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职守 秉公执法
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倡导任人唯贤，对祸国殃民的贪官及庸碌无能的昏官大加弹劾。著名的事例有：七次弹劾贪官王逵。王逵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骄横跋扈，欺压百姓。宋仁宗把王逵贬到了池州，不久就又提拔起来，任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包拯听到任命的消息，立即上书弹劾说：王逵在前任上，就苛政暴敛，民怨沸腾，应该得到严厉的处罚，而不能提拔重用。宋仁宗于是把王逵改任为淮南转运使，包拯还是不同意，连续七次上书弹劾道：如果任命王逵这样的酷吏，等于给当地百姓带来一场大灾难，在包拯的坚持下，宋仁宗罢免了王逵的职务。
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在张贵妃的请求下，宋仁宗把张尧佐提升为三司使。包拯指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转眼到了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再次直谏，指出张尧佐平庸不称职，请皇帝另选贤能，大臣们也纷纷支持包拯。张尧佐见状，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宋仁宗再次收回成命。这年八月，张贵妃多次向宋仁宗提出封张尧佐为宣徽使，一日宋仁宗早朝前，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说：“皇上今日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啊。”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的民怨纷纷。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以国家为重！”张尧佐站在一旁，听的心惊肉跳。众大臣又纷纷襄赞包拯，宋仁宗又没有合适理由反驳，气的一甩手回到宫里。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所以等宋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宋仁宗斥责说：“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规谏君主 以德施政
包拯无论是平时，还是遇到天灾、星变之时，都上疏宋仁宗，既对宋仁宗本身的过失提出指正，又对治国安民的大计提出建议。他特意上了一道《进魏郑公三疏札子》，把唐朝魏征的三篇奏疏抄录给宋仁宗，希望宋仁宗能像唐太宗那样，成为“英明好谏之主”。他上书天子应有的德行，“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一方面兴利除弊，一方面要选贤任能。他在奏疏《乞不用赃吏》中指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意思是说，清廉是人民的表率，贪污则是危害人民的盗贼。主张用人要用忠直廉明的君子，他为因触怒权贵被贬的范仲淹等人呜不平，并建议重新起用他们。对于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并且永不录用。他的建议多被宋仁宗采用，使贵戚宦官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包拯还多次上疏推行善政，提出“宽民利国”，以保百姓福祉。他采取了一系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治理水患，兴教办学等措施，并督促各路行政机关能够尽职为百姓谋福。他下令，凡各库的供品，以前都是各州摊派的，这对百姓的负担很重，现在都要变成与百姓公平交易。他请求宋仁宗支义仓米赈济灾民，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并请求真正放免民户欠负的赋税等。宋仁宗接受了包拯的建议，曾任命他专门负责“放天下欠负”，结果一次即除放各种欠负一千二百万。史载包拯：“公所莅职，常急吏宽民，凡横敛无名之人，多所蠲除”。
一心为民 清正廉洁
包拯为了防止权贵们找他“走后门”，干脆完全断绝了与高官显宦及亲朋故旧的私人书信往来。有来“走后门”者，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亲朋好友，一概拒绝。而是把官府的大门向百姓敞开。他在权知开封府时，按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官府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杜绝奸吏。于是呈现了“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是非明辨”的局面。
包拯严于律己，生活俭朴，“饮食器用如布衣时”。他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广为流传：他出知端州（广东肇庆）时，端州的特产——端砚闻名天下，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而包拯直到离开端州，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传说包拯任满后，端州男女老幼万人空巷来码头相送，携物相赠，都被包拯一一谢绝。有个人便将一块最上等的端砚用黄布包好，悄悄放进舱内，想包拯到了地方也就收下了。包拯的船不久就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此时却风起云涌，大浪不止，几乎快要将船给淹没了。包拯下令停船，暗自诧异：“我包拯在端州清淡如水，如何惹的天公这般动怒？”于是命人将行李查看一下。果然，发现了一件端砚。包拯将端砚扔进江中，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随后，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顺流而下，后来成为沙滩。这便是传说中的“砚洲”、“黄布沙”或“墨砚沙”。当地人请名匠雕刻了对联纪念，对联上书：“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今古”。
包拯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不苟合，不会伪辞色悦人”，“不爱乌纱只爱民”，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妇孺皆知其名。他写在府衙中央大厅墙壁上的那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书端州君斋壁》），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拯的做人道德准则和为民造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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