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母亲薄太后亲尝汤药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1/13/文史漫谈-修内而安外的明君-249245.html【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儒家非常重视自身的修养，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询问君子之道，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基础是修身，只有人心正，人的行为以及人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才可能遵循正道，天下人也才能够乐于遵守。孔子还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政令和刑罚都是外在的约束，人们可能会因为畏惧而表面服从，但却永远不能使人发自内心的要求自己做好人。只有真正从内心明白了道德的重要，善恶的因果，人才会乐于积德行善，耻于违法作恶。所以自古以来，圣贤修德于天下，既严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又注重对百姓的道德教化，认为这是为政的根本。
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有西周的文武之治和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南朝元嘉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明朝的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等，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些治盛之世的出现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当时的君王对为政之道的身体力行，他们励精图治，居安思危，克抑私欲私情，纳谏任贤，大力弘扬以儒家为正统、佛道为辅助的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最后达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
一、清静无为的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3年，是汉朝的第3个皇帝，汉高祖刘邦第4子。刘恒个人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3年，享年47岁，谥号孝文皇帝。也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中为母亲薄太后亲尝汤药的主角。
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令人赞美的地步。一方面文帝受老子的思想影响，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劳民伤财，与百姓同休息；另一方面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百姓受益，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了强盛。
文帝仁民爱物的德行，体现在为政的方方面面。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其二，文帝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主管大臣请求皇帝封立皇后。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姓窦。文帝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各方面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其三，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还把授兵权或调军队的铜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
对于自己，文帝则十分节俭。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其四，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其五，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他还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其六，在对待同姓王反叛的问题上，文帝则是以德报怨。在平定济北王刘兴反叛后，文帝下诏宣布赦免随济北王造反的官吏百姓。公元前174年，主管大臣报告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律，不听从皇帝的诏令，宫室居所超过规定的限度，出入车马仪仗比拟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与棘蒲侯的太子陈奇图谋造反，还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调用它们的军队，企图危害宗庙社稷。群臣议论此事，都说“刘长应当在街市上斩首示众。”文帝不忍心法办淮南王，免了他的死罪，废了他的王位，不准再做诸侯王。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文帝却把尉佗的兄弟召来，使他们显贵，报之以德。尉佗于是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
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无为而治，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班固在《汉书•文帝纪》中给予文帝很高的评价：“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二、盛世明君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出生，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和诗人。李世民以弓箭得天下，戎马倥偬，武功赫赫，即位为帝后，又虚心纳谏，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为最著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被世人千古称颂，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唐太宗即位后，常常对隋亡于暴政引为鉴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太宗认为，为君王者，应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这是君王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他善于学习，博览百家，精研六艺，以史为鉴知兴替，虚怀纳谏，以人为镜知得失。
此外，唐太宗深知人为国之先，国为君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广施仁德之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简而言之，唐太宗的德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实行宽简法律，强调修德；3.去奢省费，割情屈己；4.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恢复经济；5.容人纳谏，时刻自省；6、选用廉吏。7、重视文化、道德教化
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认为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
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去奢省费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识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深感“民少吏多”，弊处很多，主要表现是：耗费资源；职位重叠，互相推御责任；谋士过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决。为此，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了一半，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龄遵从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称奇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改革竟然没有惹起任何社会动荡和不安，可见太宗行事极为审慎，确保不出偏差。
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
唐太宗深知，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休养生息。同时太宗也清醒的意识到，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提倡崇俭薄赋。他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当时正值春耕，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此外，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生产。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容人纳谏 时刻自省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以纳谏而闻名。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一次在选拨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的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戴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采用完善宽简的法律
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太宗认为重视德行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为重要。一次他问大臣王圭，“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圭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选用廉吏
在选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门第，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不问出身、不计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选拔官员的制度，用科举代门第，破门阀之见，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进之机。
太宗还对有“品位”的官员提出了四个要求，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贞观之初立制，每个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尽心尽责。太宗更以“居官谄诈，贪混有状”八个字来判定德行为“下下等”的官僚。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令众臣从心底里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栖于树，犹恐树不高，故结巢在树之巅。鱼藏于水，犹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两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贪食诱饵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试法！”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道，“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政治十分清明。
重视文化、道德教化
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下设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必读书目，学习优异者，送往吏部参加科举考试。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后，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太宗还下令成立了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此外，他还募集名儒出任学官。因此，京师一时儒者云集，人才辈出，为大唐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
唐太宗十分重视佛法的宏扬，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并在洛阳亲自与其会面倾谈。这使佛教在唐中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由于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同秉一心，并且笃信佛法，使得初唐国势强大得惊人。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风调雨顺，农业上每年都是大丰收。每逢节日，皆有君、臣、民同乐的庆典，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天下大治活现眼前。
当此之时，各国臣服，大唐边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唐朝政府还设立了流所，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这种盛世气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公元649年，唐太宗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其勤奋亲民，文韬武略，英勇过人，既有创业之能又有守业之才，确为“千古一帝”，后有明代史学家朱翌赞太宗曰：“自三代以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为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三、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他身上有满洲、蒙古和汉人的三种血缘。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着，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玄烨两三岁时就到宫外避痘，四五岁时出天花，九死一生，躲过一劫。玄烨童年一直受到皇父忽视，皇父无心、也无暇顾及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与教育。八岁时玄烨痛失皇父，十岁时丧母。佟氏去世后，玄烨昼夜守灵，擗踊哀号，水浆不御，哭无停声皇室近亲，耳闻目睹，无不感动。但是，玄烨在不幸面前，没有怯馁、退缩，而是以此励志修身，勤奋学习，磨炼意志，为亲政后的治国理政打下坚实基础。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其四，改革赋役制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以孝道治国化民。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要求每个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并规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孝经》及他的“圣谕广训”以规训子弟，为宏扬敬老古风，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办“千叟宴”，赴宴人数多达万众。
康熙皇帝博闻好学，不仅谙熟儒家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和艺术等颇有研究，而且对算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在康熙时期的开明宽松政策下，一批传教士得以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基督教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比如推广种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学等被介绍到了中国。康熙皇帝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着来自西方的文化，同时关注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方面和他并列的只有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无与伦比，并开启了康乾盛世，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经过其治理，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足。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
1722年，康熙大帝病逝，终年六十八岁。终其一生，可以说康熙是一位圣德之君。其为君之道主要在于：勤慎理政，仁爱宽刑。《清史稿》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历史的斗转星移，弹指一挥间，已然跨越五千年。在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岁月中，在华夏大地这个广阔的大舞台上，走过了秦皇汉武，走过了唐宗宋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朝代。虽然幕启幕谢的时间不尽相同，但每一朝每一代都为后人留下了绚丽的文化。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厦，五千年的鸿篇巨制其实就像一部在教给华夏子孙如何做人做事的大戏。《礼记•礼运》开篇即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克己奉公，仁、信、礼、义，归根结底是道德境界的体现。大道原本就永恒的存在那里，不变不动。变化的是人心与道德，偏移了他，大道废弃，动乱与衰亡就开始。回归他，大道就行于世间，则兴盛与富强就出现。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他只是将神所传于人的道理重新叙述出来，让人们通过内省和自修去达到他。千古一帝的丰功伟绩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但是他们修内而安外的做人之道，每个人都可以终身奉行，到时如果人人都能够明是非，辨善恶，晓因果，政民自束其心，则党文化必然解体，道德回归，文化复兴，人间正道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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