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zhengjian.org/node/15691“我没说这位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有区别的。”1942年，在聆听了一位亲身经历过华沙死亡集中营的年轻波兰人的证词后，一位谨慎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对媒体这样说。那段沉痛的经历给欧洲人留下了一句至今仍难以磨灭的话：“Never Again!（永不再发生）”然而七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不得不看到历史以更加残酷的方式重演。
1月29日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国际会议，指向了这个人们不愿意触碰的伤口上。这个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一个恐怖的故事”的高规格国际会议，由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和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联合主办，并邀请到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活摘器官见证人等到场发言。
十五年前的经历至今无法摆脱的梦魇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外科医生安华托蒂先生(Enver Tohti)，亲身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他描述说，在他听到枪响后，跑过去看那死刑犯时，发现他并没有死。执行者故意将子弹打在了胸口右边，以保证摘取器官的时候人还活着。这段近似杀人的经历，日后成了托蒂医生的梦魇。他说：“那种感受你没有办法形容。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你应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杀了那个人。因为我拿走了他的肝、他的两个肾脏之后他死了。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一种对于我的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的一个亵渎。很多年了，在心理感受上很沉重。”
托蒂说此后，他一直在忏悔，希望死者的亡灵可以安生。同时他也站出来作证，为的就是让这样的罪行不再发生。他呼吁更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医生都站出来。
更恐怖的悲剧 至今仍在上演
驻伦敦的调查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先生(Ethan Gutmann)和来自德国的医学教授李会革博士，带来更多的详实的对比数据，见证人的采访，人权组织的调查数据，叛逃的前中共官员的证词，打往中共高层的电话录音，以及被劳教、酷刑折磨过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经历，还有西方医生的证词，证明他们的病人到中国能在两周内找到匹配器官，并在指定日期进行手术。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发生。其受害者包括藏人、维吾尔人，而最大的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葛特曼在他的发言中说，2012年初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之后“活摘器官”一词在百度搜索上短暂解禁，证明了活摘器官背后的主要参与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和江泽民。
葛特曼先生估计，几年来，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在6万5千人左右。
国际社会的响应 从沉默到强硬
活体摘取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从2006年曝光后至今，已经六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难以置信”，是与会者分析的其中一个原因。
欧洲议会议员莱昂尼达斯(Leonidas Donskis)说：“人们难以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对于欧洲和北美来说，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只能和纳粹相提并论。”
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欧洲议会议员克兰(Tunne Kelan)认为，人人都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经济利益也是重要原因。
维吾尔族外科医生托帝也不无感伤地表示：“当经济利益，就是你的口袋扁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人权放在一边。这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悲哀。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多年来除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就活摘器官一事作过独立调查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也一直在奔走呼吁，然而国际社会始终保持相对沉默。这种状况在去年突然发生了改变。
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说：“我到过澳洲，很吃惊地发现那里在政策上采取了非常切实的行动。而在美国，更令人惊讶，一百多名国会议员站出来说：国务院得告诉我们他们都获取了什么讯息，王立军都告诉你们什么了？他有没有说活摘器官的事情？这些都写在他们给国务院的信件里了，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欧洲议会：相关人员应送交国际法庭
作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法轮功学员们从未停止过用各种平和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呼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代表张而平先生呼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要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应该站出来公开谴责这种暴行。然后让这样残暴的事情尽早停止。”
一面是经贸利益的诱惑，一面是受害者们的强烈呼声。欧洲议会议员表示，在这利益和人权的平衡中，议会也有他们的职责。
欧洲议会议员莱昂尼达斯称这次会议是“一记棒喝”，活摘器官的罪行将会让世人震惊。他说：“应该大声疾呼，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要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就这么简单。”
欧洲议会议员克兰称：“这是道德在毁灭。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活摘器官）这一行为，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一部份责任。”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