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说谎的人 / 作者：金中钢

一个经常说谎的人是令人感到厌恶的。我们都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经常说谎的人他得不到大家的信任，那最后受损失的是自己。其实爱说谎话，这也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与内在修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吃亏，经常言传身教的说谎。为了圆滑自己，在某些事上说话有水分，这已不是个别事例，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古代人教育孩童要求真，说话要有地放矢，办实事。这是真正的正统教育方法。

下面这个故事从更深层讲述了说慌人的品行：

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未出家前所生的儿子。后来佛陀出家修道，在悟道的那一年，小小年纪的罗侯罗也跟着出家做沙弥，礼拜舍利弗尊者做师父。十多岁的小孩，仍保有孩子嘻闹的习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正。罗侯罗身处这样威严肃静的环境，没有什么游乐和玩具可以满足他，于是他为自己设计一种好玩的游戏。“请问佛陀在那里？”每当有人向罗侯罗询问佛陀的去处时，他总是向来访的客人开玩笑，佛陀明明在林下经行，他偏说佛陀在水边静坐；佛陀在精舍为弟子们开示，他指着远处，说佛陀到某地弘法。看着来访的人奔东往西的找佛陀，罗侯罗开心嘲笑别人的愚笨。

佛陀知道罗侯罗说谎的行为之后，想到一个办法来教育他。有一天佛陀要他拿盆净水，给佛陀洗脚。洗完脚以后，佛陀就对罗侯罗说：“你把这盆水喝下去。”罗侯罗说：“洗脚的水很脏，不能给人饮用。”佛陀说：“罗候罗，你说的话就像这一盆脏水，别人无法入耳。”罗候罗很害怕，急忙的把盆里的水倒掉。佛陀又对他说：“拿这个盆子去盛饭吃吧！”罗候罗委曲的说：“洗脚的盆子很脏，不能装干净的食物。”佛陀说：“罗候罗，你就像这个脏的盆子，善美的佛法不能装進你的内心。”罗候罗感到无比的羞愧。

佛陀对着地上的盆子，用脚一踢，盆子随处滚动。佛陀问：“罗候罗，你会可惜这个盆子破裂吗？”罗候罗说：“佛陀，这个洗脚的木盆子是很低贱的东西，不值多少钱，踢坏了也没有关系！”佛陀说：“你就像这个贱盆，妄言说谎，得不到别人的珍惜，也没有人会尊敬你，在乎你。”罗候罗听完佛陀的话，号啕大哭，从此不再说谎，专心修道，不久就成为密行第一的证果大阿罗汉。

听完这个故事，回想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过说谎的时候？那我们说谎的时候又和故事中的小孩说谎时的品行有何不同呢？那么今后，我们就要多注意自己的一些言行，做一个真诚的人。

辽宁公安证词中的经济问题 / 文／钱茵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辽宁公安证词中提到，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前，遭受了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证人提到迫害地点并不在公安局，而是在外面包了十个房间，证词：「问：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看…证人：当时我没在公安局里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的后院，包了十个房间，一个小楼上，就是小别墅那块儿做的。问：黑监狱。证人：差不多。问：就是只要法轮功学员就往那边送嘛？证人：嗯。」

2002年，东北一般的宾馆房价在100-200元／天，包十个房间每天开销在1000-2000元左右，加上参与迫害的警察的吃喝烟酒交通费（一个最便宜的盒饭也要3－5元，一盒烟5－10元，打车10－15元），按每个房间住一个警察，每人每天开销50元保守估算，一个月计算，保守的开销是4－8万人民币，就为了迫害这一位法轮功学员。这起案件没有在公安局发生，暗示着连逮捕令、案件卷宗都没有，完全是不走司法程序的，其经费也不会来自正常的渠道。

2001年1月初，公安部内部传出一条消息，仅在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开支在一百七十万元到二百五十万元之间，一年就是六亿两千万元到九亿一千万元之间。这些钱除部份是固定开支外，其余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变成现场执勤人员的直接现金收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执勤人员包括：着装警察，便衣警察和借用的社会闲散人员（含临时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员）。而且是每天发放，不记名，不签字，按自报工作“成果”当场成交。

据2001年2月27日的外电报导，江泽民一次挪用四十亿元用于监听、窃听法轮功学员的电话。2001年12月份，公安内部传出消息，江泽民又挪用四十二亿百姓血汗钱在全国各地建立残酷邪恶的“洗脑”基地，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仅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省财政厅厅长矫正中在吉林省200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给出如下数字：全省年初安排总预备费29213万元，动用情况是：「（1）抗旱救灾和灾后重建支出2319万元；（2）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剂金和特困企业职工生活救济等方面支出4784万元；（3）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及与“法轮功”组织作坚决斗争等维护社会稳定支出8513万元；……省本级年初安排预备费12126万元，动用情况是：（1）白城、松原等地区救灾补助支出1300万元；（2）安排“严打”整治斗争经费支出4375万元；（3）用于省直特困企业职工生活救济973万元；（4）长春市石头门水库增容工程补助2000万元；（5）援藏项目支出1830万元；（6）扩建“法轮功”劳教人员转化基地支出1009万元；」

转化基地的支出超过特困企业职工生活救济；减去“严打”经费，可以曝光的迫害法轮功经费为4138万元，超过抗旱救灾和灾后重建支出，与全吉林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剂金和特困企业职工救济总额持平，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生活在贫困中的吉林人民的收入马上可以翻倍。

早在二零零二年，罗干的嫡系、辽宁省司法厅某高级官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大会上就曾公开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一名国务院财政部官员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原天津市国内安全保卫局、及“610”办公室官员，原一级警司郝凤军透露：「对法轮功施行酷刑的警察就是想升官发财。如有一个人是从郊县抽上来的同事，镇压法轮功特别卖力，对他们进行身体上的折磨，对法轮功严厉呀，后来就升官了，当科长了，不用回郊县了。也不一定是直接给奖金这种形式。只要一升官，就有活动经费了，如当了科长，队长，可以给你一笔钱自己支配，可以请人吃饭出去玩。这个中间很微妙的。」

辽宁公安的证词中印证了这一点，放着正常工作不干，刑讯逼供并性虐待法轮功学员，而且为了掩盖迫害，不在公安系统内进行，没有额外的经费，没有奖金，谁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犯罪行为？

2004年8月，在沈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移植学术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讲话里表示，需要承认供体切取所需的成本费用，但是要杜绝器官买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表示，供体切取其实是很需要成本的行为，就算抛开工作人员的花费不算，单单是器官灌注保存液就是不小的开支，每个大器官需要4袋保存液，而每袋保存液的价格是5000元。黄洁夫的话，可以认为是官话，实际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买卖器官要增加成本，有现成的法轮功学员免费器官做移植，干嘛还要从社会上买器官？

光这起陆军总院活摘案件的成本就接近10万人民币：4－8万人民币的公安开支，两个肾加心脏的保存液一共6万人民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巨额的利润，看看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约合120万人民币）以上。这笔免费器官带来的巨大利润当然不可能完全归医院，一部份器官的利润回流到公安系统，成为涉案人员的奖金和下一步迫害法轮功的行动经费。

即便是活摘器官带来了巨大利润，国库的拨款仍然源源不断的投入到迫害法轮功中，导致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撑这庞大的政法开支，还要老百姓买国债来支持迫害。在实施迫害的5年中，江泽民集团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把公检法司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债投资的重点」，2004年中国发行的国债总数是7，000亿元，公检法占了1/7。通过老百姓买国债来填补黑洞，使广大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了迫害，同时也深受其害（很显然，这些投入黑洞的钱是收不回来的）。

共产党本身不劳动，中国人的收入，城市里要扣掉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农村则更苦，在“三提留”、“五统筹”（“三提留”是指由村一级组织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管理费；“五统筹”是指由乡一级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方面的费用）和层层的乱收费，之后还要面对各种制度内制度外数千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在购买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时还要面对一轮中共的税收，在被中共剥削几轮过后，人们面对的是沦为“房奴”，看病贵、上学难，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中共统治下的社会。

中共窃取的国库中的钱是每个中国人辛苦劳动、付出智慧的每一分血汗钱，这些钱没有被用来真正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却被大量的用在迫害法轮功上。中共从建政以来，在多数善良的中国人不愿成为其直接的行恶工具的情况下，挟持整个国家的经济体，把人们捆绑在中共的经济链条上，用民众的血汗钱迫害民众。

还在替共产党说话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哪句话是真正的自己说出来的？那些维护中共的话是谁教你的？是从小课本上学来的、电视上看来的、广播里听来的，而这些渠道，恰恰都是共产党精心过滤过的，有意编造并灌输的，是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和媒体灌输。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本质在《九评共产党》里写得很清楚，共产党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中国人不需要这个邪恶的组织，更不应该与它为伍。

退党自救，不光是为了避免成为共产党的陪葬品，更重要的是，不要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共的受害者还为中共输血打气。

不要再“不好意思” / 文／诚宇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九年有两句关于中共的网络流行语，一句是“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一句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两句话能够在网上风行，除表现老百姓对中共的调侃嘲弄和鄙夷外，还表现了一种普通民众与中共正在渐行渐远的事实。

这两句话有一个共性，就是共同表现了中共当政官员的傲慢。作为普通的党员，他们还真的没有说这句话的资格。如果他们被上级问到自己是不是党员时，说不定还会有“不好意思”的愧疚呢，不过在现今的大陆社会中，他们绝大多数是不会有被上级问到自己“你是不是党员”的机会的。问他们干什么，这些普通党员和不是党员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有很多事情因为环境的不同，人们的认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些竟然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中共独裁的环境中，和人们在正常社会中对事物的认识就有更大的差异。比如对于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话和回答，环境一变，内涵也就全然的不一样了。我们举个例子吧。

在胡锦涛到澳门前夕，澳门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时，曾遇到一位大陆来的党员，学员刚开始问他：“先生应该参加过共青团吧？”对方回答说：“不好意思，我还是党员。”经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他随即用化名退出了中共。

这位大陆来的人士为什么在别人问他是不是团员时，他在如实回答自己是党员时还“不好意思”呢？道理很简单，看看周围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澳门，可是哪有一个是中共党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都极为排斥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共都有点避之唯恐不及呢，这时，那些身为中共党徒者又有几个不为自己党员的身份感到可耻呢？要知道，“中共党员”的称呼在国际社会几乎就是“邪恶”的代名词，所以他才有“不好意思”的感受。

可是在大陆，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就不太容易“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变异情感的形成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上小学时，教师让学习好的入少先队，戴红领巾，逐渐的越入越多。对于孩子来讲，没有被允许加入少先队的，看看同学越来越多的戴上红领巾时，自己就会“不好意思”起来。即使在后来，所有的小学生都让加入少先队时，偶尔忘记戴红领巾，自己也感觉“不好意思”呢。那么，这个“不好意思”正常吗？看看其他国家的少年儿童，没有一个象大陆这样在孩子脖子上系上一片红布的。只有在独裁的中国，从少年起就给孩子强行套上了中共的缰索，而且是使用了这样一种卑鄙的引诱和欺骗方式。而年龄稍大后的入团、入党，也无不是采用这种阴险的诓骗方式。

中共的信息封锁，使人们对本性邪恶的中共被它所自我标榜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假相所迷惑，对自己被欺骗后可耻的选择而习以为常。可是当他们到了自由的环境中，接触到真正自由的资讯时，就一下子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不好意思”起来。这才是人正常的思想感情。

从上述两句网络流行语的广泛流传已经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态度了。有相当一部份人已经为自己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更有相当一部份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退出了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目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已经逼近六千五百万。这个数字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共暴政最有力的回应。三退数字的日益增长，就是中共政权日益解体的标志。

那些被欺骗加入过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您现在有没有点“不好意思”呢？要等到中共解体后再“不好意思”，那可真是晚了，还是在中共解体前退出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