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的父亲曾任府吏数年，秉公执法，平冤狱，行善事，累积阴德。商辂出生时，很多人远远就看见他家中有光亮闪烁，太守对他父亲说：“尔子上应天象，必非尘凡之器，他日必为朝廷大瑞，与国家增光者也！”商辂渐渐长大，读书识字，便出口成章，后来果然连中三元，成为“明朝三百年，科名第一人”。
忠心保国
明英宗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土木堡事变”， 英宗误听宦官王振之言，失陷于土木堡地区，蒙古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败报到来，朝廷一片混乱，一些大臣纷纷建议往南迁都，此时商辂刚刚進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坚决支持主战的兵部侍郎于谦，与他齐力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二人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若一动，宋南渡之事可鉴也。一步不得离此！”郕王即位为代宗皇帝，商辂辅佐于谦，带领军民抗击蒙古军队入侵，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国家转危为安。
造福百姓
明英宗复位后， 商辂因不媚权臣，被奸臣诬陷而罢官。商辂在罢官居家的十年中，为百姓做了很多善事。他看到从村里到县城，山道险峻，峡谷水流湍急，行人困难，于是拿出明代宗赐给他的百两黄金全部用于修路。邑人立碑以盛赞其功德。他还创办了“仙居书院”，教书育人，讲授儒家经典，带动了淳安兴学之风，使民风淳厚。他还经常被邀赴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讲学论道。
规谏君主
明宪宗即位后，对持正公道的商辂印象很深，将他召至京城官复原职，商辂辞谢，宪宗说：“先帝已知你是冤枉的，你不要推辞了啊。”商辂于是根据当时多地区出现的水灾，提出了首先要修德消除灾祸的八件事，即《修德弭灾疏》：学习圣贤之道；允许众臣直言進谏；平反冤假错案；停止不急需的修建项目；减省多余官员；设置义仓；尊崇先圣名号；广泛制定士法等。宪宗赞许并采纳了，使很多因進言而被罢官的人恢复了官职，使忠臣得以保全。后来商辂升任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上了《政务疏》，详细的论述了作为君王所必须有的君王之道和职责所在。谈到自古圣人明君都修身正心，尊崇道德，表率于民，特别强调君王要“纳谏言”，“伏望自今以后，凡遇建言之人，乞赐优容所言，可用即可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
为民请命
周太后家管田庄的内吏与百姓争夺田地，侵占民间地产，众民与内吏发生争执。太后大怒，宪宗想把百姓迁徙到塞外，“欲尽徙苏民之边者，计八十余家”。商辂奏道：“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吏侵占民地，未有平民百姓敢侵占官地者”，替百姓说话，使众民得以安宁而免徙边庭。宪宗想在宫殿的北面修建一阁楼，命令宦官经办，商辂等人上谏取消此事；工部请采木修筑乾清门，商辂极力劝阻稍缓。当时有开封、凤阳诸府流民流徙济宁、临清，商辂招垦畿内八府，给粮种，使民有所养。
商辂在任内的一大功绩是力谏撤销特务组织“西厂”，为民除害。宦官汪直掌管西厂，横恣胡为，越过刑部、都察院任意抓人杀人，制造冤狱，满朝文武官员、京城百姓无不切齿痛恨。商辂为民请命，毅然上了著名的《请革西厂疏》，奏说汪直和西厂是国家一大危害，主张撤掉，明宪宗看了大怒说：“朕用一内臣，怎么就危害天下了？”商辂严肃的说：“陛下听信汪直，而他安插耳目在群臣中，如韦瑛、王英等人，汪直把这类小人当做耳目。他们假传圣旨或都称自奉密旨，滥杀无辜，作威作福，欺虐善良，有时一天擅拿十几人，如此国法安在？害的士大夫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此辈不罢免，天下怎么会无危险呢？”这时大臣万安、刘翊、刘吉等也站出来参劾汪直，商辂向他们道谢说：“诸公都为国家这样做，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在商辂等人的力谏下，宪宗当日即下令罢免汪直，废除西厂。朝野肃清，人心大快，商辂的《请革西厂疏》也成为历代相传的不朽之作。
商辂的文章虽存世数量不多，但所留存的每一篇都为人所珍重。他是非分明，爱护忠臣，不趋炎附势，凡所做的事，都是有益于国家、生民之事。他为人厚道，乐于修德行仁，人们都说与他共事如沐春风，润物无声，让人心悦诚服，“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明史》），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商辂在《咏梅》诗中写道：“玉骨冰肌不染尘，雪霜深处倍精神。莫言岁晚无生意，南北枝头总是春”，这正是他一生坚守节操、坚持真理的写照，也是历代仁人志士高洁品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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