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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起点论与管控终点论
第二节 谈谈过程的意义
一、以结果看待事物的方法
由牛顿创立起来的“实证科学”体系，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一直走的是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m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一种绝对的“二分法”的逻辑，也叫做01逻辑或者黑白逻辑。这种“非此即彼”的绝对逻辑，不承认在黑白之间有中间的过渡状态。另外，在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时间之矢”之前，时间的作用与空间的作用相比，在这种机械决定论的世界中，出了参照系之外，两者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时间与空间的属性似乎也没有多少本质差别，只是作为一种事物存在、或者事物描述的参考系存在而已。比如在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轴体系中，x与y轴无论是作为空间轴，还是以时间t轴代替空间x轴，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只是作为一种事物度量的参照系而已。
因此这种绝对化、物化、固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又属于一种静态思维方式。也是由于这种静态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动因或者内部动力机制在“实证科学”中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在那个时代，或许事物的机制还是归属为上帝意志的管辖范围，牛顿这些“实证科学”的奠基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对上帝权威的僭越之心。当时的“实证科学”，其实更多关注的只是事物存在性的描述与表面性的规律方面，只是便于对事物认知而已。其实西方“实证科学”这种绝对化的认知方式也是有其使命原因所在的。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比如第八章的第三节中关于“灭的机制”的讨论还有最后一节关于“终极”的意义。
这种决定论看待事物的方法就决定了或者说加固了西方思维那种关于“结果的导向”。其实“结果导向”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这个观点我们以前阐述过。因为所有的《意志论》或者《管控论》其实都关注最终的结果，比如“最后的审判”，人类文明的终极归宿，或者宿命论、命运论也都属于是一种“结果导向”。因为“结果导向”与《意志论》是相伴随的，《结果论》隶属于《管控论》。其实“最后的审判”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因为西方文明将“最后的审判”这个上帝的叮咛一直流传给今日的人类，无论风风雨雨，无论潮起潮落，能够流传到今日，这就是功不可没、大功一件的事。这对于本人写作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启发之一。
“结果导向”的差异只不过在于，结果应该放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也就是结果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坐标参照系中来衡量。如果放错了尺度或者参照系，或者说把需要某种尺度进行衡量的事物，违背了其原本属性而人为的进行了错误的“切割”的话，那么人们就非常可能，应该说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把事物真正的因果关系给“切割”断了，或者完全给弄颠倒了，弄出来一个人为的“伪因果”、“伪规律”来。把不是“果”的事物当成了“结果”；或者把应该承担的“结果”给切割否定掉。因此看问题的尺度或许比“结果导向”的本身更重要。“实证科学”擅长在小尺度方面看问题，因此所能够看到的所谓的“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说，真正的果，只有放到大尺度上或许才能够看得清、看得对。
因为看不清事物真正的因果，看不到推动事物发展的真正“内部”机制，所以“实证科学”最初还算是比较有自知之明，只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外学》而存在，并不进入事物的《内机》——只是作为一种“旁观者”，只做一种事物的壁上观，不参与到事物之中，不搅乱上帝的意志与宇宙的规律。
所以“实证科学”的所谓“结果导向”，包括静态思维、固定化、绝对化的区分事物，这些特征与“实证科学”将自己“定位”为不进入事物《内机》而只是观察事物的《外学》“旁观者”密切相关。于是事物的内部机制，对于“实证科学”而言，永远都属于一种“黑箱”。所谓的《外学》就是不以事物的内部因果逻辑或因果关系看问题，比如，达尔文观察物种时就是以物种表面相似性或差异性这种《外学》的方法作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物种的内部DNA结构来划分物种的，完全是一种外部逻辑、表面逻辑，以短线因果关系来看问题。然而达尔文并不了解“实证科学”作为一种《外学》的属性，所以就把观察到的外部现象推理成为事物的内在机制规律了，甚至说成是什么事物的发展规律了。
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科学”在最初时期与上帝的“管辖范围”是“泾渭分明”的，属于“井水不犯河水”。只不过是到了达尔文这里，这个“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博物学家”替“实证科学”动了“不应该动的奶酪”。遗憾的是，后来的“实证科学”群体，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也跟着这个狂妄的“博物学家”一起忽悠，忘记了“实证科学”的本意，忘记了“实证科学”的逻辑初衷，忘记了与上帝的约定与承诺。
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一世，否定生命的多轮回因果关系——否定因果报应的存在，其实也属于“实证科学”这种小尺度的短线思维。实际上多维度的因果关系已经被人为的“拆分”成为了许多段小尺度的短线因果关系来对待。也正是因为多维度的因果关系被人为的“拆分”了之后，人们才会感叹或抱怨当今世界、当今的人类社会或者当今的人类文明为什么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而且那么多的问题似乎还都没有答案、没有解决之道。其实当今世界上所存在的问题都只是一种以往的“因”所积下的“果”而已。一种中长线的“果”。
那么当今人类社会为什么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这就是因为人类文明在过去的300多年里，一直在人为的“拆分”许多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关于当今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我们才找不出真正的原因所在，也就是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成了一种“无头案”，于是人类就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又当成了新一轮的思维起点，只是在表面上努力找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把这些“无解”的问题看做是这300多年以来人类行为所积攒的一种因果报应。
按照人为“拆分”之后的短线逻辑，“问题”不再被认为是过去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结果，被当做一种应该反思原因的结果来看待，而是变成了下一轮行为的起点或者目标。这就是“现代管理”喜欢使用的一种“以终为始”的逻辑，一种阴阳反背、因果颠倒的逻辑——就是我们前一小节讲的阴阳颠倒、翻天覆地的逻辑，也就是以《地理》代替《天理》的一种逻辑。
“实证科学”这种绝对化、固化的思维方式，这种将外部表象与内部机制强行“拆分”的逻辑其实走的就是一种“量性”的道路。“拆分”的假设，绝对化的存在意义，以及只关注事物结果的“成果主义”，这些思维实际上都是基于一种事物可以被“量化”的假设——一种“量性”关系、一种“量性”结果，而不是基于事物不可“分割”的“质性”。因为唯有物质的数量属性，“拆分”才有意义，“拆分”也才有可能，包括事物外表与内部机制的拆分，也包括多因果维度的“拆分”，也包括将硬币的两个面的“拆分”。“量性”事物就是把事物存在的全部关系、全部规律都简单看成是一种数量关系的思维。这种简单思维也就是将“质性”降格为“量性”的方法。其实将“人性”看做“物性”，将“人类”当做“动物”来看待，也都是使用了这种“降格”的方法。另外，也只有基于这种可以“量性”降格的方法和假设，事物的所谓规律才可以通过数学手段、通过数学模型来研究。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西方文明在本质上对于事物“质性”的研究，以及对于事物“不可分”属性的研究则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无从下手的。因此“实证科学”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本就不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更不要说是什么宇宙“真理”了，那简直差远去了。实际上西方文明的“实证科学”只不过是在完成人类文明的末期使命而已。
“实证科学”以上这些强行“拆分”的方式，人为的制造出了许多因果颠倒、以地代天、以外代内、以“量性”替代“质性”等等诸多无解的问题。整体上这些问题都属于一种“颠倒”与“替代”的范畴。其实“实证科学”所存在的更大问题还是在于强行“拆分”系统之后那些重要属性（质性）与信息的人为丢失方面。
“实证科学”的逻辑发展路线图实际上所走的就是“拆分→丢失→颠倒→替代→忘记”这样一个大的思维逻辑流程。在丢失的这个环节之中，“实证科学”最重要的丢失之一那就是时间过程。比如“实证科学”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的真正意义。因为没有时间的真正意义，事物属性才能够被固定下来，才能够由“量性”来衡量。因为事物的“质性”人为假定是不变的，同一种事物永远是同一种事物。这种事物的同“质性”保证了事物固定化、绝对化的属性。那么同“质性”事物的差别就只能够是一种数量关系了——外形上从小到大的差异与衡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进化论》的发展变化观与“实证科学”关于事物固定化的假设其实是不一致的。
给“实证科学”真正引入“时间意义”的还应该是克劳修斯或开尔文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找回了“时间之矢”的意义，找回了关于时间的“不可逆”属性，使时间区别于空间变量的“对称性”属性。克劳修斯的贡献还在于揭示了所谓的自然发展过程最终必须走向“热寂”的结果——这就是自然过程的“熵增加”原理，而不是什么进化与发展。克劳修斯关于宇宙的“热寂”等于是从物理学理论的角度彻底否定了达尔文关于自然主义《进化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自然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演化绝不是什么结构上的“进化”，而完全是一种“退化”的结局。这种发展《退化论》，与物质宇宙最终的“热寂”，与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人类社会走向“末法”时期（作者注：法之末也，也就是没有法的时期，没有道德约束的时期），与张果老在发现了人类发展《退化论》之后的“倒骑驴”行为，以及我们在后面第五章要详细分析的“起点就是巅峰”的说法，其实完全都是一致的。这也符合关于真理的多维验证的说法——就是曹凯在《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文章中的那句话——“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
克劳修斯为“实证科学”找回了“时间之矢”。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说一说爱因斯坦了，因为爱因斯坦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属性，而且这种相对性属性爱因斯坦首先是从“时间维度”这个角度入手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学说（作者注：至于爱因斯坦将相对性属性推导向固化性程度更高的“空间维度”的认识——也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及向难度更高的、存在于时空参照系之上的物质本身引进相对性的问题——也就是爱因斯坦的“质量能量”方程，关于这两方面的相对性问题，我们就不在本文中进行分析了）。因为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过程。有时间，有过程，就会有变化。因为有了变化，所以事物的属性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了，所以事物就不再象《决定论》或者绝对化的那种认知所假设的了。事物的属性就只能够是一种相对意义的了。因此以短线结果的眼光看问题的方法就未必能够看到事物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当这些结果并非作为一种大尺度时间过程结果的时候，而只是被人为“切割”成为小时间段的结果的时候，那么这些结果所引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会加大，因为这种小时段“分割”法可能完全混淆了“过程”与“结果”在机制划分方面真正的因果意义。
因为“实证科学”所关注的是事物的短线规律，按照“实证科学”所走的这个“拆分→丢失→颠倒→替代→忘记”这样一个大的思维逻辑流程，在“丢失”这个环节中，“实证科学”完全忽略了“过程”的真正意义与真正逻辑。比如在西方微积分的短线《结果论》中，时间规律的衡量是dx/dt。请大家先记住这个小段时间意义的dt。
首先，在笛卡尔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t与x、y一样只是坐标轴而已，只是对事物的一种衡量尺度，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身。然而研究事物规律真正的意义还应该是事物的本身，而不是衡量事物存在形式的坐标轴。也就是说，真正有价值的是事物，人们所应该关注的是事物的实体。想必笛卡尔也应该是这样看的。
接下来，牛顿-莱布尼茨是在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基础之上发明出了数学微积分的方法。这种微积分方法实际上是研究事物本身存在的规律，而不再是关注衡量事物的坐标系或参照系了，也就是进入了关于事物本身的存在意义与规律的研究。大家或许还记得dx/dt吧。时间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分母。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分母，时间的作用是分母，而不是分子。因为在分式中真正具有价值意义的应该分子而不是分母。时间分母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分摊或者分割。又比如衡量效率的指标是速度，速度公式v = s/t，t在效率或者速度衡量中也是分母。分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用来充数的，真正有价值创造意义的应该是分子。
其实即便是在“时间之矢”加入到坐标系中，时间与空间作为指标参照系的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然只是起着一种分母的作用，dt或者dx。然而事物的本体才应该是价值所在，无论怎么样去衡量。只有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代，空间与时间超越坐标系的意义才真正的彰显出来。而在“实证科学”的《决定论》思维之中，时间与空间只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参考系而已，只属于参考系，不属于事物的本身，因此时间与空间也就不具有实质性的价值。
其实西方“实证科学”关于小尺度思维属于一种“点思维”，这个点既可以反映在时间维度上又可以反映在空间维度上。即便是线性规律，表面上被叫做“线规律”，其实也只不过是“点规律”的一种延伸轨迹而已。放在真正的过程当中看，线性规律不过还是一种“点思维”而已，这也就是微积分逻辑的本源。其实这也属于一种“降格”的思维方式——“线”被看做是“点”的运动轨迹，“面”被看做的“线”的运动轨迹，都是降低维度的研究方法——都是向下“降低”的方法。西方文明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向下的方法，而不是向上。这才是本质。
然而与西方的“点思维”不同的，东方思维则属于一种“过程思维”。而真正的过程并非“线性规律”可以简单描述，因此也就不可能由“点思维”延伸而来。因此说，在西方思维中，时间的作用与过程的意义其实都是缺失的。西方思维是以结果、结局区分认定事物。所以西方文明被安排在人类文明的末期、放在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这与西方文明的特征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具有结果性、收敛性的属性。西方文明专注于物质文明，而且是一种刚性物质属性，因为物质具有一种收敛属性，特别是刚性物质收敛性极强，而真正的思想或者精神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发散属性。另外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点思维”其实也就是“要素主义”思维。东方思维属于“系统主义”，西方思维则属于“要素主义”。其实也唯有“要素主义”的假设，西方“二分法”的“拆分”方法才能够成立。否则“拆分”就必定是一种人为的“强拆”。
二、以过程看待事物的方法
以事物的过程或状态的角度上看待事物。这话听起来好象很简单，其实不然，并不是象大多数人所设想的那样，就是站在一种事物所谓的发展眼光上看问题。其实还不是简单这样的，那种认识只不过仍然是站在事物存在本身的角度看问题，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间度量维度而已，时间仍旧只是坐标系，仍然是分母的意义，并没有真正打开“时间”本身创造价值的意义。
其实增加“时间维度”的这项工作，克劳修斯的“时间之矢”早就已经完成了。因此增加“时间维度”这算不上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所讲的“以过程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彻底颠覆“实证科学”对事物固态划分的方法。比如，一位15岁的少年叫张三，到了20岁的时候，他还是张三。无论他是20岁，还是30岁或者40岁，他始终都是张三。这就是一种以固化结果看事物的方式，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间衡量维度而已，15岁，20岁，30岁还是40岁，区别的只是年龄，而不是事物。永远都只是张三这个人。这就是一种以固化结果眼光看事物的方式。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固化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实“固化”属于人《外眼》“天生”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我们这里所指的“以过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所指的“以过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借用前面张三的例子形象的说，就是15岁的张三，与20岁的张三、或者30岁40岁的那个张三，我们完全不能够当做同一个人来对待，我们必须把他当做不同的人来看待。这种看事物的方法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完全无法理解。就是这种让大家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认识方法，才是我们所讲的“以过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大家可能听说过“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条河中”的这个说法吧？这个说法可不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那个意思——第一次人掉进一条河，那么就吃一堑长一智吧，下一次这个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条河”这句话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条河”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便你两次掉到了同一条河里，也不能说是掉入了同一条河。以动态过程的眼光来看，那叫做两条河。因为随着时间与河水一去不复返的流失，今日这条河已经不是当初的那条河了。今日与当初它们完全属于是两条河。这就是以动态过程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方式——时过境迁。而与这种“时过境迁”的观点相反的认知，那就是“刻舟求剑”那个成语了。那么时过境迁、刻舟求剑与“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条河”所反映的道理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我们身处一个动态参照系中，我们不能再以固化的眼光或思维想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以事物的过程或状态的角度看待事物”不是说所要研究的仅仅是事物本身的运动（作者注：只需要增加一个衡量事物的“时间维度”而已），而是指衡量事物的参照系、坐标系都在发生运动，那个认识事物的“思维基点”、原点都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有两辆汽车以120公理/小时的同等速度同向奔驰，那么如果你静止的站在地面上观察，你会感觉两辆车呼啸而过。这就是以静止固定化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式。那么如果你是坐在快速飞奔的两辆车其中某一辆车上观察另外一辆车的话，你会发现另外一辆车相对你而言是静止的。这就是所谓的“以事物的过程或状态的角度上看待事物”。这就属于一种相对论的观点，不是绝对论的观点。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是站在小尺度的观察角度，那么又如何能够判断出“实证科学”的判断基点是静止系统还是动态系统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证科学”所处的小尺度基点根本就判断不了这些问题。比如本人在讨论关于《玛雅预言》的那篇文章中就已经给大家讲过，我们当今人类文明所使用的历法是关于地球以太阳为中心围绕转动的历法。而玛雅历法所描述的却是太阳系围绕着我们银河系中心运转轨迹所建立起来的历法。关于银河系这个尺度的规律，“实证科学”其实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更别说更大天体体系或者更大宇宙的运转规律了。其实即便是关于地球自转，我们人类都会有“天转地未转”的一种错觉。我们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出来地球每日自转4万公里的速度。
那么“实证科学”关于《决定论》静止参照系的理论保证又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人类根本就无法判断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参照系实际上的动态流动速度，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人类地球上所观察到的规律放大到宇宙中去就一定是正确性的呢？比如我们人类现在还坚信所谓的“光速不变的假设”，难道就不可能是我们坐在运行汽车中所看到的一种“相对速度”吗？事物存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爱因斯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文明或人类文明的认知水平实际上只是处在一种相对性的位置上而已。
以上这些，其实还只是针对物质自然界的相对性而言。实际上关于人类社会中的相对性认识其实对于人类而言更加重要。小因果关系、短线因果关系叠加在更大的因果维度上，这就是相对性在多维因果逻辑方面的一个表现。个人努力叠加在历史尺度的过程性之上，其实这也是因果相对性的一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命运论、宿命论与因果论、努力改变论之间的一种相对性关系。只不过一条是经线，另一条是纬线而已，一个是车在动，另一个则是在车上动的人。命运与因果，宿命与改变，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在互为相对性的发生变动。
有一种说法，叫做历史的长河。大家可能已经听习惯了，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称之为“历史的长河”。如果历史如长河，那么就象我们刚刚谈过的那句话——“人不可能两次掉入同一条河”意义，人类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动态参照系。本人本文所揭示的人类文明的使命，实际上就是帮助大家建立起来一个人类历史动态参照系而已。只有建立起人类历史的这套动态参照系之后，大家才便于用这套人类历史动态参照系的长线因果关系来衡量每一个人的个体行为、个人因果以及每一个历史事件，与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之间的关系。
以过程的方式看待事物，或者说以“时间流”的方式看待事物，不再是一种固化绝对的坐标系，而是一种流动式动态的坐标系。中国传统经典的《易经》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认知方式。比如《周易》的八八六四卦所描述的就是事物从始至终的一种“全过程”。然而还不仅仅如此，把事物放在过程之中去认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六十四个卦象不仅仅代表一个事物的循环发展“全过程”（作者注：循环发展观而不是线性发展观），而且过程中的每一种状态，也就是每一个卦象，都作为一种独立的事物来对待。这就是以过程看待事物的方式——事物动态变化中的每一个状态都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事物来对待，但同时又不失与“全过程”的联系。
《易经》就是这样一种以动态过程来定义事物的思想，而不是以静止的结果来区分事物，因为在动态过程中，在过程还没有终止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什么才应该是结果的。所以《易经》是建立在动态过程参照系之上的一种事物规律研究体系。
《易经》、《易经》，中国人这样叫久了，大家都忘记了《易学》的本意。比如《西学》才短短的300多年，大家就已经忘记了“二分法”的初始逻辑了，那么3000年以前的《周易》呢？那么《周易》的初衷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作者注：《周易》源于3000年前文王“后天”八卦的推演，但是《易经》或《易学》比《周易》可要源远流长。《周易》不过是周朝《易经》的简称而已，之前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那些更为古老的《易经》、《易学》）。本人当年年少初读《周易》时其实就是如此，只把《周易》当成了一种书名而已，一下子就钻到数术算法之中了，而无法得知《易学》的本意，就象天天做数学题，而忘记了微积分方法的哲学本意一样。
或许本人愚钝，当本人看到《易经》英文标题book of change的时候，本人才一下子意识到《易经》的本意。易者，变化也。《易经》的本意就是“变化之学”。这是东方思想看待事物一切方法的基础——所以《易经》才会被尊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所有思想卓著者，一般都同时是《易学》之大家，上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中至诸葛孔明，下至邵子邵雍、阳明先生等，都是如此。据说阳明先生当年被贬龙场之时，随身之书唯有《周易》而已，然而就足以成就《阳明学》“龙场悟道”的壮举了。
以“时间流”的动态过程方式看待问题，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实证科学”《绝对论》、以结果看待事物的方法。西方思维的这种《有限结果论》（作者注：其实并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结果）是建立在小尺度的眼光之上的，而《动态过程论》实际上是在更大的眼光上看问题——以“全过程”的尺度、以全生命的尺度、以人类我们的尺度。而《终极结果论》那是站在宇宙尺度上看问题，这时的“结果”其实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符合事物的“完整性”，而不是人为“切割”出来的那些“结果”——那种被人为的斩断了多维度因果关系的表面结果。因为《西学》不入事物《内机》，也只能是表面之“切割”而已，所以即便是人为“切断”了事物的《内机》，自己却未必知晓。因此《西学》这种“无心之失”也应该算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吧！皆是使命使然。然而那些不懂得《西学》乃《外学》不应该进入事物的《内机》的那些狂徒、狂魔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就触动了那个《外学》本不应该动的“奶酪”，完全忘记了“二分法”当初与上帝的约定。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如果还是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那么就绝非是一种“无心之失”了。那么当到了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时刻，那一定就应该是“彻底清算”了。
也就是说，“以固化结果的方式看待事物”与“以动态过程的方式看待事物”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看待事物的方法，两者各有各的适用尺度。换句话说，其实西方文明的《结果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人类文明的终极阶段、对于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意义而言，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西方思想的《结果论》只有放在应有的尺度上才能够体现出来对于人类文明真正的意义。
以“时间流”的动态过程方式看待问题，这属于东方认识事物的思维与方法。《易经》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五行学说》其实也是如此，都讲求一种过程状态的平衡，而不是追求绝对数量的增长优势，因为东方思维认为绝对数量没有意义，相对量才有意义。东方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系统效果，讲求的是一种“质性”平衡关系，五行的平衡状态就是如此。而“状态”又必须基于一种“流”的眼光去调整，以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平衡。其实不仅仅五行八卦的思想如此，东方文明中还有什么天干地支、十二运势等等都是如此。因为动态思维这是东方思维的一个根。
爱因斯坦突破了西方“实证科学”决定论思维的框框，提出了《相对论》的概念，然而能够更加充分意识到“流”概念意义的还应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老三论之中的《信息论》理论——也就是关于“流量”的概念。随后的电脑技术、IT信息革命可以说是那更加的推波助澜——“流程”这个“流”flow的概念得以迅速普及开来。
在《决定论》的思想体系之中，独立存在的量都是一种固定量（作者注：即便叫做变量，也只是“量性”之变而已）。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作为独立存在的变量来考虑。但是现代《信息论》彻底颠覆了这种思维。在《信息论》中，可以独立存在的量叫做“存量”，“存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量”成为了一种新的变量，叫做“流量”。
如果我们站在单一某个“存量”的角度上看问题，一个“存量”的两端一般至少与两个“流量”相连接，流入“存量”的那个“流量”叫做流入量或者input，而从“存量”流出的那个“流量”叫做流出量output。当流入量input大于流出量output的时候，“存量”就会逐渐的发展变大；当流入量input小于流出量output的时候，“存量”就会减小，甚至最终走向消亡，“存量”就不再存在了；当流入量input等于流出量output的时候，“存量”就保证一种看上去静止不变的状态，但是这种静止不变与《绝对论》的那种“固化值”的静态结果还不一样，因为这种因为流入量input等于流出量output的所导致的“存量”静止不变的状态属于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是一种动态静止。结构量与过程量挂上了钩。
IT领域这种关于“流量”的定义使西方文明真正意识到了“流”的意义，也就是意识到“动态过程”与“相对状态”的意义，然而应该说明的是，《信息论》还是基于“量性”的“量化关系”看问题，事物的状态还是通过“量性”思维来描述的，还没有学会象《易经》那样将“量性”思维向“质性”思维的转变——每一个状态、每一个卦象都代表不同的“质性”、代表不同的属性、代表不同的事物。因为这涉及到西方思维中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阴阳”双属性与关于“位”的概念的问题。我们这里暂且先不详细的讲解了。
三、关于过程是否创造价值？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原本是忽略时间作用的，时间是绝对意义上的参考系而已，与事物本身属性无关。这也属于是一种时间的“量性”化思维方式，甚至连“时间之矢”不可逆性的深层意义都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此事物时间轴上的多维度因果关系可以被任意的人为“切分”。“切分”之后，多维度因果关系那种相互缠绕的特征就更不易被意识到。
“实证科学”擅长的是短时间性、时间小尺度上的规律，也就是时间点dt上衡量事物的时间其实只是一种参照系指标，衡量事物的刻度似乎越精确越好。这就是小尺度看问题的基点，时间是绝对意义上的，因此时间单位就被等权重的看成了一种线性的、均质的、连续、固化刚性的“量性”衡量尺度。至于什么时间的弹性、质性、非均质、系统离散性与时间弯曲等属性当然是看不到的。
这种忽略时间属性的短线思维还会导致一种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以dt小线段的眼光，因为看不到时间的“全过程”，也就不可能看到事物长线发展的那种循环结构，也就不可能理解事物《循环发展论》的真正意义，因此就只能够是一种线性发展观。其结果就是使人类的短线思维只能够建立在一种资源消耗型结构上——其实这才应该是耗散结构的真正意义所在。因为是能量消耗型结构，就不可能建造真正意义上的“自组织结构”。因此当今人类社会各种组织结构体就不可能最终摆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也因此控制人类文明最后进程的资源时钟才能够发生作用。因为按照“项目管理”的逻辑，“项目管理”解决的就是在时间维度或项目过程时间节点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只要资源配置能够管控的住，那么“项目管理”一般就不会发生偏差或者项目失败的问题。其实人类文明这个大项目也是这样“被管理”的，人类文明这个“系统工程”在前期更多的是通过“精神资源”的注入（作者注：包括人类文明为什么“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而进入后期末期阶段以后，人类文明则更多的是通过掌控地球“物质资源”的方式来进行收尾的。因为物质的收敛性更好，所以人类文明在最后阶段就必须纳入一种物质文明之中。这也是300多年前外星文明返回地球之时所不能够理解的。这与我们第七章《物质文明的末期阶段》必须要谈及的“诡异的1644”这个话题有关。不过关于“诡异的1644”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要等到到第七章的时候再叙吧。
如果站在过程的眼光上看，一个过程应该由三部分组成（1）起点，（2）过程，（3）终点。这与我们在第二章使用的认知系统三部分的体系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常常说的#1部分就是这里的“终点”（3）；我们所说的#2中间分析逻辑方法就属于中间“过程”（2）；我们所说的“思想基点”就属于“起点”（1）。
那么“实证科学”的短线时间眼光是如何看待过程这三个部分的呢？因为“实证科学”是短线看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过程”并不存在，只是从“起点”（1）开始的一种小dt的向前线性延伸。整个“过程”与一个小dt没有什么“质性”区别，因此整个的中间过程（2）在实际意义上是消失的，于是“起点”#（1）与“终点”#（3）就可以并点了，就可以合并了。于是“起点”就等于“终点”，“终点”也就是“起点”，中间“过程”的意义消失了。这就是西方管理上“以终为始”的逻辑，于是真正项目管控意义上的《终点决定论》就由《起点决定论》所代替（作者注：关于《终点决定论》与《起点决定论》这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重点概念），因为“终点”的结果只不过是“起点”的线性延伸而已。这就是“中间过程”在实际意义上消失所造成的必然。
关于过程的逻辑，也就是上面讲到的狭义的中间过程#（2）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没有意志存在的“自然过程”；另一种则是有意志设计、有智能操控的“可控过程”。后者存在着过程的操纵者——也就是有那么一个关于“谁”的意志在决定着整体过程的设计与安排，包括决定“全过程”的起点、终点与中间狭义过程的各个关键节点。
“自然过程”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过程不创造正向价值。热力学定律关于“熵增加的原理”所表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法则。自然过程所发生的实际上就是能量有效性的丧失，用经济管理的语言，自然过程所发生的就是成本与费用，是价值的流失。这也就是“时间之矢”不可逆作用的真正意义，丧失时间流、丧失过程的正向价值。
按照这种“自然过程：的属性，过程并不创造价值，过程充其量只是能够转化或者传递价值而已，或者作为一种因果关系的原封传递。《信息论》意义上的“流量”实际上就是起着这种原封传递的作用。从某个“存量”流出的output是多少，那么所对应的注入其他“存量”的input之和也就应该是多少，过程不增不减、流量不丢失。其实这也就是“能量守恒”原则，化学方程的配平实际上也是这个原理。
更或者可以认为“自然过程”只是在丧失价值、在流失价值，因此过程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成本、费用或阻力。这就是人类行为过程的一个物质维度、自然维度的意义。人类的生理过程似乎也是如此，需要消耗物质资源能量来维持一种生命结构体的存在。这就是任何生命结构在物质层面方面的一种表现。过程只是一种消耗和成本，不存在正向价值。因为“自然过程”意义上的过程没有价值，于是中间过程#（2）的意义就消失了，于是起点（1）与终点（3）就可以并点了。否则对于当今利益导向的人类而言，怎么能够轻易把有价值的“中间过程”轻易的扔掉呢！其实我们前一章那个“反复拷贝空白磁盘不可能拷出一部《红楼梦》”的例子，也符合这个道理，就是说，任何不付出意志努力的“自然过程“都不可能创造价值。
但是除了“自然过程”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然而这种创造价值的过程必然与“自然过程”无关。这种创造价值的过程属于那种有智能意识把控的过程。高层意识向过程之中注入“善的能量”（作者注：属于注入结构体的“先天”意志、“先天”能量），然后同等层次的意志体（作者注：“后天”意志、“后天”能量）随后再在过程中付出有目的的努力，于是这种被意志渗入了的过程就会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价值。于是这种意志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价值创造”的载体，而不仅仅是被动“价值传递”的载体。反过来讲，任何有价值创造的过程那一定是有意志渗入与智能把控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价值创造都必须来源于意志活动，然而任何没有意志活动的“自然过程”那只能是一种费用或成本的过程，也就是负向价值过程。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关于向“结构体”注入“负熵流”的想法，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普利高津还没有意识到“负熵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已。
对于“中间过程”这种可以创造正向价值的过程，如果功利主义者们能够意识到的话，那么就绝不应该把这个“中间过程”随意的丢失掉。如果“中间过程”不被丢掉，那么过程的起点（1）与终点（3）就不可能发生并点的现象，那么“以终为始”的逻辑就显然不能够再成立了。那么也就是说，“起点”必须按照“起点”的逻辑，“终点”也必须按照“终点”的逻辑，而“中间过程”也就必须按照“中间过程”的逻辑了来进行安排。就是这么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