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三) / 文/静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7/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28066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接上文
 二、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8/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28066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接上文
 
三、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