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明真相 得大法厚福 / 文/安徽 刘心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3/明真相-得大法厚福-25927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个顽固无神论者扭转了观念

去年五月份,我丈夫的左手大拇指得了骨髓炎,由于病情严重大夫说要开刀,把大拇指截掉。一听说要截指,我和丈夫都害怕了,大拇指截掉就等于是二级残废了。我告诉丈夫:不能截,我们求神佛保护吧!你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奇迹。

丈夫是个顽固的无神论者,平时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就是不接受。这次,他确实害怕了,因为大夫告诉他:从片子上看,手指上半节骨头烂的豁豁牙牙的,一定要截,手术定在第二天上午。

我把大法护身符放在他内衣口袋里,他也同意了。我又再次强调: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有神奇效果,要常念多念,心诚则灵,这次他听進去了。

第二天手术前,我们告诉大夫:不同意截指,只把腐臭的肉清理掉就行了。主刀的严大夫说:切开看看,不截指,后果你们自己负,签字吧!我心里想:有师在,有法在,定会出现奇迹。结果手术非常顺利。

每天换药时,把药捻子在骨缝里拉来拉去,直到拉出血为止。你想这该多痛呀。我小姑子说:俺哥受大罪了。我们托着他的胳膊心痛的流泪,他却平静的说:不太痛。我马上悟到了说:这是因为你身上装有大法护身符,是大法保佑了你。他默认了,亲身体会到大法的好处了。

十天后,严大夫检查伤口说,比想象的要好,恢复的也很快,但是这骨髓炎容易复发,有的出院二、三个月,就要来治疗消炎。可是,我丈夫出院一年了,也没复发,不仅烂骨头长好了,就连手指甲都长出来了。

看到这些事实,家人都体会到法轮大法确实好,我丈夫也打内心相信了确有神佛存在。

明真相,两位高级知识份子愉快“三退”

今年元月份,我在路上遇到以前车间的吴工程师,他显的又老又瘦,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妻子病重,白天黑夜守在床前,休息不好,熬的。”我说:“你家住几号楼?我抽空去看看你们。”

吴工的妻子老顾是新华医院的内科主任,退休后,健康不佳,这两年心脏不好,病得更严重。听人说脑子糊涂了,语言也说不清了。我想吴工和顾主任都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吴工至今还是邪党的党员,我得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救他们。

星期天,我让丈夫带着小孙女,我提箱牛奶,拿些水果,揣着护身符去到吴工家。進门,我就说“吴工,我来看看顾主任。”来到顾主任跟前,我说:顾主任,您好,身体好些了吗?是不是心脏有些难受?顾主任点点头。我告诉她: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减轻你的痛苦。我姐也是你们医院的医生,退休后,在广州打工。她有一天夜里心脏难受的快要窒息了,打电话给我。我说:你快念护身符上的九个字。她念后,立即就见效了。说着,我递给顾主任一张护身符,她拿到后,马上就小声念了起来。我又递给吴工一张,他接到手里立刻惊喜的叫了起来:“我那天在五元钱上就看到这几个字了!真好!可惜,那张钱我理发的时候给用掉了。”

我说: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神奇了,关键时刻大声念出,可以救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炼法轮功。炼了,人们都体会到好,首先是祛病健身效果明显。以前我有气管炎、胃炎、偏头痛、关节炎等疾病,在车间经常咳嗽,大家都知道的。常常吃药打针,我医疗卡上的钱不够用,就把我丈夫的卡也拿来用,花掉不少钱,病也治不好。自修炼法轮功后,几年来,我一粒药没吃,白天黑夜的带着小孙女,又忙又累的,可我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这些都是看的见的事实。可是中共邪党就是不让炼这么好的功法,还利用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功,导演出什么“天安门自焚”,你只要仔细一看,就知是假的了。那个自焚的王进东身上都着火了,腿跟前装汽油的塑料瓶却没烧坏。这些不纯粹是说谎骗人吗?吴工也说“共产党说谎话,也不是三年五年的事了,我们每天新闻联播都不看,尽是谎话。而且这些年来腐败透顶了,特别是那些官员更是……”

我说:是啊,邪党害人不浅,所以现在好多聪明人都作“三退”了。吴工说“什么三退?”“就是以前入过党、团、队的人要声明退出,如果不退出来,将来天灭中共时,就会跟着它倒霉。吴工,你是党员吧?快退掉,可别受牵连!”他说“好,我退!”我又说“顾主任是党员还是团员?”吴工冲着顾主任说“你不是入过团吗?也退了吧!”顾主任笑着答应了。就这样两位高级知识份子愉快的退出了邪党组织。

临走时,我笑着告诉他俩:记住你们“三退”的名字,真心退了就能得福报,保平安。后来,我们又给他们送去了真相资料,给他们读宝书《转法轮》。我问顾主任“你能听懂吗?”她笑着说“听懂了,听懂了!”从她的言行可以看出,顾主任一点也不糊涂了。

2012年6月22日星期五

美国著名预言家凯西对21世纪未来的预言 / 作者: 源泉 整理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1392“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凯西(Edgar Cayce,1877-1945)在西方社会极负盛名,他的预言包罗万象,准确率极高,对个人、团体、国家以及世界局势、人类未来发展走向均有涉及。如他能“看到”某人一生的人生道路和经历细节,能说出尚在襁褓之中婴儿的未来职业,他还准确的预言了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经济危机、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以及种族问题在美国造成的混乱、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去世,以及几十年后俄罗斯将抛弃共产主义,建立起新的社会体制,这些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人们还成立了“凯西基金会”,专门对其大大小小的预言进行了后续追踪调查,统计出来的准确率令所有人惊叹。

凯西还对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史前文明亚特兰蒂斯情有独钟,他在一生中曾经数百次提及这个地方,不仅详述其细节特征,还预言亚特兰蒂斯将在1968年被世人重新发现,1968年,人们果然发现了位于大西洋比米尼岛周边水底下用方形巨石建造起的道路,而这正是凯西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所在海域。

然而凯西却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超能力,他声称这些能力是任何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只是必须要去除对个人利益的执着(detachment from self-interest),才能拥有这类能力,人的能力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一生留下了近一万五千条预言,其中关于未来文明走向的预言只占很小的部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浓厚兴趣,尽管其中有些内容至今还没能圆满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出于对未来世界走向的迷茫,许多人都来求教于凯西。在二战开始之前,凯西就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的加入、战争结束的时间,以及战后俄罗斯最终会抛弃共产主义走向民主。但就好象他自称许多预言来源于另外空间高级生命的启示一样,凯西的观察视野似乎并不局限于肉眼可视的物质层面上,许多看似抽象的“视觉性叙述”却非常精妙准确,耐人寻味而让人着迷。

在讲到世间的战争及局势其实都与人们的意识及罪业相关时,凯西是这样生动的“评价”了各国的情况:如金融寡头、秘密团体与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德国被称为“被涂满了支配弟兄的油彩、成为世界的吸血鬼”,意大利是“为一碗肉汤而出卖了自己”;日本1931年侵华是想“成为支配力量”;而老牌“日不落帝国”英国的问题是“一直有自以为比其它国家高明一点的想法”;法国之罪是“放大身体的欲望”;印度的罪是“除了向内心探索外,拥有灿烂的文明却不去实践”;而美国的罪则是“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原则忘记了”。这些视角的评论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精辟。

而凯西对中国的预言和评价则是最耐人寻味的。

1925年1月24日,凯西在预言状态中主动诉说了将发生在中国的事情:“1931年中期,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的日子,在满洲里出现了血光之灾……”,这讲的是6年后发生的日军侵华事件。1927年7月30日他继续解读自己看到的情形:“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也在日本人身上,从外星入侵的一些力量正在和已经得势了……”,这却有些让人费解,因为当时人们对外星人及文明干预还没有多少概念,但凯西却已经说出来了。

最让西方人震骇的是他关于中国的另一段重要预言:

“中国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身(的文明)……她有一天会醒来,剪掉了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凯西宣布,“有一天,中国那儿将成为孕育Christianity(在现代英语中,字面意思是指基督教)的摇篮,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这对人来说很遥远,但对神来说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

这后面一句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基督教早已诞生,但他们忠实的记录下了他的原话:“Yea, there in China one day will be the cradle of Christianity, as applied in the lives of men。It is far off, as man counts tune, but only a day in the heart of God. For tomorrow China will awake。”

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理解,即预言可能是指在中国将会出现类似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信仰复兴,新的信仰及文明将诞生,并对未来产生影响,如果对Christianity一词不局限于狭义理解的话。[1]

凯西对世界的未来变化给出了很具体的描述:在21世纪初人们会察觉到地轴的移动;气候变化显著,全球升温,寒带变暖;地震频发,海水上升,美国局部被淹没,日本大部分沉没;世界粮食短缺,美国中部、阿根廷及非洲部分成为世界粮仓;华盛顿一直是世界权力中心……

Mark.Thueston先生是凯西预言的研究专家,当发现了凯西预言令人惊叹的准确性之后,他对上万条预言进行了周详清晰的整理,他在著述《凯西预言21世纪》(Cayce’s Prediction for the 21th Century)中整理出了许多条“20世纪尚未实现的凯西预言”,供后人验证与参考,以下是其中的九个重要预言:

1、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将会出现——基于灵性和身体能量系统的流动与转换;

2、元神不死、生命轮回将被大众普遍接受;

3、科学和心灵学将停止争论;

4、地貌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包括气候的显著改变;

5、世界重心在向东方移动,中国大陆将占据重要位置;

6、关于古文明的考古发现,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

7、直觉和超能力会普遍出现,许多人可以直接与另外空间沟通;

8、宇宙“太一”原则会成为人类所有活动开展所遵循的依据:这一新信仰将出现,并指导所有科学,人类的整体太一会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所围绕的核心,新信仰是宇宙之光。[2]

9、救世主将再临。

凯西在讲述这些预言的时候,人类尚未进入电子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还没有结束,很明显,凯西的能力与智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范畴。

“星座与天象正在变化中,到时候,人类自身将会开始觉醒与变化。许多过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将回来,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凯西说,等“调整期结束后”,“义将永驻地球”。

今天,从中国传出的法轮功传遍了世界各地,带给了世界太多的惊奇,引起了全球科技界、文化界与修炼界的震动,法轮功的特征与二十多年来走过的路与历史上的诸多预言一一吻合,在这个寻找真相与希望的时代,他对宇宙、时空、人类文明的透彻洞见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注:

[1]Christianity,在现代英语中通常是指基督教,其实在英文中有多层涵义,其古典寓意也被用来指信奉神的圣性;在预言中,凯西也有可能是用这个词来作类比,借指类似基督教的精神信仰;而从词源来看,Christianity的词根Christ(基督)来源于希伯来文Masiah(弥赛亚),意即救世主,近代有许多学者考证发现了西方宗教中的弥赛亚(Masiah)与梵文中的弥勒(maitreya)之间的联系,钱文忠先生最近公开提出了“佛家的未来佛弥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是同一个人”的学术观点。

[2]太一,西方哲学家提出的概念,通常认为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根本。

2012年6月21日星期四

“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六)/ 文/韩梅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9/“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25885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按照共产党和纳粹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题记

(接上文:《“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月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象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谎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谎成性到了极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谎言史。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

浅析“敌我矛盾”之话语恐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0/浅析“敌我矛盾”之话语恐怖-25913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淮南子·原道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夏部落首领建造了三仞高的城池来保护国家,结果各诸侯都想离开他,别的部落也虎视眈眈。而禹当了夏的首领后,拆毁了城墙,填平的护城河,散财物,焚兵器,对人民施以德政,于是各诸侯各尽其职,外族部落纷纷归附,禹在涂山开首领大会时,来进献玉帛珍宝的首领上万。

于是,五千年来,中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对待敌人与善解矛盾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也被称为“礼仪之邦”、“天朝上国”。

纵观历史上几十个朝代兴替更迭,每个开国帝君建立政权后,都没有对本朝百姓施以规模的屠杀。特别国力强盛的汉朝,无一不是帝君的德政让百姓安居,令四夷宾服。连没有文化的皇帝刘邦,都懂得“马背上打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

然而,自从中共这个西来幽灵在中国篡夺政权后,它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理论,把本国百姓分成两部份,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它分时期的把中国百姓一小撮、一小撮的划为敌人的范畴施以专政,或批斗、或残酷改造、或迫害致死,和平时期制造了无数整人的“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中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被轮番挨整,“敌我矛盾”成了一个恐怖的代名词,人们谈之色变。

因为共产专制是个西来的邪说,它信奉那个叫“马克思”的外国人,称共产党员死后是去见马克思,而不是中国人的老祖宗;它不产生于华夏文明,当然就不会承传华夏文明,它来在中国这块土壤,只为了以八千万冤魂的鲜血来祭奠它这个噬血为生的幽灵。它让中国的百姓在历次运动的恐怖中丧失了正常思维,每个中国人,想要在各次运动的荒谬中保全性命,就得唯中共的指令马首是瞻,就得放弃人性中的是非善恶。遂五千年传统道德良知被损失殆尽,江海呜咽,山川变色,血雨腥风,古老的礼仪之邦再不见了往日风采。

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国乱象丛生,是非颠倒。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的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泊头市南皮看守所是个迫害好人的黑窝,警察预备着一米多长、两寸宽的皮鞭,随时随地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吊起来鞭抽。有个警察直接在院子里喊:“杀人放火是人民内部矛盾,法轮功是敌我矛盾!”

他喊的这句话,外国人都听不明白,难道杀人放火比“真、善、忍”还好吗?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天理王法来界定好与坏,在当今正常的自由社会国家,人们用法律来界定,哪些人应该受到惩罚,哪些人不该受到惩罚,没有触犯法律,就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享有一切公民所有的正常权益。

唯独在中国大陆,中共看谁不顺眼,就把你划为“敌我矛盾”,不管是你是不是好人,犯没犯法,都要遭遇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或精神的,或肉体的。今年二月底,河北省唐山市开滦十中教师卞丽潮被当地公安绑架,被非法抄家,七、八万现金被警察抢走,他的妻子、唐山十一中教师周秀珍女士,为了营救丈夫找到他的单位领导、开滦十中校长张冬梅,张冬梅却说:“现在咱俩是敌我矛盾,你对象这样,你还替他呼吁,你不觉的是在纵容他?要我对象这样,我早跟他决裂了!”

张冬梅所谓的不能纵容,应该决裂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呢?从明慧网的报道中我们得知,卞丽潮是个工作认真、诚实善良的人,是个全校师生公认的好老师,是个路有不平,别人不管,他自己搬石头填坑的好人,也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这样的好人被划分为“敌我矛盾”,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屡见不鲜,历次被划为“敌我矛盾”的人,他们不是坑蒙拐骗,不是杀人放火,更没有想夺取中共的权力,他们是家业兴旺的土地主、富裕农民、是企业家、实业家、是敞开心扉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的异见人士、是想要反腐败的六四学生,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中共给“敌我矛盾”这个词语强加的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理论是根本上荒谬的。历次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吗?为什么我们允许这样的荒诞一次次的发生?其实,只要摆脱中共的统治,回归正常社会,寻回古老的文明,远离自相残杀,中国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幸福生活。

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

“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五)/ 文/韩梅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8/“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25885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共产党和纳粹的党文化,尽管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

——题记

(接上文:《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维克多·克莱普勒曾是德国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个语文学家。纳粹当政后不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迫离开了大学。不过,失去教职的克莱普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那段危机四伏,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他坚持运用自己的特长,对纳粹语言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二战后,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

按照克莱普勒的看法,纳粹语言与传统德语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 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 以“人民”为例,按纳粹的理解,“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借用戈培尔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

再者,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语言的浸染,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纳粹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它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在纳粹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如“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纳粹语言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包括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

纳粹语言虽然源于纳粹党,并最早在该党内部风行,但借助权力和宣传的力量,很快便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让克莱普勒深感忧虑的是,“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它就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了人们自发的独立思想能力。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克莱普勒承认,“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更可怕的是,即使纳粹灭亡以后,它的那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感叹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

语言与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且还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说,纳粹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国语言,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为内在的价值观和外显的与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两大部份。从本质上说,纳粹党文化乃是由种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纳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民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鼓吹和宣扬的种族社会主义,又称纳粹主义。

种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纳粹党文化,是纳粹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慑下,借助于新闻媒体、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它被强制性地不间断地灌输进德国民众的思想之中,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唯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是从的精神奴隶。

说到当年的纳粹语言和纳粹党文化,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共产党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比纳粹的那一套更系统更完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时兴一种说法,叫“听党的话”。所谓“党的话”,又称“党话”,其实就是中共构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当然,苏共等其它共产党也都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都有它们的党话。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共的党话积累了丰富的语汇,比如,常见的称谓有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常见的历史分期有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常见的荣誉称号有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说到到国内形势,常用的说法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说到国际关系,常用的说法是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常见的名词是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常见的动词是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常见的形容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巨、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常见的口号是“……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 “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在共产党国家,党话不仅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钦定语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党话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使用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如革命/反动,进步/落后,造反/保守,红/黑等等。

党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中性表意词汇极度萎缩,偏爱“彻底”、“一切”、“根本”这类绝对化的形容词,“文革”时尤为如此。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蛮化也是党话的特点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中,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诸如什么“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文革”时“滚他妈的蛋”甚至写进了红卫兵战歌。

如同纳粹语言不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德语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一样,中国的党话也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语言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体党文化》一书的分析,这套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乃是由中共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中共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构成党文化核心的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当权后,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暴力,采用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不间断的洗脑,日复一日,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无孔不入,象血液一样渗透到每个人的大脑中,左右了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国人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甚至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使得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状态。

相比较而言,纳粹和共产党的党文化固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构建和灌输这种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国民都变成满嘴纳粹语言,张口就是党话,只会按照独裁者的意志思想,没有一点独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注:本文引述了徐贲《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和《解体党文化》中的有关内容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

“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五)/ 文/韩梅




http://www.dongtaiwang.com/do/QaaZ/tooLhAYyQbRLj2P/Xz/v2aAxDN3/s-rs/4/rI/“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25885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共产党和纳粹的党文化,尽管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

——题记

(接上文:《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维克多·克莱普勒曾是德国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个语文学家。纳粹当政后不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迫离开了大学。不过,失去教职的克莱普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那段危机四伏,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他坚持运用自己的特长,对纳粹语言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二战后,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

按照克莱普勒的看法,纳粹语言与传统德语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 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 以“人民”为例,按纳粹的理解,“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借用戈培尔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

再者,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语言的侵染,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纳粹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它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在纳粹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如“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纳粹语言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包括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

纳粹语言虽然源于纳粹党,并最早在该党内部风行,但借助权力和宣传的力量,很快便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让克莱普勒深感忧虑的是,“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它就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了人们自发的独立思想能力。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克莱普勒承认,“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更可怕的是,即使纳粹灭亡以后,它的那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感叹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

语言与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且还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说,纳粹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国语言,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为内在的价值观和外显的与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两大部份。从本质上说,纳粹党文化乃是由种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纳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民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鼓吹和宣扬的种族社会主义,又称纳粹主义。

种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纳粹党文化,是纳粹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慑下,借助于新闻媒体、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它被强制性地不间断地灌输进德国民众的思想之中,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唯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是从的精神奴隶。

说到当年的纳粹语言和纳粹党文化,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共产党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比纳粹的那一套更系统更完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时兴一种说法,叫“听党的话”。所谓“党的话”,又称“党话”,其实就是中共构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当然,苏共等其它共产党也都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都有他们的党话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共的党话积累了丰富的语汇,比如,常见的称谓有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常见的历史分期有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常见的荣誉称号有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说到到国内形势,常用的说法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说到国际关系,常用的说法是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常见的名词是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常见的动词是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常见的形容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钜、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常见的口号是“……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 “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在共产党国家,党话不仅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钦定语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党话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使用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如革命/反动,进步/落后,造反/保守,红/黑等等。

党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中性表意词汇极度萎缩,偏爱“彻底”、“一切”、“根本”这类绝对化的形容词,“文革”时尤为如此。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蛮化也是党话的特点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中,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诸如什么“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文革”时“滚他妈的蛋”甚至写进了红卫兵战歌。

如同纳粹语言不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德语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一样,中国的党话也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语言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体党文化》一书的分析,这套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乃是由中共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中共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构成党文化核心的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当权后,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暴力,采用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不间断的洗脑,日复一日,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无孔不入,象血液一样渗透到每个人的大脑中,左右了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国人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甚至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使得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状态。

相比较而言,纳粹和共产党的党文化固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构建和灌输这种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国民都变成满嘴纳粹语言,张口就是党话,只会按照独裁者的意志思想,没有一点独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注:本文引述了徐贲《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和《解体党文化》中的有关内容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四)/ 文/韩梅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258852.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七日】通过把不同的人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共产党和纳粹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

——题记

(接上文《杀人者的琴声与施暴者的狂笑》)前进,前进!
喇叭嘹亮响彻。
前进,前进!
青年团无所畏惧。
德意志啊,即使我们倒下了,
你仍继续闪耀。
前进,前进!
无论目标多么高,
青年团奋斗到底!

旗帜保护我们前进的方向。
每个人向未来前进。
为了希特勒,
超越黑暗与苦难,
在青年团的旗帜下,
为了自由和生活,我们前进。
新时代的象征。
悠久的旗帜引导我们。
正是这样,这面旗帜永不灭!

……

这首著名的希特勒青年团团歌,在纳粹时期的德国青年中曾十分流行。希特勒青年团是那个时代德国孩子唯一可以加入的社会团体,囊括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不同的年龄层次。按规定,男孩子6岁到10岁加入青年团当学龄团员,算是青年团的见习期。满10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之后,升入少年队。14到18岁,再正式加入青年团。与他们相似,10到14岁的女孩组成少女队, 14到18岁的则编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

1936年新年伊始,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冯·席拉赫宣布,这一年将是“德国少年队年”,年满10周岁的德国儿童,都必须“自愿”加入少年队。到4月19日,席拉赫通过电台兴奋地宣布,90%的儿童遵从了他的命令,“自愿加入少年队”,“整个年轻的德国今天是一个由忠诚的誓言链接在一起的骑士团。”

1939年3 月,纳粹政府又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据资料记载,希特勒上台的头两年,就将400万名青年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几乎占了10岁至18岁青少年的一半。到1938年初,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700万人,而到了1939年初更是增加到了870万人。

希特勒青年团是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它的座右铭是:“下命令吧!我们服从。”孩子们在青年团里不仅要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女孩子也不例外。锻练身体,是因为日耳曼民族“只有成为最强者才能够生存,才能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参加军训,是因为“需要德国青年掌握枪杆子就如同掌握笔杆子一样熟练,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参加集体活动,是因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国元首。通过组织少年队讲故事、做集体游戏、歌咏比赛;组织女孩子们进行“信仰与美丽”的团体操和健美表演;组织男孩子们开展野营军训,越野赛跑,十项全能运动;组织全体希特勒青年团员身穿制服拿着募捐箱,为需要“帮助与救助失业者及退休老人”进行募捐和收集衣服与旧物等项活动,纳粹将民族主义的毒素一步步地注入到德国孩子的血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培养成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牢牢地绑在纳粹的政治战车上。希特勒深知“掌握了青少年,就掌握了未来”,早在掌权之初他就说过:“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不能不承认,希特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纳粹想要控制的绝不只是孩子,而是所有德国人。希特勒不能容忍民众游离于他的权力之外。在他看来,必须“把民众带入神圣的集体自我主义即国家中去”,无论是儿童、少年,青年和妇女,还是工人、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知识份子和学生,都必须接受纳粹党的领导;而且,他们的工作劳动、文化教育、思想信仰,言论社交以至婚姻娱乐,也都应该受到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因为没有对群众的严格领导,就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历史决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形形色色的具有垄断性的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纷纷应运而生青少年有希特勒青年团,妇女有纳粹主义妇女团,工人、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有劳工阵线,文化工作者有德国文化协会,教师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法官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协会,公务员有德意志公务员联盟、医生有纳粹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连红十字会这个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都划归党卫队领导了。

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成立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按照德国文化协会章程规定,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当局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德国文化协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 第81页)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份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学校也一样,全国中小学教师中,97%都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联盟的章程规定它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各高校校长和系主任改由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部长任命,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在内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的统一领导。大学教师的思想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和同化,大学教育因而也变得死板而单调。

就这样,通过组建各种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充份发挥它们的作用,纳粹政权成功地把具有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德国人,通通都织进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之中,个人自由因此被压缩到了近乎于无的地步。谁想从这张网里逃出去,摆脱它的控制,简直就比登天还难。

与纳粹党相仿,共产党在其统治的国家里,也按照年龄、职业和社会背景等等,成立了众多官方社团,少年有少先队,青年有青年团,妇女有妇女联合会,工人有工会,搞文化的有文联,从事科技的有科协──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们通常被称为“群众组织”。

就说中国吧,进了小学,就必须加入少先队。虽然少先队的队章明确规定:“凡是七周岁到十四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年先锋队,愿意遵守队章,向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中队委员会批准,就成为队员”,也就是说,加入少先队应该是自愿的,不应附加其它任何条件,但实际上,入队时通常都是集体加入。谁要不入,就会被老师和同学另眼相看。在这种压力下,有几个孩子敢不“自愿”呢?

入了少先队,当然就要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搞活动时,少先队员经常要唱队歌,歌名叫《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歌中唱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共产党为什么要把小学生通通拉入少先队?就像这首歌唱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把他们从小就塑造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如果说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共青团就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少年儿童毕竟年纪还小,虽说在少先队里学了点共产主义,但印象不会太深,所以到了中学,就得让他们加入共青团,继续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让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心里扎下根,以便为党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和新鲜血液。

中共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约1.3亿,共青团员7543.9万名。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当然就在中共的直接掌控中了。

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官方社会团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触角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几十个协会。

中国文联章程对文联的性质和宗旨是这样规定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国性的文艺家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全国性的产业文学艺术联合会组成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动员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致力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可见,文联纯粹就是共产党控制文艺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政治工具,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其实就是党管理各个文艺领域及其工作者的专业管道。

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中共对各个文艺领域的旨意往往都是通过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传达至文艺工作者的。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要想走红,要想获得党和政府的好评和支持,加入文联并自觉接受其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与少先队、共青团和文联一样,什么工会啊,妇联啊,科协啊,或者其它的什么协会,说到底都是共产党控制各行各业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成立工会是为了控制工人,成立妇联是为了控制妇女,成立科协是为了控制科技工作者──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犹如一根根捆绑百姓的绳索,有了它们,“党和政府”还怕草民们逃出自己的掌心吗?

通过把不同的人分门别类地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纳粹和共产党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这样的怪物,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也找不出第二个。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