生命,那么来自外太空的生命种子是应该随机发生的,时间分布也应该是比较均匀的。就不应该发生生命“大爆发”、“大爆炸”的现象。所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只能够说明这个宇宙事件是有目的的,是有某种安排的。而在这个事件、目的、安排的背后那就一定具有某种宇宙智慧的存在。因此“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可以看做《宇宙智能论》的一种佐证。

本人在《1992年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文中曾经提到“宇宙之光”的概念。这个“宇宙之光”与我们刚刚讲过“生命种子的发射”以及《从运载火箭到H1N1流感病毒》那篇小文所讲述“发射原理”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在论证“生命外来说”与“宇宙智能论”的问题。想必熟悉玛雅预言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束“宇宙之光”的事情。当然有些读者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之前并不知道,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就让本人把《1992年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文中的相关内容为大家简单的引述一下吧。

根据玛雅预言,从银河系的中心向太阳系所在的方向射出了一束光,于是太阳引领地球等众行星进入这束光的地球年份就是公元前3113年,我们太阳系文明需要经过5125地球年的时间,我们的太阳系才能走出这束光,一束孕育着本次人类文明的“宇宙之光”。……

那么,地球净化与银河系射出的这束“宇宙之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球在生命的长河中已经有病了、地球由于各种原因已经被污染或破坏了——已经变成了宇宙之中的一只烂苹果了。那么面对这只宇宙烂苹果,神佛们会怎么办呢?其实由银河系中心所发射出来的这束“宇宙之光”就如同我们当今人类社会所研发出来的那个激光武器,或者就象现代医学治疗癌症所使用的那个化学疗法一样,这束“宇宙之光”其实是用来给地球医病的。所以第五太阳纪的最后二十年才叫做“地球净化期”嘛!于是,沿着这束“宇宙之光”,宇宙中的许多因素都会被注入到地球上来。这是肯定的。

三、《宇宙智能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进化论》的背后暗藏着这样一个逻辑线路,用《自然说》从根基基点上否定《神创论》的思想,斩断人类的来源、斩断人类的根,使人类迷失方向,使人类忘记自己的家园,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来到人世间的使命,从而完全被物质所淹没,所误导,并且通过放大这种误导作用,使人类能够更加有效的迷失。人类丧失了方向,也同时摒弃了来自宇宙高层对人类行为的道德约束,使人类文明完全被个人的、一生一世的短线欲望所驱动,走上一条彻彻底底的利益主义的道路,从而在表面人生的背后使人类不断的积累“魔性”,最终把人类拖入“最后的审判”,把那些在人类文明“末期”这300年物质文明时代才刚刚进入三界之内的那些希望在人间被救度的宇宙生命彻底拖垮,并最终把这些生命打入地狱,永无翻身之日。因此,物质文明使人类迷失,其实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并不是根本的目的,让人类为“魔性”所驱动而堕入地狱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目的,才是“撒旦”真正所期待的。因此,一切物质,一切形式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然而要想掩盖目的,把物质手段当做目的,就必须使用一种“颠倒”逻辑。西方的“实证科学”实际上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只不过“实证科学”属于无意之失。然而达尔文的“动物性”与马克思的“魔鬼性”,那完全就是刻意而为了,属于一种有意犯罪。

那么我们《宇宙智能论》的逻辑线路又是什么样的呢?本次人类文明是《创世主》所创造的,因此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有来自于高层宇宙的根。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其实也都肩负着履行人类文明使命与维护宇宙进程的责任。因为这一茬人类文明以及相应的人类成员与高层宇宙空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所以这一茬的人类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中的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上都有更高层宇宙神明的精心安排。这就是高层《宇宙智能论》与人类《文明使命论》的内在关联。其中的逻辑路线是,先有了《宇宙智能论》,然而才有了人类《文明使命论》,而后两者关联,最后才有了历史进程的《历史安排论》,有了神明对于人类每时每刻的安排与呵护。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宇宙智能论》这个基础,然后才能够走向人类《文明使命论》。《文明使命论》是《宇宙智能论》的一种必然结果。《宇宙智能论》相当于认知系统的思想基点#3部分,人类《文明使命论》相当于认知系统的逻辑方法#2部分,《历史安排论》就相当于认知系统的具体论证#1的部分。

这一系列有系统、有规划、有目的的安排,在企业规划上,这叫做企业的“发展路线图”(road map)。这种“发展路线图”,也就是关于结构体设计的蓝本或图纸,其实这是任何一种“系统与结构”的生成所必须的,也是智能安排的一种必然产物。而《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其实是一种没有设计图的随意的“发展”。即便假设有“进化”的存在,但是与最终可以实现的某种设计产品,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没有设计蓝图的任何努力工作,一定是无效的。努力工作不等于可以生产出实体性、成果性的产品。其实《进化论》的背后也是有“发展路线图”的。只不过这个“发展路线图”是不可告人的,完全是一种“篡权路线图”、“颠覆路线图”、“魔鬼路线图”。

因此,生命进化(作者注:让我们暂时先借用这个词)不可能是由“意志缺失”的、纯粹的、自然的动力所主宰。自然力那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而已。“自然”幌子的背后所隐藏的其实就是一种“魔鬼”的意志。是反上帝的撒旦的意志,而不是什么物质的中性价值观。

那么人类一旦接受了《宇宙智能论》这个思想基点,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与《进化论》给人类所造成的负向影响恰恰相反,《宇宙智能论》应该对人类思想与人类行为带来一种价值正向的激励,于是人类在思想原点方面就可以找回几百年来所迷失的方向。也就是对神的“信仰”会弥补“实证科学”在人生方向感方面的欠缺,保证人生面向高目标、高起点发起努力。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所发生“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作者注:思想上的巅峰而不是物质技术方面的高峰)与人类早期对神的“信仰”其实是分不开的。那么为什么人类文明在思想方面表现为“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呢?因为只有在思想这个基点上一开始起点就表现为巅峰状态,那么才能够保证人类文明足以持续必要的历史进程长度。因为人类文明也只有能够坚持足够的一定时间长度的时候,才能够保证人类文明顺利的完成所赋予的文明生命,也就是才能够坚持走到被神佛们所设计的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人类文明被塑造成为能够具备所肩负的宇宙使命的能力,才能够在智慧上具备接受宇宙佛法至少在表面文化层次方面的理解能力。也就是说,才能够保证面对宇宙未来需求的时候完成人类文明的使命。也就是在既定的某个宇宙特定时刻,人类才能够具有把人类文明与宇宙使命联接在一起的可能性。所以为了避免人类文明出现过早的衰败,人类文明对神的信仰,就一直起着一种维系人类道德标杆与约束人类行为道德规范的作用。这也就是尽量避免人类文明过早的走入为所欲为的物质文明的阶段,避免人类本性过早的被物质欲望与物质利益所淹没而迷失“本性”与“神性”。因为物质文明对于时间大尺度的长期使命问题是不擅长的,因此就必须以《有神论》的“信仰”作为一种补充与辅助。因此《宇宙智能论》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人类文明不要迷失发展方向,也就是不遗忘人类文明所肩负的宇宙使命,同时《有神论》的“信仰”也能够始终使人类不丧失返回宇宙家园的愿望。当然这些问题其实都属于本次人类文明一直以来所应该关注的“终极使命”问题。

(待续)

2012年10月17日星期三

中共的“活该”论 / 文/一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0/16/中共的“活该”论-26407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六日】二零零四年,辽宁省普兰店市的法轮功学员曹玉强被警察殴打致死,明慧网报道了这一消息后,海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普兰店市公安局核实该事件,不料电话接通以后,对方想都不想就说了一句:他死得活该。


人们不敢想象,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被虐杀,换来的竟然是轻描淡写的两个字——活该。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人皆知,这些警察更不会不晓,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冷漠而没有愧疚呢?杀人就是犯罪,一个地方上的公安局,怎么敢如此心安理得而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罪恶感呢?

翻查一下明慧网就会发现,这个公安局不是孤例。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虐杀是“活该”的论调,早已象瘟疫一样在中共的警察中蔓延。如吉林省舒兰市公安局副局长辛河冲着法轮功学员宋冰(已被迫害致死)说:“打死你都活该!打死你都不解恨!”四川遂宁市南强派出所垅坪洗脑班恶警席敏,辱骂以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叫你不要炼法轮功你偏要炼,饿死了活该。火葬场这么近,死了拉过去就是。”武汉何湾劳教所恶警李靖,指挥给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并添加辣椒粉,说:“受不了活该,整死他们都没有关系。”山东省章丘市明水县党家乡派出所副所长:“死了活该,炼法轮功的死一个少一个。”重庆沙坪坝区井口洗脑班恶徒说铁路分局列车员徐云凤(已被迫害致死):灌(食)死了活该,谁叫她不转化,中国有的是人。……

原来“活该”,是中共警察对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共同逻辑和心理。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活该”,除了肆无忌惮之外,还流露出了更多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是的,他们仇视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谁都知道,仇恨的心理嫁接的是毁灭,不仅会使人情绪失控和疯狂,还会转化成暴行或使暴行升级。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种仇恨中被酷刑折磨甚至虐杀。可是法轮功学员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好人,仇恨好人是没有道理的,导致仇恨的唯一因由,只能是中共对法轮黑白颠倒的仇恨宣传。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动用了全部国家宣传机器,歪曲事实,栽赃陷害法轮功,“1400例”死亡、自杀、杀人、精神病,极力将法轮功学员妖魔化,在人们心中煽起仇恨。如武汉电视台拍摄的一部诋毁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电视片,不仅被江泽民用来胁迫中共其他领导人同意迫害法轮功,还在监狱用来作为强迫洗脑及酷刑折磨的依据。一些警察就是因为观看此片而开始仇恨法轮功。而当江泽民发现转化法轮功学员不成功而准备加大力度“从肉体上消灭”时,又出笼了“天安门自焚”、“炼功杀人”等等血案栽赃嫁祸法轮功。

当记者采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沙祖康,问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的药物时,沙祖康毫不掩饰的回答:“他们活该。”薄熙来也曾赤裸裸的对大连公安局头目说:你看这些炼法轮功的,这么团结,这么有效率,不抓不打怎么办!你们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了活该,由政府承担责任。可见,中共警察的“活该”论,除了来源于仇恨宣传,还是中共内部上行下效的结果。

“活该”论的流氓逻辑并非始于迫害法轮功,它在中共内部有着更深的渊源。它最早来源于毛泽东,无数次的祸乱过中华民族。毛说:“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活该论”文革中在“红卫兵”中广为流传,不久暴力和血腥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江泽民不仅继承了这一流氓逻辑,还用更加露骨和血腥的“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为它做了最邪恶的注解。

人是有理智和情感的,一个人总有冷静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为做过的错事而悔恨。而“活该”论会对施暴者起到良心的麻醉作用。毛和江贼,都成功的利用它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整人运动,把中华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

中共的“活该”论抛开了人性、道德和法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论调。“活该”论充分表明,中共的一切宣传,都是为暴力做掩护,为群体灭绝架桥铺路的。中共的狰狞面目和强盗逻辑,在这一论调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人人都来反中共邪教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0/15/人人都来反中共邪教-264042.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当今中国,官场乱象丛生,贪官暴官层出不穷,许多官员被判刑而失去人身自由,同时给亲戚朋友带来了极大痛苦,一幕幕人间悲剧让人痛心。为官者应该都是高智商的人,怎么就傻到连自己的安全都不保了呢?是不是入了邪了呢?


不是中国人素质不好,也不是中国人没有教化。中国神州大地是神佛传法度人的圣地,儒释道为我们奠定了正统道德文化,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我们的骨子里都有道德文化,“善恶有报”、“厚德载物”是基本常识。好多人有善根,希望多做善事;好多人有佛缘,向往求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法轮大法更是当今上乘佛家大法,立足本职做好事,修炼宇宙“真善忍”特性,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真正修心向善,不断提高道德水平。法轮大法起初就在中央国家机关传播,许多领导人、社会名流和著名科学家都十分推崇,目前弘传一百多个国家。法轮大法修炼者是现实社会的真正好人、好师傅、好专家、好老板和好官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良心。

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贪官暴官,也不是说西方民主社会就没有官场问题。但当一个官场的大多数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就说明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官场。

我们深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一党专政制度是腐败和暴行的温床,由于没有实质性的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和暴行,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但中国官场腐败和暴行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以及中共无神论的灌输所导致的整个社会道德全面败坏。

我们更要正视惨痛的民族灾难:“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多人、“文革”整死了七百多万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相生相克是普遍规律,有正必有邪、有佛必有魔,正教与邪教同在我们身边。我们怎么判断正教与邪教?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正教叫人修心向善、邪教叫人行邪作恶。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它反人类反天理,反对神传文化,推崇阶级斗争,推崇暴力革命,教唆、逼迫大批人行邪作恶。世界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现在,让我们客观冷静的看一看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事实真相。

起初为了夺取政权,这个组织用一套荒谬的“剥削”理论教唆那些流氓无产者:我们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这世界上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存在,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了我们穷人!我们穷人要拿起武器,采取暴力革命,把那些地主和资本家打倒、打死,把他们的东西抢过来。这不是杀人抢劫吗?但这个组织竟把这种杀人抢劫行为标榜为“正义革命”。

篡政以后,这个组织寄生并强制控制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不是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是被用来镇压好人,党魁通过发动“整人”运动,实现其邪恶的政治目的。中华民族已经遭受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一系列灾难,八千多万的民族同胞被无辜害死,连国家主席都是受害者。在政治运动中,有多少被蒙骗的人为了所谓的“革命、先进”等政治虚名,竟丧尽天良的与自己父母划清“阶级界线”,打自己的父母,骂自己的老师,否则就被定为“革命立场不坚定”、“党性原则不强”。迫使人成为不讲道德、不讲人性、六亲不认的政治流氓。

那么改革开放后,这个组织是否变好了呢?十多年前,面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合理诉求(要求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当时中共党魁因不得民心而妒恨法轮功,威逼国家机器参与非法迫害,成立恐怖组织,在全国又掀“文革”式运动,将不同的信仰视为搞政治,将正常和平上访(当时总理已命令释放无辜被抓捕的学员,并重申信仰自由、政府不干预群众健身运动)定为围攻,蓄意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等假录像(有多处造假破绽,如夹在脚间的雪碧瓶烧不破等)蒙骗社会,栽赃污蔑法轮功。大肆践踏国家宪法和社会公德,剥夺人民强身健体和提升道德的权利;非法残酷迫害好人,甚至活摘人体器官出卖牟利(王立军已向国际社会曝光),其丧心病狂程度成为全星球、全人类之最!犯罪集团知法犯法,做贼心虚,所有指令都是口头传达和对外绝密的,完全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也许你认为以上是政治运动、与你无关,也许你是现实的既得利益者,也许你是领导干部,但不管你是谁、是多大的老板、当多大的官,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都是邪教的受害者。

我们要记住,邪教是害人的,以毁人为目的。除了整人运动,这个组织一直对中华民族进行邪恶的洗脑,将神佛、道德和因果报应等传统文化说成迷信,向人灌输无神论、唯物论、生物进化论邪理,社会道德底线被不断冲溃,出现了缺德社会。社会乱象丛生、毒食物充斥市场、天灾人祸频发,我们的生活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更麻烦的是,在这种邪理毒害下,人的内心没有天理报应如影随形的约束,你可能会误入歧途而做坏事。你也许忘记了财富、地位、幸福是道德决定的,你可能还在本末倒置的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有许多领导干部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还要贪污腐败,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你也许忘记了道德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你可能还在违背天良的采取暴力、金钱等手段来处置社会问题,给社会带来不公,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不相信因果报应而做坏事,就象掩耳盗铃一样,等遭报的时候还不知问题根源或不知改正方向。这是邪教的又一个害人伎俩。

世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人都需要善良,人人都要反邪教,远离邪教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和美好人生,每个人都必须在正邪善恶之间作出生死攸关的抉择。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我们大多数人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加入党、团、队的,或是被动加入的,或是集体加入的,当时主要为了报效祖国。在你知道它是害人邪教的时候,知道它会把你拖入地狱的时候,你还不惊醒吗?

也许你希望中国尽快走向民主法治(最好是德治),这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当务之急你还是先退出邪教自保性命安全,同时修心学佛提高层次,立足本职做好事,以德为先,利人向善,做个道德高尚的人。

佛是慈悲的,不看你的过去,不看你的职位,只看你的人心。目前有个不花钱、不费事就可能保平安的方法,就是“三退”(在内心退出党、团、队,有条件的在大纪元网站或国外退党服务点退党)并诚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请不要以人心理解佛法,佛法是超常的科学,佛法不参与政治,佛在救度众生;修炼者讲的是真相,一切为了你好,不希望你受伤害。你选择佛法也不是搞政治,是为了选择正确的为官为人之道,为了选择安全和幸福,为了选择美好未来。

2012年10月14日星期日

陨石雨兆中国现代所发生的大事




中国吉林陨石雨留下的大陨石

http://news.zhengjian.org/node/143211976年吉林陨石雨、1997年2月山东鄄城陨石雨,2012年青海陨石雨。在中共建政后的60多年里,这三次天象变化,相应中国政坛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政治海啸。


中国古人认为,天人感应,既天体变动对应人间变化。道家更以“夜观天象”来为君主观看国运兴衰、预见国君权位、生死等国家大事。陨石雨通常被视为有大事件发生的先兆。

《史记•天官书》中说:“星坠至地,则石也。”也就是说,流星坠落到地面,就成为了陨石。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关于流星和陨石的记载,道家更以“夜观天象”来为君主观看国运兴衰、预见国君权位、生死等国家大事。陨石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

据大陆官方媒体2012年2月17日报导,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境内出现过四次较大的陨石(雨):

第一次是1976年3月8日,发生在吉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罕见;第二次是1986年4月15日,发生在湖北随州;第三次是1997年2月15日,发生在山东鄄城;第四次是2012年2月11日,发生在青海西宁,规模仅次于1976年。

1976年吉林陨石雨:中共三巨头去世 中南海宫廷政变

1976年3月8日,吉林天降陨石雨, 这颗重约4吨的陨石从地球公转轨道的后方以每秒15-18公里的相对速度坠向地球,在吉林市郊区附近县镇,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一个大火球在白天从天而降,由于受到高温高压气流的冲击,吉林陨石不断发生破裂,在19公里的高空发生了一次主爆裂,随即分裂成许多小火球,许多陨石落地。其中,一号陨石溅起的碎土块最远达150米,造成的震动相当于1.7级地震。

后来,这位天外来客被收藏到吉林市陨石博物馆。当时共收集到陨石标本138块,碎块3000余块,总重2616公斤。其中一块最大的陨石重达1770公斤,被称为“大陆一神”,并被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同时被中国列为一级藏品。

更为神奇的是,陨石的降落地点分布在东西长72公里,南北8.5公里,总面积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有大量的村落和居民区,却没有伤及一人一畜一物,实属世界陨石雨降落历史中所罕见,更为吉林市这快福地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毛泽东对吉林陨石雨的恐惧

1976年的4月22日,毛泽东让照顾他的“贴身服务员”孟锦云给他念一则新闻听。当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呆滞思考了好长时间,自知大限将至。因为他对历史很熟悉,他对孟锦云说,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当时被无神论毒害得啥都不信的孟锦云对毛这一举动很诧异和不理解,表示自己不相信,都是古人编的。而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由此可见,一生中战天斗地的毛是相信这一说法。

据郭金荣所著《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其中章节记叙:“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

“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受“无神论”影响的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了“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也并不相信1976年中国将要发生什么大事情。

同年,中共三大巨头毛泽东(9月9日)、朱德(7月6日)、周恩来(1月8日)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5月至8月,云南西部和四川松潘相继发生3次7.2级机以上的强烈地震;随后10月6日,中共发动宫廷政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获得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后,分别拘留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继而隔离审查,一般以此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事实上,在1976年之前,1971年吉林省双阳县境内还发生过一次规模稍小的石陨石雨,同年,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由于中国正处于对毛“无限崇拜”的文革狂热之中,突然发生被毛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身亡事件,引发了中共政坛的剧烈震荡,也触发了不少人对文革运动的理性反思,该事件成为文革运动的拐点。

1986年湖北随州陨石 中南海起风暴 胡耀邦被逼下台

1986年4月15日,发生在湖北随州的陨石是一块受过高强度冲击的球粒陨石,它陨落在湖北省随州市东南面12.5公里处的大堰坡。该年,胡耀邦被逼下台,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0月22日中共元老叶剑英去世。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学生运动,反对“官倒”,主要参与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称为“八六学潮”,也成为1989年学潮的一次热身序曲。

1997年山东鄄城陨石雨:邓小平去世

1997年2月15日,在巨大的爆炸轰鸣声过后,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级市的周遍地区落下了一场中等规模的陨石雨。当地百姓被这突如其来的小黑石头雨给惊呆了,鄄城陨石普遍个体偏小,一般在十几克到几十克之间,最小的如花生米粒,最大的有2公斤多。这次陨石雨落下1,000多块陨石,总重量超过 100公斤。

消息一经媒体报导,国内,以及港澳地区的石头贩子蜂拥而至。在鄄城陨石雨坠落的第一天,当地拣到陨石的群众基本上是给钱就卖;第二天陨石的价格在当地就由十几元一个涨到了几百元一个;第三天当地群众已经知道这“天上掉下来的小黑石头”很有经济价值,所以给多少钱都不想卖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地方公安部门的介入,当地曾经被戒严了一星期左右。

陨石落下仅4天以后,2月19日,官方正式宣布,邓小平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在北京病逝,时年93岁。邓小平去世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陨石雨预报天象的准确性。随后江泽民终于摆脱邓的束缚,全面掌握大权。

同年,11月8日,中共强行上马的长江三峡大坝截流成功,被外界称为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埋下了中华地质史上最大的隐患。

2012年青海省大型陨石雨:王立军事件 中南海海啸 中共面临崩溃

2012年2月11日中午1时40分,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再次发生大型陨石雨,几百块陨石从天而降,最大的达到12.5公斤。此次陨石雨现象是继1997年2月15日山东鄄城之后,中国首次发生的陨石雨现象,其陨石之大、数量之多,超过1997年,仅次于1976年3月8日出现在吉林的陨石雨。

《北京晚报》报导,有村民介绍,当时晴朗的天空中不断出现连续爆炸声,刚想抬头看个究竟,就觉得有一只老鹰俯冲下来,还扬起一股蓝烟。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有东西砸在了地上,是块黑色的石头。

北京天文馆陨石专家张宝林说,有的石头很完整,四周都有黑色的硬壳包裹着,有的在落地过程中摔裂,呈现新鲜的断裂面,上面可见细小的银色颗粒。“这些石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黝黑的表面以及表面上仿佛指印一般的印痕,可以断定确实为陨石。”

这场陨石雨降落地点涉及6个村庄以上,范围达方圆100公里以上,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2.5千克。张宝林说,“从陨石烧壳特征等方面看,陨石在穿过大气层后至少发生过两次高空爆炸,所以推测陨石降落的面积可能更广,应该还有更大的陨石没有被发现。”

今年2月6日,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携带机密材料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震动中共朝野,被称为是中共建政62年来首名副部级高官投奔美领馆的政治事件,可比林彪出逃,事件引发了继6.4运动以来,中共高层最大的政治海啸。

在全球的聚光下,中共高层各派分崩离析大动荡。周永康、薄熙来秘谋政变、企图整垮习近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在国际贩卖尸体……,一个个惊天罪恶被抛出。

在这一系列罪恶的背后曝光了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等追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13年,动用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国家财力来维持,建立第二权利中央、投入巨额资金控制海内外媒体制造舆论,建网络监控、封锁信息、滥用司法,私设武装等。

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杀实际上是围绕夺取“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接班人习近平展开,恐惧由于迫害法轮功被清算的江泽民暗中不断实施先由薄熙来夺取“十八大”政法委书记职务,再取代习近平的阴谋。薄熙来和周永康背后一直受曾庆红和江泽民的支持。王立军事件的爆发,使得这一阴谋破产。

中国问题专家石臧山表示,法轮功命案已是这场政治动荡的最核心问题,成为震动全球的大事件,活摘器官不断在国际曝光,引发中国高层决策者再次面对法轮功问题做最后选择,涉及逮捕周永康、法办江泽民,中共崩溃在即,中国政局将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