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 / 文/静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6/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28066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六日】“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待续)

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

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 / 文/曹长青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3/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28068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十月一日,是中国的法定假日,因这一天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周年日。十一跟春节,是中国的两个最长假期(法定假日三天,连同前后周末共放假7天)。中国人在享受这个“黄金周”的长假期中,由于长期生活在官方宣传的“虚假”之中,忘记或根本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地出现之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灾难、劫难。 
 
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然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迫害、枪杀等。这个西方学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国内一些勇敢学者的调查研究证实。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所谓的十一国庆为标志,中共政权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数据,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 p~p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 p~p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 p~p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China p~p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数据: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多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2013),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从民间渠道得到的数字统计,至今已有3,6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去年(2012)基督教会及教徒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件数字、被捕和判刑人数,及被虐事件数字等六项指针综合评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则上升61.1%,过去7年平均增长率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会”,截至去年9月,因坚持户外宗教祈祷活动而被北京国保带走或关押的信徒就多达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土民族中心”总部(他当时任该中心执行主任)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据伦敦“大赦国际组织”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报告》,中共当局处决了七名被指控参与七五事件的维族人,逮捕及审判了其他数百人,许多人“被从人间蒸发”。流亡在海外的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揭露说,七五事件后,有数万名维族人“失踪”。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所以,中国人在享受十一“长假期”中,应该从长期的“虚假”(官方宣传)中清醒一下,对这些死亡数字(不是数字,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像你我一样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日!伤了中华民族,伤了中国同胞,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

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

中共的庭审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1/中共的庭审秀-280518.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多年前,一家企业的副总邀请我去观看他们企业的一场官司的庭审,他饶有兴致地对我说:“让你见识一下共产党的法庭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场经济官司,老总所在的企业是被告方,原告是外省的某家企业。进入法庭,就见原告方一行五、六个人,个个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和这边老总的泰然自若形成鲜明的反差。

法官在众人的注目下翩然而至,在一本正经的讲述了案件大致经过后,就进入了法庭问话环节。首先,法官阴沉着脸,向原告提出了许多问题,可是每次不等原告回答完毕又声色俱厉地将其打断,弄得原告一个个更加惶恐不安。接着,法官转过头来向老总问话,我惊讶地发现,他那刚刚还乌云密布的脸一瞬间变得晴空万里,声音也顿时柔和了几许,仿佛不经意间变换了频道,而一旦他转向原告,又马上调回原来的频道。剩下来的庭审过程,他都是这样快速切换着表情,让人分明感受到“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冷暖情状。我无心再听庭审的内容,只是好奇地望着法官,惊讶于他将川剧的变脸术玩得如此熟络。

因为证人没有到场,当庭没有宣判。庭审结束时,原告欲哭无泪,一起拥到法官周围,几乎是哀求着要他行行好,让他们少受些损失。老总则催促我快速离开了法庭。

一出门我就问他:“你花了多少钱摆平的法官呀?”他不无得意地说:“法官是我政法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接着又调侃道:“只是这小子太不会装了,表演得也太过明显了。”我又问他:“证人为什么没有到庭呢?”他的回答令我更加惊讶不已,他说在这之前,法官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证人打发到外地去了,等结了案再回来。这样,这场官司就万无一失了。

这一次体验真是让我长了见识,看到了一场货真价实的中共所谓“人民法院”的“公正”审理。虽说以往总是听说司法是多么的腐败,但百闻不如一见,这一见之后才茅塞顿开,原来中共一向标榜的所谓公平、公正、公开审理,就是一场骗你没商量的庭审秀啊!法官们只不过按照早就精心编排好的剧本卖力地表演一番而已,结局早已没有悬念,真正的罪恶也被隐藏在了舞台剧的幕后。只是可怜的老百姓还信以为真,真以为司法公正,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呢。

多年后我还一直在想,一般而言,法官都会装模作样地将角色扮演到底,不动声色地将人糊弄过去,就像那位老总说的,至少也要装得象一点,为何偏偏让我看到了那样一位法官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夸张表演呢?或许就是这位老总希望的,让人见识一下共产党法庭的真实面目吧,因为即使这位受益于中共体制的老总,对中共的邪恶和虚伪也是痛恨的。

后来我再也没有进过法庭,总觉得那地方太过肮脏。直到有一次据说要公开庭审法轮功学员,我才尝试着进去旁听,想看看中共对它定性的所谓政治案件的庭审比普通案件又多了哪些花招。

我和许多法轮功学员早早就到了法院门口,不料不但我们不被允许进入,连当事人的家属都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数不清的警察荷枪实弹,将法院围得水泄不通,便衣警察则忙着四处摄像、抓人,真是风声鹤唳、如临大敌。当局的举措引得众人在一旁嘲笑,如此虚张声势真的有必要吗?要知道,当事人只是几位手无寸铁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平头百姓呀。

那次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法官的表演,但之后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内幕不时经由正义人士或家属传出,明慧网上也有大量翔实的记载。不外乎是,庭外装模作样地制造着恐怖,庭内却上演着比我之前见识的更加丰富多彩且更加荒诞不经的闹剧,法官的表演更是疯癫得令人发噱。

如当一位辩护律师指控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伪造证据以及程序不合法时,法官当庭指使警察将这位律师赶出了法庭;当法轮功学员诉说遭受的酷刑折磨时,法官粗暴地打断他们的陈述;当律师指出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合理合法,刑法三百条根本不适用于对他们定刑时,法官怒不可遏,一面乱敲法槌,一面咆哮:“不要和我谈法律,我们只讲政治。”或者叫嚣:“你再讲,我就连你也一块抓起来。”真的就有许多律师当庭被打被抓。

这些法官的表演几近疯狂,不仅严重渎职,驱赶和殴打律师更是肆无忌惮地亵渎法律,而他们竟然敢赤裸裸地宣称不讲法律,无异于昭告天下,他们只是一群听命于中共的傀儡,根本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可言。事实也真是这样,他们一切都受命于上级机关——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组织“六一零”。 他们的枉法裁判,不过是任意绑架、强迫失踪、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酷刑折磨等等犯罪链上的一环,不过,中共精心打造的这一环,经由法官们的尽情表演,巧妙地掩盖了以上所有的罪恶。

这几日,沈阳小商贩的死刑激起了民众如潮的愤怒,二十五名律师发表联合声明,抗议最高法院对该案在证据存疑、程序违法的情况下通过死刑覆核并立即执行,并说:“司法杀人,再添血债”。可见,这场历经几年,多位名律师参与,众多网民一面倒的关注的官司,也不过和大多庭审一样,走了一个糊弄人的过场。

经过这一次次庭审秀,再愚蠢的人都看清了,中共所谓的司法审理,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所谓“人民法院”,根本就是中共假法律之名欺压人民的场所;原本神圣的法律,在中共的蹂躏之下,已沦为一块遮羞布,或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迫害工具,杀戮无辜的工具。中共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却干着破坏法治、屠杀人民的邪恶勾当。这样的一个流氓政权,老百姓还能够相信它吗?何况上天也不会给它永远表演下去的机会。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杀人源自中共的嗜血本性 / 文/觅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9/29/杀人源自中共的嗜血本性-28047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最近一段时间,明慧网连续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及世界各地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强烈谴责,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维护人权的主题。其实除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外,在马三家、万家、高阳等臭名昭著的劳教所中,在成百上千的其它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中,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触目惊心的致死致残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细想起来,自中共产生以来的九十多年的历史,那一天它没有迫害过人、杀过人呢?这是由中共的嗜血本性决定的,中共实质是一个十足的祸乱世间的邪教。 
让我们看看中共的几个邪教魁首对迫害人、杀人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暴政、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摘自《九评共产党》)毛魔头这个杀人狂仅在历次运动中就导致了近八千万人死于非命。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因此中共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无辜被残杀。江泽民说:对法轮功要“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在江泽民的灭绝政策的驱使下,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持续了十四年之久,逾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判刑、劳教,被迫害致残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

中共讲“红旗是用鲜血染成的”。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仅将军就战死沙场二百多个。中共则在后方发动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制造事端,扩充实力。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它马上把枪口掉过来对准国民党,发动了解放战争,窃取政权,用成百上千万国民党将士和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中共的五星红旗。

中共窃取政权之后,仍然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杀人的历史。在历次运动中使近八千万人死于非命不说,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至今仍未停止。而且还不断的挑起民族、宗教事端,制造血案,说不定这杀身之祸哪一天又落到谁的头上。正象《九评共产党》中说的:“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争、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的。”“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长达十四年的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与迫害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大家都知道寓言中的“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毒蛇毕竟要咬人,狼始终要吃人,这是它们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共亦是如此,迫害人、杀人是它的嗜血本性,它产生以来九十多年的杀人历史足以让人们清醒了。可是今天仍然有一些幼稚善良的人们,希望它改良,希望它能够推行民主宪政,希望它变好,其实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中共就象那个蛇和狼一样,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迫害人和杀人,它的嗜血本性不会改变,中共不除,国无宁日,这个星球上也不会安定下来,所以对中共不要抱任何幻想。

可喜的是,时至今日,《九评共产党》奇书已传遍中原大地,看九评、明真相、退邪党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觉醒了的世人越来越多,人们都逐渐认清了中共的嗜血成性和邪恶本质。彻底解体中共、尽快结束迫害的呼声遍及全球,全民反迫害的形势已经基本形成。薄熙来 、薄谷开来、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滔天罪行被一时掩盖,但等待他们的还有二次审判,苟且一时罢了。江、罗、周之流也将面临大审判的到来。在不久的将来当觉醒的中国人都抛弃中共的时候,这场血腥的迫害就会结束,人类将会得到真正的和平、自由、幸福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