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六日】“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待续）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