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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文化的起源
神仙文化的雏形神仙思想萌芽于上古时期的灵魂观念，在夏商周三代民族大融合时期发展为天神信仰，到了春秋时期，长生不死的成仙信仰正式出现 。
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神”字先于“仙”字，神指的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原始神，象盘古、女娲等，而仙则是通过修炼而成的不死之人。许慎《说文解字》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释“仙”时云:“仙，长生仙去。”因此，仙可以说是人性化的神，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位列神之列。
神与仙的区别大约在两汉时逐渐淡化了，人们一般开始并称使用“神仙”二字。既表明仙由于其超人的特性而升格到与神同等的位置；又以“神”饰“仙”，突出“仙”的神秘和神妙。
春秋晚期神仙方士通过吸收阴阳五行等理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神仙学说 ，为神仙观念的進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战国中后期神仙方士大量出现，其势力在东方的齐、燕已颇成气候，而且开始向上层渗透。这些都标志着神仙思想开始進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神仙文化与皇室
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汲汲奔走于仙界之路的有两种人，除了热烈的鼓吹者方士之外，再就是热诚的响应者帝王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现实的一切，唯一未得到满足的就是生命的永恒。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这是我国有关求仙的最早记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短短的十年中，他四到渤海之滨，求仙之心，至诚至勤。 及至汉武帝，对求仙更加热情，广建祭祀神仙场所。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汉书•刘向传》；汉成帝“颇好鬼神”（《汉书•郊祀志》）。王莽“兴神仙事”（《汉书•郊祀志下》）。东吴郡主孙权遣将士数万，以求仙药。曹操也“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博物志》）。东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晋书•哀帝纪》），北魏道武帝“置仙人博士，煮炼百药”（《魏书•释老志》）。
唐代帝王自称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奉道教为三教之首 ,唐太宗晚年亦“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旧唐书•天竺传》）。唐高宗“光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旧唐书•叶法善传》），而唐玄宗“初即位，即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旧唐书•方伎》），“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旧唐书•礼仪志》）。宋太祖称帝后向道士苏澄隐请教“养生之术”（《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宋太宗向道士陈抟请教“玄默修养之道”（《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宋真宗虚构了一个赵氏神仙赵玄朗来神化王朝。宋徽宗则以下凡的神仙自居。
明永乐帝朱棣曾致书张三丰：“朕久仰神仙，渴思亲承仪范……”（《明外史•张三丰传》）明嘉靖帝是历代帝王中追求神仙长生的最后一个狂热分子，遣人访求天下异人仙术秘方，在宫中罗致了大批方士，令其炼丹合药。清代虽崇信佛教，但是道教神仙的长生不死对统治者来说还是具有相当诱惑力的。如雍正皇帝就对仙丹感兴趣，召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在西苑炼丹（《清帝外传》）。《清朝野史大观》也记载了慈禧为追求长生不死，召道士高峒元“入宫数日不出”。
然而神仙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道教，也融入了大量的佛教人物和教义。如果说道教神仙信仰除了有灵魂升华这一成仙途径外（尸解仙），更主要的是追求肉体成仙（天仙）或长生不死（地仙），那佛教神仙追求的则主要是灵魂升华（涅磐）。据《四十二章经序》记载，东汉永平七年，明帝曾夜梦金人，后乃询问群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如陛下所梦”。随后明帝就派使臣西去访寻佛法。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如汉桓帝为求得神灵保护，在宫中设浮屠祭祀。其他比较有名的崇佛的帝王还有北魏道武帝、北魏文成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唐诸帝、宋太祖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更是极为崇佛，有清一代，佛教更是兴盛，诸帝皆信仰佛教，较出名的是乾隆。据考古挖掘，他的地宫里到处都是佛像及经文的雕刻，俨然一个佛国世界，可见其对佛教的信仰之盛 。
从以上可以看出，很多帝王既崇仰道教诸仙，也是佛教诸神的信徒，所以说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无论佛还是道都是具有神通法力的神仙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也符合中国人务实的心态，即遇神拜神，遇佛拜佛。
神仙文化与平民
民间方士的求仙行为假政府之力而大行其道，促進了神仙作为一种观念和信仰向民间的普及与向世俗层面的转化。神仙思想在民间的发展与在皇室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功利性。除了追求长寿外，也为求得福佑或免除灾祸。但是，平民没有巨大的财力去炼丹，也不可能到处寻仙访道。因此神仙信仰在民间逐渐演化成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
第一，同皇室一样，民间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祭神活动。人们在通过烧香磕头、祈祷许愿来表达对神敬畏的同时，还得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来表达心意，于是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就被提上了议程。不过，祭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流于形式，从而更多地染上了民俗艺术表演的色彩。
第二，对平安幸福的祈求也造就了各行各业的保护神。人们求神的初衷就是祈求它们带来的好处，这一切都是世俗务实心态的外化。如文人看重魁星，因为魁星是主宰文运的神，农民则对司农桑之神特别看重，一般农耕地区都有神农庙，另外还有陶神宁封子、酒神杜康、海神妈祖等 。
第三，民间的巫术活动的性质就是向神灵求告，希望神灵出面帮助解决人们遇到的难题，所以巫术活动往往又被俗称为“跳大仙”。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只有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因此，在众多的巫术活动中，祈雨在民间最流行。巫术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占卜算命，通过算命来获得神谕，从而预知人生的未来，并采用合理的方法达到趋吉避祸。
第四，几千年来，风水之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古人认为通过风水可以辨识位置的好坏，找到与天地运行相顺的吉祥宝地。而寻探风水宝地的方法就是以古代的宇宙生成规律阴阳五行八卦之说为理论依据的 ，而其中常见的“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就是传说中的四灵，即神兽。而那些风水先生也往往被称为半仙，因为在人们眼里，他们也像神仙一样具有察天观地的本领。
神仙文化在士大夫阶层的发展
随着秦汉以来皇室对神仙信仰的推波助澜，到了魏晋，神仙思想也开始在士大夫阶层流行开来，恰如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从一开始的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灵崇拜到后来对其思想内容的探索而最终发展为文人的谈禅之风，魏晋时期文人也是从初期单纯的神仙信仰到逐渐开始关注其思想内容（即三玄：老庄易）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玄学清谈之风的产生，并发展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极重要地位的魏晋玄学。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贤、谢灵运、王羲之父子等。
唐宋是中国神仙信仰发展鼎盛的时期，因受统治阶级的推崇，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道教作为本土文化相对更发达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李白。他一生坎坷，任性不羁，喜与道士为侣。到了晚年，他干脆入了道门。一生中所写的游仙诗高达62首。至于杜甫，也在诗中也不时采用仙话典故。而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后，在道士毛仙翁的开导下，欣然赋诗表白要学做神仙。王维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他人如柳宗元、刘禹锡、卢照邻、王勃等皆与神仙有染。入宋以后，神仙信仰依然如醉如狂。如种放隐居终南山，为修辟谷之术，在峰顶特建一室，“尽日望云危坐”（《宋史•种放传》）。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开始竭力反对佛、道，但罢官以后，亦爱好神仙之说。好友陆子履寄诗谑称“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避暑录话》）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他小时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出仕后，仍与道士相往来，深究丹道，一生迷恋神仙道术。
元明两代，神仙思想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由于道教倾向采用占卜符录等近似迷信的手法来投统治阶级之所好（元统治者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而朱元璋来源于带有浓厚民俗迷信色彩的底层百姓），逐步走向粗俗化，从而不再被文人倾心；另一方面，从中唐开始，随着老庄思想逐渐被纳入禅宗，使得禅宗在更加中国化的同时，其文字也显得更加玄妙；而占据官方主流文化的理学也是主要吸收了禅宗思想，使两者具有了一定的共通性，这一切就使得文人在追寻神仙信仰背后的思想内容时，更多的转向了融合儒道的禅理。这种融合在小说《西游记》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其内容既有西天诸佛，又有东方的玉皇大帝，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佛的名称，说着佛的语言，却穿着道袍，扎着道士的发髻。这一阶段较出名的人物如元代的刘秉忠，其年幼时即出家为僧，受忽必烈赏识还俗后依然斋居素食。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则是一名俗家弟子。明代较出名的有王锡爵，他因张居正掌权，不纳己见，遂一意事奉仙道。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则拜王锡爵之女昙阳大师为师，尝作《昙花记》，还编过一本《列仙全传》，崇道之心，溢于言表。据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的记载，当时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沉溺于神仙信仰。
清代秉承元明，道教继续衰退，而佛教因受统治者推崇，更加兴盛。尽管如此，清代文人学道家神仙的也不少，光袁枚在其《子不语》中所记就有十余人。另一方面，倾向佛家神仙，探询禅理精妙的的文人就更多了，如著名的扬州八怪，皆喜与和尚交往，而其中的郑板桥也爱与道士往来。随着道教的進一步世俗化，与神仙信仰密切相关的除妖捉鬼、扶乩问仙、堪舆风水等活动日益频繁。仅扶乩问仙在《子不语》中就有三十余条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大量记载。
士大夫阶层神仙意识形成的外因
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有时遇上昏君无道，奸臣当国，连性命都难以保全。面对这样的现实，士人们往往—边怀揣达济天下的志向，一边也注意为自己留下穷善其身的退路，寻找—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神仙世界正为他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那里既没有专制的沉闷，也没有礼教的压抑。在神仙般的逍遥中随心所欲，纵情放任，让精神自由地飞翔。于是，他们纷纷选择游仙作为对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命的超越，由此以一己人士充满了脱凡超圣的情趣，体尝到了自己的些许人生期待和理想。如果说帝王的求仙以荒唐的代价为结局，民间百姓的求仙则往往流于鄙俗，而士人的游仙，则真正体现了它的精髓之所在，促成了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艺术文化体系。
士大夫阶层神仙意识形成的内因
儒家的价值理想经常会被现实碾得粉碎。然而，面对现实的残忍和不公，中国的士人们没有像西方哲人那样走向绝望和疯狂，而是把“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陀斯妥耶夫斯基语)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走向神仙的逍遥，追求超然追迢的适宜得意 。在历史上（截止到1840年），除了屈原（那时的神仙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投河而死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历史名人在人生失意之时寻短见，而是走入了或佛或道的神仙信仰中。中国的文人为什么会与西方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士大夫文化中本身就含有神仙信仰的因素，在一定的时机下，就会被激发出来。
先谈儒家的起源，在早期，其实是无所谓儒家道家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这种分教观念那是后起的。由于孔子侧重于道的人学，即礼乐二学的理论阐发，故以 “儒家”称之，老子侧重于道的人天之学的理论阐发，故以“道家”称之 。两家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而“天人合一”如前文所述，本身就充满了宗教意识。
再谈儒家的思想，中国儒学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神话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代的士子文人 。它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德”、“善”、“礼”等皆来源于神话思维 。如《易经》被列为儒家群经之首，《说文解字》称之：“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还有《诗经》等，这些儒家必修之书里都包含了明显的神仙意识 。只是孔子效法周文王，既敬天，也强调人事，即以人道复归天道，所以才有了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后人却将其曲解为孔子不信鬼神。如果我们查阅历史，会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是信神的，而不信的只是寥寥几个 。及至汉代董仲舒的儒学，更强调“天人感应”，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谶纬神学，到了宋明理学，则是杂揉佛、道各家思想，创立了“天理论”哲学体系。
而儒学的发展历程，更是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概念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儒家文化从先秦原始儒学的礼天敬地，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儒学被纳入魏晋玄学，历经唐、宋，最终发展成为杂揉佛、道的“天理论”哲学体系，体现了一个天人体系日益完善，螺旋发展的的过程：从 “天人合一”概念的最初提出，到“天人感应”对天人关系中天的敬畏，再到魏晋玄学天人关系中对人本体的重视，最后到宋明理学对天人之间关系的再度强化。
作为内因，神仙文化通常潜伏在文人身上不表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最终理想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再加上作为一个人，谁都想建功立业，所以在其意气风发之时，他不会倾向修仙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而在其失意时，潜伏的神仙意识就会表现出来。像“文章冠世，画绝古今”的王维，曾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一旦抱负受挫，即沉湎佛理，倾心于山林。苏轼在钦慕陆贽等经世风云人物的同时，也酷爱陶渊明、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
神仙思想与三教合一
现代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是三教兼修，而对其中的思想根源未能做细致的探讨，三教能合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神仙思想。先看三教的理论基础。儒家是追求入世的，但又认为自身的修养是一切的基础，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入世的追求中，社会的阴暗往往给他们的理想以致命的打击。这时，儒家就回到它的本源而“独善其身”。对于佛道两家，则是彻底的一种神仙宗教信仰，强调要成为神仙必须先做至善的典范。这一点单从道家的经典论著《道德经》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而佛家修佛也讲善，如佛寺里通常都有放生池。这样，三者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再看儒家的最高追求，儒家追求“独善其身”的过程其实就是追求“圣贤”的理想（参见附图《神仙文化与儒道佛关系示意简图》），如果说伏羲等上古圣贤因太久远而形象已模糊，那么眼前的神仙就是当代圣贤的典范，于是当然成为士人膜拜的对象。这时神仙思想开始发挥作用了，神仙思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可以通过自身道德的提升修成神仙。这样，一条从人至神的通途就出现了，人不仅仅只是膜拜，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有机会位列其中。人与神佛终于能“天人合一”了。于是三种学说也混而为一，统统服务于成仙之路。
相比之下，欧洲人就缺乏了人可以修炼成神这一关键的层次。虽然他们也信仰他们的神仙（上帝），但仅仅是膜拜，却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位列其中，神与人是完全不能同一的两个系统。所以欧洲人自始自终都在灵与肉的矛盾中挣扎，于是才有了从中世纪的虔诚到文艺复兴的反叛。《圣经》里关于“通天塔”的记载也暗示了这一思想：人渴望建立通往天堂之路，但上帝为了阻止修成，就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大大降低了合作的力量，从而通天塔无法建成。
神仙文化体系的形成
神仙信仰要向神仙文化转变，离不了其自身理论的发展，它是神仙文化能够广泛影响士大夫阶层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魏晋玄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此之前，神仙文化还只是停留在神仙信仰等发展的雏形阶段，而此时，由于文人的大量参与，神仙教义随着文人的谈玄论道而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现象，使早期哲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逐渐表现出来，并進一步向美学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神仙美学，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概念中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神仙说，像“神韵”、“气韵”、“神思”、“妙”等等。而这些概念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最终将整个社会的运行都纳入这一系统。所以说，魏晋玄学起到了一个中介过渡的作用，为将神仙信仰转变为一种世俗文化打下了第一棵桩，并深刻影响了以后两千余年中国文人玄儒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美学鉴赏取向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