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1日星期六

中共执法歪理:按“态度”治“罪” / 文/飞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21/中共执法歪理-按“态度”治“罪”-260408.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按行为治罪,没有按态度(思想)治罪的。一个人只要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就不能定他犯罪,更不能因为态度不符合执法者的理念而加重对他的处罚。这也就是法律界所说的,思想不构成犯罪,态度也不构成犯罪。

可是中共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特别是在打着法律幌子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定罪判刑或劳教时,大都是根据法轮功修炼者的思想或态度进行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来讲,中国现行的法律找不到一条修炼法轮功就是违法的条款。那么既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法轮功修炼者传播法轮功功法,或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可是中共公检法在实际执法中却完全按照中共的政策进行所谓的执法,这本身就是执法犯法。中共公检法在执法犯法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法轮功修炼者按态度治罪。

中共胁迫官员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一票否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的报道《甘肃省金昌市“六一零”十三年罪恶》,对中共胁迫官员迫害法轮功这一问题作了很透彻的论述:“政法委‘六一零’使用中共邪党历年来已经十分成熟的内部监督效应,监督、胁迫邪党党务机关和政府机关(这两个机关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是一个声调)积极、主动迫害法轮功。这两个机关的主要成员在迫害法轮功的关键时刻都是依政法委‘六一零’的命令行事。其原因在于同级别中‘六一零’可以横跨所有部门为所欲为,而且在‘六一零’系统纵向打报告、沟通信息的方法隐晦不留痕迹,同僚们都惧怕三分。另外,邪党体系内有一票否决制(例如各级邪党务、行政一把手官员对法轮功态度是一票否决(实施迫害)制),可以在思想上直接绑架各级主要党政官员。”

这个“一票否决”相当厉害。现在中国的现状,任何一个党政部门的一把手,哪个不是靠行贿拉关系上去的!无论他们对法轮功的看法如何,在态度上他们必须和邪党保持一致,这也是中共党徒党性的充份表现。当然,中共要求的态度必然影响到这些党政一把手对法轮功的看法。这是中共邪党高层为了达到绑架全党进行迫害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共对其党徒都是这样从态度上进行要求,那么自然也就催生了中共各级党徒对法轮功学员按态度治罪的现实。

按态度绑架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北保定满城县优秀警察魏海河多年遭迫害》中说,曾在满城县公安局任刑警大队长的魏海河曾于九四、九五年被授予“河北省公安系统优秀警察和全国优秀警察”称号、多次立功。可是对于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中共当局也不放过他。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满城县公安局局长马永乐,县国保大队伙同城关派出所对魏海河的家庭旅馆实施非法搜查,并对他说:“领导让你去局里一下,跟你谈谈话,问一下情况就回来。”魏海河想:自己没做违法的事,公安警察说话应有信誉。于是,就跟着他们到了保定国保大队。

可是到了国保大队,竟然对他非法审讯起来,一下就非法关押了七、八天。县公安局政委孙宝山找到魏海河进行所谓谈话,用威胁的态度逼迫他就范。魏海河义正词严的质问他:“信仰无罪,我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你们凭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非法关押?”孙宝山无言以对,蛮横无理地说:“你没犯罪行为,思想不转化,也得处理你!”最后又因为他的态度坚定,将他非法劳教了一年半。

按态度变动非法刑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日文章《江苏省法轮功学员遭冤狱迫害案例综述》中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南通市卫生学校教师宋卫娟,二零零二年底遭绑架后,恶警对她实施酷刑达八天九夜。宋卫娟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辩护,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后来恶人又以宋卫娟“态度不好”为由,重新做材料,将五年半改为十年半。

本来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审判就是非法的了,怎么又可以在非法判决之后,只是因为态度不好再去整什么材料呢?中共恶徒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随意性由此可见。

按态度进行迫害

中共将法轮功修炼者投入监牢后,对于法轮功修炼者修炼的态度看得最重。从上层来讲,专门拨出巨款要求限期转化法轮功修炼者。何为转化,就是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修炼,放弃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有时为了看他们的真实态度,还特意搞什么考试。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文章《王海辉自述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非人迫害(一)》中讲,有一次劳教所为应对上级检查,要求法轮功修炼者答卷写对法轮功的态度。一个当官的女的说,不用写名字,真实回答问题。王海辉就如实回答了。可是答完卷后,恶警于江把他叫到屋里,狠狠打了他十多个嘴巴子,问他,你怎么答的卷?

其实这类考试明着让法轮功学员不写名字,好象很公正似的,而暗地里早就做好了手脚,谁答的什么卷,恶警们全都一清二楚。恶警这样做就是为了掌握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态度。以达到让他们放弃修炼的目的。

依据态度延期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报道《非法劳教到期 河北女子劳教所拒不释放吴志芳》。其中说,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法轮功学员吴志芳被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强加的劳教期应于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到期。七月五日上午,吴志芳的家属去迁西“610”问吴志芳出狱的情况,“610”的人说:“我们正在研究吴志芳的情况,就是回来还得继续监控。”下午,家人不放心就给劳教所打电话询问,打通了劳教所三大队副所长的电话。对方称:“现在不能放人,要加期,等定下日子,由她本人打电话告诉家里。”家人问:“为什么加期?”她说:“态度没有转变。”

仅仅一个“态度没有转变”就遭到了加期,这是什么道理?任何一个刑事犯,无论罪错大小,你问他的态度,如果是个小偷,他肯定说“今后再也不偷了”;如果是个抢劫犯,他也会肯定地说“再也不抢劫了”;如果是个贩毒犯,他也肯定说“再也不做那伤害社会伤害他人的事情了”。可是实事呢,有多少刑事犯不是屡教不改?哪一个狱警不知道他们在说谎呢?可是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却坚持要这些按真、善、忍标准修炼的好人去说谎,哪怕是假的中共恶徒也愿意得到。这说明什么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强制修炼真、善、忍的人转变态度呢?中共恶党真是丑态百出。

中国古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中共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这些中共恶徒不修炼法轮功,却非要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自己的信仰,执行的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中共利用法轮功修炼者坚持做好人的态度来治他们的罪,真可谓千古奇闻。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中共迫害法轮功 违背天理 危害中华 / 文/德元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20/中共迫害法轮功-违背天理-危害中华-26042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动用国家机器,把遵循“真、善、忍”法理修炼身心、善良理性的上亿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当作其敌人,在全国各地大肆抓捕法轮功修炼者。江泽民集团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政策,试图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法轮功。自此,中共在随后面对和平理性、坚守正信的法轮功学员的十几年里,不断升级迫害,“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政策将迫害推到了极端邪恶的程度。

恶首江泽民,性喜妒嫉,为政无方。其生父江世俊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民就读汉奸大学。进邓府低三下四,抢给人倒水提鞋。借六四屠杀上位,捡便宜进京。心如蛇蝎,豺狼成性。用利益破坏道德,毁信仰灭绝人性。卖国求荣、屠杀人民。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

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使得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十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自愿信仰和追随真善忍的人们,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肆意践踏。

迫害法轮功 违背天理

中国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史,几经改朝换代,演绎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三字经》开篇所说“人之初,性本善”,佛家修善、道家修真,表现在佛道两家的清规戒律,那是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的条件,否则,一个凡夫俗子也就谈不上出家了。传统文化儒、释、道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

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给迷失的中国人带来希望之光;给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希望。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向人们揭示了宇宙、生命的真相,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指导学员修炼。短短几年,法轮功在中国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其强大的道德力量是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石,也为纷争迷茫的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返 本归真之路。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中国人重建道德体系、恢复传统文化、走向未来的希望。

中国有句古话:“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迫害甚至残杀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不就是违背天理吗?中共坏事干绝,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二亿七千万年前就有了“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它,在巨石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以警告世人,现在展现给人看,说明是天意,共产党坏事做绝了,人神共愤,该灭它了。

迫害法轮功中,中国社会法制全面倒退、道德全面败坏、国家资源被全面滥用。
如果人类抛弃了普世的价值,用中共践行的“假、恶、斗”肆无忌惮的践踏人类的道德良知,人类世代相传的善良与美好,就会被中共独裁统治诠释出的“假、恶、斗”的魔性所替代,那人间哪有美好可言?

迫害法轮功 危害中华

中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十余年里,在中共诱导、胁迫、谎言的愚弄下,在物欲横流,为钱是举的冲击下,人的正义、良知已被毁灭。由此触发的是道德的全面崩溃。普世价值的被践踏。这样逆天而行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幸福呢?

在“文革”之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乔石等,原本努力要建立一套法制系统,实行“依法治国”,但“六四”的枪声中断了这一进程,在1990年,江泽民重建了政法委。

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上亿,这些人又都是守法良民,江泽民一伙要迫害法轮功,就把现有司法体制彻底砸烂。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社会正义的国家,对法轮功的镇压才能有效进行。

中共江泽民一伙根本没打算对法轮功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它是绑架、抄家、抢劫、杀戮、判刑在先,在十三年的迫害中一直是在表面利用现存法律和司法体系,实质上是在系统的迫害正信、打击善良、欺骗人民、维持迫害。为了做足利用法律的表面文章,它不仅利用现有法律,还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补充新律、做司法解 释,中共所做的一切动作,意在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体系,用所谓的程序和法律陷害法轮功,都是为了企图堂而皇之的迫害法轮功,并通过走法律的过场欺骗全国人民。

为了迫害能够持续下去,江氏、周永康集团耗费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的国力用于迫害。据国家计委一位官员透露,为迫害法轮功,江把国家财力都整垮了,很多官员趁机挪用公款,甚至为维持一些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能配合中共,国家也因此耗费了巨资。他说:“若对法轮功镇压政策不变, 谁做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的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迫害法轮功 毒害世人

李和平律师所说:“法轮功的苦难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近几年来,政法委把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模式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如对异见人士、信仰团体、维权律师和上访百姓任意抓捕、监控、抄家、没收财产等。警方控制下的“躲猫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非正常死亡也蔓延全国。

不仅如此,中共利用其所掌控的新闻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抹黑,却不允许法轮功修炼者辩解,这种谎言欺骗了大陆民众已经十多年了。许多人觉得电视媒体上说法轮功不好,于是对法轮功产生误解,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其实不然,《功夫》这部影片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里的两个盲人杀手用琴音杀人,杀手的“高强”之处,其实就是代表他们的恶毒。盲杀手的音锋,比作恶人的恶毒语言、行为,而这声音在另外空间却是刀和拳、甚至是鬼兵鬼将,这些只有具备功能者才可以看到。在现实中,人们看不见人的恶毒语言和思想所携带出来的刀剑,却人人都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这种无形刀剑所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恶毒的刀剑,砍向人的内心,砍伤你内心的脆弱和迷惑之处。

中共的谎言和造谣也是一样,听了信了这些东西,就等于与其为伍,仇视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在善与恶之间选择了恶,选择了与中共为伍,那中共被清除的时候,相信了它的中国人怎么办呢?

结语

许多人在中共的暴政下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愿意去正视现实,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身边发生的迫害保持沉默。中国人都很聪明,发现了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不做中共不喜欢的事情,怎么去赚钱、吃喝玩乐都可以。

这样真的是聪明吗?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事情,有一个女司机开车时,遇到几个暴徒强奸她,全车人除了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出来保护她,其余的都假装不知。后来中年人被暴徒打倒,女司机被歹徒拉到丛林中强奸,过了一会,女司机衣衫不整的回来,歹徒也跟着上了车。女司机继续坐到车上开车,车行前,女司机把帮过她的中年人赶下了 车。然后加大油门飞快行驶,冲下悬崖。三个匪徒的确罪有应得,而其余的人则由于见死不救、抑善扬恶而招致杀身之祸。

有人可能觉得见死不救不犯法,其他乘客不应有这样的下场,可是当大规模的人群道德下滑,泯灭人性的时候,人冷漠到这样的程度,上天难道不会对这样的人群冷漠吗?这样的社会会有未来吗?

反迫害不止是法轮功学员的事情,选择了善心和良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智慧的反迫害,摆脱中共的谎言和毒害。事情不在大小,向善的心足以在天地间留下一个印记。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五帝之乐教 / 文/智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6/五帝之乐教(上)-260198.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重视音乐,都以作乐为必要的大事,用其善化民众。中国乐教的传统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上古五帝之世,即已制乐施教。所谓“乐者,德之华也”,这些乐主要用于敬天事神,内容包括祭祀天地神明、祭祖、外交、内政、设庙乐、建乐制、定礼制等。其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和、庄重,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 达到与天地同德,与万物和谐,如《易书》中写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天生圣王,制礼作乐”。

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圣王以道治天下”,以纯正之心去体悟宇宙和人生,感通天地万物,“只为苍生不为身”,即所谓“内圣外王”。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义。《礼记》上说:“古代的圣王制礼作乐并不是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养成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五帝时代是德治社会时代,君王以德配天,宣道治世,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圣王乐舞”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成为中国古代雅乐的一种典范。

一、黄帝之乐《咸池》、《清角》、《云门》

黄帝被称为华夏的“始祖”,他顺天而治,行道天下,定历法,播百谷草木,创文字,建舟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人们谦让和睦,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黄帝令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在山谷中找到适合的竹管,吹它的声音作基本音,就是“黄钟之宫”,又制成长度不同的十二个管,应十二律吕,并以他听到的凤凰的鸣声来校正它们,后来又相应铸了十二个钟作乐音的标准。至今人们还常用“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文辞的正大、奇妙、庄严。伶伦制完音律后,便于仲春二月乙卯的那天清晨,当太阳刚刚出现在奎方位的时候,由伶伦指挥,演出一场盛大的乐舞,因咸池在古时被视为日出之处,黄帝将此乐曲命名为《咸池》,而该日恰好是节气春分,为仲春之月的标志,因此“仲春乙卯”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流传下来了。《礼记》中对于“咸池”二字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咸作皆,池作施,极言布德之广,“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

黄帝祭天于泰山时,制作了乐曲《清角》,人称天乐,曲调昂扬激荡,感天动地,流传后世。当时黄帝在西泰山会合天下诸神,大象驾车,蛟龙出显,雨师洒道,风伯扫地,凤凰覆于上,虎狼伏在前,鬼神后随,场面何等壮观!

《云门》是黄帝制作的祭祀歌颂“云”的乐曲。《史记》中记载:“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左传》中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受天命治理天下时,天上有祥云出现,所以以云纪事,以云命官。可见云在上古时期就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内涵,携带润育万物之甘霖的云,被视为一种祥瑞的象征。黄帝令人演奏《云门》时,盛况空前,百官皆来聆听,万民齐来瞻仰,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也都聚集而来,人们称赞黄帝创制万物,百姓安居,其盛德就象天上的祥云一般。《周礼》中记载说:“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可知《云门》在《周礼》中被作为祭天的乐舞。

二、颛顼帝之乐《承云》

颛顼帝为人仁德、智慧,他依顺天理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神明,四方慕德而服,鸟兽尽皆感化。据《史记》记载,颛顼帝的辖区非常大,疆域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到流沙,东到蟠木,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没有不归服他的。

颛顼帝自幼爱好音乐。他听百鸟鸣啭,听到八方来风掠过大地发出熙熙锵锵的声音,十分悦耳,赞叹大自然的欣欣向荣和万物各种美妙的声音,命大臣飞龙模仿“八风之音”作乐,命名为《承云》,以赞颂上天的盛德和表现春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以祭上帝。所谓“八风之音”就是来自大地各方的风声,因不同风向的风特点不同,有宏有细,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有清有浊,有锐有钝,有平直有曲折,千态百状,是复杂多变化的,韵味不同,是宇宙间的一种自然音乐。《吕氏春秋•音律》记载:“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颛顼帝还教百姓制作琴瑟,并学习弹奏琴瑟,于是人们劳作之余都在弹奏。颛顼帝又制作了鼍鼓,并命人铸造了一口洪钟,在每次演奏《承云》乐曲时,先击鼍鼓,悠扬的琴瑟声传遍四方。最后伴随钟声朗朗,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天际。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7/五帝之乐教(下)-260202.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接上文)

三、帝喾之乐《六英》

帝喾顺应上天的意旨,了解百姓之所急。行仁德而不失威严,温和而且守信,他遍施恩泽于众人而不考虑自身,把各种有益的事教给他们,天下无不归顺。

他令人建造了祭祀天地的神坛,每年均率臣民在那里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相传他令人制乐成功后,订在仲春的丁卯日进行演习。他拜了仙人赤松子为老师,于是邀了赤松子和百官同到合宫观看演乐。合宫建筑在祀天帝的一个圜丘的北面,四围都是长林大木,当中一座大殿,四边无壁无门,殿内殿外陈列乐器,祥金之钟,沉鸣之磬,都挂在殿上,其余的或在两楹之旁,或在阶下。六十四个舞人,都穿着五彩之衣,手中拿着干戚、羽旄、翟龠之类,分列八行。三十六个乐工,则分作六列,各司其事。

演乐开始后,乐工奏乐,歌者齐唱,唱歌声与乐器之声按腔合拍,和谐之至,随后那六十四个舞人亦舞起来,与那乐声的音节相应和。正在目穷千变,耳听八音之时,帝喾等人忽然听见外面无数观看的百姓都一齐在那里叫道:“好美丽的鸟儿!”众人不禁仰面向上看,只见当先的一对极美丽的大鸟,随后的是十几对天翟,再次的是各种文鸟,翻飞上下,左右参差,又仿佛如万朵奇花在风前齐放,赤松子称赞道:“乐制作得极好!来的这最大的两只鸟,就是凤凰呀!它是五德具备之鸟,头上的文彩仿佛象德字,翼上的文彩仿佛象顺字,背上的文彩仿佛象义字,腹上的文彩仿佛象信字,脸前的文彩仿佛象仁字,戴德,拥顺,背义,抱信,履仁。它能通天祉,律五音,览九德。”帝喾就给这个乐取一个名字,叫《六英》。此后,那凤凰和其余诸鸟都栖宿在各处树上,不再飞去了。百姓们称颂帝喾的功德能够感动禽兽,可谓圣世盛瑞。

四、帝尧之乐《大章》

帝尧观测天文、钦定历法;博纳众谏,任人唯贤;推行德教,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教育百姓和睦相处,做到“九族既睦”,使民风淳厚。

帝尧制作了乐曲《大章》。据《礼记》记载:“帝尧立,乃命乐正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琴,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曰大章。以祭上帝。”乐正质模仿山林溪谷之音,推而进之,再用鹿皮蒙缶的鼓和石磬及十五弦的瑟敲起来,又用许多浮石拊击起来,以象上帝玉盘之音。帝尧命名为《大章》,后来亦称为“大唐之乐”。它的歌词中有:“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凰喈喈”。每次享上帝的时候,奏起这乐来,百兽相率而舞,凤凰翩翩起舞,出现“凤凰来仪”的盛况。可见乐的感物全在至德,不在乎制作之繁简。这个乐曲所以称为大章,大章便是宏大的乐章,《乐记》中说:“大章,章之也”,“大明天地人之道也”。《史记》中称赞帝尧的德行彰明,仁德如天,智慧若神,百姓依附他就象依附太阳,敬仰祥云一样。

帝尧时还增修沿用了黄帝时的乐曲《咸池》。唐代的元稹在诗歌《咸池》中称赞帝尧的至德:“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顺之以先。元化浘浘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五、帝舜之乐《韶乐》、《南风》

帝舜受禅于尧,身负众望。他集诸多美德于一身,孝闻天下,德播世间,大力推行礼乐文化和神明祭祀活动。他制作的《韶乐》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经典的地位,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乐》作为国家大典用乐,由它所产生的思想道德典范和文化艺术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文明。《韶乐》是天籁之音,体悟的是天地之心志,表达的是对上天的歌颂与崇敬。

《韶乐》又名《九韶》,内容相当丰富,共有九章。史载帝舜发明了箫,他选用适当竹管十个,其长三尺,密密排之,参差如凤凰之翼,以象凤凰之鸣,而加之变通,命名为箫,他令乐正夔制乐时加入了乐器箫。相传《韶乐》制成演奏时,堂上之玉磬声、琴瑟声与堂下之管声、鼗鼓声、柷声、歌声遥遥相答,中间更杂以悠扬的笙声与洪大的镛声,正所谓“六律交畅,八音克谐”。人们听得乐器之中还有一种声音,悠悠扬扬,缭曲清越如鸾吟,如凤鸣,刚而不激,柔而不随,正是箫声。天空之中来了无数凤凰,一齐引吭长鸣,那声与乐声高低应节,一样悦耳。因为《韶乐》的主要伴奏乐器用“箫”,故又称之为《箫韶》。春秋时吴国季札在鲁国观看《韶乐》时叹为观止:“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盛德吧?!”孔子在齐国观看《韶乐》时称赞“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此后,“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一句成语,它更成为美学史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

相传帝舜南巡时,征服南方三苗是为了使中原文化传入苗地。他来到汉、苗交界之地时,忽听鼓角齐鸣,手执弓矛的苗民将其团团围住,呐喊之声此起彼伏,形势危殆,帝舜制止了有人提出的“请伐之”,命人奏起了美轮美奂的《韶乐》,一时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虎视眈眈的苗民在妙不可言的和美乐声中,一个个丢弓弃矛,伴着节奏跳起舞来,一场干戈化为玉帛。后来三苗欣然诚服,而且移风易俗。

帝舜还有一个乐曲叫《南风》。《礼记》中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史记》中记载:“舜歌《南风》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帝舜南巡时,感谅南方赤日似火,酷暑易旱,百姓疾苦。而当南风乍起,熏风时雨,顿解万民之焦渴和燥热。他看到南国民众在温暖和煦的南风中那样欢欣愉悦,感慨万千,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他为自己的臣民祈祷上苍,切切思虑着拯救万民于水火,人们称《南风》为治世之乐。

“圣王作乐”是儒家音乐思想重要的内容,孔子尤其看重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说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治民安上莫善于礼。”多古代典籍所载之传说中的圣王乐舞,在历史过程中无数次被儒家知识份子反复述说和论证,反复强调其意义和价值,无数次著之于诗文,吟咏于歌赋。乐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远超音乐的本身。礼乐充盈于天地,合于阴阳,通于神明,涵养人的行为,使人心向善,顺应天地并关爱他人,明辨是非善恶,觉悟人生而归于天理正道。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真”,历经时光检验的纯金品性(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8/“真”,历经时光检验的纯金品性(下)-260307.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接上文)

契约精神从哪里来

也有人认为,西方企业重视诚信源于他们源远流长的契约精神,而中国的传统决定了这种契约精神的先天不足。

契约不仅是西方商业文明的核心,也是整个西方人类文明的核心。“契约”一词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圣经》中的人神契约《摩西十诫》。 一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断与人立约、重新立约,之后,人们又把这种契约精神延伸至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建立起世俗的法律和各种规定、规则等。对于那些信仰上帝的民族来说,立约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有了这些约或法,那就要信守。也就是说,首先是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的信仰与敬畏,才使得人们重视、尊重上帝与人的契约,信守自己的承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缺乏这种精神,甚至更加高深、完备。在中华神传文化中,道德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真实存在于国民心中的行为准则。

中国自古称神州,讲“天人合一”,效法天地,敬天才会敬事敬人。天地、神佛、道法,神迹始终贯穿人类历史。

当黄帝求道功成,在万民面前展现人成神的壮观场面时;当乱世之中有紫气东来,函谷关下,老子留下了经典五千言,由此发展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对生命、人体、宇宙的认识;当万世师表孔子历经坎坷,一生追求天道,视传播“礼乐”为天命, 以“仁、义、礼、智、信”,奠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当释教由西域传入中原,佛光照临,众生普度,敬佛、修佛蔚然成风。各行各业的大师、宗师无一不是依据儒释道理论进行人格修养,达到高深境界后,其技艺也臻于登峰造极。左慈戏曹操,张三丰神迹化世人,灵隐寺济公的传说等等,大道高僧、神仙隐士都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缥缈莫测的迷信,他们展现的高妙与神奇在庙堂和江湖间处处都曾留下踪迹,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对神明天地的信仰如同衣、食、住、行一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正因为有神传文化的熏陶,有对神的敬仰和畏惧,相信善恶有报的真理,人们才重仁义,诚实守信,中原大地才能够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如果人发自内心不想做一个好人,礼乐文化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在百年老店北京同仁堂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意思是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做事不要违背良心,不要见利忘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上天是知道的,这样的职业操守同样出自于心中对上天的监督与惩罚的畏惧。同仁堂为乐显扬创建于1669年 ,其子乐凤鸣接续祖业,明确提出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训条。同仁堂独办官药188年,历经八代皇帝。这面金字招牌的打造中,因为敬天,畏神,“不敢”有半份虚假,这难道不是一种契约精神吗?试问,一个不相信神佛、上帝的人,不害怕天惩的人,怎么可能发自内心的相信契约、约法的力量,怎么可能真正去执行、遵守法律法规和规则呢?

真善忍引领道德全面回归

当高德大法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中迅速传遍五湖四海,成为人们乐于遵循的心法呢?究其原因,是他让亿万修炼者见证了佛法的真实不虚,博大精深。大法让同化真善忍法则的人获得了健康与内心的充实宁静,他解开了无数人的心中谜团,明白了真善忍的法则衡量生命的高下,精神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没有高尚的道德不会有真正的健康和幸福。所以,他们从此不会惧怕苦难,心甘情愿走正道,行正义,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再选择邪恶,这个原则在以追逐利益为重要目的的商业行为中也独立不改。

台湾高雄著名排骨大王六家连锁店的老板娘郭铭珠,秉持真善忍理念经营,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铭珠婚后辞职与先生全力投入经营公婆留给他们的排骨大王便当店。当时公婆留给他们的是一家店,铭珠走入大法修炼后,精力充沛,他们夫妻用心经营,陆续开发分店,一直发展到现在有六家分店。

在工作上,铭珠经常想到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处处都得为别人设想,对员工很是宽厚和谐,铭珠说:“自己是开饮食店的,用的食材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家研发的配料,肋排都是用最高级的酱油、香料精心去调配的,食材都是最新鲜的,就象做给自己吃一样去做,因此赢得客人的信赖,吃过一次的顾客往往都成为常客。

“好吃、健康、新鲜、服务品质好”是他们独家便当店有口皆碑的招牌,生意鼎盛。很多人看到他们生意好,要加盟,都被婉拒,因为铭珠夫妻希望把品质做好,品牌维护好,独家经营。每一家分店都选在市中心黄金地点,其中瑞丰夜市分店更是门庭若市,每餐几乎都忙不过来。

铭珠说:“这要归功于法轮大法的教导,大法不仅救了我的命,更教导我要同化真、善、忍,在经营上我也秉持这个原则,严格要求品质,赢得顾客的信赖与眷顾。”现在的每一家分店也都是她弘法的好地点,铭珠说:“我先生目前虽未修炼,因看到我的变化,非常感恩、支持大法,我们店是不接受其它广告的,只有弘传大法的宣传他都答应。”

台北县的房产经纪人罗永杰也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有真善忍法理的指导,处处事事能为别人着想,诚信对待客户,这在竞争激烈、花样百出的行业中显得脱俗出众,许多客户变成朋友,也有些客户之后还介绍其亲朋好友的买卖物件给他负责。永杰说:“刚开始有人会说我傻,好象不耍点小手段就很难买卖成交,错失赚钱机会;可是久而久之,收入非但没有影响,更有意想不到的益处,事情不说谎也可以做,用欺骗或耍手段做成的案件看似成功,但是往往因为不够透明诚信,容易衍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纠纷,反而需要更多精神和时间来处理,盘算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俯仰无愧,心安理得。非常感谢师父教导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做个好人中的好人,我很庆幸能有这么大的福份修炼法轮功。”

河南平顶山大法弟子安平在私营企业干财务工作,是会计记账的。现在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向下滑,这个单位也不例外,仓库产品不断的丢失,而且经管钥匙的不只是保管,为了上下班卖东西方便,科室负责人及部门经理都在轮换着拿钥匙,也就是说拿钥匙的范围就在上层主管者手中传递,每晚的值班人员有财务、科室、经理、办公室总计四人,仓库一个月盘存一次,盘存时总会少那么一两件,这件事令总经理很是伤脑筋,钥匙总让保管拿吧,卖东西就耽误事,让传换者拿吧,东西总丢失。财务参与卖东西只是开票收钱,不应该拿仓库钥匙,但是领导思虑了很久,值得信赖的还是财务人员,因为财务人员中有两人都是修“真、善、 忍”法轮大法的,知道不会有事,所以决定财务人员下班后经管仓库钥匙。总经理说:你们是最可信的人。

是啊,人类的正统信仰维持着道德标准的高度,可是反过来讲,如果神佛、上帝不是真实的存在,仅仅依靠一种文化的强力宣传,又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呢?见证了佛法真实伟大的大法修炼者们,不但亲身践行着真善忍原则,同时也在传播真相、制止迫害中引领着社会道德的提升,他们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精神,他们朴实无华、不掺虚假的修炼事迹,重新唤醒善良人们心中对神的正信和向往,感动、激励着他们重拾道德勇气。我们相信,当邪恶的无神论销声匿迹,当敬天爱人的传统思想回归,一个崭新的商业文明必然随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再度光彩重生。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真”,历经时光检验的纯金品性(上) / 文/唐风 整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7/“真”,历经时光检验的纯金品性(上)-26027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失落的商业文明

有人说商业文明起源于西方,传统中国是农耕帝国,重农轻商,所以没有产生商业文明的基础。其实,从14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500年里,中国强有力地占据着世界经济总量的30%。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经济在二战后领导全球经济的极盛时期的比例,而且中华民族将这个记录保持了500年,假如没有一个先进的商业文明怎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只是在传统文化中讲“君子务本”,做事情要抓住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因为道德是一切文明的核心,我们的先贤们始终将着眼点关注最根本的做人准则上,没有给予商业更多的笔墨。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之一。中华文明也孕育出无数商业先贤,家累千金不忘弘扬儒学道义的子贡,犒师退敌的商人弦高,富好行其德的范蠡,重视工商业发展的名相子产、管仲,《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计然、白圭等,他们创造了交换物品的经商理论,制定了商业规则和商业法典,并以其商业品德和商业行为孕育出商业精神,实践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至诚理想,

时至公元2012年,一位时评作家在他的一篇博客文章里这样调侃:“早上,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 这篇博客真实的反映出当今国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愤怒、无奈和心酸。

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商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一个方面。实际上,IT、制造、能源、房地产、建筑、医疗、行政和金融证券等行业都存在类似问题。有人感叹,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干净”的行业了。

2012年被曝光的毒胶囊事件中,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高超标90倍。修正药业、通化药业、海外制药和蜀中制药等知名药企均榜上有名!之后又爆出酸奶和果冻中均含这种工业明胶,一时间全国哗然;之前,知名食品加工企业双汇集团被曝光了“瘦肉精”事件,养猪场使用违禁药品“瘦肉精”饲养的有毒猪肉流向了济源双汇,最终,它们变成各种肉制品流入全国各地的市场;无视商业道德的典型还有电视直销行业,锅王“胡师傅”号称使用航天材料,无烟、不粘锅,实际上只是一口普通铝锅,炒菜时浓烟四起。橡果国际、七星购物等曾经红红火火的电视购物企业,在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后深陷亏损泥淖。

今天,中国社会随处可见欺诈,商业文明全面失落的原因在哪里?人们的普遍共识之一是,信仰缺失导致道德沦丧,诚实守信的基本底线都无法坚守。一个人一旦内心没有了心法约束,丧失了廉耻心和畏惧感,在作恶时便会毫无顾忌,十分坦然。在邪党文化统治中华的不到百年的时间中,说假话、造假货、办假事早已蔚然成风,毫无亏心之感。在最近的“瘦肉精”事件中,养殖户就表示自己不吃这种猪肉,但却心安理得地高价卖给他人。另一方面,监管不力、执法不严也大大降低了违规成本,这使得企业主在利益驱动下,肆无忌惮地作恶,牟取暴利,讲诚信讲道德反而失去了生存空间。

百年老店的诚信基因

诚信的缺失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企业本身而言,丧失了诚信的企业其实也是在透支企业的生命力,大大缩短了其创立的品牌寿命。

管子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德才兼备的正人君子需要一生的修养。而树立一个美名扬于天下的品牌,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磨砺,但是毁掉一个品牌则是瞬间之事。资料显示,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仅为8年,而欧美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在中国,能被人牢记的老牌公司寥寥无几,因诚信问题而迅速消亡的公司却比比皆是。在这些短命企业中,很多都曾经如昙花一现般闪亮登场。三株集团、秦池酒业、南方高科、科健手机、德隆实业和科龙电器等公司,无不是在短暂辉煌后,又因冲破道德底线而迅速消亡,三鹿集团更是倒在诚信利剑之下的典型案例。有人在深入探究了中国企业的“英年早逝”甚至是“幼年夭折”状况后,指出在所有的“失败基因”中,最致命的一点是普遍缺乏商业道德,缺乏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而放眼全球,最老牌的德国西门子成立于1847年,芬兰诺基亚成立于1865年,美国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瑞典爱立信成立于1876年,荷兰飞利浦成立于1891年,美国通用电气于1892年由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而成,法国阿尔卡特成立于1898年,IBM成立于1911年……透过西方百年企业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这些长寿企业无一例外都具有一以贯之的诚信基因。

IBM在用户心中,一直是值得信赖的品牌。然而,在2003年11月21日,IBM韩国公司出现了一次严重的价格张贴错误,将实际售价为1662美元的电脑,错误地标价为83.1美元。超低价格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抢购,一个小时之内,约有100名消费者通过信用卡下了订单。一个小时之后,IBM才发现因为疏忽而导致的错误。随即,IBM韩国公司的高层紧急行动起来商量对策,并及时提出了一个替代措施——允许购买者以35%的折扣价,购买IBM的电脑。不仅如此,公司高层还亲自出面向已经下订单的消费者道歉。IBM韩国的新闻发言人称,“为了表示诚信,公司将用价格折扣来感谢消费者对IBM的厚爱。”

这次事件虽让IBM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却在道德上赢得了好名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企业和人一样,都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认为,诚信是公司员工一百多年来创造的“无价资产”,没有什么比坚持诚信更重要。韦尔奇不仅要求员工、下属公司坚守诚信,还要求第三方合作伙伴这样做,未能履行承诺的就会被终止合同。股神巴菲特也曾经说过:“让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但如果让公司名誉受损,那我将毫不留情。”

其实这样的诚信案例在49年之前的中国大地上俯拾皆是。例如,在中国四大商帮占据重要地位的晋商,非常注重以立人为先,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认为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著名的乔氏家族是其中的典范,在商业和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中总是本着以信誉扩大影响、以信誉立足商界、以信誉求得盈利的指导思想,绝不做取巧渔利的一锤子买卖,更不做玷污字号招牌的勾当。即使赔本也笃守这一信条。

据说,清末的一年粮油歉收,油价大幅上涨,乔家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想乘机捞一把,暗地掺假,以次充好。谁知“东窗事发”,被掌柜发觉,狠狠训责了手下,勒令追回假油,重新灌装了纯净无瑕的好油,自作聪明的伙计只得“卷起铺盖卷”走人。这次油市火红的良机,复盛油坊非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蒙受一些损失,然而却因此赢得了客户的信赖,近悦远来。乔家字号重合同、守信誉的“美名”不胫而走。乔家之所以如此,并非沽名钓誉,“宁亏不伪”原本就是其多年坚守的经营作风。

纵观中外百年名企,他们成功的长寿秘诀似乎都验证了孔子的一句话:仁者寿。做事先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讲仁义的好人或者好的企业都会把诚信作为立人立业的基本理念,所谓“人无信不立”,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诚实守信,无论造次、颠沛都不可一日或缺。道德标准的降低,就必然使企业的生命力缩短。“真”,才是历经时光检验的纯金品性,是基业长青的成功基因之一。

(待续)

2012年7月16日星期一

坊间评述:看到真相的人才称得上智者 / 文/千载雪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6/坊间评述-看到真相的人才称得上智者-260270.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想必看过《皇帝的新装》的朋友都会明白,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让人们都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去想、去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骗术才会得逞。而人们的弱点就在于怕别人说自己“愚蠢”。结果,从国王到庶民,为了不让自己戴上“愚蠢”的帽子,而不自觉的视真相而不见。这恰恰是他们的“愚蠢”之处。而那个小孩却没有这些左顾和右盼,只是相信自己看到的,这样反倒能看到真相。在整个国王出游的过程中,只有那个没有名誉与利益权衡的小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智者。

在中国大陆这样“愚蠢”的行为处处可见,很多人因长期被中共邪党灌输与整人手段恐吓而产生了太多的顾及名与利、或者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的观念,而视事情本身的真相却不见。比如最近发生的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的事件。李旺阳无论是干什么的,首先他是一个“人”,他的死是一桩命案。那么对于他站在地上的“被上吊”的死亡方式,中共的五毛也好媒体也好,所关注的不是这条命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而是在说他这个人怎么样,他的死对外界影响怎么样。而作为警察来说,不是破案,给民众和家属一个说法,而是将遗体抢去、火化。后来虽然在广大民众压力下声称“调查”此案。那只是一种缓兵之计,结果那自然是伪造一个没有凶手的死因来应付外界的质疑。

常言道:“人命关天”。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看此问题,不应该随着中共邪党宣传的思维套路走,而是应该直接针对李旺阳被害的本身,看看中共对待李旺阳的遗体的态度和怎么处理,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凶手了。针对这一条人命,是否严肃的负责调查死亡真相和对待死尸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

中共的媒体上经常说,“党对于广大学炼法轮功的群众是关怀的。根本不存在迫害法轮功信众的问题。”为了表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经常采访一些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中的学员来佐证。其实被非法劳教和判刑的本身不是迫害是什么?别的不说,就单纯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媒体的造假和中共的邪恶。劳教所和监狱在它们的宣传中,是那么的所谓“春风化雨”,是那么的令人神往,可是众所周知那里是关押坏人的地方,是最没有人权的地方。既然宣传“信仰自由”那么为啥把人关押在坏人呆的地方?那么把没有对社会和他人有任何危害的好人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被说成是“维护信仰自由”恐怕是中共邪党的独创吧!

稍有点文明概念的人都明白,法律管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思想。而中共邪党却要管人的思想。“必须在思想中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口号喊了几十年。这一方面展现出其流氓的狂妄自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共邪党其实虚弱的不堪一击。只要全中国人在思想上都脱党,那中共邪党立刻就会解体。故而中共在不断的用金钱利益与强权暴政来威胁、诱惑人们与它保持一致。这也就产生了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中,恶警逼人员宣誓拥护中共——这极为荒唐的一幕。

“拥护”应该是发自于别人的内心才真实、才长久,而中共邪党为了达到别人拥护它(最起码在嘴上说“拥护”)的目的,不惜用腐败来拉拢其党徒,让其为邪党效忠,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让别国默认其迫害民众,对内靠着高压来维护其统治。那么这种“拥护”会长久吗?一个靠欺骗和暴力起家的邪党,对民众是镇压的,那么对其内部的党徒也好还是别的国家也好,不也是利益为上吗?就如同一流氓,为了更好的行恶而用各种手段胁迫了一些人帮着他行恶,那么他的流氓本性根本没有变化,那他对谁早晚不会耍流氓吗?

为了一时利益而被中共邪党胁迫也好利用也好的人与各类组织,要清醒的认清这一点:帮助邪党行恶,那不但是助纣为虐,更会引火烧身,殃及自己!

还有,很多普通百姓认同了中共邪党的说法:“搞政治,想篡权”,那么很多人就没有想想什么样的人才是搞政治?什么样的人才能搞得了政治?记得好像大约八年前,邻居大婶跟我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车上押着两位手无寸铁的学炼法轮功的老太太!都说搞政治、都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那么法轮功学员手里没有枪没有子弹,他们靠什么夺权呢?

而且那些权力对于这些修炼人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根本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一点在十三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面对无名苦难,用大善大忍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这足矣说明,这群人毫无政治目的,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所谓的“搞政治”、“不爱国”之类的都只不过是打压的借口而已。其实真正“搞政治”的、“不爱国”的恰恰是中共邪党。类似的荒唐还有最近明慧网曝光的一则案例:一些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抓捕了正在午睡的老太太!

也就是说,看一个问题的真相,不要看对方怎么宣传,要看事情的核心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那一切是非曲直自然明了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宣传污蔑法轮功是如何的不好,但是它从来不让百姓自由的接触法轮功书籍,没收法轮功学员的书籍。按道理,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那就应该让所有人都来看看书上究竟是怎么说的,让所有人都来“批判”一下嘛!现实是中共不但烧书、毁书,而且动用民脂民膏建防火墙封锁海外一切法轮功网站。这本身就足矣说明恰恰说明所谓“法轮功不好”只是一个谎言,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谎言都象乌云一般,当真理之光展现的时候,乌云就会散尽。那么就是在乌云一时间遮天蔽日之时,怎样能慧眼识真做个明辨是非的智者,那就看自己是如何选择了。

因被骗而做出的错误选择,不仅是愧对我们的良知,更是会产生更大的恶果。选择善良、明辨是非是对己对人最好的抉择!

2012年7月15日星期日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二章):当科学变成了信仰 / 作者: 小岩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1222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第三节 当科学变成了信仰

前言 思想与思维的差别

我们前面已经几次给大家介绍过了,一个认知思想体系往往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按照本人最初介绍的顺序,按照“西学”思维的顺序,也就是,

•第一部分,证据类的、事实性的关于what it is或者是结果结论类的部分——也就是《东学》“天地人”对应于“地”的部分;
•第二部分,分析方法、逻辑方法类的或者某种主观性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东学》“天地人”对应于“人”的部分;
•第三部分,思想原点、思想基点类的或者叫做哲学原点、边界假设条件、初始假说或者坐标参照系等等——也就是《东学》“天地人”对应于“天”的部分。


在本章的前两节当中,我们已经从认知体系的前两个方面,也就是从(1)证据类方面,也就是关于在生物学意义方面对《进化论》的批判——也就是《进化论》三大证据的相继破灭,以及(2)分析逻辑方面,也就是在理论层次批判《进化论》的逻辑错误——也就是《进化论》在理论层面存在的致命问题。在这两方面,我们已经对达尔文初始的《进化论》理论以及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新近出现的《现代进化论》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性论证。下面就让我们从再认知体系的第三方面——也就是思想原点或思想基点的方面对《进化论》展开进一步的批判。

在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说明的就是关于“思想”与“思维”这两个词汇的区别。这两者的区别与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所讲述过的关于“思想”与“思想体系”的区别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容易把“思想”与“思维”这两个词汇互相替代着使用。但本人还是愿意把这两个词汇区分开来进行对待。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发自个人大脑的想法而已,“思想”可以任意的天马行空、可以千奇百怪、别出心裁,可以完全不基于任何事实的支撑,也可以完全不被逻辑所梳理,可以独来独往,可以完全不顾及与他人发生什么关系,也可以不考虑对他人有什么影响。这也就是“思想”的本性——自由。思想可以发散性很强、约束性很少。这就是“思想”,因此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物、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的“思想”,每一次给出的答案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这样,下一次那样。各次给出的答案之间可以完全没有相互关系,甚至可以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是“思想”。因为无论怎么去“想”都不能够算是错。因为无论这么“想”都没有威胁到他人。也因此“思想”的本性就是自由。这就是“思想”属于“天”的属性的原因,“思想”是发散的,可以任意的、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当然把“思想”说出来、写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不仅仅是“想”的问题了。当然独裁者们的逻辑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们认为“想”就是罪,专制独裁者们不准许人们去任意“想”。因此独裁者们的逻辑是完全逆“天”而行的,是完全违背了“思想”归属于“天”的属性的,也因此独裁者们最终必遭天谴。

然而“思维”方式却是一种被固化了的、习惯化了的“思想”模式,是一只栓了线的在天上飞的“风筝”,是有一个“原点”的。以此“思维”属于一种“结构性”存在的“思想”方式,或者说,“思维”是已经被结构化了的、已经被逻辑化了的“思想”。当然这个“逻辑化”不一定是指“实证科学”那种逻辑或者数学那样严谨的逻辑。思维模式也可能是其它逻辑方法,或者只是具有一种可以系统化、相对固定化稳定化的方式而已,也就是是比较固定化的一种习惯方式而已,也就是属于一种已经养成的、比较稳定的“思维习惯”。

面对同一种事物、同一个问题,某个人“思维”每一次的答案相对而言都应该比较一致、比较确定。也就是“思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原点”,就象牵着风筝的那只手一样,无论风筝怎么飞,都跑不出手心。

因此,“思维”,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要素,而是被放在了上述由三部分构成的那一个“思想体系”之中了,也就是“思维”已经有了体系了,有了结构了。这就是“思想”与“思维”的主要差别。

一般而言,也只有某种“思想”被“思维化”、“结构化”了以后,这样的“思想”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分享,也就是被人类的某一类人群所共有、所共同接受。显然,在“思想”被“思维化”、固定化这方面,进化论并不符合要求,进化论一直不停的变更自己的原点,一直跑来跑去,不停的更换旗号与招牌,也因此进化论也就只能停留在一种“思想假说”的境地。当然本人并不会这样武断的简单给进化论下这些结论。请读者们且看本文后续所展开的分析与论述。

一、进化论退守信仰的阵地

显然,达尔文主义者们已经守不住“科学”这块阵地了,无论是在证据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早已经是丢盔卸甲,于是就唯有向认知体系的最后这块阵地逃窜了,也就是给进化论这个假说寻找一个不需要证据验证与逻辑推敲的说辞,于是达尔文主义者们最后声称,进化论属于一种信仰,不需要证明。关于这一点,那么接下来,还是让本人帮助大家从引述曹凯先生的观点来展开相关论述。曹凯先生在《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的一开篇就非常明确的指出: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他认为生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严格地说,进化论至今都只是一种假说,当年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也正是因为信仰,才把它当成真理介绍给学术界和公众,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们当成了真理。

然而,严谨的学者清楚:接受的人多并不能把一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严密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

曹凯先生的上述论述也体现出了本人在前面几次给大家讲述的“思想体系三部分”的观点。曹凯先生所说的“严密的推理”就属于本人上述认知系统的第二部分;而曹凯先生所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就属于本人认知系统的第一部分。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这两部分的内容都是缺失的——这也是本文我们在前两节中所着重讨论的主题(#1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与#2进化论在理论层面存在的致命问题),所以进化论就永远只能够停留在一种“假说”的阶段,就只能够退守思想信仰这块最后的阵地了。然而进化论最后退守的这块阵地真得能够守得住吗?!

我们说,或许就是因为进化论者们意识到了上述#1与#2的致命问题与难以解开的死结,才不得不退守所谓“信仰”这块最后阵地,就象曹凯先生所指出的,“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也正是因为信仰,才把它当成真理介绍给学术界和公众,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们当成了真理。”

其实曹凯先生文章的标题就一举点到了进化论的软肋七寸——进化论属于一种错误的信仰。那么进化论作为一种错误的信仰,其错误又错在哪里呢?也就是说,进化论退回为一种信仰之后,难道就真得可以安然无恙、万事大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还是要对进化论穷追猛打,力求彻底从人类认知中清除出去。因为进化论根本就不应该属于人类。

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如同我们刚刚在本节前言中所论述过的关于“思想”与“思维”的差别一样,进化论充其量也只能够算作一种“思想”,还不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思维方式”或者“思想体系”,所以进化论就只能够停留在天马行空、任意遐想与瞎想以及胡编乱造的阶段。停留在“思想”不确定的属性方面,进化论非常典型的可以这对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答案,具有非常典型的不确定性的“思想”特征。比如曹凯先生在《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文章中所列举的例子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本人可以帮助大家引用一下。曹凯先生这样写到: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像地揭示原因:“布林顿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徵;博克1926 年的研究宣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为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

《进化论》作为一种思想,达尔文随便想想也就算了。然而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却把《进化论》奉为暴力革命的借口,作为摧残生命的理由,那就是罪无可赦了。那么达尔文在人类《最后的审判》到来的时候那也必定是罪责难逃的。

二、进化论傍大款的心理

“傍大款”这个词,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傍大款是现代一些中国人急功近利的一种行为方式,20岁的漂亮姑娘因为金钱可以去傍一个80岁的糟老头,君不见,一位80岁的华裔教授回到中国大陆不就是被一位年轻姑娘给傍上了吗?还对外声称是为了什么超越年龄的“爱情”。有谁会相信呢?!大家都脑残呀?!傍大款这其实就是当今中国人急功近利行为最典型的写照。正所谓,如果傍对了人,那么自己就可以少奋斗20年,何乐不为呢?而且现在还不仅是姑娘们去傍大款,连小伙子们都开始傍富婆了,叫做倒养小白脸。

那么,“傍大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傍大款”的人们到底是怎么一种什么思维呢?“傍大款”的人们到底又是怎么一种心理状态呢?

那么就让本人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下相关的解释。其实所有“傍大款”的行为都属于是一种心理力量脆弱的表现,也是一种急需社会认可的一种强烈心理需求的表现。这种脆弱心理表现出来对于社会认可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满足,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甚至会表现为对社会的反向报复心态或者极端仇恨的行为。比如前几年那个杀害同学室友的马加爵就是非常典型的后者。其实马克思的做法也是如此。因此马克思才会提出“暴力论”要报复社会、毁灭人类。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感觉奇怪的了。其实完全是一种心理发育不健全的表现。

想必大家都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心理学吧。本人之前在《正见网》上也发表过一篇相关介绍评论马斯洛理论的文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上一读。关于马斯洛需求心理的五个层级,本人认为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心理需求层级。比如,最顶层的心理需求层级可以称为个人的“精神需求层级”,而最低层的生理需求层级又可以看成是个体的“物质需求层级”,而马斯洛五层需求中间的三层则可以归并为一种大的“社会需求层级”。反过来讲,“社会需求层级”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社会需求的子层级,三个子层级之中的“情感归属”应该属于最典型的“社会需求心理”。其实“傍大款”心理所对应心理需求层级实际上就是这个层次的心理需求。

不妨给大家举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知道,中国房地产界有一个明星式的大碗级人物叫潘石屹。因为SOHO中国的成功,于是潘石屹就好象成为了一个在当今中国既事业成功而又青年才俊的代名词——从苦难的童年经过白手起家再到事业有成。于是呢,有一次有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姑娘,在参加一次选美大赛的时候,她对大赛评委们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甘肃天水,我跟潘石屹是老乡”。因为姑娘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姿色平平,所以就只能够借助“潘石屹”的名字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当今的所有名牌心理,甚至购买假名牌的心理都属于“傍大款”这种现象。想必大家都听到过“塞上江南”的这种说法。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傍大款”的称呼。因为到了真正江南美景的苏杭一带,就不会以“江南”而自称自己了,而是改用“天堂”这个称呼来“傍”了。可见“傍大款”都是由低层的向高的层次方向去“傍”,而没有向低了“傍”的。记得侯宝林《改行》的相声有这么一句比方说,栗子味的老倭瓜,没有说老倭瓜味栗子的。这就是“傍大款”的真谛,由低向高“傍”。其实商业销售上的“捆绑式”销售也是一种“傍大款”的方式。

“傍大款”,这个名词或许表述的有些太过于直白。那么我们就换一个比较文气的说法,叫做“贴标签”、或者“贴牌”。借用马斯洛需求心理学的语言,“贴牌效应”其实是建立在一种社会需求的归属感方面。实际上这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级别的“社会需求心理”层次。往往表明的是“社会需求心理”刚刚产生时的一种初始心理状态。也就是因为“社会需求心理”才刚刚产生,往往还没有达到“内心心理”足够自我强大的程度,还不能够达到健康而独立的自我心理存在,因此还需要借助某种社会圈子的外部力量来标注某个个体自己存在的社会意义。其实任何“贴标签”、“贴牌”或者“傍大款”都是因为个体能量不足需要借助外部社会力量来加持自己的存在,其实是一种过度心虚的表现而已。

把自己的什么东西、什么思想都试图贴上“科学”的标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傍大款”的思维,生怕别人说自己的想法是错的。只不过这种“傍大款”不是在物质上“傍大款”,而是在精神名声上“傍大款”而已。就象那个天水姑娘去傍潘石屹一样。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马克思,其实都是如此,都想“傍”科学这个“大款”,这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暴发户”。都是一帮不知道“科学为何物”的文人声称自己的东西是“科学”,都可以算是“傍大款”的前辈了。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标榜为所谓的“科学哲学”只不过就是一种想傍上“科学”这个大款的手法而已,傍上这个17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西方“暴发户”而已。其实“科学哲学”的这种“傍法”既诋毁了“科学”的本意也颠覆了“哲学”的认识。

我们说过,其实所有“傍大款”的行为都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实力不自信的表现而已,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去傍“科学”其实也是不自信的表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去傍“科学信仰”其实也是如此。而且两者还都是一种双傍双毁——达尔文进化论既傍“科学”,也傍“信仰”;马克思“科学哲学”也是,既诋毁了“科学”,也诋毁了“哲学”。

这种往自己身上贴“科学”标签的做法其实也有其根源,就是因为生活在19世纪欧洲的人们,在看到了西方的科学文明所谓“用200年的时间创造了超过过去2000年人类文明的物质财富”之后,于是都认为“实证科学”确实是一个“太伟大”的东西,于是无论人五人六,就都想把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都往“科学”上去靠。好象谁能够贴上“科学”的标牌,谁的思想就是“正确”的,也就一定能够“成功”一样。

然而对于达尔文主义者们而言,由于发现《进化论》始终无法满足“实证科学”的刚性要求,由于发现沿着“科学”这条路向前是走不通的,所以达尔文主义者们反过来去傍“信仰”这个千年不倒的“大款”,反过来走上傍“主义”这条路。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流)发现单单依靠走“主义”这条路也不容易走通,也不能够忽悠更多的信徒,因为它们的“主义”或者“哲学”也无法满足“信仰”的逻辑和要求,所以又转回来傍“科学”这个“大款”。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跑过来跑过去的做法也确实辛苦。一会儿按照《进化论》的方法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又按照“主义”(“信仰”)的方法跑过来跑过去。最后也只能是跑过来跑过去跑出了一种“循环论证”。

其实,无论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初都去傍科学,后来又都去傍主义,最后不得不打出什么科学主义、科学哲学的旗号。傍来傍去,根基并没有能够“傍”稳固,似乎都没有能够“傍”到真正的“大款”,因为它们发现“科学”并不好傍,物质科学是排他的;其实“信仰”也不容易傍,因为信仰也有信仰的逻辑。转了一圈,似乎还是鸡飞蛋打,就象那些追逐蝇头小利的人们,到最终,反算了卿卿性命,越傍越露陷。但是十分不幸的是,人类文明在20世纪付出了上亿条生命的非正常死亡来偿还被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暴力论”所忽悠的代价。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在过去300年的非正常死亡超越了以往3000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那么过去的300年,到底是功呢?!还是过呢?!

三、科学是方法不是信仰

下面就让我们来谈一谈进化论退守信仰最后阵地之后所出现的问题。信仰显然是《进化论》已经无路可走所退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了,但是即便是如此,进化论奢望作为信仰而生存的希望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们讲,信仰论的本身并没有丝毫问题。其实我们有神论者就是关于神的坚定的信仰者和捍卫者,我们就是神的卫道之士。而且信仰必须是一种坚如磐石的精神。然而关键我们说,信仰有信仰的逻辑,信仰也有信仰的方法。狼外婆披上羊皮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羊,早晚是要露馅儿的。进化论之所以退守信仰这块阵地,是因为对于唯物论者们的认识而言,它们似乎认为信仰属于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似乎不需要任何证明与证据。就象软弱的羔羊一般。其实这只是缺失信仰的人们对于信仰的一种浅薄认识而已,并非超越物质层次信仰者们关于信仰的真正认知。其实真正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而绝不是什么虚无。

进化论退守信仰其实恰恰是基于唯物论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已,因为自己既找不到任何符合“实证科学”所需要的物质证据,又不符合“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得已退而以信仰为口实,其实根本就是在亵渎和颠覆“信仰”两个字。

接下来,我们会在下一个小标题中,给大家进一步阐述关于进化论是如何违背信仰的逻辑的,这里我们首先对于“科学信仰”这个概念的本身给大家展开批判。进化论退守信仰之后声称自己是“科学信仰”。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说“科学信仰”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呢?问题就出在进化论声称自己是一种所谓的“科学信仰”这里。因为“科学信仰”或者有人声称的什么“科学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致命的逻辑问题,至少本人这样认为,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什么信仰,或者说,科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主义。当然本人的这些论断,我们需要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首先,本人认为,科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主义。有些人总是喜欢打着“科学主义”的幌子进行招摇撞骗,或者抡着“科学主义”的大棒今天指责这个“反科学”的,明天说那个“伪科学”的。其实所有打着所谓“科学主义”旗号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对“科学为何物”一知半解的“科痞”而已,而献身科学的那些真正科学家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也不会依靠打着“科学”旗号出来混饭吃。往大了讲,其实凡事打着任何“主义”旗号的人都不过都是在忽悠人的“傍大款”行为罢了。把“科学主义”也不过当成一种狐假虎威的手段而已,也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夹杂贩卖自己的私货而已,就是“傍大款”的“贴牌”手法而已,达尔文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所有贩卖主义的人其实都是自己没有什么真正过硬东西而已。其实当今中共所搞的“市场经济”也不过又是一个“贴牌货”而已。因为到了20世纪末,似乎“科学”呀、“主义”呀都过时了、过气了、out了。现在流行时尚叫做“市场”,所有就装扮成一个“伪市场”的样子,接着出来满世界混。而且到处追者别人承认自己是“真市场”。非常符合马斯洛需求心理那个层级表现——迫切需要社会圈子的归属与认可。

其实所谓的“科学主义”只不过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科学职业训练的大众人群(也就是对于科学认知充其量是初中课本水平的人群)的一种外强中干的恫吓而已。骗一骗外行人还行,但是如果面对真正的专业科学家们恐怕就傻眼了。

因为“实证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性的事物,而不研究精神。只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根本没有必要总是口称我是这个家或者那个家。而精神层面的东西,二分法在建立“实证科学”之初的时候就已经被切割分离出去了。因此所有关于研究精神领域的任何声称,其实根本都不应该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也是说,所有所谓的“社会科学”的说法其实都是非常荒谬的,都是不懂“科学为何物”的门外汉或者科学票友照葫芦画瓢画出来的。就包括将哲学纳入所谓的科学其实也是极其荒谬的。

科学的研究范畴是关于物质性,那么物质性又决定了价值观中性,所以绝大部分的科学家是不过问政治的,虽然他们可以有政治观点,但那是作为人所具有的价值观,而不是作为科学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实证科学”走的是一条“理性”道路,应该尽量排斥“人性”的干扰。就象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方法与科学家的价值观完全是两回事。切不要把科学与科学家这两组不同范畴混淆在一起。“实证科学”擅长研究物质世界的规律。我们并不是反对大家研究“非物质现象”。研究“非物质现象”可以使用其它方法呀!为什么非要打着“科学”的旗号呢?为什么非要陷“科学”于不义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居心呢?

科学家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是投身于科学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之中,他们习惯于使用专业知识把自己包裹起来。用专业壁垒使自己处身实验室之中而与外部世界相隔绝。我们知道,“实证科学”是一种有限认知。这种有限认知其实就来源于人类生命与精力的有限性,所以“实证科学”才会采用了一种“分工”的方式以适应人力精力的有限性问题。如果专注搞科研的精力还深感不足,那么真正的科学家又任何会对科学领域之外的事情感兴趣呢?!

当然,既称为自己是科学家,又天天对政治感兴趣,恐怕这样的人也确实存在,特别是在充满政治色彩的社会之中,比如当今的中国大陆,这也只能称之为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了!这样所谓的科学家也只能是“自称”而已,或者是被某某党“授予”而已,而绝非科学界、科学家群体的公认。就象科痞何祚庥声称可以在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中发现毛猪媳的“毛子”一样。这样的科学难道还能够叫做科学吗?!,这样的科学家难道还能够叫做科学家吗?!

“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我们讲,真正的科学并不存在什么“主义”,科学也没有什么“主义”。科学不是信仰,科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稳定的逻辑系统,而“主义”则是一种思想基点,是一种思想属性,可以是非系统的,可以是随时变化的或者随时被当权者的喜怒所修改、修正。

其实“科学主义”中的“科学”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概念的混合体,就象中共喜欢把“民主”与“专政”、“市场”与“专制”、“和平”与“崛起”经常混搭一样。

我们反复说,科学不存在主义。不要总是以科学的名义贩卖自己思想的私货。不要总是以科学的名义做为一种什么“主义”的借口。也不要将科学无法证实的《进化论》退化成为一种信仰。

其实“主义”在本质属于是一种思想观点,然而缺乏认知系统#1部分与#2部分支撑的任何思想观点,也就只能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观点而已。“主义”只不过是把个人的“思想观点”做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包装而已——只是把个人的“主意”变成了可以对外贩卖的“主义”而已。其实也就是个人观点经过了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手法而已。其实“达尔文主义”就是如此,那些所有打着什么“科学主义”旗号的东西也都是如此。都是因为既自知“理亏”(缺少#2的部分)又无法找到证据(找不到#1的部分)之后的一种“傍大款”的行为而已。似乎似乎科学这个“大款”还着实是挺好傍的。人人都想傍上一把,达尔文去傍,马克思去傍,何祚庥、司马南也去傍。真可谓是“科学大款一傍就灵”。

其实傍“科学”大款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你既得有事实证据又得符合科学逻辑,因此“科学”这个大款其实是不容易傍的。所以所有想傍“科学”大款的最后都是选择了去傍“科学主义”这个大款,就象如果皇帝不好傍,那么咱们就去傍皇后这个道理,实在不行那么咱们就去傍皇帝的小舅子也是一样。“科学主义”就好似是“科学”的小舅子。但是“科学主义”这个小舅子也不一定不好傍,因为如果皇后没有弟弟,“科学主义”这个小舅子也就不存在了。也因为科学并不存在主义,所以《进化论》最后走向一种“主义”的道路——达尔文主义,其实最终也是走不通的。“科学主义”并不存在,科学的本质是方法而不是主义。所以进化论去傍的其实是一个假的“皇亲国戚”而已。“科学主义”并不存在。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主义”其实属于是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而已,无论是达尔文主义,或者是什么什么别的“主义”,那完全可以是“主义”创造者自己的一种思想的自由。思想创造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主义”打着“科学”的名义,当一种“主观性”的思想打着“客观性”的旗号招摇过市的时候,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种“招摇过市”完全是一种假公济私的行为,是一种把个人观点假称“真理”的幌子强加于他人的欺骗行为。其实这也是表达个人“主观”观点在理屈词穷时的一种表现而已。当自己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就假借外力。塞外借江南,老倭瓜借栗子,小姑娘借名潘石屹。我们是不是应该当怪不怪了?!

《进化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妄图假借“科学”的幌子,因为它们都把“科学”当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其实“科学”也只不过是假借了“真理”的幌子而已。因为“实证科学”本身就属于是一种“有限性”认知,研究的只是是关于小尺度的物质性“有限规律”而已。然而只有真正的宇宙层级的科学,所面对的才能够是真正称得起是关于“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真理”属于在宇宙尺度上的规律。然而就是因为许多人错把“科学规律”当成了“宇宙真理”,所以这些人他们才争先恐后的去傍“科学”这个大款。如果他们要是真的知道“实证科学”也只不过是一种“有限规律”而已,甚至是“垃圾级”的认知规律的话,那么恐怕这些人也就不会那么争先恐后的去傍“科学”这个“大款”了。话又说回来,其实即便是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充满了物质欲望与急功近利的社会里,“傍大款”的行为也是为许多人所不懈的。

我们讲,当某种个人思想观点的“主意”走向对外“主义”包装的时候,实际上“主意人”是怀有一个希望得到更广泛人群认同或认可的这样一个强烈愿望的。或许这也没有什么过错,马斯洛五级心理需求金字塔就已经指出了,离开物质生理需求之后,人们会走向一种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比较低的层次就是一种关于社会归属感的需求,也就是让特定某种社会圈子中的人群能够接受自己。其实达尔文也没有走出例外,他特别想让“科学圈子”接受他,特别想让出于“博物学”的《进化论》能够归到“实证科学”的圈子里面去,尽管他的“博物学”研究方法与“实证科学”的方法根本相违背。或许就是因为达尔文已经非常明确的预感到了“博物学”在将来根本没有前景的这个事实,所以达尔文就非常希望能够“傍”上“科学”这趟能够跑得久一点的车。或许是这样。然而遗憾的是“实证科学”这趟车也未必能够跑得持久。

无论是“主意”或者“主义”,作为自我意识的表达,希望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群的认可,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让社会上更广泛人群认可而不择手段通过一种“思想胁迫”的方式,那么一点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思想的本性是自由。如果某种“主义”希望让更多人认同走的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方式,成为一种思潮,让他人自愿追随,那么这种方式没有任何问题。起码在手段方法上(#2部分)没有任何问题。比如,现在的时尚界就是如此,可以定期发布时尚流行趋势。至于有没有人跟风,愿意不愿意买你的时装,那完全是客户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不能够象“文革绿”、“文革红”那样的强加于人。

我们讲,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而不是胁迫。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完全违背了思想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如果将思想的胁迫转变为暴力手段的做法,那就绝对是大错特错了。然而非常令人厌恶的却是,马克思在其“主义”出现之后,刻意的把原本应该自由的人类思想的引入了暴力手段的歧途之上。这也是马克思将“物质性”引入到非物质哲学思想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此乃属于后话,我们这里可以先暂且不表。

下面就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科学”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到底应该是关于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一般所讲的科学只不过就是西方这300多年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实证科学”而已,其实也只能够算作是“科学”的一种而已。

“实证科学”的逻辑首先就是得能够“实证”,因此也就必须以“实”为先。只有那些摸得着、看得见、能够被五官证实的事物才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而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则不属于“实证科学”应该研究的所谓规律性的知识。当然“眼见为实”的“实证”其实只是针对《外眼》、《外手》的意义而已。至于超越《外眼》之眼,那么“实证科学”就根本不知道还有那种存在,“实证科学”当然也就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了。

然而达尔文主义者们所谓退守的“科学信仰”的阵地,所对应的却是一种不需要证实的科学,因此《进化论》是因为需要躲避“实证”的证据,才逃到“信仰”这里来躲藏。如果进化论它要真正能够找到证据的话,那么它还需要跑到“信仰”这里来吗?!它还需要打着不需要证实的“科学信仰”的旗号吗?!它直接声称自己是“科学”不就完事了吗?!因此达尔文主义者们所指的那种虚无缥缈的“科学信仰”、或者无需证实的“科学”,与“实证科学”所指的那种“科学”,其实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科学”。《进化论》者们声称的所谓“科学信仰”与“实证科学”注重证据的“科学精神”其实完全是相违背的。《进化论》只不过是抗着一面“科学”的旗帜而已,自说自话,没有任何证据。

另外,在比较浅的认知层次上看,“实证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认知系统的#1部分),而“信仰”则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实证科学”的二分法逻辑早就已经做过物质与精神两者之间的分离。因此我们真不知道“科学”与“信仰”在“实证科学”里面怎么还能够扯上关系。因此所有打着“科学”(实证科学)旗号而研究“非物质世界”规律的所谓“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其实都是使用“实证科学”方法做领域“跨界”的行为而已。都属于真真正正的“伪科学”。也就是说,作为一项学科,或者“人文学科”或者“社会学科”,你都可以去研究,但又何必非要打着“科学”的名义呢?!比如,传统“文科”意义上的文史哲,再“实证科学”之前已经具有了几千年的历史,那又何必非要用仅仅只有300年历史的“实证科学”来约束自己的研究呢?!

接下来,关于“实证科学”的属性,就让我们为大家再多说上几句。“实证科学”在认识论的本质上是回答关于What it is“是什么”与What it is not“不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也就是回答关于“是与非”或者“真与假”这种问题的。而且“实证科学”在论证what it is这种问题的时候是采用一种价值观中性的方式,也就是,不讨论对象事件或论证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不关注思想者思维“对与错”的问题。其实关于“正确”与“错误”的问题,那是其它人类认知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实证科学”并不是人类认知的唯一方法。

因为“实证科学”关注的是关于“物质性”的问题,这种“物质性”就决定了“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价值观中性的物质属性。那么一旦涉及到价值取向的判断问题,就不再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范畴。必须说明,科学研究的价值观中性与科学家的价值观中性根本就是两回事,就象“科学是无国界的”与“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论理一样,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一个属于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而另一个则属于是研究者。我们不能够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混为一谈、偷换概念,那这都诡辩论的典型技巧,然而某些“主义者们”似乎也颇为擅长此技。

其实,即便是关于“是什么”what it is与“不是什么”what it is not的问题,“实证科学”实际上真正所擅长的只是关于“是什么”what it is的问题而已。至于关于“不是什么”what it is not的问题,因为基于“实证科学”的有限认知,往往有“实证科学”所看不到的因果的存在,所以关于“不是什么”what it is not的问题,“实证科学”往往是说不对的。这就是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一个著名的规律,所谓的“科学革命”往往也是因此而发生的。“西学”属于“外学”也,有些东西一定是看不到的。因为“内机”是“黑箱”,又任何能够看到呢?人到末世,其黑必然,只不过是西方文明走的是一种物质“黑箱”的道路,而东方思想却走向了一种心灵上的“厚黑之学”。无论是物质之“黑箱”还是心灵之“厚黑”,其实皆是末世之象也,黑而不得亮也。

因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针对的往往是一种已经发生过的过去时态或者完成时态,已经有实实在在的结果了,是不可能再被改变的了。因为西方的“实证科学”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果”(作者注:其实只是一种短时限的“果”而已)。《外学》即便未必能够看到事物存在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但是从表象上来看,“外果”已经被“固化”,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错误或改变,是已成定局,因为“实证科学”作为一种“外学”一直以来所擅长的就是关于事物的表象与结果。西方“外学”之所以擅长这种“过去时态”或者“完成时态”,其实这也是因为人类文明已经步入了“晚年”末期阶段的一种表现而已。君不见,当人生步入老年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当中,而再没有什么兴致去畅想未来应该如何如何改变了的问题。据说,老年痴呆症的初期反应就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全都记不住,但是对于几十年前的陈康子、烂谷子的事却一件都忘不了。其实这就是人大脑磁盘的容量已经装满了的表现,再也无法装入新信息的一种表现。

然而对于what it is not的这个问题,往往是关于事物未来性的问题,是事物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往往超出了“实证科学”短线认知的判断界限,所以是“实证科学”所不擅长的,是“实证科学”看不见的一种前景,是“实证科学”无法证实的事物。因为这种将来时态,因为还没有发生过,因为是“实证科学”的短线认识还看不到长线的因果,缺乏进行判断的原点或者参照系,所以“实证科学”就容易基于短线因果的认知,把无法理解的未发生事件的可能性给予否定。然而将来事后一旦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往往就会证明“实证科学”对于这种事物的否定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实际上就是由于“实证科学”短时限认知的有限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所以“实证科学”并不擅长回答关于“不是什么”what it is not的问题。换句话说,“实证科学”只能够“证实”(什么东西是什么)而不能够“证伪”(什么东西不是什么)。所以所有攻击别人是“伪科学”的这种人的任何言论,其实它自己才是最真正的“伪科学”,因为“证伪”并非“实证科学”所擅长,也并非“实证科学家们”的本职工作。

其实“实证科学”的科学认知方法只是人类多种认知方法论之中的一种而已。“实证科学”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人类认知方法。因为现代的人类社会已经完全适应了近代西方所创造的这种“实证科学”思维逻辑方法,人们都处在“实证科学”的这个思维框框之中,所以一般人也就不能够知道还有其它可以为人类所选择的思维方法了。其实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有多种认知方法的并行存在,比如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叫做“理性主义”,是一种被系统开发出来的物质化的“理性”思维。可是大家一定也都听说过,佛家常说的“悟性”。其实“悟性”思维就属于人类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又比如,在绘画上讲,西方的物质审美观注重物质之“形”——外形外表,然而东方美学注重的却是一种“意”——内涵寓意。这个“形”与“意”的区别其实也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更进一步,佛教禅宗佛思想还讲一种“禅性”。实际上“禅性”也属于是一种思维方法。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禅宗“公案”。人们往往陷入某个具体的“公案”之中去思考问题,而没有意识到或者忽略了其实“公案”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其实这些具有东方特色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实际上这种东方思维也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思维与认证系统。只不过是现在人对此知之甚少而已。应该说,中国人现在对国学的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知识了解的阶段,还没有能够上升到一种系统思维方式的认知。当然如何系统分析关于人类认知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本文的主题,本人这里也只是给大家提及一下而已,帮助大家开拓一下思路。有时本人会不由的感叹,不知佛学,就不能够知道人类的另一种思维;不知五行,就不能够知道人类的另一种技术。

那么东方思维方式为什么没有被系统的整理出来呢?当然这里也有深层的原因。我们这里可以为大家说明的是,系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属于西方科学文明所擅长的优势,同时又是东方文明比较不擅长的劣势,或者说是东方文明比较欠缺的,因为在东方文明的使命中不需要,东方思想是直接朝着宇宙去的。这也许是许多东方思维模式不为世人所知的一个原因吧。所以东方文化的精髓往往是以一种“密学”的方式在人世间流传,只是在师徒之间心口相传,而没有被系统的归纳整理出来进行大规模的学校式传播。所以西方学者们往往把东方思想叫做“东方神秘主义”。这或许是由于东方思想《内学》属性所决定的,或许也是因为人类文明赋予东方文明的使命使然吧!

四、科学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

进化论退守为一种“科学信仰”。我们前面都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讲,科学是方法而不是什么信仰。所谓的“科学信仰”在逻辑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下面就让我们再从真正“信仰”的角度来讲一讲《进化论》为什么依然是无路可退的。也就是说,《进化论》根本就不具有成为一种“信仰”的资格。

谈到了“信仰”,那我们就再给大家多说上两句。其实“科学”有“科学的逻辑”,“信仰”有“信仰的逻辑”。“信仰”并不是象《无神论》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于是就把“信仰”当做人生最后退缩的归宿。“信仰”的本质是超越而不是退缩。

“科学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其实两者之中,“信仰的逻辑”比“科学的逻辑”更严谨、更复杂。我们讲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彼岸”的结构比“此岸”的结构更复杂。然而这句话,却是没有“信仰”的人根本就无法理解,因为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能够走进“信仰的逻辑”。

“科学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其实呈现一种反逻辑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互为相反的逻辑关系。“科学的逻辑”遵循一种先看到、先感受到或先得到、先证实,而后相信的“过去时态”的逻辑。实证为先嘛。其实按照《兵法》思想讲,这是一种诱惑的方法、诱敌的方法。就象大人哄小孩一样,先给块糖吃,然后说“听阿姨的话”一样。实证的逻辑其实就是“见在先而后信”,就是“见先而信后”,实惠的在先,甜头在先,然后让人跟着跑,胡萝卜挂在驴牵头,一种驯养动物、牲口的逻辑。其实“实证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建立在一种缺乏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方法。其实“实证科学”这种缺乏信任“先见”的逻辑方法与西方宗教关于人类起源的“原罪论”的思想密切相关。关于西方宗教“原罪论”的思想,我们在本文的后续中还会陆续为大家阐述。

“实证科学”为了实现“先见而后信”的“实证”逻辑,为了达成那种“诱惑之法”,因此就必须走向一种“物质逻辑”,一切思想都必须被物质化,以满足物质人类生理性的欲望与需求。然而对于“实证科学”必须先拿出点儿“实的”这种要求而言,进化论显然并无法满足“实证科学”这些相关的逻辑要求,所以达尔文主义者们自知不能够再在“实证科学”的“圈子”中混下去,就只能够掉头跑向“信仰”的“圈子”。

然而“信仰”的“圈子”就能够让进化论混下去吗?答案就更是否定的了。虽然“信仰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反理”的关系,然而达尔文主义者们并不了解“信仰的逻辑”作为一种物质实证“反理”逻辑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要求,于是就简单的认为如果满足不了“实证科学”的要求,那么装扮成一种“信仰”的样子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似乎就可以不再被痛打落水狗般的追打了。达尔文主义者们这种“思想”真的是“很天真”、很naïve。

其实,作为一种思想基点而言,进化论其实是作为“信仰论”的死敌而出现的,到头来自己却装扮成一种“新信仰”的面目而出现,这不是很滑稽吗?就象中共在自己夺权的时候把私有财产都给打到、剥夺,然后几十年后自己却以官商“私有财产”的角色堂而皇之的出现、分赃,似乎与进化论玩的都是同一种“颠过来再倒过去”的把戏而已。

因为“信仰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实在就不知道如何将“科学”与“信仰”两者如何能够扯上关系?或许“科学信仰”这个矛盾的词汇与 “中共特色”的一系列其它矛盾词汇一样吧!比如“民主专政”。

“信仰的逻辑”作为“科学的逻辑”的一种反理逻辑,其实是一种“先相信而后得到”的逻辑,也就是一种“信先而见后”的“后”逻辑,也就是一种“将来时态”的逻辑,一种属于道家思想那种“先付出而后得到”的逻辑——一种“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的“先施与而后得到”的逻辑,而这种所谓的“得到”其实是在更高层次方面的体现,是超越物质层次的“得到”,所以身处物质层次的人们不能够得见这种“得到”,但是“看不见”其实并不等于“不存在”,只不过一般人“看不见”、“不得见”而已,也就是非《外眼》能够得见,是在高层次上之所得,是超越物质层次之所得,维“内眼”可以得见。显然《进化论》并不符合这种“信而后得见”的“信仰”逻辑,否则达尔文主义者们也就不会那么辛辛苦苦的去拼凑那6具始祖鸟化石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们即使把进化论捧为“信仰”之后,依旧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都没有看到、什么也都没有超越,因此进化论作为一种“信仰”那只能够是一种“伪信仰”而已,尽管信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超越。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规律的,那么“科学”变成了“信仰”,其实这是一切“伪科学”的最后一种、别无它法的选择。那么当“科学”变成了“信仰”之后的结果是如何的呢?

后果就是,那些打着“科学信仰”的人,既违背了真正的科学,又违背了真正的信仰。因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只关注物质世界,而真正的“信仰”所信仰的则应该是超越低层物质世界的神明或宇宙意志,而不是自然物。于是当“物质性”的“科学”变成了“精神性”的“信仰”的时候,这种“伪信仰”就会把物质性的因素带到“信仰”中来。而物质属性渗入到“信仰”里的后果,那就是颠覆“信仰”神的属性,于是精神属性的“信仰”就不可避免的沦落成为一种物质性的“信仰”,那么“信仰”的超越属性就丢失了,就成为了一种“伪信仰”。因此当“科学”变成了一种“信仰”的时候——变成了所谓的“科学信仰”的时候,那么“科学”传统与“信仰”传统同时就都被颠覆了、破坏了。所以所谓的“科学信仰”其实既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伪信仰”。

其实这种“科学信仰”的悖论就属于我们以前所提到过的“泛科学论”的问题。其实所有的“泛科学论”都是那些不懂“科学为何物”的人们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道听途说、略知皮毛的人们搞出来的玩意儿,其实都属于“科学盲”。比如远的可以从狂魔达尔文、马克思算起,近的则有科痞何祚庥、司马南之流。而真正象牛顿、克劳修斯、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巨匠根本不会如此行为。那些真正在西方科学史上能够青史留名的科学巨匠们往往同时也都是真诚的《有神论》信仰者。

至此我们达到了本节最后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有“科学”的研究对象,“信仰”有“信仰”的对象;而且“科学”有“科学”的方法论,“信仰”也有“信仰”的方法论。“科学”与“信仰”两者不能够混淆。特别是在西方二分法的框架内,“科学”与“信仰”是早就已经二分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可不只是一种说辞,而是一种方法,是西方文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