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四字道德准则。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
数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品格和节操，愈是沧海横流，愈是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忠孝节义列传，从中使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经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谛及古圣先贤伟大的胸襟。忠孝节义内涵博大精深，本文试作探讨。
忠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的负责完成份内义务之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从造字可见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忠”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范畴。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可以到处都能行得通的办法，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会畅通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曾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别人做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每日察照自己“忠诚”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意即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忠恕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古时“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评价。东汉马融因有感于孔子写了孝经，而独缺忠经，因而补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两全。《忠经》是系统总结忠德的专门经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忠经》对忠的含义、标准、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并分章对人类社会各阶层应履行的忠道一一进行了阐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须各尽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动天心，各种美好的祥瑞都来相应，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经》提出君王要“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庙，并将其德行展现在举国百姓的面前，如诗经上所说“敬事上帝，无私爱民，就能获得上帝所赐的无量福份”。用这个“忠”的德行来保全国家，这就是一个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说“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治理国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从“忠”这个字出发呢？
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忠谏”是让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并且还要避免君王胡作非为，要直言以使其改过迁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职守是要替大众维护正理，不仅是在对于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天下众生的忠，他既不愧对自己的国家，也不愧对自己的君王，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责任就是在规谏君王的过失，当君王有任何不对的事时，忠臣是不能不力争到底的，故云“从道不从君”。
《忠经》还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忠德观念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意思是一个充满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为大众设想的。“大哉，忠之为道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意思是伟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处，可以保全家国；用到了远大处，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惟天鉴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指出上天明鉴，善恶必报。天下尽忠，淳化行也，可以导正每个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尽善尽美、做到忠的极致，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治道所在！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并非单指臣对君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在对待君臣关系上，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礼来对待大臣，那么大臣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大臣事君所采取的原则，应首先看君是明君还是昏君。子路问事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瞒君王，但君王做错事，可以不惜犯颜诤谏的。孟子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君王、上司之命，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过错才是忠臣的恭；能导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臣道》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应能正君王的偏邪，实行兼爱，不结党营私等。《左传》说：“上思利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于民”。
儒家提倡道统，指出人君应顺应天道，天子的行为应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观认为，天道规范一切。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亦即忠臣“从道不从君”。
谈起“忠”的时候人们会自然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爱国将士如屈原、苏武、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包拯、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萦怀在胸的是民族大义，百姓的安危，这正是他们的忠贞之处。如三国时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择仁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白帝托孤的信任，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支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辅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他的忠于职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金兵大举进兵中原之时，面临中原沦陷、山河残破、人民流离，岳飞力主抗战，率领岳家军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他严于治军，体恤士卒，爱民如子，缔造的“岳家军”军纪严明，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每战必胜，令金兵闻风丧胆，众元帅皆称赞说：“难得岳元帅帐下都是忠义之人，所以兀术屡败。”连金兵也不得不叹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然而奸臣秦桧却卖国求荣，陷害忠良，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还我河山”的凛然正气及“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千百年来，人们是多么怀念岳飞等忠臣良将，而对秦桧等奸臣又是何等地痛恨和憎恶，有诗曰：“万古共称秦桧恶，千年难没岳飞忠。日月同明唯赤胆，天人共鉴在清衷！”
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极力赞美，自《汉书》后，《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无论人们成就什么事业，要想真正做好，须臾都不能离开忠字。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4/4/中华传统美德之——忠孝节义（2）-289496.html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接上文）
孝
“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孝”字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为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及关爱幼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推及一切皆加礼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此为古人修齐治平之基础。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汉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组成，因此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伦的基础上，一切的教育随之扩展开来，起到化育人民的作用。
《孝经》和《二十四孝》是传统孝文化的重要著作，前者为理论阐述，后者是实践例证。
《孝经》内容为“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在这里孔子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孝道。一直以来，孝被认为是孔子仁学的基础，儒家思想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儒家思想中，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十四孝》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的，由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环境、不同角度行孝的故事集合而成，事迹生动感人，使人读后留下深刻印象，很好的宣扬了儒家思想及孝道。
《孝经》等儒家经典论述了孝的内涵、目的和意义，首先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并根据不同的人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并提出天子应率民事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因天意至仁，天子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君主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
孔子对曾参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其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曾参避席答道：“学生我不够聪明，哪里会知道呢？”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诗经》中说过‘怎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称述修行先祖的美德啊！’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孝道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另外还要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完成前人的事业，这也是对长辈孝的体现，是一种永恒的孝和敬。”
曾参说：“孝道是多么博大高深呀！”孔子说：“先王见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他首先表现为博爱，人民因此没敢遗弃父母双亲的；向人民陈述道德、礼义，人民就起来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谦让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争斗；用礼仪和音乐引导他们，人民就和睦相处；告诉人民对值得喜好的美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丑的东西的区别，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
曾参说：“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在孝道之中，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了。敬重父亲，没有比在祭天的时候，将祖先配祀天帝更为重大的了，而只有周公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初，周公在郊外祭天的时候，把其始祖后稷配祀天帝；在明堂祭祀，又把父亲文王配祀天帝。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全国各地诸侯能够恪尽职守，前来协助他的祭祀活动。可见圣人的德行，又有什么能超出孝道之上呢？”
曾参说∶“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儿女都听从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父母有敢于能跟自己诤谏的子女，他们就不会去做无礼的事了，就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所以对于父母有不义之事时，子女一定要诤谏劝阻，故云‘从义不从父’。子女必须要能够明辨是非，父母说得对的才能听从，不对的不能听从，对于父母不对的言行要力劝，这才是孝道的真义。”
古时历代都有表彰孝子的事迹，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能青史留名。在个人的品性上，能严于律己，不做不仁、不义、无信、无礼的事，以德修身，向善向上，还能在立身行道方面有所建树，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孝行。
如《二十四孝》之首“孝感动天”的故事：虞舜，上古五帝之一，性至孝。他的父亲瞽叟不辨是非，继母言语荒谬，继母所生的弟弟骄慢成性，一家人都容不下舜，时谋陷害。他处在这种家庭之中，却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舜十几岁时就被赶出了家门，他独自一人来到历山耕种，虽然自己历尽困苦艰难，仍旧将他辛勤劳动所得的粮食和财帛接济父母和其他贫困的人。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他到了哪里，都善待他人，人们都愿意追随他，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叟及其继母与弟弟，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得以免祸；让舜掘井时，却从上面下土填井，舜掘地道走脱。事后舜毫不记恨，仍对其一如既往。帝尧选贤任能，听说舜的孝行，后来禅位于他。舜继位后，以德化民，他的父母弟弟也都得到感化。有诗赞舜曰：“队队春耕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
《德育古鉴》记载的“孝德感神”的故事：东汉兰期，年纪二百多岁了，鹤发童颜，率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并以善化导他人。一日遇一仙人点化：“汝视人已不为两物，参天地本于一心，善及天下，功德大矣。吾语汝孝悌之理：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即此论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异类皆应，孝之义大矣哉！”于是将仙家妙道授与兰期。兰期从此悟道修炼，遂成仙道。
清代康熙为史上一代明君，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而他的孝道同样也为人所称颂：“象康熙皇帝那样最出色、最典型的孝道，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法国的白晋在写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所说。《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皇上至德纯孝，奉事太皇太后三十余年，极四海九州岛之养，尽一日三朝之礼，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居则视膳于寝门，出则亲扶于雕辇。万机稍暇，则修温清之仪；千里时巡，恒驰络绎之使。此皇上事太皇太后于平日，诚自古帝王之未有也。”这正是康熙孝道的真实写照。康熙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他每日“亲诣慈宁（太皇太后居住慈宁宫）问起居”，“晨昏敬睹慈颜豫”。外出时也多次遣使问候，如有一次外出，他特意赶在“端阳节前一日回宫”，并为此赋诗一首：“满路榴花映玉舆，炉烟香绕侍臣裾。经时远道彤闱隔，先向慈宁问起居。”
康熙颁发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以之作为士民行为准则，十六条中，以孝悌为重。《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训曰：“吾人燕居之时，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对尔等多教以善，尔等回家，各告尔之妻子，尔之妻子亦莫不乐于听也。事之美，岂有逾此者乎！”意思是：“家人团聚、闲居是快乐的事情，只应说古人的善行善言。我每次都教诲你们要多行善事，你们回家后也要把我的话告诉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一个人不乐于听从这样劝导的。世上的好事，还有超过此的吗！”训中还有：“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指出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不在于穿衣、饮食方面的奉养。惟持善心，行合道，以此来告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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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五日】（接上文）
节
“节，操也”（《说文解字》），指气节、节操等。气节是重要的做人理念，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修养和高尚人格，表现为坚持真理和正义，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屈服的顽强精神。信念是气节的源泉，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和崇高气节既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也是社会价值取向，成为衡量人们为人处世的人格标准。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成为中国古代正人君子心中恪守的一把良知尺度。东汉何晏说：“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孔子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坚持原则、矢志不渝的，他倡导“遵天道，循纲常，行仁政”、“尽人事而听天命”。他认为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是承担社会教化的中坚力量。
孔子率领学生周游列国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在陈、蔡两地之间没有了粮食，面对困境，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这时微风送来了阵阵的清香，孔子循香味而行，在幽谷的深处发现了一片兰花，仙姿清韵，端庄素雅，生长在这里，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赞，却默默的芳香四溢。孔子对学生们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然后作《倚兰操》并操琴赞颂，继续说道：“困境所含的道理，就好比是从严寒到温暖，经过严寒之后，温暖的春天就会到来，这些只有贤德的人能够了解，有些人却不能明白。”子贡问：“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呢？”孔子说：“胸无大志的人只看到眼前，对自己没有见到的就不相信。而对于敢担当大任的人来说，不会因外界的压力而改变操守，因为他们心中有道，所以能高瞻远瞩、智慧深广，把逆境变为顺境。”学生们都受到了启发和鼓舞，第二天就解除了困境。
孟子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指出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坚守心中的道德原则，不渝其志，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任何时代都有这样有风骨的人，他们的事迹永留青史，被后人怀念和景仰。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砥柱。他们淡泊名利，志存高远，为后人做出了楷模。如西汉时的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匈奴首领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先用财富、官位等引诱他，苏武均义正辞严地拒绝。后来又企图用艰难困苦的生活迫使他就范，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渴了，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果草籽充饥，唯一与他相伴的，就是他所持的那根旌节时刻不离身，白天持旌节牧羊，晚上持旌节睡觉，在他心目中，那根旌节就是汉朝的象征，他要维护国家的尊严，时刻不忘自己汉使的身份。苏武被扣留在匈奴十九年，历尽艰辛，始终节操不改，终于回到汉朝。苏武进入长安的那一天，长安城里的百姓都出来迎接他，人们见苏武须发皆白，手里仍然庄重地握着那根已经光秃秃的旌节（日久节仗上的毛都脱掉了），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苏武不辱使命，人们称赞他“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
唐太宗有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赠萧瑀》）唐太宗以此诗赠送给萧瑀，是对萧瑀的高度赞扬和肯定。萧瑀为人刚正不阿，淡泊名利，是开唐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诗中以自然景物为喻，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猛烈的狂风中，只有刚劲有力的韧草才不会被吹倒；在动荡的乱世，可以辨别出谁是忠诚正直之臣。勇猛的人，又如何懂得道义；而有智慧的人，心中必定怀有仁爱。
北宋范仲淹受儒家思想影响，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并一生都坚守这一信念，史载其“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等。他因直言上谏触怒权贵而屡遭贬谪，但他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仍然坚持为民请命。他阐发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提倡的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准则，把人们从物质环境的优劣和个人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挣脱名利缰索，进入无私的境界。史载，范仲淹“每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诗中写道天地间有一股浩然正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历久弥新，万古长存。正义之士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不绝改变浩然气节。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强敌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坚持以抗元为己任，在朝主战，国破举旗，组织义军，被俘后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许诺授予其丞相之职，并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丝毫不为之所动，严词拒绝，并写下气势磅礴的《正气歌》以明志，表现了他的铮铮铁骨。文天祥写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样的诗句，从他对古代贤臣志士光明磊落、忠义英名万古流芳的赞颂，可以看出他对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推崇。
“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这是南宋谢枋得与朋友的唱和诗《和曹东谷韵》，表达出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愿肩担万古纲常的重任，脊梁就象铁一样的坚硬有力，对天对地问心无愧。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乃是千万年的大事，而人间的名利等等不过是几十年间匆匆而过的事而已。指出君子虽身处乱世逆境，但不为物惑，敢担当大任，不与社会浊流同流合污，节操自持，方能无愧于皇天后土。南宋郑思肖在《二砺》中写道：“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意思是在我心中立下了比海还深的誓愿，决不让中国大好河山沉沦，决不能让华夏大地任人侵凌。充分表现出作者以此砥砺自己坚贞的气节及忧国忧民之心。
在传统文化中，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君子”，赞美它们经冬不凋的品质，以此来赞美那些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始终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们。松四季常青，生机盎然，追求阳光，坚毅而持久，有一股“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文天祥《正气歌》）的浩然之气；竹不怕寒冷，也不惧炎热，冷热起伏，只会使它显得更加青翠挺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剑拔十寻，枝摩苍天，“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题画•竹石》）；梅开在百花之先，独占严冬，香溢早春，冰姿玉立，清逸出尘，被誉为“东风第一枝”，“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陆游《梅花绝句》）。在北风凛冽、万物凋零的时候，松、竹、梅以其不惧风雪的傲然风骨，为世人展现出高风亮节，向人们传递着春的消息，被视为高洁和气节的象征，这也正是无数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品格的写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