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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三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逻辑特征（下）
五、直与迂
西方“实证科学”所建立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法。所谓规律者，线性规律也。那么规律为什么非得要线性呢？因为线性规律简单，便于掌控事物。“线性→规律→可控”就是这样一种逻辑线索。其实笛卡尔建立的平面直角坐标就是为线性思维服务的。直角坐标轴那就是两条线的交叉。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就是典型的小线段思维，一种线性思维的应用，一种线性方法与切分划小方法的完美结合。
对于不属于线性规律的复杂事物，那么按照西方“实证科学”的思想，那就可以用无数个小线性来模拟、逼近、替代。这样非线性规律就可以转化成为线性规律来研究，就象非物质的精神体被降格为物质体来研究一样，就象将系统的“质性”当做“量性”来研究一样，也就象不断的将事物的《内机》转化为《外象》来研究一样。这些就是西方“实证科学”赖以研究事物的方法。其实所有这些降格转化的研究方法都借助了“线性替代”的逻辑。
线性方法其实就是一种“直”的逻辑，用“直接”的方法想问题，这也是由于西方《外学》只能够看到事物物质性《外表》的特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属于一种效率文明，一种急性子的利己文明，否则也就不会急于与上帝划分“管辖范围”了。因为物质文明，效率文明，所以线性，因为直线最简洁、最有效，最能够节省时间。其实这也就是“过程”的意义消失的一个原因。过程不创造价值，而是只带来成本，所以过程时间越短越好，过程的意义越小越好。其实线性过程就满足这种最小化要求。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直线呢？“实证科学”定义“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叫做直线”。其实“实证科学”关于直线的定义也属于一种有限的定义。其实直线背后的意义只是一种最简洁最快效的能量运行轨迹而已。然而认为能量耗费最小轨迹必须表现为直线，其实这只有在笛卡尔直角坐标系所定义的线性空间之内才有意义。如果超越了线性空间，把直线作为最小能量轨迹其实是没有任何保证的，或者说，最小能量轨迹必须表现为直线是没有任何保证的。或者再换句话说，最小能量轨迹采用直线的方式其实只是在低层能量空间的一种表现而已。或许就是霍金斯教授所发现的人类文明能量值近几百年一直徘徊于190那样的物质空间而已。其实直线或是曲线？与空间的能量级别有关。这也是线性规律很难向更大范围、向其它空间延伸的原因所在，因为线性规律的能量级别不够、能量级别太低。
线性思维，直接思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西方把一切事物规律都转化为线性规律的思维可以称之为一种“以直为迂”的思维。我们为什么使用“以直为迂”这个词汇呢？因为在《孙子兵法》中有“以迂为直”这么一个词汇。西方思维模式属于“以直为迂”，把一切非线性现象都看成线性规律，都用线性逼近、替代。然而东方思维则是一种典型的“以迂为直”的思维，把一切事情都设想复杂，都采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对待。戏称就是东方人弯弯绕、绕弯弯、花花肠子。也就是说，东方思维属于一种“间接思维”。借用战略学的语言，东方思维属于一种间接路线。
那么再换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对应于西方的线性思维，东方则属于一种“循环逻辑”。其实“以直为迂”还是“以迂为直”？应该属于选择关于“线性逻辑”还是“循环逻辑”的一种延伸使用而已。
我们一谈到“循环逻辑”，大家表面一听，好象都明白了，其实不然。因为“循环逻辑”要分析起来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关于阴阳关系的问题，比如阴阳是如何相济的问题，也就是阴阳如何互生，如何互为动力的问题。分析起来非常复杂。这里仅仅给大家提问几则。比如什么是“循环”？您知道“圆周循环”与“太极循环”的区别吗？您听说过“子午循环”与“卯酉循环”这些说法吗？
西方人直性子、快性格，东方人慢性子、含蓄、绕弯弯。其实这也是使命使然。我们举个例子。这是本人很久以前读到的相关内容。据说西方人的肠子很短，比东方人的肠子短1米多，不知道是否指的只是承担主要消化功能的小肠部分。相对而言，东方中国人的肠子长度据说达到7米多。当然许多人会从人类的饮食习惯方面进行解释。什么食肉呀，什么植物纤维呀等等原因。其实这些只不过又是一种自然论的解释而已。都是《进化论》的腔调。关于东西方关于人体肠子的长度差别，那为什么不能够是一种系统设计的结果呢？为什么总是要推给那个没有意识的“自然”呢？即便的《进化论》那个所谓的“物竞天择”，如果“天”没有意识，那么又如何能够进行“选择”呢？！没有意识、没有标准，但是却会选择。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其实本人很早就在其它文章中给大家论述过。《解释论》与事物真正的《内机》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够解释的了的某种现象，与这种事情真正发生的机制与过程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比如中国管理咨询界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咨询师们讲给企业的一切故事其实都是道听途说而已，没有一件事是咨询师自己真正做过的。解释的可以天花乱坠，但是企业真正创业的艰辛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些被故事所忽悠的企业最后发现那些咨询师忽悠的故事好听不好用。因为“客位”的解释与“主位”的机理可能完全是两回事。
其实人类的饮食习惯也是被神明刻意安排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的选择。饮食习惯相对应的身体结构也就是那么被造就的。西方人直肠子，东方人的花花肠子，也是有原因的。不妨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国云贵川女人特别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然而四川男人大多是耙耳朵，阴盛阳衰。然而中国大西北则是大男子的天下。这些似乎仅仅是民风所致。然而让我们与“后天八卦方位”进行一下对照，那么答案就揭晓了。“后天八卦方位”西南为坤位，所以西南女性强盛；然而西北方方向属于乾位，所以男人强悍。无论别人怎么想，反正本人绝不会接受什么“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什么“偶然”的原因。
西方文明擅长于小尺度事件，因此线性思维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点思维”的短链思维、短线逻辑。这种短链思维一旦被无限延伸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跨界”的问题，其实所有“泛科学”所犯的错误就是这样的错误，属于超越前提假设条件的无限延伸。
线性思维其实也决定了西方思维的决定论、绝对化的属性。因为两点之间的直线只有一条，所以线性规律就一定是一种绝对化的认知、唯一性的认知、黑与白的01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种绝对化认识与线性逻辑其实是分不开的。
另外，因为线性在平面上已经是最节省能量的轨迹了，所以过程也就不可能提供超越直线的额外价值了。所以在线性过程中，过程并不能创造额外价值，也就是说在线性规律主导的世界里，过程不创造价值。这种关于过程无意义的认识与线性思维其实也是分不开的。
关于线性认识的来源，其实线性思维与物质性思维也是分不开的，或者说，线性规律就是由于物质属性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就讲这样一个大的规律吧。当事物对象越趋于物质属性的时候，那么事物规律也就越趋于线性规律。也就是物质规律的收敛属性越发挥作用。事物越物质，物质越刚性，那么规律也就越向直线收敛，事物规律就越趋向于一种线性规律。这或许可以属于物质收敛性的轴收敛属性吧。
相反，如果事物越趋于精神导向，那么事物规律也就越远离线性，事物的因果逻辑也就越弯曲，越向“以迂为直”的规律靠拢。这就是“事物越物质越线性，越精神越弯曲”的法则。博弈或意志对抗就属于一种精神导向，所以所有对抗性的game都走向一种“以迂为直”的路线。这种“以迂为直”的思维在本质上其实属于一种“流思维”。《孙子兵法》中就有这样一段“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就是“以迂为直”关于“流思维”属性的最经典说明。其实这种“流思维”属性与我们前面刚刚分析的“适应性”处世模式也是完全一致的。
西方物质思维属于一种线性思维，谈到这里了，可能还需要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关于“非线性”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非线性”问题，系统论、信息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比如什么信息反馈属于高阶函数等等。但是西方文明关于“非线性”或者“高阶函数”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是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在纯物质性对象的研究中，所谓的“非线性”规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一旦有“非线性”的现象发生了，那一定就是因为有了“非物质”的力量的介入。因此在物质界中研究所谓“非线性”现象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相反，精神力量的“非线性”作用，也就是超越常规物质“线性规律”的作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本节第一个问题“分与合”中给大家讲到的那种关于“合”的“放大作用”。精神力量的“非线性”作用其实就是对物质力量的一种“放大作用”。
也因此，我们可以归纳性的看到：“分”者，分于物质，“合”者，合于精神；“分”者，线性思维，直接思维，“以直为迂”，“合”者，非线性思维，间接思维，“以迂为直”；“分”者，效果消弱，“合”者，效果放大。
然而在西方世界中真正能够意识到关于意志对抗属于间接性逻辑的人，那是在《孙子兵法》2500年之后才出现的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军事史专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李德•哈特那部不朽的作品——《战略：间接路线》实际上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线性思维。至少在战略学领域是如此。
六、延伸与超越
关于“延伸”与“超越”这组维度的讨论，西方思想显然是线性思维的“延伸”机制。在商业模式上，这就叫做“复制”。而东方“以迂为直”的思维模式显然属于一种“超越”式的思维模式。借用《孙子兵法》的术语，“延伸”、“复制”属于“正”；“超越”、“突破”模式则属于“奇”。请注意，兵法“奇正”的这个“正”与儒家“中庸守正”的这个“正”的含义的层次还不太一样。一个侧重于思想层面，一个侧重于逻辑层面。比较容易混淆。我们本节所关注的那都属于逻辑层面的问题。
要理解东西方文明属于“延伸”还是属于“超越”的思维模式，首先我们必须帮助大家追溯一下东西方文明关于水平使命与垂向使命的不同分工问题。这与我们上一节关于西方文明“原罪论”与东方文明关注“性本善”的不同人类使命关注点也有关联。
实际上西方文明比较关注人“过去时态”的来源问题，西方宗教观认为人类来源于一种“原罪”，人类是因为犯了罪才下落到人间。来到人间之前的那个罪属于一种“原罪”，就是“先天”所带来的那个“罪”。这种“原罪”在逻辑上其实可以对应于《易经》中的那个“先天八卦”。
那么人类来到了人间以后，西方文明就关注人类在这个人类水平空间层次当中如何待下来、如何待下去的问题。其实人类所在的这个空间，相对于宇宙无数更高层次的空间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空间层次。人类就被压在这样一个空间层次之内，也就是一种固化的刚性物质空间。其实人类在这个空间层次之内以任何物质手段都不能够看到其它空间，更看不到高层宇宙空间。因为这也是为了宇宙安全而设定的特征。
被挤压在刚性物质空间人类的认知视角其实就属于一种水平维度。人类“入世”的认知其实都属于一种水平思维。因此西方文明也就被赋予了在人类空间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建立起一种水平维度物质文明的使命，也就是在人类空间建立一种刚性的物质文明、建立起一种迷失的文明。
因此西方思维就被造就成为一种水平思维的方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西方文明的诸多分析逻辑都与西方文明这个水平维度的使命息息相关，比如我们刚刚讲到过的线性逻辑就是如此。其实笛卡尔的直角平面也是如此，因为线性规律必须呈现在平面上，也就是一种水平维度的空间形态。
然而东方文明关注的则是关于人“将来时态”的去向问题，关注人如何才能够“返本归真”，如何才能够返回到宇宙天上的家园。所以东方文明的使命是一种关注人如何“提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人类境界的问题。因此东方思想，比如儒家思想，就更关注人性的教化，也就是如何“教化”帮助改变人心、提高境界的问题。
因此东方思维必须是一种将来时、可变观、动态观。我们研究的“结构”与“过程”的真正意义、价值创造意义实际上也与此相关。所以《易经》这本关于变化的bible也就是一切东方思想的根本。换一种说法，东方文明更关注人的将来，属于一种“将来时态”，因为将来、未来充满了变化。能否再回得了天上、能否“返本归真”，那就要看这个生命“后天”的表现了。其实《终点决定论》那个“最后的审判”就是关于“后天”一切因果的。是对生命在“人世间”所有“后天”所作所为“最后的审判”，而不是针对“原罪”的审判。因为“原罪”早就已经审判完了，所以人类才会被放逐而掉落人间。
因此西方的“原罪论”属于一种已经被固化了的“过去时态”，已经被审判过了的错误。人类“原罪”的错误，那是在天上犯的错误，那是“先天”的错误，那是已经犯下的，已经发生过了的，是无法改变的，是已经被固化了的。可见西方思维方式的固化论、决定论、绝对论与西方宗教的“原罪论”与“过去时态”也是密不可分的。
东方文明所关注的人类如何返回去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个人类空间层次当中永远待下去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于西方“宗教信仰”与东方“修炼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其实宗教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文明的使命是要把人类维持在地上生存，所要针对的就是一种大面积的人群。所以西方信仰就走入了一种宗教形式，是为了加持大规模人群道德的。
而且作为物质文明的一种补充与平衡，西方宗教信仰一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到了近现代文明时期，西方的宗教信仰一直以二分法的方式存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象西方这种普适人群意义上的宗教，其实在东方是没有的。东方所具有的是一种“修炼文化”，针对人的个体，针对“个体人”的精神维度。修炼只针对个人，不针对群体。因此东方的“修炼文化”是不入教的。不采用宗教形式。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真正的精髓其实是在民间秘传，并不为大众所知。道家喜欢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秘莫测。所以对于外人而言才属于一种“神秘主义”。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东方文明关注的是人的境界提升与返本归真。这也是东方文明所谓“出世”的部分，一种垂向之理。当然东方思想中也有“入世”的部分，比如儒家、法家、形名家等等。然而真正的“出世”修炼只能针对个人，而不能针对群体。修炼那完全是个人的事。修成修不成，那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为。所以东方“出世”的精神修为原本是不入教的。至于从印度传入东土的佛教，还有道教在宋元之时走入一种宗教形式，那些则属于另外一回事，也是有道理的。甚至超越了人间“入世”的理。想必我们日后应该有机会给大家分析。
那么也就是说，东方的精神追求原本是不入教的。东方的“修炼文化”只见人心不重形式。而西方宗教则属于精神信仰的一种外部形式。西方文明擅长形式。宗教就是一种形式。这里也算是略见一斑吧。其实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就是混淆了宗教形式与上帝信仰的差别，用地上宗教人群的表现去论证天上上帝的问题，完全是逻辑颠倒。
东方文明关注人的向上提升。向上维度其实属于一种垂向层次问题。所以东方文明就被赋予了一种垂向思维能力，而不是局限在一种水平维度上看问题。当然这也是东方文明的使命使然。东方文明擅长于一种上下垂向方向的思考方式。西方关于精神与物质的水平关系，在东方思想中就属于一种“形而上下”的关系。所谓“形而上”其实就是超越物质形式的，就是不能够被刚性物质形态所固化的意思。关于西方的水平思维与东方的垂向思维本人记得好象在以前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东方文明开发人类的垂向认知能力，西方文明开发人类水平认知能力。水平能力在于“延伸”，垂向能力在于“超越”。这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分工，也就是认知能力的差异。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分工呢？
原因本人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然而需要给大家补充的是，这里还有一种超越人类文明层次的意义。因为即便是某人在未来，如果能够返回到高层宇宙空间的话，那么水平能力与垂向能力，这两方面的能力在高层宇宙空间中也需要同时具备。因此这两方面的能力也需要在人世间进行锤炼打造。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做进一步阐释，那就是水平思维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垂向思维又具有什么样的机能特征？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也只能够点到为止而已。
我们讲，水平维度上的线性思维在本质是属于一种“延伸”式思维。大家知道，两点之间的直线只能有一根，因此水平方向的线性思维只能是绝对化的、唯一性的。因此水平“延伸”就属于对原有“线性规律”的一种遵守。“延伸”的本质就是遵守规律，而不是违背规律。
另外，“延伸”思维在当今经济时代的物质发展模式上叫做“复制”。当今人们都想将某种成功模式通过简单“复制”的方式来攫取物质利益方面的成功。“复制”就是可以不用动脑子的方式进行“延伸”。于是延伸、复制进而就演变成为了“发展”的代名词。“发展”就是“复制”，就是剽窃、仿冒、或者山寨。其实这些都是从线性“延伸”的逻辑来的。
当然在正向意义上讲，“延伸”逻辑代表着对于制度与规律的遵守；然而在负向意义上看，“延伸”就成了一种不劳而获的讨巧思维。
真的是什么东西一旦到了中国那就都变了味了。因为“延伸”属于一种物质逻辑。但是一旦遇到当今已经丧尽天良的那些中国人的时候。这种“线性延伸”就被邪恶的“人心”给拐带偏了。却是因为“人心”的范畴应该属于“迂”而不属于“直”。所以物质规律一旦遇到了中国人“人心”的时候，那就一定会拐弯的。
西方水平思维属于一种“延伸”逻辑。这种“延伸”逻辑的正向意义就属于遵守，包括对于规律、秩序、契约、合同与各种制度的遵守。但是在负向意义上又会表现为一种墨守成规、好逸恶劳、投机取巧、制约创新等等意义。
就象“切分”会产生能量缩小作用一样。负向效果可以被缩小，正向效果也同样被缩小；也象管控思维一样，负向因素可以被管控，正向因素也同样会被管控住。这就是正负效果不可被分割，善恶因果必须共同存在的原理。
如果说水平思维属于遵守规律，那么东方垂向维度的思维方式则属于一种超越、突破、改变、变化、创新、不固步自封、不循规蹈矩，也就是不受现有规章的制约，不遵守原本的规则。在正向意义上，这叫做超越。然而在负向意义上就属于破坏，破坏规则、破坏制度、不守规矩。
因为东方原本垂向维度的思维指向是一种自下向上的正向改变，是高尚道德对于人类行为的约束，是走向越来越被更高的标准所约束的一种正向向上的提升，我们不是讲人在精神维度方面向上的发散嘛。这其实是一种不断摆脱现有层级规律的制约，不断向上向更高标准寻求制约性的努力，也就是不断用更高道德标准、精神标准或者宇宙特性来要求自己。这才是正向向上开发的本质，单方向的正向向上，一种有正向制约性的垂向思维维度。
东方的垂向思维注重的是《内机》、《内核》属性，是一种结构体《内核》导向。那么当垂向思维的《内核》丢失或者被物质彻底淹没的时候，垂向维度的思维方式所剩的就只有外表形式而已，那么垂向思维模式或者“超越”模式就会向负向方向堕落，负向精神就会展现出来。
这也就是当正向道德制约没有了的时候，也就是人类文明到达了后期的时候，也就正向精神完全彻底被物质文明埋没了的时候，那个垂向思维就被表面物质文明给带到沟里了。这个时候的“超越”就表现为对于所有水平方向秩序、制度、规范的蔑视与破坏，而失去了向更高境界升华的意义。因此，在中国，我们讲过，“制度是用来破坏”，因为破坏制度者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外部机会。也就是说，东方人起源于《易经》的变化思维，到了人类文明末期的时候就堕落成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投机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今中国，股票市场的本质不是投资而是“投机”。关于这一点中国股民都有切身体会。本文在第八章中会有专门讨论关于当今中国人“机会主义”思维的篇幅。
水平思维实质是属于一种守成，对现有规律的遵守，属于“正”。垂向思维则属于一种超越，超越现有规律的制约，属于“奇”。在《孙子兵法》中就有关于“奇正关系”的专门论述。水平思维，对于规律的尊崇就属于一种“正思维”。垂向思维，对现有各种规范的超越就属于一种“奇思维”。比如《孙子兵法》中讲“以正守，以奇胜”。其实在东方的“生文明”中，无论奇正都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还讲：“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关于“奇正”，老子这样讲“以正治国以奇治军”。“奇正”之用其实是不同的。《孙子兵法》可谓是讲尽了“用奇”之道。其实《孙子兵法》奇正都讲，所谓“以正合，以奇胜”，正为守，奇为攻。正守阳，奇用阴。然而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去阳外传”之后似乎已经不擅于“守正”之法了，而且“用奇”也从“道”的层面沦落到小能小术的层面，从“超越”之理沦落到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了，“用奇”也就成了一种权谋诡诈了。
七、正理与反理
关于“正理”与“反理”，其实我们并不是想给东西方文明扣上什么帽子。“正理”与“反理”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生命周期过程上的一种表现。其实任何一个结构体的生命周期也都是如此。当结构体处于生命周期早期的时候，结构体是被正向作用所主导，由正向力量所主导。这时候也就属于正理意义的阶段。然而当结构体到了生命周期末期的时候，一切负面因素、负面作用全都爆发出来了，成为结构体的主导力量，那么结构体就属于负向力量导向，就属于一种“反理”阶段。
因为当人们长期处于负向作用为主导的时期，负性的东西看得久了，就会出现一种以负为正、以负为常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关于“反理”的意义，以负为正，以反为正。就是这个意思，呈现出一种“反理”的认知。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最浅显层次上关于“反理”的一种解释。举个例子，人们通过《外眼》看东西，在大脑上的成像实际上是反的，但是人脑却当做正像来对待，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关于大脑实际成像属于一种反像的问题。
其实任何结构体生命周期的末期都会被这种“反理”主导，人类文明也是如此。因为西方文明主导人类文明的末期，所以西方文明也属于一种“反理”，而东方文明负责人类文明的中早期，所以东方文明属于“正理”阶段。这是由于人类文明过程阶段属性所决定的，并不是本人对于东西方文明存有什么偏见。而且我们先不要给关于“正理”与“反理”附加太多的价值观意义。当然实际上的价值观意义是避免不了的。“正理”与“反理”我们就先作为原理、规律、机制或者一种逻辑来看待。“正理”与“反理”其实也属于“机理”的一种“质性”划分。因为关于“正理”与“反理”比较容易造成一种文化误解，所以本人在写作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纠结、比较犹豫的。
其实道家思想早就认识到了人类文明到了生命周期末期的这个天象。道家讲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属于一种“阴阳反背”的时代。因为道家多秘传，所以真正道家的认识也很少流入到人类社会的表面认知上来。因此关于“阴阳反背”的理也就很少为人所知。
举个例子，比如物质与精神的属性，到底是属于阳还是属于阴呢？按照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物质是实体、是外显的，当然属于阳；而精神是虚无缥缈的、是捉摸不定的、是藏在人的思想之中所不得见的，属性那当然应该属于阳。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关于物质与精神阴阳方面的认识已经属于“阴阳反背”之后的阴阳之理，已经属于一种“反理”的认知了，已经属于人类文明末期的认知了。但是大家并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回到人类文明的早期时代又是应该如何认识呢？比如按照中医的认识，人体之外的外物质的属性其实属于阴，比如食物，而人的主体才属于阳。也就是资源、食物、树木、动物等等人之外的一切外部存在其实都属于阴，唯有人才是阳的。又比如《孙子兵法》并不认为物质外形是真正实实在在的导向，形之下的物质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孙子兵法》有关于“虚实”这么一篇。物质非实也，虚也，唯有内情才是真实的。实际上佛家思想也认为我们物质世界的一切现象其实都是幻象，并非实体，也属于一种“虚拟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当今关于事物阴阳属性的认识其实都属于一种“反背之理”，属于已经处在人类“反理”时代的认知。比较典型的表现就包括物质为阳、精神为阴、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翻天覆地、以地为天、反客为主、以表为里、以《外象》代替《内机》、以“量性”代替“质性”、以点代线、以小尺度代替大尺度、以要素代替系统等等。这一切其实都属于一种“反理”。
所谓的“反理”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人类认知事物基点的一种转移，也就是坐标系、参照系原点位置的转移。在人类文明之初，原本是以结构体《内核》的“质性”DNA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内核》具有上通“天道”的属性，那时的人类认知是以《内核》为判断基点，其实也就属于一种“天理”参照系，属于本人在批判《进化论》第二章中所讲到的那种“向上看”的坐标系。那么“反理”又是如果发生判断基点转移的呢？
在人类文明的末期，在“反理”时代，判断事物参照系的原点位置已经从结构体的《内核》转移到了《外壳》上面。这种原点转移就造成对事物正反判断的变换，也就是“理”发生了一种反转。
这种《外壳》之理实际上就是东方“天地人”所说的“地理”。“正理”与“反理”的反转实际上就是“天理”与“地理”的反转，“地理”与“天理”呈现为一种“反理”关系。天地之理互为“反理”。其实这也是垂向层次认知机制的一种。比如战略学在战略层次的要求与战术层次的要求往往就是相反的。
人类文明走向一种“反理”实际上是在“天子时代”进入第三个1000年之后所发生的，特别是在第三个1000年前半段的500年，在宋元时代所发生的。在第六章中我们会专门给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种东方文明“去阳化”的过程。
大家知道，“生的机制”来源于阴阳平衡、阴阳相交。其实阴阳相交有内部相交与外部相交两种形式。在结构体的初期，阴阳相交属于内部相交的形式；而到了结构体生命周期的末期，阴阳相交就采用一种外部相交的形式。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结构体生命周期在“使用”维度方面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也就是，由内向外的发展，由《内核》导向向《外壳》导向的方向上走。其实关于阴阳本身的属性也都是如此，在发展后期走向一种外部阴阳，一种要素阴阳。阴阳相交的方式也是如此，由内部相交走向外部相交形式，也就是从一种“内生”、“自生”转向一种“外生”形式。其实当“外生”形式成为结构体主导“生的机制”的时候，其实离走向“灭的机制”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结构体一旦转向“外机制”、外依赖的时候，被外部力量、外部资源掌控的程度也就高了，距离走向结构体的“终极意义”也就不远了。人类文明在末期阶段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是走向了一种外控式的发展模式，被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时钟所操控。
回过头来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反理”在“入世”层面的意义。其实“反理”反转的意义是为了准备满足末期阴阳外部相交的需要。在人类文明的末期，需要一种阴阳外部相交。阴阳反转与阴阳要素化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只有在阴阳要素化之后，东西方文明才出现了明确的要素阴阳之分，就是建立在外部要素阴阳意义之上的，之前东方文明属于阴阳兼备，西方文明属于阴阳混沌无知。为此在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第三个1000年的前半期先后发生了“阴阳反转”，东方“去阳化”，并将“要素阳”向外传、向西传的过程，从而借助东方文明的一个外部伙伴——也就是西方物质文明将“阳文明”培养成为一种成熟的“灭文明”。其实这也属于需要东西方文明并联并行发展完成各种阶段使命；然后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最后阶段，也就是进入“帝国时代”的时候，再将一种成熟的“灭文明”回传给已经物质化了的东方专制统治者。
因此，阴阳反背，“反理”时代，人类文明物质化，阴阳要素化，阴阳外化，东方文明“去阳化”，要素阳外传，这些都是人类文明走入末期阶段的需求有关。所以西方文明属于“反理”，这里并没有偏见、蔑视或负向的认识，因为人类文明在这个末期整体上就属于“反理”，只不过西方物质文明的“反理”是人类文明末期的主宰而已。
其实与蔑视恰恰相反，西方文明非常擅长处理负向要素，“负向”要素与“反理”属于一种“负负得正”，所以当人类文明在负向力量为成主导的末期阶段，西方文明才被安排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角色。西方文明擅长“反理”，就被使命安排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
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关于阴阳三个层面的认知，要素阴阳、内外阴阳、层次阴阳。反理，其实属于阴阳关于层次之理的一种表现。这一点我们以前给大家提到过。层级之理涉及到层级安全论，属于宇宙安全机制的一种。其实这方面属于本人是比较不愿意讲的内容，所以只是给大家提及一下而已，还是不讲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