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星期六

《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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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第五章 邪灵篡位 文化沦丧(上)

目录
1. 偷天换日,篡上神位
1)中共篡上神位
2)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
3)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
4)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
2. 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
1)神传文字,蕴藏天机
2)中华语言,充满神性
(1)文化
(2)文明
3)中共破坏神传文字
3. 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
1)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
2)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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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神)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也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把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

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
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看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

1. 偷天换日,篡上神位

1)中共篡上神位

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的民族称之为“道”,有的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

共产党在人间篡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也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拿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质集合成的邪恶灵体,或曰“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

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它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把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没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

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它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

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着出现的,因为神度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也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它是魔的真相。

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也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

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也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把党魁捧上“神坛”?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篡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

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离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

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脑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也逃不脱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2)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帝王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氏创制书契(上古文字鼻祖)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

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赋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造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德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道回归神的天国。这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看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泰、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

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从人身上开刀,把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茫,不愿看懂、甚至愿意也理解不了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

3)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

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

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在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

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祇在安排。故曰“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

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护佑福泽,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给人规定的,谓之“天理良心”。
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天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但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

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如神农、黄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

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祀堂、佛堂遍布中国。走進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

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也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二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篡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篡取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

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把“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黄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

4)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

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它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于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于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谁能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说“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谁是党谁是中华。

在党国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

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度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也模拟著为中国人造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

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進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标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装好人不像、演坏人不用装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進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给大家涨了点工资,印出一千元面值的钞票,明天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也不会变。

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也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吧,那就让人们小骂吧。如果胆敢真批评,高智晟等支持正义的律师就是“榜样”。在中共有限度放松的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不容许的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不敢触碰党的敏感神经,不敢挑战党的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到国外生活,恐惧也随身携带着不放,关起门来,躲在厕所里也不一定敢骂党。这真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党文化物质场,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走哪儿带哪儿。

2. 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

1)神传文字,蕴藏天机

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它文种不同,汉字很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划不同,汉字的读音也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

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系辞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俩俩交叠,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天下万事都包罗進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六十四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像,即“全息”的。易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

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二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全息反映,人们也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黄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也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文,教化成就天下众生,基奠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弘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说,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

2)中华语言,充满神性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天被共产党话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曰】申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故言引出万物。又【皇极经世】天之神栖乎日,人之神栖乎目。又神明。……”

《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农。神甫。神权。鬼使神差。”

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也和中共字典里的解释判若天壤。

(1)文化

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


新华字典:化 康熙字典:化
性质或形态改变:变化。 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 习俗,风气:有伤风化。 【说文】化,敎行也。
【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又以德化民曰化。
【韵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
两相比较就能看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义,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把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也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

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曰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布场,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遵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

(2)文明

中华文明之“明”:照临四方


新华字典:明 康熙字典:明
亮,与暗相对:明亮。 【说文】照也
【疏】照临四方谓之明
“明”本义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也就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

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 “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

3)中共破坏神传文字

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

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既违背了神意,也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

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累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涵著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场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浸透著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与想像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诗性。这种能量和场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著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少生邪念。一提“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窟、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说“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假” 字,就感觉欺骗、卑鄙。

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也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進”字的简化:“進”:辵部,加上“佳”,即越走越“佳”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佳”换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里去了。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没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腐还是腐,黄还是黄,淫还是淫。

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同中共有意破坏其它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進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

3. 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

1)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

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

“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曰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
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
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著佛道两家的文化。

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诚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

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吾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

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说,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黄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一百二十岁时乘龙白日升天;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也礼佛、崇道、敬天。

2)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

中国历史从轩辕黄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也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

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

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進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

这种破坏使今天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许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党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像是“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要不就是“精神鸦片”。

这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生在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原载大纪元)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五)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7/11/29/《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五)-35715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 暴力杀戮 恶贯穹宇(下)

目录

4. 破坏自然
5. 毁灭文化
6. 邪恶之最
1)迫害法轮功
2)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
结语


* * * * *
4. 破坏自然

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也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也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也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

中原皇朝的历代圣皇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挟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意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

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地毁坏森林资源。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小树也不能幸免,被砍倒用作扫帚把。很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植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曰“天惩”,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

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有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时,也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

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度地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

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堵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雾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

5. 毁灭文化

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地毁灭人类的安排。

1)毁物质载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

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

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浸透了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

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光别致,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有些正房俨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穿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

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尚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止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正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绵延几千年的传承。

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

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什么,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也就不会有多大能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十三日、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有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也对西方没有很大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场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

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正教的殿堂,开光后有觉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场以至高级生命也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场,还有觉者离去而失掉的佑护。

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觉者加持、佑护。近些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祸害。

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它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支柱。

2)坏精神支柱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皇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掘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曝尸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

这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

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大斧子砍大悲寺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不能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

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会下地狱的罪业,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6. 邪恶之最

1)迫害法轮功

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练。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很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祛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洪传全球。

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洪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
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也曾一再给它们机会,让它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

它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

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说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也能把这场迫害搞起来。

共产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地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

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也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刻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的直接释放回家。

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也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说,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恰恰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是以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说,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2)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

共产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

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它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它们转化不了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就成为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同样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

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

结语

在过去一百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一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它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部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

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说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的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

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

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说,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从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原载大纪元)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四)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7/11/28/《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四)-357150.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第三章 暴力杀戮 恶贯穹宇(上)

目录
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1. 苏俄预演
2. 中共登台
3. 屠杀精英
1)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
2)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
3)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
4)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说假话
5)人与非人


* * * * *

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

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

什么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用舆论杀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谁有罪恶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

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

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

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

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份。

杀要杀到什么时候?

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

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地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严严实实地躲着杀。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1. 苏俄预演

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

苏联刚刚建立,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它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

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

1917年攫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

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三十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因为中国是人类五千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

2. 中共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它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它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它也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也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

3. 屠杀精英

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点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

城市有产者也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份,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也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意歹毒至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说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途。这个过程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1)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如沈家浜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也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

2)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正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也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它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4% 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也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

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

4)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说假话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份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储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说真话,谁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

说假话可以说是中共党文化里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说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说是从人们习惯说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作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5)将人改造为“非人”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份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
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说,旁观者也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忍受下来,也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仁”的价值。

古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两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这一省,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佣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它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地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

神来度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狱。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原载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