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放地》中描述了一个迷恋行刑机器到痴狂地步、对杀人过程心醉神迷的冷血军官。这位军官面对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机器，象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甚至用“奇特”和“杰作”来赞美它；而残忍的刑罚过程，不仅令他痴迷，在他眼中，还是一份崇高和“正义”的事业，带给他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这位军官令人不禁想起王立军。王立军通过他的所谓“现场心理中心”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器官移植，他痴迷于整个屠杀过程，甚至产生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他得意的宣称：“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注：即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他还在颁奖大会上“感言”：“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虐杀成了高尚的事业，嗜血的过程带来荣耀，不仅能够迷醉其中，还能产生自豪和荣誉感，在荒谬、邪恶和没有人性上，这两个扭曲的灵魂多么相似！
两个杀手的相似，还表现在他们无视被虐杀者的痛苦的冷血上。军官的行刑机器上，被害者要忍受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折磨。而大陆官方说王立军的注射死亡实验在国际“领先”。然而国外相关研究是让犯人如何死得快，如何减少其死亡的痛苦，王立军则是正好相反，研究如何延长被注射者的死亡时间（而其他国家根本不允许做这种违背伦理的实验）。
不过不同的是，在残忍度方面，军官不及王立军的万分之一。军官的杀人机器，是用“靶子”在人体的皮肤上刺字，被害者忍受的是真正的皮肉之苦。而王立军则是用手术刀在活人体内掏肝取肾和摘取心脏，被害者在这种精致而残忍的虐杀中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感知的极限。即使放开想象，也只能是一阵阵惊惧和颤栗。
卡夫卡以他冷峻的笔墨让人看到了一个由极权体制孽生出的冷血杀手，使无数人为之震撼。而现实的中国大陆，则有很多较之残忍万分的王立军式的恶魔——那些用血淋淋的手术刀支撑起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的活摘器官者们，他们的残忍度因为大大超越人性的底线而使人难以置信。然而他们，却真真切切是中共暴政精心打造出来的人类最邪恶的产物。
为了造就这样毫无人性的魔鬼，中共经过了几十年的杀人实践。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在有意识的利用暴行恐吓民众，在造成心理威慑的同时练就他们对屠杀的麻痹。而这种罪行，连小孩都没有放过。《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群小孩子们由他们的老师带到屠杀现场观看杀人。刽子手连挥钢刀，砍下13颗人头，随后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目睹这一切惨状的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一面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之后孩子们常常被迫去看杀人，直到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然而中共不止于要人习惯且乐于旁观，还要让人亲自参与其中变成杀人恶魔。另一段广西吃人事件中，从它的三个阶段则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将人变成豺狼魔鬼的。开始阶段：深夜，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掏取心肝。这时的人偷偷摸摸，战战兢兢；高潮阶段：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技术已臻于完善。这时的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场面盛大而雄壮；群众性疯狂阶段：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
中共循环往复的杀人实践，将一部份人变成了对暴行麻木不仁的冷漠症患者，一部份人变成了嗜血的恶魔。中华大地成了中共肆意妄为的人间地狱。而每一次的杀人，中共都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洗劫人性中最后的良知，让人彻底与邪魔为伍。在活摘器官中，这些邪恶的理论也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如据证人透露，那些活摘器官者被告知，这些被活摘者是法轮功学员，而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敌人”。中共就是以这种歪理邪说击溃了人性的最后一道屏障，使得活摘器官的罪行得以大面积展开。
有人说卡夫卡是极权政治预测家。的确，他去世后没多少年，开始了反犹太人大屠杀，屠杀者带着对极权的膜拜开始了所谓“崇高”、“正义”的杀人之旅，几百万犹太人遭到虐杀。因为亲眼目睹过反犹浪潮，卡夫卡说，他的特殊时代的苦难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时代。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中共暴政下进行的虐杀，比纳粹时代更加邪恶、更加残暴、更加没有人性，被人们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美国新泽西区的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形容这一罪恶的）太过于平静的字眼。如果卡夫卡活到今天，这位文学大师该用怎样的笔墨描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丧失人性的罪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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