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然起点论与管控终点论
第一节《自然论》与《管控论》
前言 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在我
我们姑且可以把对唯物质论、唯自然论的《进化论》本身的正误判断先放一放，本人在前一章中已经为大家讨论过了，如果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那么可以使人类思想产生一系列在思维方向或者在思维逻辑方面的迷失以及行为恶果，并极大的增加人类文明的“机会成本”以及人类文明的“终极风险”。我们在上一章中也多次给大家提到在战略学方面的那个原理——那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那样做的战略风险会非常大。孤注一掷虽然有时可以一荣俱荣，物质杠杆可以放大收益，但是一旦风险来袭的时候，这种放大效应也能够导致一损具损，玉石俱焚。所以在战略上就有这样一个分散风险的原则，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如果借用《孙子兵法》的话讲，那么在战略思维的顺序上，应该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有制敌的风险意识。因此在战略学上，风险意识超越战术手法，是最至关重要的。所以《孙子兵法》在开篇第一话中就讲到了这样的话，那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然而“实证科学”擅长的短小尺度的事物与规律，对于大尺度的风险可以说是茫然无知的，所以在“实证科学”的认知之外，听一听别家之言，应该对于任何一个当今人类社会的成员而言，相信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这可以极大的降低各位人生的“机会成本”与“终极风险”。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嘛，何必一条路走到黑呢？！何必非要一棵树上吊死呢？！别忘了“实证科学”是一种“黑箱原理”，迷失方向那是避免不了的。中国老话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其实也是一种分摊风险的意识。这也是本人写作本文的初衷。
另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是总是将人类降格为动物来看待嘛，其实即便是在生物学上也有这样一个风险或者安全原理，那就是说，物种的多样性是维护种群结构或者生态结构安全性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过度单一的种群结构很容易被特定的风险事件彻底击倒。所以站在人类文明安全的角度上讲，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也就是拒绝被某种单一性思想所统治或者拒绝某种所谓主义思想的垄断灌输，对于任何一个生命的抗风险意识而言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能够从与《进化论》相反的思维角度思考一下人类生存的问题，也就是基于一种彻底的《有神论》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关于人类文明的逻辑与安排（作者注：这只是本人个人的一些体悟而已，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丝毫没有想替代神佛意愿的想法，更不敢意猜伟大创世主的真正意志），也就是为大家提供可以分散人类文明“终极风险”的战略性思维的另外一只篮子而已。因此，本人也并不想强迫各位读者非要认同本人的个人观点。本人就是想帮助大家找回那些被“实证科学”所丢失的一些重要信息，或者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在《进化论》思想统治下所想不到的一些思维观点。因为站在分散风险的基点上看，多了解一下其它的思维与观点，对于大家应该还是有益处的。如果本文能够帮助大家打开一下思维的方式，拓展一个新的思维方向，想必无论是从我们上面所讲的“战略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生物种群”生存的角度而言，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谁都不愿意因为忽略了一些原本不应该忽略的思维与建议，去承受或者沦为人类“灭种”的结局吧！
这里不妨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这也算是战略学上的一个经典实例。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人类丧失了战略思维将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的法国，年轻的戴高乐将军出了一本只有10法郎的、关于讨论坦克战新思维的小书，然而却没有引起法国军方和最高领导集团的认同与重视。法国人仍然延续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取胜”的思维，一直努力加固被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认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
然而二次大战欧战爆发之后的结果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西线战事一爆发，德国强大的装甲兵团，正是按照戴高乐所倡导的那种集中使用的方式，快速穿插不设防的阿登高地将英法联军首尾斩为不能相顾的两段。马其诺防线于是就成为了丝毫派不上用场的一堆废铜烂铁。如果不是因为“人理”根本无法解释的希特勒的突然叫停，冲向敦刻尔克的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就会把退守敦刻尔克海滩上的32万英法联军给包了饺子。那么接下来的结果呢？这个不重视战略思维与战略思维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法国就迅速的战败了、亡国了。德国人轻而易举的雪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之耻。事后德国人说，他们只花了10法郎就买到了最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就是忽略战略思想、忽略战略风险所付出的代价！一个亡国灭种的代价。
然而，本人本文今天所要警告大家的这种“灭种”的风险，还不仅仅是所谓的“亡国灭种”这个程度的风险，而是更大风险的关于“人类文明”可能发生“灭种”的那种风险与命运。本人这个论断绝非是一种危言耸听，当今人类社会中的许多成员或多或少的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发出了拯救人类文明的呼声，但是人类大多数成员却依旧是置巨难来临于罔闻，依旧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醉生梦死混人生。然而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可是在我。这是本人的职责、使命之所在。因此本人就必须把“实证科学”所丢失的宇宙信息与《进化论》所忽视的人类风险给大家讲出来。而且连10法郎也不需要收您的，您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因此本人也特别由衷的感谢《正见网》给本人这个能够与大家分享的机会。
另外跟大家讲，本书文字书写到本章这里，按照我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认知体系三部分框架，前一章（也就是第二章）我们与大家所讨论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思想基点”的部分，也就是关于部分#3的内容。接下来在这一章我们需要为大家讨论的就属于是“分析方法”、“逻辑方法”的内容了，也就是属于部分#2的问题了。因为大家以往所使用的思维都属于一种物质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按照自然过程发生的那种逻辑思考问题。那么这里先请大家注意一下，本文这里讲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思维基点”。因为在“思维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思维基点”其实就只能够被称为是一种“思想基点”或“思想原点”而已，因为“思想”还没有被结构化、逻辑化，所以“思想”还不能够成为一种被相对固定下来的“思维”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依然使用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逻辑思考问题，继续使用这种“进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筛选出来的思维结果，当然也一定是物质化、自然化的思维成果而已。这些事物即便是与人有关，并非是纯物质性的事物，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所谓“规律”，其实也只能够是与“人”物质属性相关的一方面而已。那些超出人物质性一面的信息就可能已经被过滤掉了。实际上物质化思维所过滤掉的不仅仅是精神属性的一面，甚至连生命体“生的机能”的一面（即便属于生命体在物质身体机能方面的一面）也可能都已经被过滤掉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人在物质方面的空壳了——有思想活生生的人就成了一具真正的行尸走肉了。那么关于人的所谓规律其实仅仅就是这种物质化了的人的规律而已，对于人类与生命的真正意义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谓“种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就是这么个道理。既然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系统的批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特别是已经批判了《进化论》作为某些人“思想基点”的那个方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彻底改变一下思维逻辑呢？换句话说，既然我们已经明确的表明了本文是站在《有神论》基点上看问题的这个根本态度（作者注：基于《有神论》这个“思想基点”，那么扩展开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宇宙智能论》+《文明使命论》的基点思考问题），那么在我们“思维基点”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就必须建立一套与我们“思维基点”相匹配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或者“分析逻辑”。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在延续《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按照所谓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认知体系也会长成一棵“歪脖树”来。或者说，这就等于是从牛身上长出一个马脑袋来。就是这么个比喻。所以《宇宙智能论》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有别于《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者“思维逻辑”。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有神论》这个“树根”与《宇宙智能论》“分析逻辑”这个“树干”之上，我们才能够得出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使命论》的“果实”来。因此本章的内容对于全书通篇而言就十分重要，因为本章在逻辑上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从《有神论》的思想原点连接到人类《文明使命论》各种具体的结论与警示。同时在论证逻辑方面，本章也具有由破转立的意义。说句实话，破一个事物并不太难，能够在破之后再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才真正是最难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本章开头部分需要再给大家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的意义所在。毕竟全书的篇幅确实还是比较巨大的，所揭示的内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又属于一种完全的新思维。因此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本书的内容、本书的逻辑相对而言应该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关于全书整体的结构、整体的逻辑，我们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给读者们提及。其实就是希望读者们的思维不要太过于局限到那些具体的论证之中。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本书的整体结构与立意。毕竟本书不属于“实证科学”那种“细节学术”。本书的意义在大而不在小。
一、“天理”与“地理”之分
东方文明侧重如何沟通“天理”，西方文明则比较注重适应“地理”。其实我们使用“天理”与“地理”这种划分是为了符合西方二分法的思维逻辑。如果真正站在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讲，我们并不应该是这种二分的提法。东方思想在道的层面属于一种“合一论”。如果需要分开“为用”的话，东方思想使用的是一种三分的方法。老子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由“三生万物”，而不是“二生万物”。因此东方思想在使用的“术”层面用三而不用二。
那么根据“用三”的逻辑，则“天理”与“地理”之间还应该有一层“人理”的层次。中国传统思想讲的是“天地人”三分层次。有人会说西方二分法思想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讲的不是“人神之分”、“天人之分”吗？确实是这样。“实证科学”的二分法在最初的时候确实是基于一种“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假设。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原因，人似乎就可以脱离神佛的约束了，因此人的思想就往下掉落，人就一直被降格为动物、降格为物质体来对待。其实也就是把“人理”向“地理”降格进行处理。因此人理就被由“物理”或“地理”所主导。这实际上就是由于“天人分离”的二分法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然而东方思想属于“合一论”，也就是“天人合一”论。因为“天人合一”，所以“人理”就必须向“天理”靠拢，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就必须接受“天理”的制约。因此按照东方文明的传统认知，“人理”不是被降格，不是退变为动物或者物质属性，而是要求升格，不断的向上提升、不断的向更高宇宙层级的标准靠拢。按照道家思想，称之为“返本归真”，其实是返回人类生命原本在宇宙中的家园。
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有人说，研究关于人的学问那是人类认知中最高级的学问。对于“学问”或者“研究”而言或许是这样。但这实际上只是站在西方思想的基点上考虑问题而已。因为西方文明关注的是“地理”。如果能够摆脱“地理”、物质之理的束缚，进入关于人的研究层面，当然就会认为自己的研究层次已经很高了，已经很超越了，已经超越“地理”的束缚了。比如西方的哲学就自认为是如此，因此“哲学”在西方世界里一直被当做人类智慧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其实这只是局限在西方文明之中的想法而已。基于“地理”的认知，当然“人理”就已经很高超了，甚至被认为已经属于一种超越了。因此在西方认知体系中，如果“地理”可以被看做是“起点”的话，那么关于“人理”的研究当然就应该被认为是“终点”了。
然而在东方传统思想体系中，认知人（作者注：我们不使用“研究”这个词，因为“研究”这个词是属于“知行分离”的西方学术词汇，而东方思想属于“合一论”，讲求“知行合一”的践行，单纯的“研究”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使用“认知”这个词汇）其实只是认知的“起点”，并不是“终点”。“人理”是“起点”，通天道、达到“天理”的层次才可能是“终点”。因此东方文明就属于一种“天理”导向，东方思想有“出世”的使命。
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主宰西方近现代文明、主导西方主流思维的“实证科学”起源于“二分法”。当然“二分法”与“二元论”思维还是有差异的。“二元论”思维还是属于思想的层面，一直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一直不能够真正下到实体执行层面上来，因此“二元论”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物质创造、物质资源消耗方面，并没有造成大面积或者大规模的影响。但是自从有了“二分法”这个方法（作者注：方法论层面的方法，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方法）或逻辑以来，人类认知与行为方式就集中专注于物质使用层面，人类物质世界的面貌从此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天翻地覆”这个词语其实非常恰当的描述了西方文明的作用，但是并不一定是一个褒义的好词，不一定起着正面的作用。那么“天翻地覆”这个词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地为天”的意思，就是把局域、局部的“地理”当成了“天理”的意思，就是一种“反理”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给大家详细的讲。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擅长的是小尺度的局部规律，就是关于“地理”，地上的理，物质的理，自然界的理，等等等等。反正都属于“地理”。“实证科学”也确实是“天翻地覆”。因为太擅长“地理”了，所以“实证科学”的300年就已经把地上的资源几乎给搅和没了。其实所谓的“以果为因”、“以终为始”都是“天翻地覆”的这个道理。道家把这种现象叫做“阴阳反背”。张果老的“倒骑驴”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理吧，无论多么精通“地理”，“实证科学”也“无法”把人类送到神佛意义上的“天上”去的。要上天，那得符合“天理”，那得懂得“天法”。如果不知道“天理”、“天法”，那么就只能够是“无法”了。
玩“地理”的人们就只能够永远的待在“地上”。如果“地上”的资源用尽了，那么人类文明也就“玩完了”。其实“天理”与“地理”既与我们前一章跟大家讨论过的关于思想基点的问题相关——你是选择“天”（或者《有神论》）作为终极目标，还是选择“地”（《无神论》、《物质论》、《进化论》）作为生活的意义？其实上与我们本章需要讨论的思维逻辑、思维方法论的内容也有关——选择《天理》还是选择《地理》？
其实关于“思想基点”与“思维逻辑”的称呼，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符合西方思维习惯的一种术语，而《天理》与《地理》只不过使用的是符合东方思维的一种“学术语言”而已。虽然表面“术语”不同，然而其背后所揭示的道理却是相同的。这也佐证了曹凯在《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文章中的那句话——“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DNA 分子正是这样。”其实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明微积分的方法也是如此。
另外再给大家补充一点。“二分法”关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逻辑实际上就是把人类能力“可控”的部分与“不可控”的部分分开而已。实际上人类“可控”部分就属于“地理”，“不可控”部分就属于“天理”。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的关于“战略风险”或者“终极风险”的问题在本质上就属于人类能力“不可控”的部分，是超越人类能力与预知的。人类文明怎么能够控制的了高层宇宙神佛的意志呢？！那不是痴心妄想吗？！
然而“实证科学”那种“翻天覆地”的逻辑反转，而给人类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当“翻天覆地”以“地理”代替“天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人类认知能力“不可控”的部分给翻覆、掩盖了，于是那些来自宇宙的信息、那些被“实证科学”所丢失的系统信息、那些对于人类而言性命攸关的信息就被彻底的掩盖、淹没了。那么这种人类“掩耳盗铃”的方法给人类自己所制造的“战略风险”、“终极风险”难道不可怕吗？！
二、初论“起点就是巅峰”
往往那些抱有《自然论》的人们会说，人类科技进步是人类自己努力的结果。人类的科技好象都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与上帝的意志与安排无关。不妨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也许大家都清楚牛顿在数学微积分方面的贡献。牛顿的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技术的突破密不可分。
如果按照《自然论》的观点，那么似乎只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那个地步了，科技发展已经演化到了那个程度了，牛顿才能够发明出来微积分方法与“万有引力”定律。受唯物论、《进化论》思维培养起来的人们一定都是这种认识。都属于一种所谓的“自然发展观”，自然过程决定一切。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宇宙的智能、没有上帝意志的参与、把控与安排。
那么就再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自然发展观”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据说早于牛顿发明微积分1800年前，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就已经发明了微积分方法。那么请问，古希腊那个时代的人类社会为什么没有开创出象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文明呢？为什么还要等待1800年以后由牛顿与莱布尼茨再次发明呢？而且决定阿基米德能够在1800多年前发明微积分方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自然发展观”根本就解释不了。其实这里就存在着宇宙智能安排人类文明所存在着一个“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比如在中国春秋那个“百家时代”，中国出现的老子、孔子、孙武，还有古印度出现的佛陀释迦摩尼。他们为什么出现在人类的同一个时代？其实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代师徒在时间上与中国的“百家时代”也相去不远。那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不能总是以一个“自然的巧合”来规避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使用生命轮回的佛家思维的眼光来看，阿基米德与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某些长线的因果关系也未可知，比如阿基米德属于一种提前的预演。关于人类文明的提前预演，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会有更多的论述。
其实关于这个人类文明“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恰恰就是宇宙智能对人类文明安排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不知道一些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把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归之于“自然”。连自己的智慧、自己智能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却认为那个无意识的物质“自然”可以有能力办到，那不就等于是承认“自然”的智慧超越人类的智慧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有智慧的“自然”还能够被叫做什么“自然”吗？！有智慧的《自然论》与《宇宙智能论》难道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吗？！只不过起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那只不过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而已！
其实关于人类在那个“百家时代”出现的“起点就是巅峰”的现象，关于那个春秋“百家时代”造就人类思想巅峰的问题，与我们在前一章给大家所提到的关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象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属于突然式的某种现象的大爆发，一种属于生物物种的大爆发，与从外太空、从宇宙的深度空间向地球发射生命的种子有关；另一种则属于人类文明的思想大爆发，这或许属于从地球之外向初期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思想大播种”有关。
那么为什么总是要发生外部源泉向地球上、向人世间进行“播种”的现象呢？这种“外部播种”现象其实就是《宇宙智能论》存在的最强有力的一种佐证。为什么要“外部播种”呢？因为依赖“自然”的演化过程，如果“自然的进化”存在的话，那么等待这个“自然过程”能够自己开花结果的时间那实在是太漫长了。就象使用概率计算结果所展示的，一个单一物种的进化就需要10106年，我们人类科技能力所生存的这个宇宙、这个物质小宇宙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宇宙年龄。
“宇宙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换一种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宇宙没有时间等待”，就是“宇宙没有时间等待自然进化的发生”。其实还是爱因斯坦的那句话——“上帝不掷骰子”。上帝有上帝需要做的事情，上帝没有时间与兴趣跟地球人玩，没有时间等待地球自己进化出物种与生命，也没有时间等待人类文明自己发展到人类文明“最后阶段”所必须具有的那些表面文明。形象的说，依赖人类自身有限能力的“自然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不可能在“宇宙智能”事先给设定的一个“指定时刻”，拿到人类文明能够肩负起宇宙责任的那个“毕业证书”。即便是人类文明自己可以等，但是宇宙不能等。
按照东方传统的思维讲，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叫做“三界”的空间层次之中。佛家、道家思想都讲“三界”，儒家不讲“三界”。因为佛家、道家都有“出世”的部分，能够在庐山之外看清人类社会的真面目，而对于儒家思想，人们一般所知道的都是其“入世”的部分，属于“庐山”之中。
其实人类社会也就只是“三界”中的“一界”而已。“三界”在本质上来讲是因为肩负了宇宙使命而被创生出来的。如果“三界”之内的生命完全忘记了所肩负的宇宙使命，那么“三界”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那么“三界”就会从宇宙中彻底消失。这就是“三界”当今所存在的最大的“终极风险”。这也就是我们站在《宇宙智能论》的角度所认识到的人类文明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与《进化论》“自然发展观”所揭示的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前景完全不一样。当然本人的这些观点您完全可以不相信，那是您的选择、您的自由。还是我们本章开头说的那句话——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在我。
三、二分法的起源逻辑
接下来，下面还是让我们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关于“二分法”的思维逻辑。大家都知道，“二分法”的逻辑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牛顿的贡献。没有这两位科学巨匠，那么“二元论”思想永远就只能是一种思想。因为这两位科学巨匠的工作，“二元论”思想才可以演变成为“二分法”这种分析方法、分析逻辑。因为有了“二分法”的建立，“二元论”思想才得以落地，得以开创出诱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手段，才得以给地球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日。所以“二分法”对于人类文明在最后一个阶段的真正启动，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二分法”可以说是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思想之中的中流砥柱。从“翻天覆地”开始，再到“以地为天”的选择，最后就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地步。西方物质文明就走了这样一个大体的“发展路线图”。
我们这里想针对“二分法”的源头逻辑再为大家做一些解释说明。其实“实证科学”在“二分法”的源头上并不具有与《神创论》或《上帝论》信仰对立的意思。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在上帝之外，“归凯撒的”到底是一种什么属性呢？大家知道凯撒有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这就是“凯撒主义”的本质——我征服了。“凯撒主义”的核心就是征服，其实就是控制。
那么“二分法”的本质到底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分为二，把宇宙万物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可以被人力所控制的范围，另一部分则是不能为人力所控制的范围。这其实是因为人力有限，人类的控制能力有限，所以能够被人力所控制的部分就归人管，也就是归人类的“实证科学”管。而对于那些无法为人力所控制的事物，那么“二分法”就把这些范围、领域划归给上帝管吧，因为上帝具有更大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无所不能。那么人力控制不了的，神力可以控制的了。
因此“二分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方法，把宇宙万物做了一个二元的划分，一方面把能够为人类自我所控制的部分划给了自己，划归了人类管辖，实际上就是划归了“实证科学”的领域与范畴；另一方面，把那些人类不可控因素拿了出去，把无法为我所控制的，无法为人力所掌控的部分拿出去，划归给了上帝的管控范围。
因此“二分法”在逻辑起源上，根本就不是“反上帝”的，而恰恰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与信任，并尊崇“上帝是万能的，人力是有限”的这个基本假设才进行了二分的划分。与所谓的《自然论》根本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二分法”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管控论》的范畴。只不过是把人的管控范围与上帝的管控范围做了一个划分而已。完全没有“反上帝”的意思。这种管控范围的划分，在项目管理上叫做“范围管理”。因此“二分法”在起源上应该属于一种管控思维，属于一种《管控论》而不是《自然论》。而《管控论》在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意识论》、《智能论》，绝非无意志的《自然主义》。只不过不同的《管控主义》，其背后的管控意识与前台的管控能力不同而已。“实证科学”管控的背后属于一种人类的意志，是基于人类的有限管控能力；而《宇宙智能论》的背后则是神的意志，基于神佛的无限能力。
其实就是因为神佛具有无限的管控能力，所以没有必要进行管控的二分划分，神佛什么都在掌控之中，而且神佛的管控是无私的、隐性的。然而“实证科学”的有限管控能力急于把自己那份领域划分出来，恰恰反映了“实证科学”自私利己的初衷。
既然“二分法”的本质就是把为人力可控因素拿进来，或者说把不可控因素拿出去。那么“二分法”具体到底又是如何做到拿进来与拿出去的呢？实际上“二分法”首先在三个维度上做了分割。
第一个维度就是人与神的划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人类管得了的归人类，人类管不了的归上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比如大尺度的宇宙拿出去归上帝。
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回到人的这个层面，因为并不是人身上所有的方面人力自己都可以管得了，比如我们前一章讲到的人类的右脑功能其实就不归人类自己管辖。所以“二分法”在第二个维度上的“分割”就是关于人身体肉体与灵魂（或思想）的划分，也就是身体、肉体方面归科学管，灵魂方面仍然划归上帝管，因为精神方面的东西太复杂，而且还藏在人体大脑的内部，不太容易管得了。所以人的思想与精神不归“实证科学”管。而且人的思想在本质上就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一切妄想管控人们思想的企图其实都必将是徒劳的，也注定会失败的。一切试图管理人类思想的世俗企图其实既是“反科学的”也是“反上帝的”。
那么“二分法”的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最喜欢辩论来辩论去的那个哲学问题——也就是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分问题。“实证科学”关注的是物质，也就是“地理”，而不是精神。在人类表面知识上，研究精神、思想那属于所谓哲学的范畴。如果使用东方传统思想的语言，人的精神应该属于“人理”的范畴。然而无论从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维度上讲，其实“哲学”与“科学”根本就不是一个研究范畴。也就说，当哲学背离“唯心”的时候，当哲学走入“唯物”的时候，当“哲学”打起“科学”旗号的时候，这样的“哲学”就不再是什么“哲学”了，就只能是一种“伪哲学”了。
区分上帝与人，区分灵魂与肉体、区分精神与物质，然后“实证科学”把人、肉体、物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完全是基于一种管控的目的与人类有限的管控能力的现实，与把物质推崇为高于精神的第一性的想法根本没有丝毫关系。因此基于人类有效管控能力的“实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并不是一种什么最好的办法、最高级的方法，因为“二分法”这种“切分”方法很可能“切断”了宇宙事物原本存在的“完整性”。
那么“二分法”为什么要冒着“切断”事物“完整性”而造成丢失系统属性与宇宙信息那么大的风险而依然那样鲁莽行事呢？这就是因为人类被自己的欲望需求所驱动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人类的欲望来的太急。人类没有耐心等待的时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能够满足人类短线的眼前欲望，“实证科学”就做了这种短线“切割”的行事。因为被“切割”后事物在物质的一面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快、见效快，可以立竿见影。西方文明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效率文明，快速见效是衡量这个文明的一个标准。无论是正向效果还是负向效果，西方文明都要求要见效快。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就讲“更高、更快、更强”。最后连人类的餐饮文化都变成了一种“快餐文化”。
可见“二分法”的初始逻辑是把管不了的事物推出去的一种逻辑，管不了的就不管。人类自己不管的那么就归上帝管。就是这样一个划分“范围管理”的逻辑。但是到了牛顿之后200或300年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完全忘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二分法”的这种初始逻辑，结果就把长期不归人类“实证科学”管控的事物就等同于没有管理者了，就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了，满眼之中就只剩下人类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了，于是人类的精神与大脑思维完全都被物质财富所淹没。进而一些人就认为人类自己所管控的世界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完全忘记了还有一个不归人类管控而是归上帝管控的更大的宇宙范围的存在。于是人类的认知就完全进入了一种“掩耳盗铃”的境界与“井底之蛙”的思维逻辑之中了。然后又有一些狂徒开始把“实证科学”所管理的小领地规律按照技术思维的方法肆无忌惮的推向了原本人力管不了也不该人力管辖的领地上去了。于是“泛科学”的大旗漫天飞舞，人类兴高采烈的进入了一个“夜郎国”时代。于是连“实证科学”源于管控的本意都已经忘掉了，于是“自然发展观”的《进化论》就得以横行起来，于是“意志管控论”就消失了。
四、实证科学的有限管控论
概括的讲，西方“实证科学”具有以下特征，
擅分不擅合；
擅小不擅大；
擅表不擅里；
擅事不擅人；
擅物质不擅精神；
擅结果不擅过程；
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
这些方面比较清楚的给我们表明了，“实证科学”其实属于一种“有限性”认知，“不能够包打天下”，也不能够“一泛到底”。在下一章关于《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中，我们会基于《文明使命论》对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分析，那个时候我们会具体而详细的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讨论与论证。其实西方“实证科学”的许多特征，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可能都已经多次为大家提到过，比如小尺度问题，“黑箱”原理，《外学》问题，等等等等。我们这里只是通过博客式的文体，把几个现在想到的问题先行为大家提及一下。因为东西方文明比较这个话题实在太过于庞大，而且本文所使用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方法与以往那种一较高低的比较方法又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本文就必须想到哪里就为大家先写到哪里，以免过后遗忘。
关于“实证科学”擅分不擅合的属性，也就是西方“实证科学”擅长“拆分”的这个问题，本人记的托夫勒在给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那部名著所撰写序言的开场白中曾经这样的写到：“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于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是托夫勒的观点，本人在当年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非常认同托夫勒的这个观点。但是本人现在的观点却与当时读此书时的观点不尽相同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本人当时认同托夫勒的观点，那是在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明各有使命的时候。然而当本人意识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使命之后，本人才意识到了西方文明擅于拆分，然而西方文明没有能把拆分之后的零部件再回装系统的能力。西方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忘记”了回装系统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根本就没有“回装系统”的能力，根本就不会、不擅长回装。因此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忘记”的问题，即便是没有“忘记”，西方文明一样回装不回去，因为西方文明并没有被塑造出那种“回装系统”的能力。因为关于“系统”，那根本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使命。西方文明属于一种“要素主义”，擅分不擅合。其实“合”那属于“系统主义”，是东方文明所擅长的，那是东方文明的使命。
其实凡事有所擅长就必须有所不擅长。这就是硬币的两个面——看到一个面就必定不能够看到另一个面。这也就是佛家思想关于事物“善恶同在”的理——一种在“二分法”之上的更高层级的“不可分”的理。这也是我们在后四章论证东西方文明使命时所需要采用的“多维度因果不可分割”的原理。
关于“分”与“合”，这是中国兵法思想中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只擅于“分”而不擅于“合”，或者只擅于“合”而不擅于“分”都是不行的。“分”与“合”是两种互补的操作手法。甚至还不是互补关系那么简单，其实就象“善恶同在”的“不可分”原理一样，“分”与“合”其实也可以看做是硬币的两个面——在某一个层面上选择了“分”，那么在另一个层面上看或许就表现为另一种的“合”，比如“实证科学”的“分科”研究在研究方法论的层面属于“分”，但是对于学科“分工”后的某一位具体科学家而言，他所有的研究精力就只能够专注于某一种具体的学问上，那么他的这种集中精力专注于一点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又可以看做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合”——合力于一处的一种专注、聚焦。《孙子兵法》称之为“并敌一向”。其实这种分合关系也这就是我们以前给大家所提到的：“实证科学”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一种方法，既少又多，既分又合。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关于“实证科学”擅长小而不擅长大的问题，本人想给大家列举一个叫做“神秘点”的例子。那么首先请允许本人引用一位大陆网站上某位驴友的描述。
在旧金山往1号公路走，有个非常有名的海滨城市Santa Cruz。不过，我们并没在这里停留，关于加州的海滨美景，我计划去17英里，然后沿着1号公路一直开到LA（注：洛杉矶）。在Santa Cruz停留是为了一个小景点：Mystery Spot神秘点。这就是传说中世界上两大万有引力定律不成立的地方。在这里，指南针会失灵，瞬间人能变高变矮，水往上流球往高处跑。相当的不可思议。
……
这里是不能自己游玩的，每半小时一个团队由导游带着进去，顺便帮你解说。否则就你自己看，看不出很多名堂的。就是这样山谷里几间简陋小木屋，名气可不小。连许多科学杂志都专门介绍过它。
就象这位网友所说的，旧金山附近的这个“神秘点”许多专业的科学杂志都做过介绍。由于无法从所谓的“实证科学”的科学知识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来，因此对于在这个“神秘点”所发生的一切违反“万有引力”的现象，人们最后的结论性解释就是“神秘点是地球上违背万有引力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似乎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大家已经得到满足了，大家都接受了这么一这个不能够成为答案的答案。
我们讲，“实证科学”认知体系必须遵从所谓的“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出发点。如果证据类的事实与作为思想基点的“假设条件”不符合，那么这样的思想只能以“假说”的身份存在，而不能够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或者作为可以群体分享的思维逻辑。我们一直以来，把牛顿所发明（作者注：是一种发明而不是发现）的宇宙结构的数学模型称之为“万有引力”模型。其实牛顿的数学模型是一种“重力模型”，只不过是牛顿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宇宙。翻译成中文就成了所谓“万有”而不在是关于宇宙的数学模型。描述“宇宙”的模型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宇宙”的本身。
现在好了，“神秘点”的出现，彻底挑战了所谓的“万有引力”的万有属性。说是地球上的某个点或者某些点上存在着可以不符合“万有引力”的现象。如果小小的地球上都可以发现一些不符合“万有引力”的现象，那么“万有引力”还能够在浩瀚宇宙之中“万有”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神秘点”与地球上的普适规律不一致，那么在浩瀚宇宙上的一个小小的“点”——地球上的所谓规律为什么就能够推演到那个浩瀚无垠宇宙的规律上去呢？难道地球不可能也是浩瀚宇宙当中的一个“神秘点”吗？那么即便是在地球乃至太阳系这个“三界”中呈现为规律，那么就真的可被宇宙所“万有”吗？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实证科学”所发现的所谓规律、那些小尺度方面的规律、在宇宙中一个“点”上所发现的所谓规律，难道就一定要被宇宙的意志所认可吗？这就是“神秘点”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关于小尺度规律与大尺度规律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有限认知进行一种无限延伸，那么这种延伸不危险吗？难道不会迷失误导人类吗？难道“实证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恰恰不就是这样的问题吗？！
关于“实证科学”擅长表不擅长里的那种《外学》“黑箱原理”的属性，以及左右脑的分工问题，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有过大量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另外关于西方“实证科学”在“擅事不擅人；擅物质不擅精神；擅结果不擅过程；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这些方面的问题，本人想把这些相关的讨论放到本章后面几节中去阐述。这里也就不先费笔墨了。
五、《自然论》对《管控论》的违背
可以说，西方“实证科学”的思想是把宇宙万物的结构当做一种“机械结构”来看待的，这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所享受到的一种史无前例的自豪感与自封为自然界主宰的意识密切相关，工业机器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由于“实证科学”在骨子里属于一种管控思维、一种管控模式——感觉似乎地球上大自然中所存在的一切无不在人类科技的掌控之中。于是在这种物质文明成就的陶醉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实证科学”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实证科学”所基于的“二分法”逻辑的初衷，只看到“实证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结果——其实只是一种短线的因果而已。
这就是“实证科学”给人类思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宇宙机械论》的思维模式。因为工业革命的物质成果被认为都是机器带来的，所以西方思想就认为“万物都是机器”，连生命体本身都是一种机器结构，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机器人（robot）或者奥特曼（automan）和变形金刚等等的风行，就连轰动一时的电影《阿凡达》其实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人体机械化的思维模式而已。
然而与西方“实证科学”关于“万物皆是机器”的思想不同，东方思想所认为的却是“万物皆是人体”的思想。佛家所讲的“万物皆有灵性”与道家关于“人体就是小宇宙”的思想，其实讲的都是一种“人体模型”。西方思想是“机械模型”，东方思想是“人体模型”。这就是东西方文明对于宇宙结构根本认知的不同。
然而《机械论》在深层的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管控思维，只不过是为人类技术所掌控的管控思维而已。出于管控的目的，所以万物都被假设具有“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存在。其实这种管控也是为了满足人类自私的欲望与需求而存在的，认为人类科技能够hold得住宇宙的一切——人类被假设成为万物的主宰。
其实“实证科学”研究规律的初始目的就是出于一种人类管控欲望的目的。因为唯有事物具有规律，事物才能够为人类所掌控、所利用。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把人能够管辖的范围从神所管辖的宇宙范围之中划出来，也是为了赶快把人类管辖范围之内的成果拿到手——这实际上是一种出于满足人类私欲的一种狭隘的管控目的，一种有限的狭义《管控论》。
有限能力与私欲目的，人类有限能力与满足人类私欲挂上了钩。使用股票投资的术语，这种尽早拿到短线利益的方式叫做“获利回吐”或者叫做“落袋为安”。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短线“私利”的逻辑。然而无论怎么说，有限也好，短线也罢，或者是“落袋为安”，反正“实证科学”的《决定论》、《机械论》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管控论》——《人力管控论》，是建立在《人类意志论》的基础之上的，与所谓的《自然论》或者《自然发展观》根本没有丝毫关系。其实所谓的人类“发展”也只不过是按照人类自我意志的一种发展而已，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求与欲望，并不存在超越人类的宇宙意志。
正所谓，宇宙有秩序，事物有规律。其实《宇宙智能论》在广义上也属于《管控论》。只不过是《宇宙智能论》的管控基点与“实证科学”的管控基点不一样而已。“实证科学”所建立起来的《机械管控论》是基于人的基点，基于人的有限能力，基于“实证科学”在小尺度规律上建立起来的技术能力。因此“实证科学”的《机械管控论》其实属于一种《有限管控论》，与《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然而《宇宙智能论》或者《上帝论》、《神创论》则属于是一种《无限管控论》，是基于神的无私基点与神佛的无限能力的，是一种大尺度上的无限管控能力。也就是说，《有神论》的这种《无限管控论》基于一种超越人类科技能力的更大尺度《管控论》的视角。
基于《管控论》的思维与基于《进化论》自然主义的思维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基于《管控论》的思维，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考察就需要一种“管控的逻辑”，也就是需要一种管理的思维——管理人类文明的那种管理思维，而不仅仅是那种基于企业规模上的管理思维。因此基于管控思维，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必须有目标、有蓝图、有意志、有设计、有安排，不可能让事物放任自流、让各种资源无限浪费。因此对于事物不仅仅需要有管控的问题，还需要有一种管理的逻辑，也就是使管理必须行之有效。德鲁克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管理学大师，他一直在强调关于管理的效率问题——“管理必须卓有成效”。管理效率这就是管理的本质，这也是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与效率文明的本质，也是工业时代与工业革命的本质。
其实“二分法”当初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这种二分的方法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人类自己能力管不了的那些事情还是应该“归上帝”管辖。然而无论是归谁管，是“归上帝”，还是“归凯撒”，在本质上其实都属于是一种《意志论》、《智能论》、《管控论》，并不是无意识、无管控的《自然论》。“二分法”并没有说“科学的归科学，自然的归自然”。其实自然万物原本就有“管控者”，只不过是被二分法强行切割开来了而已，强行的划分了哪些归“实证科学”管理的那个管辖范围，哪些超越了人力所及而必须划归上帝管理的那个管辖范围。这种“二分法”的划分其实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不归人力所管理的范围其实并不等于没有管理者。然而《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发展观实际上偷换了这个管理范围划分的概念。否定了不归人力管辖范围的原本的宇宙意志的存在，于是就把人力管不到的区域说成是意志管理的空白区域——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自然区域了。
“实证科学”属于一种有意识的管控论，属于一种有限性管控论、有限决定论，而自然主义则属于一种无意识论。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分法”的原始逻辑，忘记了那个长期不归人力管辖区域的属性，所以《进化论》才有了可乘之机，才钻了这个空子。于是《自然论》、《进化论》的无意志思维就代替了宇宙《意志论》、《智能论》的角色，趁机钻到了那个不归“实证科学”管理的领地之中，为所欲为的招摇撞骗起来。这种钻空子其实也只能够发生在人类的表面层面。
不归人类意志管辖的区域并不等于没有意志，这就象我们前面讲过的人类的右脑功能一样，人脑没有被人类自身所使用的区域并不等于是没有被使用。人类的左右大脑那是有分工的。达到哪样的生命层级，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大脑分区。那都是有规则的，不是想怎么着就能够这么着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最后让我们概括的讲，我们在批判了《进化论》或《进化论》的自然主义逻辑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神论》或《神创论》的分析逻辑（作者注：不是指那种信仰逻辑，而是用于分析的世俗逻辑）。其实真正的《有神论》所讲的不仅仅是关于上帝或神佛造人那个人类文明远古的初始事件，还包括神佛安排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每一步，也就是宇宙意志管理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这就是《有神论》从《神创论》到《宇宙智能论》再到《文明使命论》再到《历史安排论》这个人类文明“全过程”的逻辑。其实这就是一种意志管控逻辑，一种管理逻辑——一种我们后面要重点给大家分析的人类文明“项目管理”的管理逻辑——管理人类文明这个宇宙项目的整体逻辑。这就是本章所需要确立起来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