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遭酷刑凌虐———女教师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明慧通讯员山东报道）二零零九年十月上旬，山东潍坊安丘市红沙沟镇幼儿园女教师李秀珍，在被恶警绑架三个多月后，被济南监狱迫害致死，遗体被强制火化。

这是中共虐杀坚持「真、善、忍」做好人者又一笔血债。十年多迫害，仅小小的安丘市（县级市）已有二十四人被中共害死。

李秀珍，女，五十多岁，安丘市凌河镇（原红沙沟镇）曹家斗沟村人，任红沙沟镇幼儿园教师。李秀珍曾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有长期头疼、胃炎、胃下垂、妇女病等，其丈夫遭车祸去世，撇下二个孩子，令李秀珍的生活倍加凄凉、艰难。而李秀珍自九八年修炼法轮功后，生活截然改观，从此身体健康，道德升华。

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李秀珍坚持「真、善、忍」做好人，曾三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她在第三次进京上访时，因手中无钱，一路乞讨要饭去了北京。

李秀珍先后被中共恶警绑架十九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七年，被野蛮灌食616次，遭到酷刑十几种。在这样残酷的肉体折磨下，李秀珍拒绝“转化”（放弃信仰），恶警用电棍电她，她还坚持向恶警们讲真相，直到狱政科长胡某电累了。她每天被毒打五六次，她就以绝食抗议！恶警们往她鼻子里插上液化气用的管子野蛮灌食，并28天不让她睡觉，四五个人轮流打她，她还坚持喊：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二年底，李秀珍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不能行走，体重下降到40多斤，在她随时都有死亡危险时，济南监狱把她推给了家人。当十三岁的女儿见到她时，竟吓的晕了过去。

之后，李秀珍被迫流离失所六年多。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李秀珍再遭安丘便衣绑架，恶人将她五花大绑并劫持到其租房住处，抢走了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数额不详的现金及其它物品。此后李秀珍下落不明。

一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李秀珍被非法关在安丘看守所，因为她坚持信仰、绝食反迫害，遭恶警野蛮灌食；后又被劫持到安丘党校洗脑班迫害；后来又被关在只针对她一个人的洗脑班加重迫害，期间，她累遭酷刑凌虐；再后来的一个多月，她又一次下落不明。

直到在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多日后，家人才在十月上旬见到尸体，并随即被恶警强制火化。
就这样，一个健康正常的好人，仅仅因为坚定信仰，拒绝配合中共出卖良知的女教师，遭绑架、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被迫害致死。

目前还不知道李秀珍在非法关押期间遭到了怎样的摧残，望正义者呵护良知，知情者提供信息、曝光恶人，结束迫害。

附部份责任人（请知情者补充）：
电话区号：0536
邮政编码：262100
李升华，男，一九六三年生，景芝镇大石榴村人，安丘市邪恶大队恶警，十年多来，积极迫害大法弟子，无恶不做，为了私利要活埋大法弟子，办4383927，手机13153632267

宋云清，男，一九六一年八月生，青州人，安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警号052510，十年多来，一直专管镇压法轮功，罪大恶极，宅4262329办、4383905，手机13706469258

程淑平，男，一九六三年生，安丘柘山镇人，安丘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非常卖力，办4383912，宅4262329，手机13805362668

张兴臣，安丘市邪教大队恶警，办4383927

刘存亮，男，一九六三年出生，警号052766，任安丘市看守所所长，办4262953

董树林，任安丘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时曾直接参与迫害李秀珍，现已退居二线。
刘金来，任安丘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时曾直接参与迫害李秀珍，现已退居二线。
王甲明，原红沙沟镇派出所所长，曾直接参与迫害李秀珍。
宋树凌，原红沙沟镇政法书记，曾直接参与迫害李秀珍
胡绍群：安丘市610办公室科员、安丘市反邪教协会理事，曾直接参与迫害李秀珍。
王子清，临浯镇人，安丘市“六一零”头子。办4396617　家4228659　手机13963631535
盛万波，男，一九五九年生，警号052112，安丘恶警头子，宅5228226、手机13806362866
王继怀，安丘市恶党头子，十年来积极参与迫害，办4936407、传真4936408、13605369399
任海燕，二零零七年一月任安丘市政法委书记至今，积极镇压法轮功学员。

请安丘大法弟子及正义人士提供安丘恶警更多（家人及亲属等）信息。

天赐奇方避瘟疫 /作者：濯尘

十•一过后，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在大陆呈全面爆发之势，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乃至乡村急遽扩散。大街上开始出现戴口罩的人，且日渐增多。各地不少学校或全部停课（封校），或部分班级停课。而各地医院一向冷清的发烧门诊科室突然火爆起来，患者拥挤。私人诊所更是人满为患。

然而，各地医疗主管部门全都隐瞒疫情不报，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地方官员们非常清楚，上报疫情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惹来不少麻烦，甚至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实际上，早在9月11日，中共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副主任在记者会上就保守的说：截至目前，患者有可能已经达到数千万人，面临的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而且疫情全面爆发，所有省市都发现了猪流感。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猪流感患者？邪党是不会告诉老百姓的，因为维稳压倒一切。

面对瘟疫，人们难免产生恐慌心理，焦虑、担心亦属正常。谁都想找到一个避免瘟疫的办法，躲过此劫。目前，葱、蒜价格成倍增长，体温计价格竟然疯涨五倍。这一切真实的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避瘟保命的恐慌心理。其实，用人的办法来避免瘟疫，是很难奏效的。现在，无论科学家怎样绞尽脑汁，都研究不出一种有效对付猪流感的疫苗，因为这种流感的病毒基因不断变异。

在历史上，古罗马帝国连续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

可见，瘟疫瘟谁不瘟谁，是有定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来势汹汹的猪流感与中共邪党有关。中共自建政以来，屠杀了八千万无辜百姓，尤其是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镇压，残忍至极，令人神共愤。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就明确的传达了神的旨意。天灭邪党，自然包括那些组成邪党的每一个份子，即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的党、团员。但神佛一向慈悲于人，早就赐给人类一付避免瘟疫的奇方，那就是真相。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了人们这付避免瘟疫的奇方：
天地两茫茫，
世人向何方？
迷中不知路，
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
大难无处藏。
网开有一面，
快快找真相！

世人啊！千万不要漠视神佛的慈悲，赶快去寻找真相吧！只有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就能和瘟疫擦肩而过。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更不需要你付出丝毫体力，只需要你转变一下观念，就能避免这场来势汹汹的猪流感，这么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党话——思维的牢笼 / 作者：古镜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沟通的媒介，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类思维的最后界限。人们籍由语言来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纯净的语言能清晰的呈现与反映世间的万象与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其自身也是一套逻辑严密的思维编码程序。而当语言被污染或被刻意的篡改与扭曲时，世界的真相将逐渐被其遮蔽，人类的生活将会远离真实，思维也会随之发生错乱。最终会导致我们的生命与自然隔绝，灵性之花渐趋枯萎，真正的自我已被邪魔绑架。而这样的悲剧已在我们的周围普遍发生着，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演绎了六十年之久。但是大部分国人却浑然不觉，日用而不知，自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样，他们完全生活在一由中共邪党党话营造的一个虚假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崇高的神性早已被彻底的抛弃，代之的是魔性的高涨、物欲的张狂，人们的眼睛与心灵都被蒙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魔罩。

汉语是神启的语言，汉字亦是神创的文字，他们二者既是相对独立的表意系统也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信息媒介，蕴藏着深厚而广博的内涵与崇高的生命精神。昔者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当汉字产生时，天地之造化已显，世间的低灵亦无所遁其形，因为每一个汉字都与其所指发生着连系。语言文字背后所支撑他的是整个宇宙，其本身既是能量的凝聚亦是外部能量的通道，上达茫茫高穹，下启幽冥深处。每一个汉字都对应着层层的宇宙、纷繁的时空，一个字即是一个乾坤、一个宇宙。古人云：“言有尽而意无穷”，斯之谓也，祖先的“敬字惜纸”非是虚言。人间善恶同在，不同人的语言连系着不同的世界，蕴含着不同的能量。一本真正的佛经能指引一个柔弱的常人修炼成光焰无际的神佛，主宰广阔的宇宙，其背后连通着造物主无穷的能量！一本《共产党宣言》却会使人类相互残杀，伏尸亿万、血流成河！其本身凝聚的是邪恶的能量。

在人文初创的上古时期，人们的心灵与天地相通，语言纯净而具有神韵。那时的语言现在已不得而闻，但我们通过那时的文字却依然感受到那份神秘、深邃与广大，从《诗经》里先民们那天籁般的吟唱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古汉语的宁静与悠远，神味隽永、洋溢着生命的芬芳。在人类道德的强势时代，人们的语言会保持在一个很高的能级，社会亦由此形成一个和善的能量场，同时语言反过来又维持了人类心灵的高度。而当人们的道德水准开始下降时，语言也会随之堕落。昔仲尼“恶郑声之乱雅乐”虽言音乐，何尝不指语言？圣人之忧心超越古今！唐宋以降，市井小说（旧式白话文）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的心灵由纯净的高天滑向了世俗的繁华烟柳，淫词小曲的流行使语言中混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信息，把人们的行为导向低下。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却有力的遏制了这种语言的俗化，使汉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纯度。
上世纪的一场现代白话文革命使得古典语言所构筑的国人精神之天开始塌陷，文言文废止，引车卖浆之言登堂入室了。小丑瘪三、流氓强盗式的语言到处泛滥，大量的欧化句式成批引進，种种取消汉字的怪论甚嚣尘上，短短十几年间汉语被迅速的污染变得面目皆非。汉语之神性与生命精神渐遭解构，诗意与审美渐趋于弱化，通俗的白话文逐渐占据了公众语境，国人们曾经的优雅与闲静也随着文言文一道在这片土地上漫漫消失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恶梦的开始，只是共产邪魔進入中国的一个铺垫与前奏。1949年，随着中共邪党的暴力篡政，邪党自身所独有的话语系统——邪党党话如洪水猛兽般迅速淹没了整个神州大地。神圣的汉字亦惨遭邪党的肢解与篡改！至此神传文化的主要载体——汉语文字已被邪党彻底的颠覆，国人与传统的一切连系被强力切断，话语与思维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共产邪党本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的邪教组织，背后支撑它的是一个巨大的反宇宙的邪灵。人间虽然是善恶同在的一个场所，但善的力量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一个正常的人类环境下，共产邪党是无法在人间立足的，因为其反人类的邪性使它一出现就会被人间正的力量消灭。所以其在侵入前首先必须要在人间布下一个耐以维系其邪性的负的能量场，而语言即是其侵入的先导。汉语与汉字的神性对邪魔有着天然的抑制力量与防护作用，而现代白话文的兴起恰恰打破了这种屏障，使得党话借着白话文乘势侵入，共产邪说开始在神州大肆泛滥，中共邪党也应劫而生。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华夏之浩劫已山雨来临！短短几十年里，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跌入了黑洞般的深渊，古老的神州上建起了一个空前的邪教帝国。党话亦从此霸占了大陆所有的公众语境，并籍由暴力逐渐渗入国人的心灵深处，把邪恶的党文化推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党话其实不是人类的正常语言，它是邪党自身的一种系统黑话，只是被中共用暴力强行推向了全社会。这种黑话本身带有中共邪党的天然基因：魔性、暴力、煽动、控制与欺骗，它更是一套迷惑人心的魔咒，粘附在汉语上。人们一旦念动它就会自我招邪、自我洗脑，当全体国人每天都用它来说话、思考时，就会在世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邪灵的场，这个场又会反过来邪化每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没在大陆生活过的华人偶尔在听邪党的官员做报告时，常会感到象是一个精神病在胡言乱语，而大陆人往往一听就懂，感觉正常。这就是党话对人心灵的扭曲与变异，当这种党话成为了多数人的语言习惯时，其精神已经被邪魔控制，这个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中了邪的社会。但人们先天的灵性却十分的厌恶这种魔性的语言，也在抵制这种黑话。所以党话需要不停的灌输，以维持其在世间的能场。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陆从农村的大广播到邪党的殃视，从报纸到网络，几十年来天天都在重复着人们明知都是虚假的东西。因为语言就是能量，党话散发的完全是邪性的能量，人一旦听入脑中就会发生作用。

中共邪党的党话是一种系统的谎言，其主要的操作方式是不停的制造大量的新词，用这些新词来重新命名各种事物文本，最后形成了党话中独有的一套邪恶语汇与话语模式。这些新词有着不同程度的欺骗性，对事物的真相与邪党的罪恶起到了遮蔽的作用。如“共产”本身即是一个谎言，其实应该叫“抢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谎言，确切应叫“中共党国”。党话的谎言特征还体现在给人灌输种种似是而非的语言概念与一套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而这些概念的内涵可以由邪党任意编造。邪党在其篡政以后，用这一套语汇对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做了一个系统的篡改，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谎言世界。生活在这种系统谎言式的语言环境里，人的思维逐渐僵化，心灵被扭曲，外部信息基本被假象覆盖，人们很难对历史与现实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常常会顺着邪党的魔棒转圈。邪党籍由这一套系统的谎言，在大陆圈起了一座巨大的心灵牢笼。它建在大部分国人的心中，圈住了人们的思维，并给人带上了一个认识自己及外部世界的墨镜。即使有些人在来到了海外的自由世界里却依然走不出这个心牢，难以摆脱党话给自己带上的种种精神枷锁。

党话完全是建立在進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等这些邪教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对汉语神性的一种彻底的颠覆，是一种语言暴力。在这种语言里没有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观照、与自然的交融，有的只是对物质的贪婪、对暴力的崇拜、对自然的掠夺。其语调带有强烈的争斗性，语气往往是强制与命令式的，这种暴力语言无法自发传播，只能在一个封闭性的环境里靠强制性的灌输。邪党治下的大陆，从各级校园的教科书到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每天都在向社会散发这种语言垃圾，把邪党的各种歪理邪说灌入人们的脑中，对人的灵性起着巨大的戕害作用。与诗性般的传统汉语相比，党话毫无审美而言，大都粗俗不堪，充斥的多是人的肢体上的种种诉求与欲望，实是一种身体语言。其对人的各种身体欲望有着强烈的煽动性，一句“打土壕、分田地”能让邪党迅速的煽动广大农民为其篡政流血卖命，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能掀起红卫兵的造反狂潮。这种身体语言的泛滥使时下的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动物庄园，在这个庄园里人们失去了崇高的心灵、优雅的举止、博大的胸襟、诗意的生活，其先天的灵性已被党话吞噬，生活被物欲左右，生命被物质埋没。

党话的操作根本上是一种巫术，标签与口号则是党话中两种基本的巫咒。所谓标签就是邪党编造的针对世间各种事物的概念性语汇，这些语汇先是被邪党定义成某种性质然后强行灌输给民众，如：“XX主义”、“XX人士”、“XX份子”、“反动派”、“封建思想”等等。当邪党需要批判某人某事或吹捧某人某事时，就把这此早已让民众耳熟能详的标签贴到谁的身上，然后邪党就会念动这些咒语，大部分民众就会象中了邪一样的被其左右，想邪党之让其所想、做邪党之让其想做。特别如“反华势力”、“爱国主义”、“封建迷信”等这类咒语常常让邪党屡念不爽，驱赶民众随其干尽了残害生灵之事。而许多助纣为虐的百姓被骗上当却浑然不觉，自以为真理在握毫无忏悔之心。口号则是党话中的另一类巫咒，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共是告口号来行政的，离开了口号中共邪党几乎无法生存，其口号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到邪党政策，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口号往往无须解释、不讲逻辑、蛮横霸道，到处散发着邪恶的能场。其作用是为了制造某种社会气氛、定期给百姓洗脑、占领民众的话语及思维空间。邪党的口号主要有三种类型：歌功颂德类、洗脑迷魂类、诽谤诅咒类，如“打倒XXX”、“拥护XXX”、“构建XXXX”、“坚持XXXX”、“为人民服务”等等。邪党念动这些巫咒时常常是铺天盖地，从声音到图像让人避之不及、被迫接受，以达到其控制人心的目地。

纵观邪党党话实是中共邪党控制与魔化人类思想的暴力工具，它破坏了人们正常的思维程序与话语方式，将人从与自然的先天连系中层层剥离出来，使生命失去了终极的归属。它是邪灵的咒语，其终极目的就是变异人心，扼杀人性、鼓动魔性，把人类拖向毁灭的深渊。它之所以能在世间立足是由于人类普遍的道德滑落，人心不正、人背叛了神才会为魔所乘。我们每一个国人必须从根本上弃绝邪党、回归我们的良知与正念、敬天信神才能走出邪党党话的魔沼，找回失去的传统与真正的自我！

从610包办丧事看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 / 文／云帆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死了，家人料理后事，这是常理。当然有一定级别的中共官员死了之后，后事就要由中共出面操办了，级别越高，死后享受的待遇也就越高。很难想象，中共会去操办一个平头老百姓的丧事。目前，中共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就亲自出面为一个在劳教所死去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丧事进行了全程包办。专司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包办法轮功修炼者的丧事，其中必有隐情。

事情是这样的：湖北省赤壁市商业局5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玉玲，今年8月6日晚上，因为粘贴营救法轮功学员的传单，被公安非法绑架劳教二年。8月25日关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后，不过月余的时间，却在9月28日传出死亡消息。

郑玉玲的丈夫在9月29日赶到劳教所的时候，老伴的遗体已经被化好了妆，穿戴整齐被装在棺木里。令人不解的是，可以明显的看出老伴的鼻子变了形，手上也留有许多针孔。他询问这诸多疑点时，劳教所的人员只说：“郑玉玲9月9日开始绝食，28日中午死！”

劳教所的回答怎么能叫人相信？郑玉玲绝食没有？这是不是劳教所的一面之词？即使真的绝食，为何劳教所却要眼睁睁看着郑玉玲“绝食”而死？在“绝食”的情况下，劳教所采取了什么措施？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的鼻子是怎么变形的？手上的针孔又该作何解释？面对这种种疑点却没有人站出来回答。

死了人，当然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个中的凄苦和痛楚只有家人去承受。然而更令人接受不了的现实却是，湖北省“六一零”竟然不准郑玉玲的亲属在家里举行葬礼，并将家属订好的丧席强行退掉，更不准将郑玉玲的骨灰埋在农村老家。

9月30日，郑玉玲的遗体在武汉某火葬场被火化后，湖北省“六一零”和女子劳教所的人员随即将郑玉玲的骨灰葬在赤壁火葬场，过程中完全不准郑玉玲的家属介入，更让郑玉玲的亲人平添了诸多悲痛！

湖北省“六一零”和湖北省女子劳教所为什么要全程包办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丧事？连死者的骨灰都要绑架？是为了尽政府的职责，还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六一零的破格举动暴露出来的只能有这一个答案──那就是竭力掩盖罪恶。

郑玉玲的鼻子为什么会变形？看来劳教所给她化妆并不是为了安慰亲属，更不是为了告慰死者，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穿戴整齐也遮掩不了刚刚使用过的酷刑，那只不过是杀了人后摆设的一个假相。有谁见过劳教所为关押的死者化妆的？中共的劳教所真的变得人性化了吗？老虎吃了人，还会为丢弃的尸骨树碑立传吗？

郑玉玲手上的针孔说明什么？是不是警察曾经不遗余力的抢救过她？要不她手上怎么会有针孔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知道这针孔是怎么来的了。

有一个大法弟子写过一篇文章《我被湖北省沙洋劳教所用毒药摧残过》。文章中这样记述：
我第一次被劫持到沙洋劳教所被关在女所9大队。大约于2001年的5、6月份，沙洋恶警借口“防伤寒”，在强制下我被拖去打了一针，而那些包夹我的吸毒犯却一个也没有打针。打针后，我的身体开始消瘦，全身无力，反应迟钝，手脚缓慢，常常感到恐惧。第二年春，我被放回家后，仍然是这个状态。以至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我是因炼法轮功而炼成的这个样子。恶人们利用药物摧残大法学员的这一招多阴毒啊！最可恶的是他们将通过学法炼功而变的身心健康的好人有意迫害，又嫁祸于法轮功。在9大队对学员实施药物迫害的主要恶医叫刘秋红。

我第2次又被非法押送到沙洋劳教所，他们以给我检查身体为名，将我强行拖进沙洋七里湖医院，对我作了检查之后，说我身体合格。但是，他们却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大筒不明药物在几个恶医与恶警按住我身体的情况下，强行将那一大筒药注进了我的身体。以后，我小解的时候发现解出的是蓝色的尿液。我是2月被关进沙洋的，到了3月份，我的神志已被迫害的不清了。有时，我说了什么，我自己也记不得，出现精神分裂状态。但却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到了5月份，由于他们一直不让我睡觉，让我白天大负荷劳动，晚上让我一个人站着。我站到半夜时，不知何时走到别人睡的铺位面前，说了些什么话，我不知道。有时，我不自觉的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恶人们夏天借口“防中暑”，逼着对我灌汤剂和颗粒状药物。我的精神状态更差了。主要做恶的医生叫严红。

这只是一个大法弟子所经历过的受到药物迫害的案例，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到郑玉玲手上的针孔的来历。这个沙洋女子劳教所就是现在的湖北女子劳教所的前身，所有的罪恶都是一脉相承的。还有一个学员记述的大法弟子曾宪娥被迫害死亡的真相，更是能揭开郑玉玲死后不让家属插手的原因。

她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第二天曾宪娥就去世了。我们曾问警察曾宪娥到底怎么样？警察根本不正面回答。一直封锁着消息，半月以后，才说曾宪娥死了，说是患“心脏病”死的。并说经过法医解剖，“确诊”死于心脏病。我在劳教所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只是猜想单位领导和家人要求查明原因才解剖的吧，现在才明白可能是要人体器官。

后经证实，这个曾宪娥是湖北省十堰市顾家岗工商银行的女职工，年仅36岁。2001年8月3日，她丈夫被告之曾宪娥因心脏病已死亡。赶到医院，曾宪娥的遗体被从冰柜推出，衣服是新的，头肿的很大，双手紧攥在一起，身体是软的。曾宪娥丈夫要求重新换衣服，并查看身体，但被拒绝。曾宪娥的弟弟后带法医要鉴定被拒绝，要拍照也被拒绝，要拉回十堰同样被拒绝。尸体火化时也不让家属靠近。家属回到十堰后被告之不许开追悼会，不准将此事透露出去。

亲人死了，只有她的家人最有资格操办丧事，这有亲情的因素，也有个人隐私和尊严的因素。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地方当局做出如此不尽人情的决定？拍照不让，换身衣服也不让，连火化时也不让家属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怕亲人看到她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是怕那有可能摘取器官的事实泄露出去？这其中的秘密只有涉案的中共警察和相关的中共官员心里清楚。火化后，一把骨灰又能说明什么呢？

是，大多数情况下那一把骨灰确实不能说明什么。可是有的骨灰却记载着行凶者的罪恶，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郑玉玲死后连骨灰都不敢让家属插手的原因吧。

据明慧网报道，多名证人曾公开证实，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古城大法弟子苏菊珍，在马三家教养院曾被强制施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2006年4月8日早8：30分，被残酷摧残致精神失常的大法弟子苏菊珍含冤去世，终年49岁。4月9日早晨在绥中县前所火葬场火化时，发现头盖骨、小腿骨、肋骨都是黑色的，无法烧化。向专业人士咨询得知，这是药物中毒的结果。在场的火葬场工作人员和亲友、以及同日去火葬场火化的其他死者家属都见证了这些黑骨，并在当场与其他死者的骨灰进行了对比，所有人都说：这骨头不正常，太说明问题了。

还有一个案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被用药物害死的人的骨灰和正常死亡者的骨灰是有区别的：正常的骨灰呈灰黑色，而被药物害死者的骨灰则呈黑色。

吉林省东丰县第四中学教师魏凤举，因修炼法轮功，八年来三次被非法劳教，每次都是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一大队三小队。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魏凤举最后一次从劳教所出来，当时已被迫害的皮包骨头，但一顿还勉强吃一小碗饭。一个多月后，魏凤举突然开始不能吃饭，一吃肚子就疼，不吃就不疼，而且一吃什么就不停的泻肚。一两个星期下来人就瘦的脱相，大小便失禁，体重急剧下降，最后只剩下四、五十斤。她浑身疼痛，吃东西肚子就疼的难以忍受，尿液都是血色的。临去世前的一两天，她开始看不见东西，头脑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一直到去世，眼睛一直睁着，闭不上。最后十多天，嘴巴一直张着，闭不上。最后那几天连喂水都不能往下咽了。她自己说：“我不能好了，他们（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恶警）给我打针了。”她的遗体火化之后，骨灰就是黑色的。

这类例子太多太多了，明慧网上这方面的报道有很多，都是有名有姓有住址的。真相报道出来后，经常关注揭露迫害的明慧网的中共各级官员们心里是害怕的，他们怕自己的罪行为公众所知，他们更怕有朝一日的清算，所以做起事情来才如此的诡异。

郑玉玲死了，是中共给她包办的丧事，火化前还给她化了妆，好似要让她体面的离开人间。她从开始的被绑架，到被绝食、被打针、被死亡、被化妆、被穿戴、被火化、被埋葬，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迫害情节啊！有的她知道，有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把她绑架、逼她绝食、给她打针、害她死亡、替她化妆、为她穿戴、送她火化、将她埋葬的人，是真心的为她好吗？参与者不都是迫害她致死的主犯和帮凶吗？

郑玉玲虽说被化了妆，可是被迫害变了形的鼻子是化妆师所无能为力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的圣洁形像。相反，那些五官齐全，为她包办丧事的中共官员及其走卒倒一个个显得污秽不堪。

郑玉玲走了，离开了这纷扰险恶的人世，她的遗憾可能是未能用自己的慈悲唤醒这些迫害自己的中共警察。知情的中共人士肯定是害怕她的，直到她离开人世还处在恐惧之中，不然的话，为何要将她的骨灰也要劫走呢？

这些中共的党徒们真的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入罪恶的深渊而不知悔改吗？你们将要面临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定要到地狱里去分辨自己做了哪些对不起良心的事？

中共器官移植的历史 文／甄钧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现代器官移植起源于前共产苏联，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夫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肾衰竭、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年轻人体内，病人在48小时后死去了。

中共建政后继承了苏共体制下的这一发明，利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活体器官来提高移植质量。从其建政开始就利用医术较高的医生进入军队系统，甚至成为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中共中央保健系统偏爱移植医生

中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人员先是在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在60年代由吴阶平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脏移植手术。

吴阶平是泌尿外科医生，1951年率领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为中共立下大功，随后在1956年加入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取消领导干部配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健康。一个泌尿外科医生成为中共高级领导的保健总管，其本身就是违背医疗常识的，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为主，是内科医生的专长，泌尿外科只是为前列腺、尿路疾病等特定疾病提供专科服务的配角。吴阶平能出任这个角色，当然不止是因为其医术的原因。

吴阶平当时负责周恩来癌症的治疗。1971年他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毛泽东批准文件下来的时候，距离他打报告上去不止一年以后的事了，早已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毛泽东批示手术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彻底检查一遍，然后是第二步再手术。但是叶剑英向吴阶平传达这个批示的时候，又说了一句：「你知道，实际上不会有第二步的了。」

吴为了保证和中共政治要求一致，不管自己病人的死活，不顾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其医术完全是为了中共的最高政治目的而服务，这样不顾医德而技术精湛的人当然为中共所赏识，执行中共要求，不管职业道德，这才是吴这类的移植医生在中共系统里飞黄腾达的原因。
通讯兵部架线保证肾移植

给邓小平做过前列腺手术的泌尿外科医生李炎唐任职于北京三零一医院，1959年起师从许殿乙和吴阶平主攻泌尿专业。70年代中后期，在中共的10个元帅中，他参与治疗的有7位，10位大将中，他参与治疗的有8位。

1977年10月，他开展的第一例病人肾移植，情况很差。当时在北京做肾移植的病人还没有存活超过一个月的。在全国也只有上海中山医院熊汝成做的病人活到一年半。于是他们确定的方案是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争取尽快恢复肾功能。他在亲自写的文章中披露：当时取肾车都是警车开道，一路开绿灯，时间要求紧。为了尽可能缩短时间，我们还通过通讯兵部架一条线，从取肾地点直接通到手术室，当肾取下可用时，立即通知手术，病人开始准备并开刀等待，两不耽误。就这样，等李炎唐将肾取回，修整好，周柏铭大夫已将受肾区工作做好，而当时负责通讯兵部架线的就是手握兵权的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肾的来源李炎唐当然讳莫如深，可是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当时为保证肾的质量，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不但出动警车，交通部门全力配合，连军队的通讯兵都要架专线，这样重要的工作当然不能假手外人，是太子党通过关系要军队服从命令。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的医学解释就是活体取肾，至于肾的来源是死刑犯还是其他活人当然也是中共的机密。
二零零六年四月，北京三零一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电话中证实，她自己就主刀过肝移植手术。该医生补充说，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任何泄露器官来源的人“会被取消做这类手术的资格” 。

现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移植大户

中共在2001年挑选黄洁夫这个与国外有较多联系的器官移植专家作卫生部副部长，用意深长。随后，黄洁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负责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中央保健会诊专家的总管，负责所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与吴阶平相似，移植外科医生做中共头目的健康总管，是因为他能忠实执行中共的政治目的。作为移植医生，黄洁夫要靠中共死党、军队和政法部门来提供手术需要的器官供体，才能成为专家、获得名声和利益；作为中共，中共知道黄洁夫的把柄和罪证握在中共手里，而且临床经验丰富，医术精湛，正好成为能为中共死心塌地高效率服务的医疗界骨干。

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及党组成员之前，黄洁夫为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曾在多所国外大学作访问教授，他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手术，并曾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肝移植专著，是公认的中国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和带头人。尽管黄洁夫一厢情愿的执意把第二次肝移植高潮开始的时间定在1993年，在其它中国移植书籍中，该时间都被明确地定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如2001年出版的《肝脏移植》一书中说：“我国肝移植临床始于1977年，随即掀起第一次高潮……自1998年起受多种因素影响，进入第二次高潮，肝移植在大陆的年例数逐年增加，1997年为16例次，1998年增加到27例次，1999年猛增至118例次……”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往新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9月28日，黄洁夫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打开一名46岁的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浸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洁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就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黄洁夫及院方就迅速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即中山一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当天，患者手术切口被缝合。次日下午6点30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存在特殊液体中的肝脏的冷缺血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5小时，以保证移植质量。考虑到摘肝、运输及十几个小时的自体移植手术，只有杀活人取肝，才能保证当自体移植手术失败时，可以立即改用备用肝脏做移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医科大学是军医学院，直接属于解放军系统管理，这说明了黄可以指挥得动军队医疗系统；黄一个电话，24个小时内就来了匹配的肝脏，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这在医学界上创了世界记录。如此高的效率不借助罗干的政法委和军队医院和军队系统，是不可能达到的。

结语：中共的器官移植业随其建政开始发展，移植医生通过为中共高层保健服务而得到特权和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机器的机会，中共则利用这些医生进行器官移植的培训和推广，形成共产党体系内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而且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开始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势，活体器官移植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产业化，直接造就了1999年到2006年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暴涨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