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星期五

天使之所以会飞翔,是因为她把自己看的很轻

 
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gb/2012/11/21/49080.html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在一家医学院学习的梅子居然和她的另外5位寝友到了同一所医院实习。因为她们学习的专业相同,她们都被安排在妇产科实习。在学校能够一起学习生活,实习又能够在一起,这让6姐妹非常欢喜。但没有多久,一个问题残酷地摆到6姐妹面前,这所医院最后只能留用其中一人。


能够留在这所省内最高等级的医院是6姐妹的共同渴望,但她们不得不面对“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竞争与淘汰。临近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6姐妹的较量也越来越激烈,但她们始终相互激励着,相互祝福着。院方为了确定哪一名被留用,举行了一次考核,结果出来了,面对同样出色的6姐妹,院方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但现实是,院方只能够留用一人。
6姐妹中,开始有人表示自己家在外省,更喜欢毕业后能够回到家乡;有的人干脆说家乡的小县城已经有医院同意接收她……美丽的谎言感动着一个又一个人。

这天,6姐妹都突然接到一个相同的紧急通知,一名待产妇就要生产,医院需要立刻前往她家中救治。6姐妹急匆匆地上了急救车。一名副院长、一名主任医生、6名实习医生、2名护士同时去抢救一名待产妇,如此隆重的阵势让6姐妹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有人悄悄地问院长,是什么样的人物,需要这样兴师动众?院长简单地解释道:“这名产妇的身分和情况都有些特殊,让你们都来,也是想让你们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们可都要认真观察学习。”车内一片沉寂。待产妇家很偏僻,急救车左拐右拐终于到达时,待产妇已经折腾得满头汗水。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把待产妇抬上急救车后,发现了一个问题,车上已经人挨人,待产妇的丈夫上不来了。人们知道,待产妇到达医院进行抢救,是不能没有亲属在身边办理一些相关手续的。人们都下意识地看向副院长,副院长低头为待产妇检查着,头都未抬地说道:“快开车!”所有人都怔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候,梅子突然跳下了车,示意待产妇的丈夫上车。急救车风驰电掣地开往医院,等梅子气喘吁吁赶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小时后了。在医院门口,她被参加急救的副院长拦住了,副院长问她:“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你为什么跳下了车?”梅子擦着额头的汗水回答道:“车上有那么多医生、护士,缺少我不会影响抢救的。但没有病人家属,可能会给抢救带来必要的影响。”


3天后,院方的留用结果出来了,梅子成为幸运者。院长说出了理由:“3天前的那一场急救是一场意外的测试。将来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记住一句话,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很轻。”

2012年12月26日星期三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四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属性特征(下)/ 作者: 小岩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2673
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二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属性特征(下)

五、关于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问题

以上我们主要从阴阳、五行、八卦“位”的概念等方面给大家论述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些属性差异。因为阴阳五行八卦(“位”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属于《西学》之中根本就没有的认知,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先讲一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现代《西学》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给再给大家进行一下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分析。

关于物质与精神,这或许是西方哲学界或者主义者们最喜欢讨论的问题。那么站在我们《文明使命论》的角度,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这组维度,我们又是应该如何看待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各自分工呢?

显然,西方文明主要关注的是事物物质性的一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西方“实证科学”就是以二分法的逻辑,将神与人、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身体做了一种人为的分工与切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传统关注的是有限人力可以把控的了的那个部分,专注研究物质世界,专注研究物质规律,专注研究人物质身体的部分。

也就是因为这种分工,因为关于物质研究的传统,西方心理学一直以来走的是跌跌撞撞,一直无法摆脱使用“实证科学”的物质思维方法来研究人、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实际上《西学》在研究人的大脑结构与功能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性,进一步讲,西方思想关注物质的表面性,不入事物的《内机》,不转换“客位”的观察角度,只是“反客为主”而没有真正的进入“主位”。要想进入到事物的《内机》层面,实际上必须经过由“客位”角度向“主位”角色的转变,否则根本就进不了事物的《内机》,更不要说《内学》的《内眼》、《内脑》与《内光源》了。《西学》根本就不知道、不认识、不理解。

因为基于这种物化思维的方法,所以西方文明擅长物质创造,缔造了一种物质文明。这与人类文明在末期阶段的需求密切相关。300年来西方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效也确实很巨大,对地球物质资源的消耗成果也非常巨大。这都是因为西方文明属于一种物质文明的原因,因此西方文明对物质的依赖性当然也是非常巨大的。

按照西方文明的这种物质化逻辑、物质化思维,一切非物质性的存在,一切非物质主导的结构体都会不断的被转换、转化、降格成为一种物质维度来对待。比如人的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被降格为一种物质化的资源,叫做人力资源,与厂房、机器设备、能源原料、资金资本等物性投入一并看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给大家提到关于管理X理论的方法。这就是西方物质化思维对企业管理文化的最直接的影响。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擅长物质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关注事物的《外表》,重《外表》而不是重《内机》,所以西方思维将一切存在都当做一种物质存在,把一切存在都降格为物质维度来处理,同时西方文明还具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不断将事物的《内机》外部化的思维,将事物的《内机》用事物的外部表象规律来替代。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其实还不是象二分法缺乏“质性”认知所认为的那种简单的、抽象的物质性。就象我们在《五行论》中所认识到的,其实西方文明中的物质是指刚性物质,那种比较绝对化、能量层级比较低,比较被物形所固化的物质属性,也就是最物质的物质。

根据《五行论》原理,西方文明的物质属性五行属“金”,是刚性极大、物质密度极大、个体收敛性极强的一种物质。从这种物质属性而言,因为物质属性太致密了,所以使用同等层次的力量、在不破坏事物完整性的条件下如果希望进入事物的内部、《内机》的可能性就极小。举个具体例子,比如我们可以往木头里钉钉子,但是往钢板理钉钉子就很困难。这也就是说,对于弹性物木而言,并不拒绝“被入内”,然而对于刚性物质而言,入内则不易。所以西方文明作为一种物质文明的物质属性其实属于一种“刚性物质性”,在“质性”上五行属“金”。西方文明属于一种“金本位”文明。

那么由西方文明物质性、表面性所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属性就是西方文明比较专注于物质的“量性”,特别是西方的“实证科学”更是如此。因为关注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够进入事物的《内机》。因为不入内,搞不清事物内部机制方面的差异,因此西方文明区分事物的方法就只能依靠外部形象与体积大小了,以物形论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美学重“形”与东方美学关注“意”与五行属性也是密切相关的。东方文明以《内机》划分事物,是一种“质性”思维,比如在生命轮回中,无论在某一轮回中表现为人或是动物,男人还是女人,飞禽还是走兽,可能都属于一个生命个体的不同生命轮回或不同生命周期的形象表现而已。属于外形外部形象的差别,不属于内部生命本质的差异。上一世积下的业,这一辈子还得还。不能因为改变生命的形象就可以不还了。调侃的说,别以为穿上了个马甲,大家就不认识你了?!

然而西方文明以《外象》区别事物,所以就只能使用外形或体积尺寸大小的“量性”思维来辨别事物。事物的《内机》是被人为“分割法”所切断出来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真正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切断了,而且可能还不知道、可能还意识不到,因此事物的外形是什么就被固化的认定是什么。其实物形大多具有“偏性”,不能够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

也就是因为这种“外形”、“量性”判断法,所以西方文明就走了一条数字化、精确化的道路——事物《外表》的精确化、数字化、度量化。另外,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二分法的“分逻辑”也是建立在物质性与“量性”原则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行的。唯物质可分也,唯数量可加也。物质与数量的自由加减性,只有这样,线性逻辑与微积分逻辑才能够在表面逻辑上得以成立。

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物质属性而言,东方文明则更侧重于精神属性,当然这种侧重是建立在“合一论”关于生命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统一、灵魂与物质身体统一的这个前提之上的。

因此东方思维就更关注或擅长事物的“内机”与“质性”,更关注事物的内涵与深意。这也就是关于西方美学重“形”,东方美学重“意”的根源。西方学院美术讲究“写实”,而东方水墨艺术讲究“写意”。由于东方思想重“质性”不重“量性”,重意而不重形,也就造成东方思想相对而言不擅长数量化与精确描述的传统。东方文明在表面文化上走的是一种讲求“质性”、非定量、模糊性、大而化之的路线。这也就是东方文明不擅长“物之理”、不擅长“数理”、不擅长“理性”之路的思维模式。因此才会出现了现代讲《伪国学》的那种“三八就是二十三”的蛮横讲解,管你接受不接受的一种宣讲方式。其实都是《伪国学》关于东西方文明简单论战的方式,也就是一种鸡与鸭说的模式。

管你听懂听不懂,你如果听不懂“三八就是二十三”的道理,那么你就是不懂什么叫做中国传统文化。扣上一个大而化之的帽子了事。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展开一种沟通式的辩论。其实所走的也只不过是一种物质“排他式”的辩论方式。完全是一种被《西学》洗了脑的思维。东方思想那种容性思维彻底没有了,剩下的只不过是东方文明的空壳而已。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伪国学”的真实处境。

谈到了东方《内学》关注事物的“质性”、“内性”、“内机”,西方《外学》关注事物的“量性”、“外性”、“外表”这些区别。这还是我们按照西方水平思维的二分逻辑给大家阐述问题。水平逻辑,平面逻辑也。其实还有一种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说法,那就是关于道与术的划分。这是一种基于东方“形而上下”思维的一种划分,不属于水平逻辑,而是属于一种上下维度的逻辑关系。

基于这种道与术的划分,西方的物质文明、“量性”思维侧重的是“术”的层面,一种“术用”的层面,“用理”的层面。所以关注技术、战术、具体方法,关注“术用”的效果,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化、精确性的特征。这就是“形而下谓之器”的层面,“器用”的层面。要强调“用”的逻辑,就必须先要依靠“物”,一种物质主义,而后产生效果,一种效率文明。其实这些属性都是连带在一起的。

而且“物质”属于“物→用→效”的逻辑源头。这里所需要的“物质”属于形而之下的一种“器物”,其实就是一种载体,可以承载其它用效物质的一种更为坚实的物质载体,所以这种“物质”必须具有很好的“刚性”。这就是西方物质五行属“金”的原因,其实就是充当物质载体的意义,必须能够承载其它物质。这就是刚性物质的属性。

那些主义者们关于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调调,其实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一方面,我们以前跟大家已经论述过了,物质性的基础所起的是一种“缺失性需求”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这种“基础作用”、不可或缺的“缺失性需求”的作用,与所谓的“决定作用”其实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就象我们已经给大家举过的例子一样,企业中虽然员工占绝大多数,在企业执行层面完成具体业务的时候可能是主体,一种“量性”的主体。然而真正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是企业高管团队的少数几个人,甚至就是武断、独裁式的老板一个人,属于一种“质性”《内核》。

因此所谓“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根本就是两种作用,根本就不能够混为一谈。然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其实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仍然是错误的呢?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基础,物质也,上层建筑,精神也。先暂且不说谁决定谁吧,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西方思维中的物质,属于刚性物质。这是刚性物质根本就生不出精神来。充其量生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话语权”而已,也就是might is right的逻辑,是权力,而并非真正的精神属性。

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一种载体功能,西方物质属于刚性物质,收敛物质,这种物质是不可能产生具有“生发性”的精神属性的。具有能够向上生发精神的物质载体必须是一种弹性物质,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弹性物质——木性物质,而不是“金”性物质。“金”性物质属于硬件性物质,物质体内部的能量已经被榨干,只能够用于水平延伸、进行水平方向的简单复制而已,但是无法用于竖向上下方向生发精神。

所以从“物质”与“精神”这方面来讲,东方的物质与西方的物质并不是指的同一种物质。东方文明更侧重弹性物质“木”,也就是与精神属性关联紧密的那种物质,那种弹性物质,然而西方文明更侧重于刚性物质“金”。同样,东方的精神与西方(“实证科学”中)的精神其实也不是指的同样的精神,东方的精神是形而上方向的,西方的精神其实是水平外化的。尽管主义者们称之为“上层建筑”,其实那个“上层”主义者们根本就不知道“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更谈不出如何去登上更高的“层次”了。

西方擅长于“术”,那么东方思想擅长的则是“道”。比如中国企业家们往往喜欢谈论“战略”。其实这与东方思想关注“道”的传统有关。道,首要之路的意识。传统的正体字中间还有一个“寸”,代表“心”,方寸也。因此,“道”就是在心灵上、在精神意识上的方向选择的意义。“道”,就是选择走哪一条路的意思。道,首要之路,心灵的选择。然而在“合一论”道与行是不可分割的,道行道行,其实就是行于道的意思。

可见,道,所代表的就是大方向的思维,不迷失方向,并且还要与“始于足下”相结合。我们已经多次在理论上分析过关于规律尺度性的问题。在大尺度上的规律,首先就是确定方向。因此,道具有一种“质性”的差别、方向的差别。

因为“道思维”关注的是大方向,关注的是大尺度事件,所以东方思想相对而言就比较“大而化之”,就不擅于以精细数量的方法说明问题,就不善于“量性”、数字化、定量化、精确度、准确性分析,因此也就不擅于逻辑分析方法。因为所谓分析者,分细也,分析分细。

这其实与东方美学“在意不在形”的特征也有关。其实“在意不在形”,从正面意义上讲,属于一种境界;然而从负性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无奈。其实这也是源自于人力有限、人生苦短的制约,擅大就没有精力再去擅精。擅大不擅小,擅小会迷失。

因此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使命上就做了一种分工。东西方文明各自开发各自所擅长的“技能”。这也算是一种“术业有专攻”吧。其实凡是能力有限之时,多以“分工”方式以待之。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西方文明擅长“术”,东方文明擅长“道”。“术”者在“用”,用效也;“道”者在“养”,修养也。“养用”其实这是中国中医学中的一组重要概念,比如“养者在血,用者在气”。关于“用与气”的关系,《孙子兵法》中有关于“治气之法”的专门论述。中国兵家思想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治气”之用的方法,比如《曹刿论战》那段关于“治气”的论断可能是最著名的: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用者在气,这也是东方特有的思想。其实“气”也属于东方思想中所特有的一种发性物质,比五行木的发性更高,与西方“金”的刚性收敛物质完全不同。

我们说,东方文明的使命分工在于“道”、在于“养”。所谓养者,养阴也,向内而养。再者,所谓养者,修也,修养修养嘛,所以东方一直有养生文化、修炼文化。养的方向属于一种顺时针旋转。

其实修炼文化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之中是没有的。西方文明中有的只是一种信仰文化,信就已经足够了。相信神、信仰上帝与科学认知可以形成一种补充就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修炼文化的概念。这也是由西方文明的使命所决定的,不具有刚回归的使命。

既然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关于“养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再说上两句。所谓养者,养阴也;用者,用阳也。养者在于与修(休),而用者必有所耗。所以西方的“用文明”就属于一种物质消耗性文明。但是东方思想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合一论”,是一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思想,所以中国传统中的“养阴”,其实也属于“阴中有阳”的思想。这种“阴中有阳”就属于坎卦“水中火”三爻中间那个一爻的“真阳”。而“物用必有所耗”的那个“阳”则属于“外阳”,属于一种“虚阳”,属于外火之阳,与“水中火”的那个“真阳”还不是一回事。

东方文明关注于“道”、关注于事物发展的大方向、大尺度问题,所以不入细,不走“量性”道路;西方文明则聚焦于“术”、专攻于小尺度、关注于事物的外表规律,虽然擅于数量化、精确化,但是不入事物的《内机》,不得本质,因此经常会搞乱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人为的斩断事物的因果关系,从而迷失事物发展的大方向。这东西方两种文明关于事物的不同导向与局限,其实都缘起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与生命周期的有限性。因此擅长方向就不擅长数字量化,擅长数字精确细节就容易迷失方向。这实在属于一种两难的困局。然而所指的都是“入世”层面的意义。

应该说当年笛卡尔在创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时候,所考虑的就是关于如何将“数量”与“方向”有效结合的问题,其实物理学的矢量分析也是在调和“数量”与“方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不过还没有人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使用矢量分析方法。而且大多数喜欢谈天论道的那些“伪国学”的“砖家们”也不擅于关于“道”与“术”的结合。这些“伪国学”其实并非真正的“合一论”思维,只会说而不会做。

其实东方文明有东方自己的“数术”,与西方要素式的“数学”还不一样,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数术”,并不是祖冲之那种类西方的“数学”。但是当今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知道这些呢?

我们一直讲,人们只能够记住自己所理解的信息。不能够理解的信息在文化的承传过程中那就一定会被丢失、被遗忘。中国真正的传统“数术”其实也是如此。人们现在所能够记住的只不过是祖冲之或者《九章算术》等等符合西方文化思维的“算术”、“算法”而已,而真正在道家民间秘传的那些具有中国东方特色的“数术”大多是不为当代人所知晓的,即便有少数流传出来,也都是被当代思想所批判的,“谁解其中意”呢?比如梅花易数、紫微斗数等等。

其实《易经》在哲学层面关注的是“道”的问题,然而在“术”的层面《易理》就属于一种算法。因为东方文明讲求的是一种“知行合一”,所以一方面《易经》的“道”与“术”是不能够分离的。另一方面,《易经》在“术”的层面,“数术”与人类行为也是不能够分离的。所以中国的“数术”多用于人类行为的吉凶占卜。而西方的“数学”是基于二分法的逻辑,所以“数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与行为层面就可以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其实西方的“学术”仍然属于是一种“术”,只不过是可以与“用”发生“分离”。其实西方的“数量”研究本质上还是属于“术”层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够成为真正的“道”,所谓规律。术即方法,道乃规律。只不过术语不同而已。

由西方物质文明所派生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理性”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文明关注“理性”,“实证科学”所走的就是一种“理性主义”路线;而东方文明相对而言走的则是一种“人性主义”路线,关注的更多的是“人性”。

关于理,关于理性,在西方文明中,更多的指的是物质之理,外表之理,属于不入事物《内机》的、从“客位”所观察到的理,又称“客观之理”。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术”的层面的理。也就是说,西方的“理”在方法上向“术”的方面靠拢,一切“理”都被降格成为“地理”,也就是“术用”层面的“理”。

其实,即便是关于纯物质性的机理,有些理,如果观察者不入内的话,只是从“客位”上观察,其实是永远都看不到的。另外,再加上离开了过程、离开了生命活性的原因,如果只站在死的、固化的、刚性的物质眼光上去看问题,一些“活的问题”那也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么西方文明为什么走上一种唯物质“理性主义”的道路呢?也就是“理性主义”为什么要排斥“人性”呢?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分析“人性善”与“人性恶”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谈到了,西方文明、西方的宗教观一直有一种“原罪论”的思想传统,这也是与西方文明的使命分工分不开的。我们一直讲,其实人性是善恶同在的。人身上既有善性的一面,也有恶性的一面。“原罪论”所看到的就只是“人性恶”的一面,所以西方传统就认为“人性”对于研究事物的规律、事物的属性那一定起着是一种干扰作用,一种负面作用。其实这也是因为人类文明到了末期,结构体具有负向导向的原因所致。

为了避开“人性恶”的一面,西方文明认为,那我们最好还是回避关于“人”的这个复杂问题、回避起着负面意义的“人性”维度。我们最好还把我们的研究专注于“事”的一面,专注于纯“物质性”的对象,最好能够避开具有精神属性的对象。因为这种“原罪”的传统,因此西方文明更关注“物质性”,同时坚持以“理性”的方法研究事物对象,排斥“人性”对“理性”的干扰。因为“人性恶”,所以“人性”所起的作用那一定是干扰、是负面作用,所以就必须加以排斥去除。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东方文明对于“人性”抱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中早期,“人性”所展现出来的完全是正向的意义,因此在东方传统中,“人性”是收到欢迎的。因为“人性”所呈现的是“善”的一面。因为“人性善”,因为“人性”可以被提升,可以被改变,所以“人性”是可以上接“神性”的,所以才有“天人合一”的可能。因此宇宙高层才会向人间播撒“善”的思想种子。这就是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之初出现“诸子百家”那个思想“起点就是巅峰”时代的原因。唯有“人性善”才可以上接“天道”。这些方面,我们在第五章会有更多的分析与论述。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关于东方文明“人性”在“用”的层面、在“入世”层面上的意义,也就是正面“人性”、“人性善”在人类文明早期所起的那个作用——上可通天,故可得到“天道”之助也,所谓“得道多助”。另外,让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正向“人性”在修的维度方面的意义,也就是生命层级向上提升的意义,在“出世”层面的意义。

人层级的提升其实就是“人性”正向层级的改变,是“人性”向更“善”的方向发展(与大尺度的方向论有关),换成霍金斯教授的语言,也就是生命能量值的增加。为此东方文明牢牢的抓住了关于“人性”的这个核心问题,而不是回避、排斥“人性”的因素,因为正向“人性”是生命提升的源泉。正向就是价值,所以不能够放弃。

也就是因为人还有“人性善”的因素在,人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所以神才会从高层伸出手来救度。因此东方文明使命决定了在东方思想传统中“人性”是绝对不能够被排除的。“人性”那是“人”之所以还能够成为“人”的原因所在。也只有“成为人”being human那才是一个生命有可能被真正救度的希望所在。如果being了其它,那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为了“得救”、“得渡”,那么“人性”那是绝对不能够被人为的方法“分割”出去的。还好西方世界一直有对上帝信仰,作用物质文明的一种补充。而现代东方文明在迎接赛先生science入门的时候,“合一论”的思维习惯就只能够是二中选一了,于是物质科学被进来了,上帝却被拒之于门外。这其实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最后阶段归并的时候所必须发生的一种“宿命”。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第八章)中为大家重点分析。

西方的“理性”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观中性的方式。因为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人性恶”成为主导,“人性”已经成了一种负值,比如霍金斯教授发现的那个人类社会能量值一直徘徊于190的水平,所以西方文明就必须将“人性”从“理性”之中踢除出去。“人性”是恶的,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够没有“恶”呢?

除非没有了人,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意志,那么保证就不会再有“恶性”了。于是物质体就成了一种看似最好的“实证科学”研究的候选对象。实际上“实证科学”选择研究物质体就是走了一种彻底回避“人性恶”的“中性”路线。这也反映出了西方文明追求短线物质“正向效果”的一种排他思维。因为只想追求“正向效果”,那么“负向因素”最好就不要介入,或者最不济,我们就只依靠被认为属于“中性”的物质对象。因为物质被认为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最起码不会主动捣乱。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性恶”最好还是少来,最好还是别来。

其实“实证科学”这种将物质“中性”与人性“恶性”分离的方法可以说属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非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我们不是一直讲嘛,“实证科学”属于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属于一种“掩耳盗铃”的一厢情愿罢了。一方面,物质体本身并非没有意识、并非没有意志、并非没有价值观。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方面的证据。其实佛家一直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只不过是人的能力能否看到而已。其实这也再次证明了“实证科学”属于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的产物。

在另外一方面,即便物质是中性的,物质没有价值观,其实“理性”研究“旁观者”的“客位”并不能保证相关研究者的价值观完全不介入到物质性的研究对象之中。比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上就反映出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一种思维互动关系。你怎么想问题,你想从哪个角度研究入手,你建立什么样的假设,那么事物就给你呈现出哪一方面的属性。这不就是一种思维互动机制吗?

另外,还是孔老夫子讲的那个道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物质“中性”的认知,最终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损失那一定是一种“负向成果”。“实证科学”自认为的“中性”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性”。就象曾经与一个朋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衣食足”之后人类到底是“思礼仪”呢?还是“思淫欲”呢?显然在没有正向道德约束的“物质文明”时代,在“物质丰富”之后所走的道路那一定是“思淫欲”的选择。这就是一种物质性的“自然主义”的选择——放任自流。自然力的作用只会导致一个结构体的松懈(钟表的发条)或下行(自由落体),或者只能导致一个结构体的解体、导致一个宇宙的“热寂”。这就是物质“中性”的必然结果。“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物质“中性”最后就会被撒旦“魔性”所俘获。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物质的“中性”,本人还想给大家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物质“中性”其实那只是西方思维的一种认识、一种假设而已,一种“术”的层面的假设。然而站在“道”的层面、站在“精神”的层面,东方文明认为物质也是有意识的、有精神、有价值观判断、有善恶观的。“万物皆有灵性”,只不过人类有没有沟通的本领而已。其实“水结晶实验”早就已经为我们证明过了。美国人巴斯克特关于“植物意识”实验的发现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道”的层面,在更高层的认识上,物质的所谓“中性”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即便是在“术”的层面,在“用”的层面,按照中国的《五行论》思想,物质的用途属于某种“偏性”而并不是什么“中性”。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之中,金木水火其实都属于“偏性”,而“土”才属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中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实就属于东方思想中的“中性”,对应于“土性”。但是这种“中庸守正”与“实证科学”的物质“中性”那可不是一回事。“实证科学”的物质“中性”属于牺牲事物“质性”之后的一种“量性”而已,而东方思想中的“中庸守住”本身则属于一种“价值取向”,是不要过度追求某种物质利益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西方思维中,物质“中性”属于牺牲价值观之后的“中性”——物质“中性”;然而东方思维的“中性”恰恰是放弃“物质利益”、牺牲物质性之后的一种“价值取向”,属于一种“质性”。

东方的“中性”换一种说法那叫做“正性”,是一种中庸守正之意。《孙子兵法》中有“奇正”关系的论述,也与“正”的概念有关。而“奇”则对应于事物的“偏性”。“正”就是“中性”,就是“通性”,就是“普性”;“奇”就是“偏性”,就是“个性”,就是“专性”。

物质之用在于“偏性”,所以在“术用”层面的所谓规律其实不能够轻易的从一个场合转换的另一个场合,不能够不加调整的简单的使用到另一种场景。因为“偏性”不属于“通用性”、不属于“普遍性”规律,不能够简单随便的移植。中国许多企业在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时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简单拷贝、复制。叫做盗版文化可能更确切。

其实,所有“术用”、“用效”都在于“专攻”之效,属于“偏性”。凡“专”者,都不可能广泛适用。又“专”又“广”的理那是不存在的。有一得,那就必定要有一失。这也符合“善恶同在”的理,符合“正向效果”与“负向效果”无法分割的多维因果律的机理,其实也符合“能量守恒”之理。你选择了“专”的“正向果实”,那么你就必须承担不能够“广”的“负面代价”。其实经济学的“机会成本”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这里要为大家说明的是,“术用”在于物质的“偏性”,因此“偏用”之理在进行经验复制转移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一种“破术归理”与“还理归术”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照搬。这些过程的机理,本人有时称之为“弹弓原理”,属于给某种行为模式或商业模式进行从新蓄能充电的一个过程。关于“破术归理”本人在《商业模式》一文中已经给大家论述过了。这里就不想再给大家展开讲解了。展开了讲如果没有几万字恐怕也是讲不明白的。

六、关于个体与群体

关于“人性”,其实也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分,也就是人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之分,也就是个体人与群体人之分,也就是人的个体属性与群体属性的区分。另外还有物质人与精神人之分,或许还有世俗人与灵性人、入世人与出世人之分等等。

西方思维关注物质而不是侧重精神,讲求“理性”而不是追求“人性”,擅长“事”而不擅长“人”,所以西方“实证科学”本质上就是刻意回避关于人的问题。因为自知认识能力有限,又出于一种私心,以自我利益考量为中心,那么关于世俗的、眼前的、可控的、物质利益的方面的果实那就尽可能赶紧先留给自己,尽快落袋为安,留给“实证科学”来处理。其实这也属于人类在文明末期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在负面、危机环境中的本能反应。西方文明一直认为“自私”属于人的“本能”,属于“人性”的第一原理。其实也只不过是人类文明末期的一种反映而已。只不过是“人性恶”或者“原罪论”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精神、人的灵魂问题,因为太内藏了、太复杂了,非人力所能为之,这些超越性的问题、出世的问题,西方文明认为那还是留给上帝去关照比较好。

按照二分法的逻辑,这种自知之明在一定意义上不应该说有什么不对。科学管世俗的,上帝管脱俗的。然而站在这种二分法的意义上讲,其实西方“哲学”的角色是非常尴尬的。哲学是站在世俗的角度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作者注:科学回答关于“是什么”的问题)。哲学的这种世俗角色试图替代超越世俗的“信仰”问题,其实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的。

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研究“为什么”的问题,就如同“实证科学”站在外观“客位”的角度去研究事物的《内机》一样,是根本办不到的,这属于“定位”方面的完全“错位”,属于犯了根本性的战略错误。

因此西方哲学站在立足点上看其实就有致命问题,所以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原本应该针对思想、精神、意志的哲学也走向向物质与科学靠拢的时候,那么哲学就不仅仅是在立足点上出现了致命问题,而是在其方法论、分析逻辑上也变得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于是哲学就只能够降格成为一种“学问”了,成了一种“学术哲学”,就只具有研究着玩的意义而已。其实“研究着玩”或许还好说点儿。如果再出来遗祸人间。那就罪无可赦了。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为西方思想在物而不在人,所以一旦人的问题无法回避的时候,那就只能够选择物质人、自然人来进行研究。研究一种物质的“中性人”,没有价值观、没有善恶取向、缺乏精神意志主导的那种抽象人。只关注人在肉身肉体方面的特征。其实即便是人的肉体也存在欲望,于是为了回避欲望善恶的价值判断,就给物质人的物质欲望找出了一种“中性”衡量标准——叫做“需求”。

物质人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体人的范畴。客观的,抽象的人,与人的思想行为无关,也就是与人的伦理、道德无关。所以西方思想延续了一种物质小尺度的抽象的“质点”思维,在对于人的态度上只关注一种没有“质性”的个体人。

然而东方思维关注人、关注“人性”是思考一切的落脚点。比如文王的“后天八卦”本质上就是从定义“人位”开始的。文王之后3000年的“天子时代”实际上也是以道德人伦贯穿始终的,也因此倡导人际道德的“儒术”才能够被“独尊”。

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义”。“仁义”的思想是儒家最本质的思想。然而所谓“仁”者在汉字形式上就是一种“二人”的意思,“仁”者二人也。“二人”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人”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社会人”的属性。人不是作为一种“个体人”或者“自然人”而存在的。人的存在属于一种“社会人”的形式。“仁”的思想所反应的就是这种社会人、精神人、道德人的属性。

谈到“仁义”,这与我们在前面《五行论》中所讲到的关于东方文明的弹性物质观其实也是一致的。东方思想注重物质的生发属性。五行之中,“木”主生发,“火”主发散。按照中医思想,人五脏的“心”就对应于五行之中的“火”,因此“火性”就对应于“心性”之法,能够温暖他人,具有利他主义的属性。

儒家讲的“仁义”思想。其实“仁”的五行属性就是“木”,“义”的五行属性就是“火”。按照五行原理,木生火,仁生义。“仁义”所反映的就是一种“生的机制”,而且是精神维度方面“生的机制”——由“个体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生文明”,其实这就是东方文明的一种根本特征。而且东方文明的“生”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强调人的社会性、利他性而不是个体性、利己性,实际上都与五行“火德”有关。本人在《天时五行断代法》中已经给大家讲述过了,儒家思想就属于“火德”,燃烧自己,照亮温暖别人。“火”具有生的属性、“生的机制”。中国民间以前讲“生火”、生火做饭。“火”与生有关。然而到了人类文明阴阳反背的末期时代,“火”却成了一种“灭的机制”的代表——战火纷飞。

讲到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人存在的形式问题。这也是西方思想所看不到的,这就是,人的存在形式不仅仅只有我们人相对刚性的身体实体形式。当然大家知道人还有精神、意志、灵魂的部分。这种人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划分其实还都是属于一种二分法的思维。我们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人体存在形式与这种二分法的方法还不一样。

大家知道本人的思想属于三分法。关于人的第三存在形式,除了物质身体与精神灵魂之外,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人的存在还有一种“场”的形式。“人存在”是带着一种“场”的。比如许多中国人经常讲这个人的“气场”如何如何,这个人很有“气场”等等。

其实人的存在形式还有一种“场存在”形式,然而并非“气场”那么简单。其实人的物质身体与精神灵魂之所以能够沟通完全就是依赖于人的这种“场存在”。许多中国人会不自觉的感到人存在的那种“场形式”,但确实只是一种不自觉的第六感而已。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给大家讲,人的物质身体可以算作一种刚性物质体,一种刚性身体存在形式,一种“硬物质”形态。而“场存在”则可以看做是一种“软物质”存在形式,但是并不属于人精神灵魂的部分,但是这种“场存在”与人精神灵魂的沟通能力比刚性身体好多了。关于人体的这种“场存在”往往一方面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具有精神属性的物质,或者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做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精神。也就是说,人体“场存在”属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体。然而每个人的“场存在”有强有弱,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某个人的精神力量越强,也就是霍金斯教授所发现的那种能量数量值越高,那么所对应的人体“场存在”也就越强。这种人就越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领袖人物。

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人体场属于我们谈到的是一种发散属性的物质,人肉体实际上属于一种收敛性、刚性属性的物质体。因此人“场存在”的空间范围,如果“场存在”很强的时候,就可以比相对应的肉体存在形式范围要大。这种情况下,人的“场存在”其中一部分可以与人肉体的物理空间相重叠,然而还有另外一部分则可以溢出到人肉体存在形式以外来。换句话说,与人肉体存在重叠的那部分“场存在”,我们可以称作人的“内场”;而溢出人肉体之外的那部分场就可以叫做人的“外场”。然而并非人人的“场存在”都具有这种“外场”。只有那些“场存在”很强大的人,才具有可以显露出来的“外场”。一般具有“外场”的人往往都具有一种非凡的个人魅力或者领导能力。

我们讲了半天这个关于人的“场存在”问题,或者关于人的“内场”与“外场”问题,可能已经给大家讲晕了。大家会问:这个“内场”呀“外场”呀,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自然人与社会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大。

西方文明强调个体人、自然人、物质人,其实关注的就只是人的肉体存在形式而已,就是人体最刚性物质的那个部分。这部分就表现为物质需求、物质欲望满足、关于基本生存条件等等。而东方文明更强调社会人、群体人、人际关系等等,实际上关注的就是关于人的“场存在”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互通”的那些部分。那么无论是刚性肉体还是生命的“场存在”形式,这两方面其实都属于人“入世”的部分。而人精神灵魂的部分那其实就应该属于人“出世”意义的部分了,是与“天通”的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人体的物质身体与“地通”,需要五谷杂粮以为继;人体的“场存在”属于与“人通”,属于一种社会需求,也就是“仁者二人”的沟通部分;而人的灵魂则属于与“天通”的部分。这也就是我们三分法对于人的一种划分。大家知道,不是有一种关于“身心灵”的提法吗?其实就属于我们这种三分法,一种“天地人”三才结构对于人结构的划分。

大家已经知道了,肉体存在形式是刚性的、物质收敛的、排他的,所以强调刚性物质的西方文明所针对的其实就是“场存在”不发达的人,而且与“内场”重叠的物质身体的物理空间其实已经都被物质欲望占满了、淹没了。这样的“人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刚性的物质身体。那种软性“场存在”的缓冲作用就很难呈现出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互相排斥的冲突关系。因此就需要借助外部物理空间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缓冲。这就是西方文明的个体人与社会人属性。请注意,人的“外场”与外部物理空间(作者注:或者称为外部生存空间)完全是两种不同概念。人的“外场”属于人的“场存在”,并非人人都有。外部物理空间应该所与人不直接相关,属于外部世界。一般而言,缺乏“外场”或者人的“场存在”越小,则对外部物理空间的需求越大。

因为西方文明的个体人、刚性人对于外部生存空间、也就是对于外部世界物理空间的需求比较大,刚性物质人与刚性物质人之间需要物理空间进行缓冲,因此西方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安全性问题就比较敏感。可以说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与追求外部物理空间、外部生存空间有关。

其实西方文明这种对物理空间的要求,接下来,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比较远的相互距离。比如“一米线”的问题。因此西方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松散、就不太紧密,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群体属性比较低。因此西方文明更多的是强调物质人、个体人的需求,就一定远离关于社会人需求。实际上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后期开发物质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加强这种物质人的属性、在加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距离、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最后离散人类社会体。其实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使命使然。

然而东方文明在“入世”维度方面比较关注人的“场存在”,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刚性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是更关注社会精神方面的营造,也就是关于人“场存在”方面的建设。当“场存在”变得很强大的时候,就会溢出刚性肉体的物理空间范围,就会体现出人的“外场”。“外场”其实就是人可以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属于人体“内场”的向外延伸。中国人讲“虚怀若谷”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场存在”属性。佛家讲的“空”、道家讲的“无”、禅宗公案所讲的“倒空茶杯”其实都有清空人体“场存在”的意义。刚性物质充满为大,而人体“场存在”恰恰需要清空为大、虚怀为大。属于一种“内大”。

“场存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另外一种缓冲,依靠道德善性与包容来填充。当这种“场存在”发达起来的时候,那么肉体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要求也就减小了,因此人与人可以被认可的间隔距离也就减小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一种更紧密的聚集性。也就表现为人们的社会属性高、群体属性高。与刚性物质身体排他性相斥所不同的,“场存在”具有包容性与重叠性属性。

大家已经知道,人的“场存在”属于一种高度弹性的物质属性,是可以被压缩的。而刚性物质体已经被高度压缩了,不可能再被进一步压缩。也就是说,如果强调社会性,那么对于个体的物质性需求就可以进一步压缩;如果强调个体性价值,那么个体对于周边物理安全空间的需求就比较大。

物质需求是高度排他的,然而精神追求则是可以高度分享的。那么追求个体价值的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一方面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需求比较大,另一方面也会坚持外部生存空间的排他性,强调外部生存空间不能共享,必须与他人彼此分开。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里强调个人隐私,在公共社会空间有“一米线”的规矩。而“一米线”一到了中国似乎就全然不起作用了。

比如,你在银行柜台前输入密码,后面的人就爬在你的肩头“看”,然而似乎双方都觉得很正常,谁也不介意。因为在东方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可以被极度的压缩。不信您可以看一看同样的波音7x7飞机,中国民航可以往里面安装多少座位?您再看看美联航安排多少座位?您就明白了我所说的话了。其实西方世界百多年来孕育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生存空间”的概念也与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追求物质利益导向的外部物理空间的排他性有关。

其实,西方思维是一种牺牲群体利益、牺牲人的社会属性来保护人的个体利益的思维。而东方思维则恰恰相反,是一种牺牲个体利益保护群体利益的思维。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思维其实都有个“度”的问题,都不能太过。这就是中庸守正的思想。

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在西方管理文化中,特别强调团队的概念。这就是西方文明意识到了自己“先天”属于“个体文明”之后的一种自我“补充”,一种“后天”所为。

然而东方文明原本就属于“群体文明”。这种“群体文明”源于“场存在”的“虚怀若谷”在精神层面的道德约束与心灵追求,然而到了“末法时期”,人类的道德约束已经没有了,东方文明的这种“天生团队性”也就消失了,东方人反而变得最不擅长于团队合作思维了,条条龙放在一起就都变成了虫。

其实这也属于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期所呈现的正向效果,一种结构体聚集效果,实际上都是因为有道德与心性的加持。然而到了人类文明末期的时候,道德的意义已经衰减或者被埋没,于是东方文明就表现为一种负向效果的涌现。这也是“善恶同在”多维因果不可分割的道理在时间过程方面的体现。一种文明在早期呈现其正向作用,到了末期就显露出一种负向意义。无论长线、中线还是短线,其实都具有这种属性,只不过初期与末期的时间单元长短不同而已。短线因果属于来的快去的也快,属于正向效果来的快,负向效果也来的快。正向效果一去,负向效果就来,中间不会有间隔。然而长线因果则属于来的慢,见效慢,去的也慢,也就是失效也慢。

以下内容属于本人在“场存在”分析之前就已经博客式完成的内容。本人认为最好还是给大家把相关的内容保留下来为好。因此这里就不在反复斟酌文字去留问题,也就不在文章结构调整方面再耗费更多的时间了。

※ ※ ※ ※ ※

西方思想追求“个体人”的收敛性,关注压缩的刚性身体,属于一种物质导向的思维,关注物质人。当思维越趋于物质导向的时候,“个体人”之间的物质排斥性就会增加,那么人们之间的群体聚集性就越趋于发散。

东方思维则比较强调人的“社会性”,压缩人的“个体性”。人们群体则呈现出一种空间的高度收缩性、结构的内聚性。在东方思维中,人体对于外部物理安全空间的需求是可以与他人共用、共享的,因此东方人群的集体物理空间呈现出一种收敛属性,但同时个体人在精神维度上则是发散的,是向上发散,个人精神表现为发散性。

群体形式表现为向内聚集,个体精神表现为向上发散。东方这种群体(社会物理空间)的内聚性(共用性,也就是所谓的包容性)与个体思想的向上发散其实也属于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而西方的个体属于收敛性,物质性,刚性,与群体整体的外扩性,其实也属于是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其实西方个体主义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要素主义”;东方群体属性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系统主义”。属于我们一直讲,东方擅长系统,西方擅长要素。西方文明站在“要素主义”上研究“系统”,那实际上就是认错了使命的一种“瞎操心”而已。属于狗拿耗子的事情。

我们讲的西方思维的收敛性与东方思维的向上发散性,其实都指的是一种个体维度。因为思维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个体的,都是属于某个主体的、主观的。西方将个体人定义为一种物质性,其实已经是一种“反理”逻辑。

西方的“个体人”属于物质要素,然而东方的“个体人”则更关注精神范畴,比如属于个人修行。孔子讲“修身齐家”。“修身”就是个人的范畴,是个人精神维度的向上提升,提高个人的心性与品德。而“齐家”则是水平属性,然而具有利他的属性,属于人的社会属性。

因此所谓的物质“客观主义”其实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客体没有意识,那么“客”是无法“观”的,那么又何来“客观”呢?其实只要是观点,那就只能代表某个意识的个人观点而已,只不过每一个个体的观察之“位”不同而已,其实都是站在不同的“主位”观察而已,都是个人在“观”。其实本文的观点也是一样,也属于本人的个人观点,并不需要得到谁的认可或批准。其实这就是思想的本性。思想的本性是自由,需要自由的翱翔而不是被管制。因此任何思想管制的方式都必定是徒劳的。

精神性还是物质性?这是东方与西方关于“个体人”理解的差异。东方思想更关注“个体人”的精神维度,而精神维度是向上的,形而上嘛。西方思想(作者注:主要指的是“实证科学”思维)则更侧重于“个体人”的物质性,并且趋向于刚性物质收敛。因此西方近现代文明走向了一种物质文明,满足人的物质身体方面的欲望需求。“个体人”属于一种人的收敛属性,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以私利的自我为中心。每一个私利中心都是如此,那么系统就散了。这就是物质要素主义。

西方文明向刚性物质人收缩,东方思想则是收缩到精神“个体人”的意义,之后再向更高的正向精神层面、灵性、神性方向发生提升。那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仅仅收敛为“物质人”就完事了。向“个体人”收敛属于向“个体人”的输入input;向高层的精神属性追求那就属于“个体人”的能量输出output。

有输入有输出,“个体人”才能够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或者提升。简言之,东方“个体人”属于人的一种“内取向”维度。但是“内取向”,按照东方思想的理解,必须超越“个体人”的物质需求。人必须有某种高尚而超越的精神需求。

其实马斯洛心理学就已经揭示了人关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不同意义。人的物质需求其实只是属于马斯洛五级需求金字塔的最低层级。而人的精神需求则对应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五级需求的最高级——自我实现(“入世”的部分)与马斯洛超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添加的第六级需求——超越自我(“出世”的部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间的那几级其实就属于人的社会需求。

也就是说,人的存在,除了个体需求维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性需求维度。这种社会性维度实际上与人的行为方式有关。属于人的一种“外导向”存在意义,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外部事物。而“个体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对待自己,属于“内导向”,属于内向、内省的维度。因为西学《外学》不善于向内看,所以看到的只是一种人的《外壳》,物质性、物质人、物质身体。东学属于《内学》擅于内看,可以看到了人的《内核》,看到了人精神层面的本质。“个体人”《内机》、《内核》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维度,是关于意识、思维、灵性、神性的问题。这就是一种人的“内向维度”。

然而“社会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外向”的行为方式,是“人存在”的一种外向维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其实无论“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按照东方“合一论”的思维那是不可能被分割的。把人品性格划分为“内向”与“外向”实际上也属于西方二分法“分”的逻辑。

因为按照东方“合一论”的思维,无论“内向”还是“外向”都属于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使用“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这种说法,也属于是一种关于西方“二分法”方法的借用而已。

实际上,人存在着一种“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的统一,以及人关于“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还有人的“内思”与“外行”的统一。这也应该属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一种表现吧。

其实,人的个体存在,人的内向存在,借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看做是人需求的一方面,可以基于物质的需求,也可以给予精神方面的需求,反正属于需求。马斯洛需求心理学也确实称之为“需求”。然而人的社会存在,在“入世”的层面,也可以看做是人“供给”的一面,人的存在可以对他人、对社会所提供的帮助。其实这就是利他主义关于人社会存在的意义所在。然而人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供给”,那并非人人具有,那得是有“外场”彰显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要素生命具有一种超越自我需求的部分,也就是说具有多余能量。按照霍金斯教授的发现,那就是生命能量值高。而对于没有“外场”呈现的一般生命而言,其社会属性就只能够是一种“需求”。

在这方面马斯洛的需求心理学其实把一些问题混在一起了。一方面,将“个体人”存在维度与“社会人”存在维度放在了一个层级金字塔之中。金字塔的基层与上层都是关于“个体人”的,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其实都属于需求。

另一方面,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间层次实际上反映的是关于人社会维度的问题。在社会维度方面,马斯洛的心理分析是基于一种利己导向,而不是利他导向。站在利他导向上,人的社会性应该属于一种“供给”,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属于“火德”的心性,是燃烧自己照亮温暖他人。然而站在利己主义的角度上看。人的“社会性”就成了一种让社会认可、得到他人尊重、被他人爱的一种需求与索取了。于是社会人的“供给”与“付出”就被“需求”与“索取”给替代了。因此马斯洛心理学金字塔自下而上的所有层级就都成为了“需求”了。这种金字塔其实属于一种利己主义金字塔。这种利己主义金字塔其实是会淹没掉人类上天之门与通天之路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人是不认同马斯洛心理学的需求金字塔。

2012年12月24日星期一

文史漫谈:尊道崇德 敬天保民(上)(下)—— 孔子称赞的圣贤品格 / 文/静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2/22/文史漫谈-尊道崇德-敬天保民(上)-26684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2/24/文史漫谈-尊道崇德-敬天保民(下)-266849.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的标志。孔子论“人品”的论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财富,他注重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坚持道义至上的原则,塑造“仁人君子”的理想人格,提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见贤思齐”等做人理念。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有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称赞其尊道崇德,敬天保民,品行高尚,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孔子之时,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他以弘扬道义为己任,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而弘道。他处处以身作则,提出“君子学道则爱人”,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称赞古圣先贤,秉承上天赋予的使命,以德善化民众,令人崇敬和效仿,这在儒家经典《论语》、《尚书》等书中多有记载,以下举些例子。

一、唐尧之仁

尧帝,号陶唐氏,上古五帝之一,他观测天文、钦定历法;“兴利除害,伐乱禁暴”;设立“诽谤木”(今华表),博纳众谏,任人唯贤;推行德教,教导臣民以“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教育百姓和睦相处,做到“九族既睦”,使民风淳厚。其时天下太平之至,四海升平,民心既和,感应自懋,天降祥瑞不计其数,“宫中刍化为木、凤凰止于庭、神龙见于宫沼、历草生楷、宫禽五色、鸟化白神、木生莲、箑莆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正是“尧为仁君,一日十瑞”。《尚书•尧典》记载:“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尧帝后来择贤禅位于舜。在《论语•尧曰》中记载尧帝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思是说:“舜呀!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忠诚地遵守中正之道!如果天下的百姓都陷于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永远地终止了。”后来舜也把这话告诉了接替他的禹。

《论语》讲述孔子称赞尧帝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说: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他的恩德多么广大啊,百姓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去称赞他,他制定的礼仪制度是多么美好啊!

二、虞舜之德

舜帝,号有虞氏,孝闻天下,德播世间。他耕于历山时,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带动河滨制陶的工匠精心制作,不粗制滥造;无论在哪里,他高尚的德行都能够感化周围的人,以致其“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为帝后,推行礼乐文化,加强祭祀活动,表现出他对礼乐祭祀的重视。舜帝后来择贤禅位于禹。

孔子称赞舜帝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能称得上无为而治的人,舜吧。他需要做什么呢?只是恭恭敬敬地端坐在朝廷上就可以了。孔子的意思是舜德盛民化,因此国家的事务都由人民自动的解决了,舜只管自己修德,尽天子的职责便罢,即端正自己来端正了天下。孔子还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指舜帝有五位贤臣:禹、稷、契、皋陶、伯益等,均为“治世之臣”,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因此而天下太平,即“举贤而天下平”。舜帝制作了《韶乐》用以祭祀上帝和神明,《韶乐》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经典的地位,其平和德音使“凤凰来仪,鸟兽化德”,孔子称其“尽美矣,又尽善也”。

孔子称赞舜帝:“舜之为君也,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孔子家语•好生》)意思是说:舜帝仁爱好生,他的德行犹如天之高、地之厚,而又宁静谦虚,教化如四时,使万物生长,所以四海皆接受舜帝的教化。凤凰和麒麟出现,连鸟兽也驯服于他的威德。

三、夏禹之俭

禹乃夏朝第一代王。大禹治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禹奉尧舜之命治水,立即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为人十分谦虚,听到别人对他的善言相劝,常感激的下拜。他广纳善言,采用疏导的办法,亲自翻山越岭,淌河过川,规划水道引洪水入海。禹栉风沐雨,不畏艰辛,历经十三年之久,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三过家门而不入,疏导了九条河道,修治了九个大泽,凿通了九条山脉,不仅治理了水患,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众河朝宗于大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局面。在治水害的同时,禹还指导人们发展农业生产和水上运输。“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使天子的道德教化达到了四方荒远的边陲,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怡然富足的景象。

面对“浩浩滔天”的洪水,禹勇敢的承担起治水、安民这一伟大使命。孔子非常推崇尧舜,还将禹与其同提并论,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意思是说: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富有四海,一点也不为自己!孔子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孔子除了称赞禹为“无间然”即完美无缺之外,还尤其称赞了禹之俭:“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意思是说:禹平时自己饮食节俭而不铺张,但祭祀神明时却贡品丰厚洁净;平时穿衣朴素而不奢侈,但祭祀时却祭服盛美;平时所居之室非常俭朴,但致力于田间水道、一心扑在治水上,解决了水患,救助了百姓。大禹的美德无以复加啊。

(待续)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上文)

四、文王之道

周文王,姬姓,名昌,治理西周时,仁慈爱民,积善修德,奉行德治,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从政理念。他推行教化,指出:“为人君应依仁而行,为人臣应立足于谨慎,为人之子女应立足于孝道,为人之父母应立足于慈爱,与国中之人交往应立足于诚信。”教导人们要心思端正,敬天、敬德等。文王以身作则,做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还到田间和大家一起劳动。他礼贤下士,亲自到磻溪聘请姜子牙的故事流传至今。当时天下士人纷纷来投奔,各诸侯前来归附。

孔子称赞周文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孔子家语•好生》)意思是说:文王之道非常伟大,没有任何有意的举动而使人发生了变化,没有有意做任何事情就接近了成功,这是因为文王能够时时严格的修养节制自己和宽以待人。

孔子于《文王》之篇谈到关于文王“受命”:“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对于能够真正接受“天命”的圣人来说,文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里表明孔子既赞美文王修明德行以敬事上帝,更赞颂了天命之伟大。

孔子的天命观是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的,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须去做,尽管屡遭逆境,也要难行能行。如他率弟子在周游列国途中于匡地被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说:“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拿出琴开始演奏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被称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孔子传承天命之“文脉”的浩然正气。

五、武王之贤

周武王姬发,周文王次子。他继位后,秉承父志,继续以姜子牙为军师,其弟周公旦为辅,讨伐商纣,一统天下,建立了周朝,实行仁政德治,和洽天下四方之国,正如《诗经•周颂》中所写的“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武王建周后,从商地回来,自己一个人忧虑着,甚至夜里难以入睡。周公问起原因,武王回答说:“我告诉你吧:上天不受殷的享祭,从我还没出生起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谗佞小人在朝,而君子却被放弃。上天不照顾殷人,所以今天我们能成就王业。殷王不能显扬、礼遇贤者,所以到现在灭亡了。而我对上天的眷顾还没能全部完成,以副所望,哪有工夫睡呢?”武王又说:“我一定要达成上天的眷望,要访求所有不顺天命的恶人,贬责他们,与殷王受同罪。我要日夜慰劳安抚人民,彻底安定我们西方的领土,发扬我周的功业与德惠,使它们同样地昭明。”于是将战马纵放在华山的南面,拉车的牛也放牧在桃林的丘墟上;戢藏干戈,收兵并解散军队,以昭示天下:不再用兵了。武王修明文德,倡导文教,他登基后年年都是大丰收,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尚书•武成》记载此事说:“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此亦为“马放南山”典故的由来。

孔子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他解释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善继人之志”,是他对周武王继承其父之志,为政以德的赞赏和评价;“善述人之事”,是他对周公承袭其父、兄的政绩,制订周礼的赞赏和评价。他称赞周武王“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治国思想,使天下之民归心。因有武王之德,所以才会有“善人是富”,在孔子儒家看来当时周王所最“富”的就是拥有这些“善人”。

六、周公旦之礼乐

周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他先辅佐周武王,后又辅佐周成王,为国事日夜操劳,忠于职守。他非常注重选贤任能,告诉年轻的成王:“千万不要任用那些势利小人,要全心全意依靠大公无私的贤能之士。”他在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任时,嘱咐伯禽一定谨慎治国谦虚做人,他谈到自己常常“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还犹恐失去天下的贤才。周公求贤若渴的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周公治国安邦,爱民如子,“效法天道”制礼作乐,用以规范和涵养人的道德和行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礼乐教化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祭祀神明,谦和有礼,威仪有序。周公建立了礼乐制度,使其成为仁政德治的重要途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天下礼乐大兴,处处闻太平歌颂之声,正可谓“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各安其业。孔子儒家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中国成为著名的礼仪之邦,其教化功能使民众顺应天地并关爱他人,明辨善恶,归于天理正道。

孔子推崇周公多才多艺,人格完美,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他向往、敬仰的圣人,以至于常常梦见周公。“克己复礼”乃孔子名言,也是其毕生努力追求,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他认为周礼丰富而完备,他遵从周朝的制度。孔子对礼教的重视表现出其志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及对天命的信仰。他称赞周公是:“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意思是说周公伟大啊,他身份高贵而更加谦逊有礼,家里富裕而更加节约俭朴,战胜了敌人而更加戒备警惕。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圣贤、仁人君子无论在任何环境中能够坚守道义而行事,具有“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美德。传统文化奠定了社会的道德基础,教人怎样做人的道理,使人明辨是非,择善而从,追求真理。顺天意、重道德历来为人们所遵从。而当今中共却逆天叛道,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迫害敢于说真话的人,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使道德沦丧,妄想把人引向不归路,中共必为历史所淘汰。如今,天灭中共,越来越多的人们退出了中共邪党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回归良知善念,按照宇宙真理“真、善、忍”的理念去做,作出了正义而明智的选择。

(全文完)

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四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征(上) / 作者: 小岩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4862
第四章 文明的属性与使命的分工


第二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征 (上)

前言

从本文的逻辑上讲,第三章最重要,建立一种人类《文明使命论》的项目管理逻辑,一种《终点决定论》的逻辑,区别自然主义无意识论的那种《起点决定论》。然而从内容上讲,讲到人类文明的具体内容,那么本章本节的内容应该是核心。前一章定义了或者提出了人类文明项目工程对项目团队的要求——介绍需求。而本章核心就是给大家介绍人类文明项目团队两大核心人物或者应聘者的专门介绍会了——介绍供给(供职者)。其实这也是许多东西方文明孰优孰劣的那种争辩们所最最感兴趣的内容。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或许属于辩论的一种正面意义吧!因为辩论双方总想一争高下,所以总会使用一种非常挑剔的眼光看待对方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各种特征,并从中给对方多挑挑毛病。因为有对手存在,所以对手看自己往往比自己看自己还要清楚,或许这就是因为不在庐山之中的原因所导致的吧。就象夫妻吵架一样。夫妻恩爱的时候什么都好。差异点那是吸引力。但是夫妻一旦吵起来、打起来,那差异点就会成为相互攻击的把柄,而且什么陈康子烂谷子都会翻出来。对方任何缺点都会被照射在显微镜、放大镜之下,恩爱的记忆早已被抛到脑后。相互的弥补、照顾、扶持都忘记了,似乎都保存了。这就是人,特别是被实证科学思维武装起来的“短线记忆”的人。

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征原先想分为两节来写,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SWOT分析原先也想分为两节来写。但现在看来,东西方文明还是以对比的方式阐述比较清晰,然而我们这种对比描述可不是为了比出个“孰有孰劣”,而是在这《文明使命论》的基点上,东西方文明的这些特征,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作为不可分割的硬币的两个面,都与文明各种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有关。对比着说只是为了写作起来比较方便,绝非比较学意义上的比较高下。大家都已经知道,因为本文采用的是一种博客式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流思维方式,所以一下给大家比较的东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未必能够面面俱到与逻辑结构严谨,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也许在后续章节具体讨论东西方文明依照使命安排责任进行具体表现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为大家进行不漏的情况也未可知。所以这里先给大家埋下个伏笔,也好给大家事先有个交代。

其实我们这里给大家提及的绝大多数东西方文明的特征,在本文之前的各个章节中可能都给大家论述过。只不过那时候提及这些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可能是作为一种分析原理结合一些具体问题分析给大家提及到的。可能散落在各处,不同系统。我们今天这里是把这些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汇集在一起给大家论述的。所以还不能够确确实实叫做阐述。叫做归纳汇集还比较合适。下面我们就按照四个方面帮助大家把这些东西方我们的不同特征给大家汇集一下。也就是,

(1)、在本质属性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2)、在思维逻辑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3)、在结构体功能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4)、在过程认知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在本质属性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其实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题作为单独的一节来讨论,至于东西方文明在后三个方面的差异——逻辑上、结构上与过程方面的差异,我们只能在下一节的“续”中再进行论述了。其实即便是这样分开讲,在文章的篇幅上还是很难讲得面面俱到的,本人也只是提出一些比较有感触的要点而已。要想真正全面讲清楚这个话题,恐怕100万字也打不住,那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结晶。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说的清。我这里只是归纳一些要点。其实即便是要点,用这样几节的篇幅也是论述不完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本文后三章讨论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具体事件的时候,一些涉及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与机理的方面可能还需要不时的添加进来进行表述。所以这里给大家先埋下个伏笔。

一、话说阴阳

讲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属性,或者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分工,就必须从阴阳属性谈起。必须给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这种东西方的“比较”只能够先从浅层气说起。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的水平思维上,“比较”才会有意义,而东方思维属于一种上下思维,找不到水平“比较”的另外一方。由于西方文明的使命就是被安排在浅层次,安排在表面层次,如果非要给拉到深层上进行比较那就属于强人所难了。但是我们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有时必须提一下东方文明的一些更深的内涵或更高的意义存在。因为东方文明的存在意义并不局限于表面层次。这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使命所造成的。

使用二分法的眼光看,又结合东方的阴阳思维,从大的方面讲,西方文明属于阳,东方文明属于阴。其实在深层上讲,东方思维是合一的、包容的、不可分割的,所以东方文明阴阳兼而有之,属于一种阴阳平衡论,而不是单阴单阳论。正所谓“无阴不生无阳不长”,东方文明属于“生文明”,所以阴阳必须兼而有之,而且还必须得阴阳平衡才行。就是这个道理。而西方文明属于单阳文明,有阳而无阴。单阳就属于单一“质性”、同一“质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所以同一“质性”的单阳西方文明必定是一种排他性文明,必定是一种“争文明”。这种同一“质性”走向“量性”差异划分事物差异也就是必然的了。

西方文明属于阳,东方文明属于阴,我们还必须为大家澄清一点的是,因为西方实证科学的主流属于一种决定论、绝对化的认识,所以我们一旦给下了这种东西方文明阴阳划分的认识,一些人就会使用绝对化的眼光对待这种问题。我们前面不是已经给大家阐述了嘛,东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阴阳合一的文明,阴阳平衡对文明。这种阴阳合一是一种大家常常听到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阴阳互有的关系还不象从阴阳鱼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阴阳平衡观还有阴阳相对性、阴阳相对论在里面。比如,儒家思想是属于阴呢?还是属于阳呢?这得看是什么样的参照系,看相对于谁去比。儒家思想不存在绝对的阴阳属性。绝对化的认知在东方思想中是没有意义的。处于这种相对性思维方式,所以在东方的认知体系中,并没有“定义”这种概念范畴。定义,就是把含义给定住的意思,把思想理解都固定化、物质化、实体化。而东方文明则属于一种流意识、相对性思维,追求的是对事物在不同层级方面的不同内涵的认知,叫做悟性认知。悟性认知就是力图打破各种固化认知的思维惯性。

让我们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例吧。儒家思想到底属于阴呢还是属于阳呢?其实儒家思想本身也属于一种阴阳平衡体。当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比较的时候,因为道家思想根本上属于一种修炼文化(作者注:不是指那些算命、看相、看风水、驱邪治病的小道),关注的是出世的结果,然而儒家思想则是属于入世的。出世是一般人所不得见的。人们经常称呼修道之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是这个“不得见”的意思。因为不得见,所以就属于阴。另一方面,入世的所为则是世上人世间的品德,属于能够被世人所看得见的。这种得见者,那么就属于阳。因此,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入世思想,在与出世的道家思想比较的时候就属于阳。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做一个比较。这一次让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做个比较。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都属于是入世的,但入世的方法不同。法家强调的是物质手段,无论是激励或惩罚,都针对个体人的物质身体与物质欲望。在这方面法家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文明的手法很类似。然而与法家的入世方法不同的是,儒家思想关注的社会人的精神层面、品德方面的事情。物质者,外也,显形显性也,外露也,阳也;精神者,内也,内藏隐性也,不露也,阴也。所以儒家思想在与同一入世层次的法家思想比较的时候,儒家思想的阴阳属性就成了阴。

这就东方文明阴阳属性的相对性。这也属于阴阳平衡、阴阳相济、阴阳互生的一种合一性关系。在这种阴阳相对性的认识框架中,任何定义性的东西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二、二论五行

谈完了阴阳,那么就再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五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阴阳五行是分不开的。五行对于理解东西方文明而言没有阴阳那么复杂。本人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五行思想就相当于东方的物理学,主要意义还是在“术用”的层面,当然五行论也实际到许多生克机制、循环思想的问题,但是五行论最刚性的那部分知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指五行论在“术用”层面的内容。当然在背后思想上,五行思想也不简单,因为东方思想是合一论嘛,所有的思想都缠绕在一起、包裹在一起,是一个不可以被分割的系统。

那么在“术用”层面上,简单的讲,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东方文化属木,西方文明属金。其实东方文化是一种泛称,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并能够完全划等号。中国文化既有东方木的属性,也有中位土的属性,因为中华文明肩负着人类文明初期阶段(五行木性)与中期阶段(五行土性)的双重使命,所以中华文化就具有五行木与土的双重属性。因为在五行生克关系中,木性克制土性,所以我们就中华文化的属性统统归于东方木性了。因为东方思想属于合一论,不可分割,所以我们就把木性土性归在一起讲了。

《黄帝内经》里面有四气调神大法。四气讲的就是春夏秋冬所对应的木火金水的四种事物属性(这里先不讲土性,因为土性属于五行论中比较高难度的部分,与木火金水四气四性还不再同一个层次面上)。然而四气并不是为了独立存在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四气并非仅仅的自然物而已。四气与机制调整有关,与调神、调节管控机制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东西方文明的五行属性,实际上也为了理解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管控调节机制用的。

大家知道,西方文明属金,东方文明属木,就是要通过了解金与木在五行中的属性而理解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属性与不同使命的。因为阴阳五行论经常使用于命相方面,所以本人就把这种基于阴阳五行思想对文明应聘者的考察与评估方法取名为《文明的相术》。

大家知道,五行术就相当于中国古老的物理学,属于“术用”的层面。然而在西方的实证科学中,并不对物质做本质上“质性”的划分,只是做一种“量性”区格。而中国的五行术讲求的物质不同属性的物。还是先讲木火金水这四物吧。

木与金属于实物,有形之物。然而木与金又有差别。木属于阳性之物,属性为生发之性;金则属于阴性之物,属性为收敛。木与金代表有形之物,所以中国人讲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东者为木,西者为金。东西者有形之物也。但是一种属于生发物,一种属于収敛物,属性不同也。生发物木,弹性之物也;収敛物金,刚性之物也。这就是中国知识的一种表述方式,不使用定义或概念的固化方式,而是使用比象的方法,找到上帝创造的一种自然物进行说明——用上帝的智慧而不是使用人类的智慧来说明问题。这样即便我们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有些事物的属性还一时认识不清、认识不到,但是拿一种《神创物》来比象,那一定不会错的。这就是东方认知相对性的一种方法。禅宗的公案以及佛家的悟性思维也都是遵循了这样的法则。

木金=东西=实体物,那么水与火又是什么呢?水与火同样属于自然力,但是属于无物形的那种自然力,能量的存在形式还没有被固定下来。因为能量层级比较高,还不能被物质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对于人力而言掌握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针对有限的人力能力而言,就叫做“水火无情”。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人只能够操作有形之物。也因此木金水火四物,实际上反映了四中自然力的层级,也就是能量体与物质载体的一种相对关系。

1. 能量层级最低的实体物,刚性之物,金;

2. 能量层级比较低的实体物,弹性之物,木;

3. 能量层级比较高的非实体物,流形式存在之物,外阴内阳(坎卦),水;

4. 能量层级比较高的非实体物,能量散发形式存在,外阳内阴(离卦),火;

5. 能量级别高于四气,可以制约四气,在四气之间进行能量与形式转移的中正中庸之物,土。

西方文明的许多特征都与西方文明的“金”属性有关,比如资本主义、拜金主义,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用钱主导一切,以及战争时期的船坚炮利,都与这个五行属“金”有关。这些方面我们在《天时五行断代》一文都已经跟大家讲到过了。

同样东方文明的许多特征与东方文明五行为“木”的属性有关,比如东方为什么称为东方?东方文明为什么“起点就是巅峰”?为什么东方思想的爆发期在春秋的“百家争鸣”时代?为什么西汉之时董仲舒会“独尊儒术”?为什么新儒学可以在宋明之际再度燃烧起思想之火?以及为什么阳明思想在明朝之后被冷落而流行与日本?其实这些个为什么都与五行“木”的属性有关。

甚至我们在本文关于人类文明的后三章讨论中所要谈到的关于东土文明为什么必须回归中土?中华文明为什么远离海洋而向内陆发展?为什么发生两次路上丝绸之路?西方文明为什么通过海上而东来?以及郑和为什么必须要下西洋?被武王伐纣所击败的殷商遗老遗少们为什么退归东海,甚至远赴美洲大陆?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史实其实都可以在《五行论》中找到答案与原因。有机会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在本文的后三章为大家展开论述。

三、再谈主客之“位”

谈完了五行,那么就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八卦,也就是谈一谈《易经》之中关于“位”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起码在哲学的高度上并没有“位”的概念。虽然现代营销学上有了关于“定位”的概念,其实这种“定位”也只能算是关于“位”的一种相当肤浅的认识而已。

八卦中的六爻,每一爻,无论是阴或者是阳,所处的位置叫做“爻位”。爻离开了爻位,自身的阴阳属性并没有多少其实的意义。中国人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这句话非常确切的说明了关于“位”与“人”与“事”的相互关系。一件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任何也事物发展到了哪个“爻位”有关。一个“人”对应于“事”所应该秉持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也与当事者所在的“爻位”有关。因此这个“位”的概念就把“人”与“事”这两种维度有效的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一件事物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事件主导者或者相关人在“位”上的改变。中国人讲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基于“位”的概念,甚至某位皇帝统治江山多少年,那叫做“在位”多少年。所以“位”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要。东方思想中“位”的概念就具有相当于西方实证科学中的笛卡尔所创建的那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一样的作用。

“位”的概念也可以看成一种《环境论》,可以用现代策划思想中的“情景论”context来比拟。“位”就决定了人与周边环境、具体场景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属于空间位置制约论的一种表现吧。

“位”一方面具有“情景制约性”,这是“事”一方面的表现。这是一种被动意义上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在“人”的维度上,“位”又属于“人”的一种“意愿选择性”。这是比较主动方面的一种意义。

我们讲西方思想中并没有明确的关于“位”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说西方思想对于“位”没有进行“选择”。其实西方思想也有其相对应的“位”。只不过浑然不知而已。这或许涉及到“位”概念的另外一重意思——“位”的主动性选择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实证科学一直以来都是秉持一种“理想主义”思维方式,也就是一直采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采用了一种《外眼》的所谓“客观”的方式。因为实证科学属于《外学》,所以是不入《内机》的。《内机》属于黑箱的范畴。所以西方实证科学是不入“位”的。当然这种“位”指的是与人相关联意义上的一种狭义的“位”。可是在广义上讲,“位”既与“人”有关,又与“事”有关。“人”与“事”属于“位”坐标系统的两个不同维度,就象笛卡尔坐标系的x轴与y轴一样。因此“人位”则属于“位”系统中的“主位”轴,“事位”就属于“位”系统中的“客位”轴。西方实证科学的理想主义实际上选择了一种“客位”的角色,也就是旁观者、客观者的角色。所以说,西方实证科学中虽然没有“位”的思想,但还是默认by default的“客位”角色。而东方思想相对而言,选择了“主位”的角色。其实东方思想中,“主位”与“客位”都有,因为“位”属于被主动意识到了的一种“选择”,而不是默认by default。西方思想的不入“位”,其实指的是一种狭义上的“位”,不入“主位”。

比如东方思想中常常用到的“天地人”三才结构实际上就是关于“位”的概念。天之道,天位之法理;地之法,地位之法则;人之理,人伦之品德。天地人是三种层级,三种法理,三种逻辑,也反映三种“位”的思维方式。八卦实际上就会“天地人”结构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64卦就属于上三爻与下三爻的叠加摆放,以表征更多的事物。中国的“中庸思想”其实也与“位”的概念有关,中庸守正就是守住“中位”。“中位”就是“天地人”的中间“人位”。守住“人位”就是守住做人的人理,守住人伦,守住人类行为的规范准则——核心就是守住人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可以度过中间发展阶段。文王给我们推演的就是这种“人位”之理,后天八卦。文王就是根据人伦之理从新定义了阴阳,配置了八卦。

可见中华文化在文明之初就清醒的意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身是从地上通天的梯子。人的位置或意义就是“中通性”。人是沟通天地的中通通道。关于“人位”的认知这属于大尺度、大眼光、大智慧。我们中国人时常所说的“天人合一”讲的就是“人为”之理必须向“天位”靠拢的意识,向更高目标靠拢,向高于人类的宇宙目标靠拢。这才是“天人合一”的真正意义。所以知晓“人位”是为了人类提升的目的的。与东方文明的宇宙使命有关。因为提升,所以必须知道人类当前的位置。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思想中没有“位”的概念,其实也与西方文明被分配的使命有关。西方文明主要关注人类来到人世间后任何待下来的问题。为什么来到人间?西方思想的答案,是因为人类犯了错误,被逐出的伊甸园。其实伊甸园这也是西方水平思维的一种映射。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传统都上溯到这种文明关于人类起源的一种宗教观——关于古老文明之初的神传之话(神话或传说)。西方宗教认为,人类起源于一种“原罪”。这就是人类起源的“原罪说”。人类因为有罪而自天堂降到世间。来到世间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类这个水平维度的空间生存下来,等待下去。这就是西方文明在使命上需要关注的,任何解决温饱问题,任何解决物质需求问题,任何让人类能够存活下来,并使人类能够延续下去。因为人坠落世间是因为失去了原本的天上的“神位”。因为已经失去了“位”了,那还谈什么“位”呀?!by default就可以了。人从天上落到了地上,如果非要给个“位”的话,不过只能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地上的“位”而已,所以叫做“地位”。“地位”者,“客位”也,入乡随俗吧,随“地之理”吧,“客理”、“物理”、。“自然理”。

所谓“地位”不过是一种“客位”而已。但是当《神创论》一旦被忘记的时候,外来者是客的“客位”角色与“客位”之理也就被忘记了。尽管西方实证科学在创建最初之时还能够清楚的记着自己“客位”旁观者的角色,但是当实证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财富一旦丰盛起来的时候,一旦物质性就将人类的本性、神性给埋没了的时候,于是实证科学的后继者们实际就走上了一种“反客为主”的轨迹。把自己真的就当成了地球上的主人了,真的就把地球当成了自己的家了。这就是一种“反客为主”的角色变换,自我“主客”角色转换之后,再以一种“阴阳反背”的逻辑从新认识事物,于是接下来就是“天翻地覆”了,“以阴为阳”、“以地为天”了。然后就总是相把地上的“物之理”延伸到人类社会的“人之理”的维度上,甚至试图延伸到“天道”、“天理”的天上去。于是坐在地上“客位”的人反过来却总是把自己看的是最高的,于是总是向下去比,向下去看。这一看确实觉得自己比地球上的动物高级多了。越这样比较就越觉着自己是这的主人。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强盗逻辑。在地球这儿,谁本事大谁就应该是这里的主人——一种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的逻辑。给自己个理由让自己在这里永远的待下去。虽然“延续”与“待下去”确实是西方文明所被赋予的使命。但是这种“待下去”与《神创论》的“最后的审判”有关。如果忘记了《神创论》,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在地上“待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连这些终极问题都忘记的话,那么这种“待下去”就失去的实质的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流世界的《有神论》思想就是对实质科学的物质文明(为了“待下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有神论》与《科学论》是缺一不可的一种关系。

然而《进化论》的出现目的就是破坏这种互补关系。撒旦教门徒们打着“科学”或者“主义”的旗号就是为了破坏《有神论》与《科学论》的互补关系。以主义替代《有神论》的信仰,然后然人类忘记在地球上“待下来”的终极目的。这就是撒旦的用心,让人类回不了天上真正的家。为了让人类永远“反客为主”的待在地上,于是撒旦门徒们就给出了一个强盗逻辑可以让人类在地球上“待下来”的理由——《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论人性的善与恶

实际上,关于人类本性到底属于“善”还是属于“恶”的这个根本问题,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基本认知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认知其实也与东西方文明各自不同的使命有关。然而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本身其实还是属于二分法逻辑的问题。在真正的合一论是不会这样提问的,因为在合一论看来,人性是善恶同在的。

其实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这是由“位”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站在“地位”上,站在“客位”,也就是站在从天上堕落的基点上看问题,人性就是恶的。这就是基督教看问题的角度。但是如果站在一种“主位”的角度,站在一种“人位”向“天位”回归回升的角度,就一定认为人性的“善性”尚在、良心未泯,还有得救,还可以被教化、被度化。所以关于人性善恶,其实取决于在什么样的“位”上看。

基督教的人性“原罪论”涉及到对人类起源的认识。西方文明认为人性是恶的,因为人性起源于一种原罪。这种“原罪论”的认知与“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息息相关。而东方的儒家思想(包括被儒家吸收的墨家思想)关于“人性善”的这种认识其实与“人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有关。西方宗教观解答了人的来路,东方思想回答人的去处。一来一去,两个方向,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应该对立的争论谁对谁错。两种使命,各自擅长一方面,也是使命使然。

因为东方思维属于一种可变的、相对的、非固化的思维方式。因为让东方思维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因此东方思想就更关注如何把人提升改变的问题,使人类可以再从新回到他原来宇宙中所待的位置。道家讲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返本归真”。这才是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人虽然现在待在地球上,属于一种现在时的human being,但是人类可并不真正属于这个地球。地球只是一个临时客栈而已,而并不是真正的家。因此东方思想关于“人性善”的这种认识与人类需要返回终极归宿这种需求有关。这是往高了说,往出世的层面说。如果往低了说,往入世的层面上说,儒家文化抓住了“人性善”的一面、人性可以改变的一面,所以特别关注对于人性的教化,所以儒学家首先就必须是教育家。这方面,孔圣人就是楷模,既有教无类,又能够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另外,教育、教化也体现着中国合一论的“知行合一”的传统。

然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关注的是“人性恶”的一面,认为人性来源于原罪。人天上就是有罪的,人是带着罪(sin)而来的。如果没有原罪,人类或许并不应该来到地球上。从人类来源这一方面看,从人类堕落到地球这方面的意义看,基督教的这种认知是对的。需要给大家补充一点的是,大家都知道西方思想是一种绝对论的最终结果性的认识,所以基督教的这种“原罪论”具有一种终极的含义。其实人类罪还不仅仅表现在原罪方面,人类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之中,在地球上多次的生命轮回之中还不断的犯新的罪,佛家中把罪叫做业力。生生世世的犯罪就是积攒累积业力的过程——叫做积业。人生命的轮回转世实际上就是人生命所积攒的业力多少所决定的。佛家思想管这种业力决定轮回转世叫做业力轮报。业力轮报就属于一种生命周期大尺度规律的分段循环机制,而不是简单线性延伸机制。我们讲,基督教的“原罪”与佛教的“业力”实际上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性恶”。因为西方思维不擅长过程。过程的意义是被忽略的,所以西方的宗教观看到的是终极结果层面的“原罪”。而擅长过程因果关系的佛教思想就给我们揭示出了人生命过程中的“业力轮报”机制。如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业滚业滚过来的。都背负着“原罪”与生生世世的“业力”的叠加。这些被叠加的“罪业”其实都属于一种负物质、负能量。这种负物质、负能量叠加的太多了,人类的“善性”、“神性”就会被埋没。人类就更容易忘记天上的家。

然而,我们已经讲过了,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因为人的善性在,所以儒家就关注人类的道德提升,于是人类就可以被教化、被改变,甚至可以达到象道家出世思想所认为的那种“返本归真”。

以上这就是基督教关于“人性恶”的“原罪”与儒家的“人性善”的两种取向,也就是因为两种文明使命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其实是一种二分法的问题。然而本人始终坚持的是一种合一论的观点。反映在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合一论的观点就是:人是善恶同在的。善恶是不可分的,也属于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正所谓一念出善恶,只不过善效果与恶效果,就象正向效果与负向效果一样,效果所呈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那句话背后的多维因果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