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来历和起源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书》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地文、人文，这是传统中颇具份量的概念，天、地、人被称之为三才。关于天象，《黄帝书》开篇首句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说文》），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感悟和实践真理的修炼人，无不顺天意而行，修身证道，善化苍生。据文献记载，如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禹以德治世、率民事天；文王预测如神；老子继承了上古文化；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易经》问世；孔子继承了治世安邦的儒家文化，释迦牟尼佛教的传入等。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二、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儒释道三教的义理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仅对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而且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念与气节，都是由这里产生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是敬天敬神、重礼知义、崇德报恩等，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等，其中充满对宇宙真理、人生真谛的探求和感悟，回答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是否有更崇高的意义，永恒的价值，应当怎么做人，升华道德境界，以至达到佛道神的标准等问题，给人以心灵的指向。
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传统文化的道德观，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与心灵向上的依附，它为后人蕴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而且直接促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种艺术的生发勃兴与境界提升，其深刻的内涵需要人们在正信中、在道德境界的升华中去一步步地感知和体认。
道德信仰的力量，能让世间无纷争，只有深沉的平和。在面对纷乱的世事或困境中，能使人拥有心灵的一方净土，能让他们保持心灵的平静；在利益和道德的分歧前，他们还有一个道德的底限，因此，他们不会迷失自我，任何时候绝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永不堕落，永远能看见希望。如果能顺应天理，至作圣作贤、成仙成佛、证悟大道、济世度人、立极万世等都是。失去了道德文明，虚妄邪僻则会乘虚而至，使人走上邪路。
三、传统文化的特质
中华泱泱五千年文化，经历人类整个文明史，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巨大的包容性体现在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以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形成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有气质和传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蕴涵的厚德载物的精神和“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具有无所不包的融合性与无所不至的渗透性，生生不息。如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明，在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儒、释、道发展和弘扬达到鼎盛时期，使社会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并影响着东方各国及其它国家。
四、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各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易书》说天、地、人为宇宙的“三才”，《易书》还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要“继”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与“广”天地之“生”，“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以达“天人合德”。
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认为上天造就了人与万物并赋予其德行、善性，为其制定了法则。天人相应，天人相通，天人一体。孔子在总结人生规律时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说：“保存灵明的本心，培养天赋的本性，这就是奉事上天的方法”。佛家和道家都提到天理循环，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
古时天子最重视的就是祭祀，祭祀是为了敬神，赞颂天地之化育。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圣人乐于行道，原本不是为了求福；为了求福才行善，心中已经涉及私利了。所以只应当尽自己的心力，顺受于上天，不可有一丝毫期望希求的心。行善去恶是人本分内的事，然而只要自己能够尽到人事，诚心不间断，终究能够感动上天。
（二）“道中庸”、“致中和”
《中庸》中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是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一切物我、人我、理欲、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都应该用“道中庸”、“致中和”的准则来调控，以达到至诚、至善，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朱熹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中”就是正确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乱。《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有调和、和谐之意，先王制礼作乐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为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仰赖的是仁政与修德，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宋叶适在《中庸》中说：“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吾顺之者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臣也，夫如是，则伪不起矣”。
古人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关于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荀子在论述时还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不以私欲而损害他人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敦厚宽容。儒家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主要有仁、礼、和、义、信，其所倡导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利思义”、“人无信不立”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人生价值观
《诗·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传统文化的做人理念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够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提出以慎独自省，强调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人应当有远大的志向，塑造崇高人格，“从心所欲”，光明磊落，而又“不逾矩”（《论语、为政》，朱熹又提出君子要有“正心、诚意”的端正态度；道家讲返本归真，修成真人；佛家修善，达到佛的境界。
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仁人君子顺天知命，安贫乐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求人们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如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
传统文化中儒家兼济天下、佛家大慈大悲的精神及道统的意识，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们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知先觉的诸葛亮；精忠报国的岳飞；忧国忧民的陆游……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或精忠报国。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文化是神传的，人是神造的，传统信仰和正信的核心是教人向善，宗旨是按照宇宙规律去做，达到人与宇宙的和谐。神传文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引导人们以道德水准衡量一切事物，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鼓励人追求真理，使真正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来，其正统的道德规范以及内涵的博大精深，也蕴涵着历史赋予他更为远大神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