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

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 / 文/曹长青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3/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28068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十月一日,是中国的法定假日,因这一天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周年日。十一跟春节,是中国的两个最长假期(法定假日三天,连同前后周末共放假7天)。中国人在享受这个“黄金周”的长假期中,由于长期生活在官方宣传的“虚假”之中,忘记或根本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地出现之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灾难、劫难。 
 
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然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迫害、枪杀等。这个西方学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国内一些勇敢学者的调查研究证实。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所谓的十一国庆为标志,中共政权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数据,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 p~p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 p~p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 p~p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China p~p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数据: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多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2013),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从民间渠道得到的数字统计,至今已有3,6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去年(2012)基督教会及教徒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件数字、被捕和判刑人数,及被虐事件数字等六项指针综合评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则上升61.1%,过去7年平均增长率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会”,截至去年9月,因坚持户外宗教祈祷活动而被北京国保带走或关押的信徒就多达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土民族中心”总部(他当时任该中心执行主任)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据伦敦“大赦国际组织”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报告》,中共当局处决了七名被指控参与七五事件的维族人,逮捕及审判了其他数百人,许多人“被从人间蒸发”。流亡在海外的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揭露说,七五事件后,有数万名维族人“失踪”。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所以,中国人在享受十一“长假期”中,应该从长期的“虚假”(官方宣传)中清醒一下,对这些死亡数字(不是数字,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像你我一样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日!伤了中华民族,伤了中国同胞,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