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着文化的水平。一批批“红色导师”、“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应运而生，纷纷走上各式各样的专业讲台；一期期各类各科的“红色教科书”，被精心编造而成，充斥着所有大、中、小学的校园和学生们的书包；一群群优秀学生被作为“红色接班人”，逐级选拔上去，甚至派到国外镀金。
宗教是文化的源头。神的文化不就是宗教在传播吗？中国的正教，历来公认的就是“儒释道”三大家，“新中国”建立初期把“儒教”取缔之后，就只剩“佛道”两家了。经过几十年的“限制、利用、改造”，一批“红色和尚”、“红色尼姑”和“红色道士”、“红色道姑”终于破茧而出，还有几个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红色大法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寺院、道观“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如今也是“旧貌换新颜”，面目皆非，已不再是僧道修炼修行的场所，而变成旅游胜地、赚钱单位了，变成“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试问“第二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社会主义”能那么快就搞起来吗？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在一夜之间就把百万、千万、亿万国营企业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国营、私营、个体公司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别看你们已取得了暂短的辉煌，可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轨道”啊！
试问“第三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战胜法轮大法”的罪恶运动还能搞的起来吗？你还能站在“法轮圣王(即降生在人间的弥勒佛主、万王之王、创世主上帝)”和众多“佛道神”面前耀武扬威、口吐狂言吗？你还能明目张胆的把亿万民众引向地狱之门吗？
别看你们已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可还是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諾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一次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这次重大事件，是中国的“无神论者”向神权和神传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大决战”。这场“大决战”，不仅在旧人类终结之前短暂的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最大根据地和前沿堡垒——中国这块阵地，而且确立了中国“无神论者”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地位和领导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这场“大决战”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运”的“新纲领”、“新路线”：在国内，要全面、彻底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并逐步建立“红色革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国外，要以“红色革命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为主要手段，首先面向弱小、贫穷国家，然后再向大国、强国挺进；为达上述目标，必须不断的、全方位的培养和造就大批“红色文化事业”接班人。
怪不得“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曾多次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一个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们对“两件事”浑然不解。“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是靠“游击战”？“地雷战”？还是“地道战”？“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与“赶走日本侵略者”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见了另外的一次讲话，人们才有所领悟。这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解释：我们还得感谢日本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强大起来，最后把他们赶跑了。原来“赶走”是幌子，“感谢”“帮助”才是真啊！回顾历史，那实实在在是中国“无神论者”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啊！把“生死存亡”的残酷历史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就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吗？
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观察分析，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所讲的“两件事”的真实含义。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其“伟大、光荣、正确”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啊！就连其“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徒子徒孙也是稀里糊涂，一方面在沿着“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新纲领”、“新路线”前进，一方面又大骂自家的老人家晚年昏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啊！处于悲剧中心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看看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站在“上帝和佛道神”的对面，与神佛为敌、与上天为敌啊！
呜呼，呜呼！哀哉，哀哉！呜呼哀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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