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接上文）
二、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8/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280666.html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8/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28066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接上文）
三、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完）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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