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韵声声 / 文／智真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鼓文化”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艺术形式，文化内蕴极其深厚。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鼓具有祭祀、敬神、驱邪、乐舞、警示、战争等诸多作用，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广泛而深远。
鼓的历史

鼓，是在坚固的且一般为圆桶形的鼓身的一面或双面蒙上一块拉紧的膜，可以用手或鼓锤敲击使之振动而发声。相传在远古时期，人们借用鼓这样一种发出特殊声音的响器，传递信号，以起到迎神驱邪的作用。如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九擂夔鼓擒蚩尤”，史载“黄帝伐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黄帝率部队在与蚩犹大战时，擂起这种特别的鼓，连擂九通，声震数千里之外，天地为之变色，蚩尤部队丧魂落魄，遂克伏蚩尤之党。胜利后，黄帝又作了一部《棡鼓曲》以示庆祝，曲子激越雄壮，气势万钧。

在古代，鼓一直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作为祭祀的器具，作为人与神沟通之媒介，也是人与自然间交流之象征物，被广泛应用于诗、乐、舞以及各种仪典中，受到历代的重视。几乎每一朝代均有专职之司鼓人员，如周代有“鼓人”掌管鼓类，汉代有鼓吏，汉唐有鼓吹署，宋设有鼓院、鼓司，明清则设有钟鼓司等等。鼓的种类很多，有陶鼓、土鼓、皮鼓、铜鼓、腰鼓、羯鼓、连鼓等几十种。腰鼓在唐代以后广为盛行，其鼓形似圆筒，两端略细，中间稍粗，两端蒙皮，鼓身有两支环，用带子悬挂在腰间，两手各执一木槌敲打，腰鼓无固定音高，音响清亮，表现各种欢快的情景，是腰鼓队的主要乐器。在我国，各种民族使用不同形式的鼓，演奏技法也是千姿百态。

鼓的功能

古代的礼和乐都离不开鼓，周代时，制定了一套鼓乐的制度。鼓为八音之首，在音乐演奏中居于指挥地位。鼓与舞关系密切，语言学把舞蹈解释为：“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舞蹈之美首先在于人体动作的节奏运动，而鼓，也正是以节奏表现为主要。这一共性，恰是鼓与舞结下不解之缘的根本原因，以至人们总是将鼓与舞结合起来审视，以鼓来命舞之名，并由此创造出诸多常用语汇如：“鼓舞”、“鼓之舞之”、“鼓舞士气”、“欢欣鼓舞”等。古代重视礼乐文化，君子通过这样的音乐可以修身养性，以至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鼓有报时、报警的作用。作为报时的大鼓又称“戒晨鼓”，常放置在城池的鼓楼之上。如北京鼓楼上的大鼓与钟楼一起，成为元、明、清时北京全城报时中心，“暮鼓晨钟”使全城有序可循。鼓楼二层上置鼓二十五面，其中，大鼓一面、小鼓二十四面（以代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当年鼓楼击鼓报时，有一定的规律。每晚七时“定更”，击鼓两通，共一百零八声，以后，每个更次都击鼓两通一百零八声，直至五更（晨五时）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也有一定的节奏，至今，民间仍流传着“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大鼓鼓面直径达一点五米，每到夜间报更时分，钟鼓楼上钟鼓齐鸣，传播全城。

鼓在佛教寺院、道教宫观里，是最具标志性的礼拜法器，有着报时、集众、庆典和赞诵等等的作用。鼓楼的建造是有规范的，在殿前建造钟、鼓二楼，位于东面的是钟楼，位于西面的是鼓楼，这就是“东钟西鼓”或“左钟右鼓”，大鼓就悬挂于鼓楼之中，配合着钟楼的钟声，依律敲击。钟鼓因为中空而每每击打之，总会发出洪厚响亮的声音，飘扬不已，从而不断地撼动人心和唤起民众的虔诚，回归天理和正道，放下一切名利，慈悲心怀，才能包容和显现一切万有！

鼓的艺术特色

中国鼓的艺术表现力是由节奏、音色、力度及速度等要素的综合作用所构成，乃产生了高深的艺术特色。以音色来说，由于鼓的形制构造不同，以及演奏技巧的不同，如击鼓的部位或不同的奏法等等，都可产生相当丰富的音色变化。如《诗经》、《史记》等史籍就举出了鼍鼓逢逢、鞉鼓渊渊、法鼓冬冬、夔鼓镗镗，以及坎、鼚、鼛等十数种鼓声的象声词。而以不同的力度使用在相同的节奏及音色的鼓点上，也可产生很多的变化，加上速度的掌控，可表达出更丰富多彩的音响艺术。大鼓由两根较粗的木棰敲击发音，鼓的中心发音较低而深厚，越向边缘声音则越高而坚实。由于从中心到边缘各圈的音色不同，演奏时可利用这些变化来丰富它的表现力。演奏方法有单击、双击、顿击、摇击等，力度变化很大，对气氛的渲染能起很大的作用。在我国传统艺术中，鼓占有重要地位，歌舞器乐都离不开鼓类乐器 。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其隆隆之声同于天上之雷电轰鸣，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其声音和威力无可比拟。强奏时，鼓声震天，钹光闪烁；轻奏时，又如春雨滋润禾苗，给人们带来愉悦与欢欣。因此人们把天上雷霆的轰鸣、春天气候的温馨、万物生长的动态、音声等，都融会于“鼓”这一实物与概念之中，认为鼓具有非凡的神力，鼓声象雷声一样可以引来雨水，滋润万物。《说文解字》中也说：“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古文中，“郭”同“廓”，有扩张、延伸与成长等意，因此，击鼓也成为鼓舞人们的精神力量，使人在获得美感的同时，得到警醒与启迪，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神传文化】心镜洞察幽微 / 文／秦自省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清代，友人于道光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岳帝庙，庙宇的朱门紧闭着，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那位读书人知道这是神灵，便顶礼膜拜，口呼上圣。那人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神灵，是右台司镜吏（管理右台‘心镜’的小官），因送文簿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司什么镜，是‘业镜’吗？”

司镜吏说：“差不多，但又是另一种镜，叫‘心镜’。‘业镜所照的，是人们做事的善恶。至于心中的细微感触，感情的真伪万端，生生灭灭，没有定规，深藏不露，幽深秘密，无迹可寻。有的人，往往外表像麒麟、凤凰一般，内心却像鬼蜮，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业镜是不能照出来的。

“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邪恶之徒的种种伪装术，更趋精熟，掩饰弥缝。有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没有失败过。所以上天诸神合议，将业镜移到左台，照真小人；再增设‘心镜’置于右台，照伪君子。两镜的圆光，左右对映，人们的内心，就洞然明晰：有拗捩不顺从的，有偏颇不正的，有浓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的肮脏如大粪，有的浑浊如泥，有的内心险恶，千遮万掩；有的多方结纳，百般钻营；有的像荆棘，像刀剑；有的像蜂蝎，像虎狼；有的呈现出冠盖的影像，有的呈现出金银宝器的气像，甚至有的隐隐显现出秘戏图上的影像。但是回顾他们的外形，则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在许多人之中，圆润精莹如明珠，清澈激越如水晶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

“这些情况，我站在‘心镜’旁边，都记录下来。三个月来一次岳帝庙，呈送文簿让岳帝判定罪福。大约名位越高的坏人，对他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坏人，对他惩罚越重。《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展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镜吏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他回家以后，专门请于道光先生，写了一个匾额：“观心”，挂在自己的居室门上，以此自警。

正是：


心镜明察秋毫，
任何隐罪难逃，
万般掩饰与遮盖，
一切都是徒劳。
堂堂正正做人，
老老实实最好。
千载明月如玉盘，
君子襟怀皎皎！

（事据《阅微草堂笔记》）

中共劳教制度的非法和残酷 / 文／泓月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由于近代国际社会认同、尊重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1966年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已有160个国家签署加入了该公约；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先后迈上了尊重基本人权的阳关之道。

迫于国际大趋势和众目睽睽，长期无视人权的中共政府于1998年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加入了该公约，其后又多次宣布实施该公约。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鸵鸟般头避沙土并无改进举措和下文，仍旧继续其违反国际公约甚至违反其自颁法律的逆行之轨。本文仅从举世独一的中共劳动教养制度来看中共是如何逆行及欺蒙公众的。

一、劳教的由来和演进

中共的劳教制度始于50年代初，其并非法律制度；创立根据是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及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也就是说依据中共“党”的决定建立起该制度、此后从未正式立过法；最初收教对象主要是所谓罪轻的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和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分子，在实施劳教管理中将收押人作为专政对象惩治并施以强迫劳役；劳教期限早期并无明文规定，自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延长1年”；这个剥夺人身自由1至4年的关押罚役期限沿用至今亦从未正式立法和调改。于1958年始，全国劳教人数急剧增长，1960年收教人数达499523人，迄今为止全国累计收教约500万人。

二、劳教的依据和审批的不法性

中共建立劳教体制后，适用的依据是1957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57年的“决定”和79年的“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批准，但未通过立法，颁布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只是行政规条而不成其为法律，因为宪法规定任何法律的成立必须经由立法程序；而1982年的“试行办法”其亦只是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文件，依据现行中共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法、检均为法定的国家机构，公安不涵在国家机构之内，其只是国务院及各级政府下属的主管公安事务的综合职能机关，公安部文件亦绝非法律，其只是行政治安处罚规范。

关于劳教的审批，据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审查和批准劳动教养人员。”但在实行中劳教的决定权是由民政和公安机关共同行使，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对审批劳教补充规定为“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共的劳教审批是不经由司法审判程序亦不由法院、检察院参与的，这一裁决权并非法律授权或法律设定，它是法外强制处罚实施方法。

一个每年收容几十万人的强制拘押（劳役期可达四年）的处罚体制不经正式立法沿用至今！足见其中共特色及无视人权的一斑。实际中的这个劳教制度业已违反了中共的现行法律，其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现行的《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惩罚只能由法律规定”。中共从来是不羞于扇自己耳光的，现行的《行政处罚法》亦扇了其一个耳光，《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该法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人们不难看出中共的劳教制度甚至违反了其现行法律。其执行依据无法可循，程序上非由法、检审判；以低于准法律的行政法规设可达4年的人身自由处罚刑是严重不法的。这在当今世界所有正常国家中几乎无一范例，世界各国均将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审决权赋予法庭而非由行政机关罚处，因为各国法律的设置均保障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

三、劳教的非法和残酷程度之背后蓄意

劳教的性质属治安行政处罚，适用于违法而不够刑事处分者，但其期限和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却比因触犯《刑法》有罪责而判处的管制、拘役刑罚更为严厉：对刑事罪犯所判管制期限为3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期限为1月以上6月以下；即使是法定的有期徒刑最低还可判处6个月，而且法定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刑法》总罪名的90%以上；而劳教期限的起点和期间则比上述刑罚高（1至3年，必要时再延长1年），严重倒置了非刑事处罚的劳教处分与刑罚的严厉程度；同时《刑法》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者还设了符合条件下的缓刑，而劳教则无此规定。这仅仅是疏忽失当吗？非也。中共是蓄意在此埋了一个法外的（不受法律管辖的）警力强制专政体制，利用公安的装备和手段作为施政的暗器以逃避法律，进而将其针对每年几十万以至更多人的打击和专政逍遥法外。这是中共一贯的枉法和阴毒在劳教制度上的反映。

四、劳教违反了已签署的国际公约

中共以政府之名在联合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8条2款规定：“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其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然而由来已久中共劳教制度的施行根据、程序、实施待遇等与上述条款均相悖，违反了公约。劳教的裁决无法律授权，程序简略不过庭亦无司法审查，裁量适用期限无具体条文依据任意性极大，对尚不足科处刑罚的公民科以高于最低刑罚期限多倍的处罚，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在劳教执行中的管理体制亦是以强迫劳役改造罪犯方式并普遍施用暴力和身心强制，大量残酷迫害直至侵夺无辜生命的现象发生。这一切都是蔑视法律和践踏中国公民人权和道义的。

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尊重公民的人格、人身自由、利益、平等和尊严的国际环境下，中共空喊依法治国和同时间的专制逆行，暴露出它的黑暗和伪善。如果说法律是公制和公益的，那么无法可循的全国300多个森严的劳教所像蛛网般盘踞在国土上，形成了20世纪罕见的大型私狱！这个自侦自拘自裁自执行的系统不受法律约束，直接导致公安的职权滥用，公民人身和生命权利被侵害，利用劳教打击上访和维权人员，打击异议人士，打击迫害群众和信仰自由，使法律承诺的人权保障落空。

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枉和不法对待已经太久了，因此而学会放弃了再放弃、消极了再消极的这种活命药方。然而，在中共象历史淘汰纳粹那样被淘汰的时刻，如果把自己和中共绑在一起，就难免成为中共的一份子，与中共一同被历史淘汰。在历史中必将出现的又一改天换地之前，人们正确区分中共、中国、中华民族、每个中国人自己的过程，就是民族理性和神性赎回的过程，就是为自己留出未来的过程。

道德与文化 / 作者：麟麟

纵观中华文明历史，慈悲普度的释教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和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是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释教的“善恶有报，天国地域”是尽人皆知的信守道德规范的社会常识；道家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使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民间就有了与民生密不可分的发达的古代科学——中医、气功、风水和预言。在华夏古国，造物主通过儒、释、道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人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谐的基础。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共窃政后，利用西方舶来的马列主义和实证科学毁了我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传统道德体系和发达的古代科学构建的生态体系，截断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给中华民族造成千古大劫。本文仅从文化层面探究它为什么能得逞。

古人云：胜也萧何，败也萧何。足见“士”阶层在国家兴亡及重大历史时刻所起作用之关键。古时，皇帝虽贵为天子，“士大夫”可为“帝师”，可做“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可做“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皇帝的功过，用儒家经典来衡量。“君权神授”，“士大夫”还可秉承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发挥其功用，限制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与此同时，也在规范人的行为，限制人的私欲膨胀。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要今天的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传统, 信守、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的价值标准，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被统一，就能使社会维持在较高的道德层面。

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通过文化具体的反映出来。古往今来，“士”阶层将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而形象的，对道德体系進行通俗化的表达，对维护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当人们谈起“义”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他的“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及败走麦城时的“义不屈节，父子归神”；谈起“忠”，自然想到岳武穆的“精忠报国”，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到“因缘关系”，“善恶果报”，会想到《红楼梦》的结局――“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干；冤怨相报实非轻，聚散离合皆前定”……人敢不去自束其心，自觉的维护道德理念！

马克思在《xx党宣言》开篇坦言：“一个幽灵，一个红色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幽灵是什么？就是鬼魂，是邪灵。xx党这个西来幽灵、邪灵，就是用其党性、魔性取代我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传统文化这一纽带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的中国人维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得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消亡。

中共窃政后，为斩断这一纽带，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马列主义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传统文化進行了系统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破坏，其目的就是消除作为传统道德楷模的“士”阶层，用党文化统一全民的思想，让中国人成为党文化的囚徒和奴隶。“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九评xx党》）。在中国，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

为维护这个权利，中共也确实处心积虑的把意志不坚的“士”阶层的败类成功的塑造成了它的御用工具。这些人主动放弃人的道德理念，放弃人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把知识和人格商品化，唯利是图，唯钱是图。诸如中共的理论家；甘当中共打手的科痞（何祚庥之流）；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医学专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文学家、史学家、剧作家，受利益驱使，用“戏说”去篡改正史，将古已有之的糟粕用党文化重新進行理论包装，借用印刷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肆无忌惮的渲染、宣传、推广普及。

为维护完整的道德体系免遭中共破坏，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多少学子为之发声，多少游子报国无门，多少豪杰为之抗争，多少精英为之牺牲，多少无辜者被批、被斗、被关押、被酷刑折磨、被杀害，…… 经过中共杀一儆百的折腾，又有多少人偃旗息鼓、退避三舍；多少人明哲保身，含恨做了顺民。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不是少数人做了恶事，而是大多数好人对这些恶事保持沉默，甚至逆来顺受”。

“士大夫”挺不直脊梁，让出了宝贵的文化空间，造成了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的非常完整、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的严重缺失，中华民族失去了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中国社会失去了赖以存在、安定、和谐的基础。中共则如鱼得水，暴力开路，强行洗脑，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谎言连篇，指鹿为马，本末倒置，肆无忌惮。经过这些御用文人有目的的灌输，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xx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环境中、完全浸泡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中、完全浸泡在古已有之的糟粕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中。

一党天下、一言堂的中国，大众传媒永远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从小到大，中国人被灌输的是马克思创立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列宁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 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都是“四旧”，都应被烧毁、被砸烂；改革开放后，又大肆鼓吹人性的放纵，导致人的私欲无限制的膨胀。文化颓废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无存；贪腐遍地，贫富悬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黄、赌、毒泛滥；高科技犯罪——制假、造假、假币、假药、假酒、假货充斥市场；崇尚暴力，政匪一家，黑社会公开化；教师没有师德；医生没有医德；宗教邪变，参政议政，住持、监司成了钱客政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西来马列的唯物主义（物欲横流的代名词）这堆思想垃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培养和造就了消费的一代，享受的一代，割断历史的一代，抑或是两代人！

长期在这个党文化的怪胎中培育、生存、成长，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构成中国人的生命因素和思想因素已经被变异，人们深受其害却难以觉察，更难以摆脱与归正。今天的中国人，在人类现代化進程中已经彻底抛弃了祖宗文化，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性。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早已被截断。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华夏历史、和祖宗文化、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是亡国奴。

上苍有眼，天佑中华，给中国人送来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涵盖了这个道德体系的一切。真、善、忍呼唤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回归，只有法轮大法能复活和光大被中共置于死地的古老文明。在中国，接受、修炼、洪传法轮功是广大民众在逆境中煎熬和经过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严肃思考而自觉选择的人的本性的回归，是中国人被救度的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找回失去自我的民族灵魂，平顺过渡到一个自由而昌盛的新纪元，让神州大地再展华夏风采。

谷歌撤离触动了中共信息封锁的核心 / 文／龙延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谷歌声明将其在中国的搜索引擎从大陆转到香港，并停止自我审查搜索内容，这一决定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外普遍对谷歌的决定表示欢迎和赞赏，而在中国国内，共产党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26日的一篇题为《谷歌撤GFW加强　“胡萝卜”都要封》的报道，“长城防火墙”（GFW）在原本大量敏感词（如“法轮功”，“六四”等等）的基础上，近日把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也列为敏感词，如胡锦涛的“胡”字，温家宝的“温”字，习近平的“习”字，结果搜索“胡萝卜”、“温习”、“温度”等都遭到过滤。

除此之外，为了封锁和防止谷歌已经退出中国这一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相关的言论，当局下令严加控制有关谷歌的消息。例如，一些网站已经出现了大批用户账号被删除，QQ上的相关言论被封杀。中共同时采取报复性措施，造成谷歌和一些公司的商业谈判破裂。

不仅如此，海外媒体也广泛报导，中宣部还要一些媒体组织一批文章，说要“乘机好好教训一顿谷歌，顺便向美国当局施加压力”。于是在国内除了新华社通稿和类似“谷歌蔑视中国法律”一边倒的新闻与言论之外，没有第三者或独立的声音。在国外许多中文网站上，“五毛党”也很活跃。

谷歌在撤出中国之前，帮助中共过滤和封锁中共不喜欢的信息，其实也是中共愚民政策的受害者；当谷歌不再与中共为伍的时候，谷歌马上也成为中共打击的对象。通过中共对谷歌撤离中国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人们可以看出中共对待“对手”与“敌人”的一贯性思维和手法。目前看来，中共还没有把谷歌上升到“阶级敌人”的高度，只是想“乘机好好教训一顿谷歌”：从名誉上把谷歌搞臭，在经济上把谷歌在中国的可能财源斩断。而对待“敌人”，除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斩断”之外，中共还有致命的一条：肉体上消灭。

当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被中共视为“头号敌人”之后，中共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斩断，肉体上消灭”来铲除法轮功，也就不奇怪了。例如，据《九评共产党》披露，在1999年7月中共公开打击法轮功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中共利用其控制的海内外所有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余万篇次。同时对于坚守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被非法开除公职、被勒索，很多人被绑架、非法抓捕、劳教、判刑，甚至打死，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中共犯下的罪恶累累。然而在中国除了一言堂的反法轮功言论之外，中共封锁所有法轮功的真实消息。中共对法轮功的处理方式是：迫害加资讯封锁。

2005年4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弗雷（John Palfrey）公布了一份调查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这份历时多年的报告说：如果一个网页包含反共政治主张，那么被封锁的概率是60%，包含六四的是48%，色情网站是10%，《九评共产党》是90%。

而据海外大纪元记者之前的调查，用简体“法轮功”做关键词在“谷歌中国”上搜索，可得到3.3万条的相关信息，只是海外谷歌（Google.com）或“谷歌台湾”（Google.com.tw）搜索118万条记录的3%，而且几乎清一色的是来自中共媒体关于批判法轮功的报导。即一般中国大陆网民通过“谷歌中国”搜索，能看到的法轮功消息97%被过滤掉，剩下的3%都是一边倒的批评报导。换句话说，有关法轮功的正面信息在中国大陆媒体被100%过滤掉了。

上面这些数据表明，中共往往以反色情的幌子，过滤和封锁与色情毫不相干的信息，反映法轮功的正面信息首当其冲。例如2009年的“绿霸”，名为反对色情，而实际上超过80%的关键词和法轮功相关。

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直接后果是，人们看不到法轮功真相，只能看到中共提供的抹黑宣传。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们长期只能看到一面倒的负面报导，认识上自然就会产生偏差，这也正是中共想要达到的结果。一些人反对法轮功，认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有理，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共产党有意误导的后果，而不是自己在全面了解了信息后独立思考和分析的结果。

中国农民是中国的二等公民。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在世界的网民中，中共的网络封锁造成中国网民只是二等网民，是“网络农民”。共产党为了愚民洗脑，为了剥夺人们的知情权、阻止人们了解真相而不择手段。

有人说，在中国压力大，混口饭已经不容易了，跪着吃和站着吃有什么区别呢？谷歌应该是受够了中共的威逼利诱，不愿继续跪着吃饭了，站起来对共产党说“不”。中国网民们，愿意永远这样跪着吗？

因此，中共对谷歌撤离中国反应强烈是有背后深刻的原因的，不仅是中共失去面子，对吸引外资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触动到了中共的禁区，触动到中共罪恶的黑幕。在中共过滤和封锁的所有信息中，法轮功的真实信息是中共信息封锁的核心，法轮功真相（包括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是中共禁区中的禁区。谷歌在这些年与狼为伍的日子里，帮助中共控制法轮功真相这一禁区不被触动，阻止法轮功的真实信息在中国大陆传播。谷歌的撤离对中共封锁其认为的关键信息不利，对中共的愚民政策不利。

和对谷歌做出强烈反应相比，中共对发生在美国的另一件大事却装聋作哑。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这个反差表明，一方面中共不敢直接回应美国国会的决议案，因为那样国内老百姓就知道了在全世界原来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另一方面，中共对美国国会也无能为力。而谷歌撤离中国直接对国内老百姓产生影响，直接暴露出中共这些年来的信息封锁，戳穿了中共自称“中国网络是自由的”谎言。

中共在海外声名狼藉，“死猪不怕开水烫”；共产党最怕的是中国人民觉醒，尤其是害怕中国人民明白法轮功真相。

由知府爱民、天降甘霖说起 / 作者：史鉴

方克勤是明初济宁知府，方孝儒之父。方克勤治理百姓，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不喜欢追求名誉。他曾经说：“官员追求严格治理百姓的名誉一定要立下官威，官员要立下官威百姓一定会遭殃，我不忍心这样做。”他设立了几百所乡村学校，修葺了孔子庙，兴起了教化。他生活简朴，身上一件布袍十年不换，一天最多只吃一顿肉。

当时战乱刚刚平定，朱元璋为了鼓励垦荒，规定田地开荒三年后才征税。但下面的奸吏往往不到三年就开始征收重税，借此中饱私囊。百姓因此认为皇帝的政策不可信，不但不开荒了，由于不堪税负，还把新开垦的田地抛弃，让田地从新荒芜。方克勤就和百姓立约按时征税，并将田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九等，不同等级征收不同额度的税收。这样奸吏无法舞弊，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一年盛夏农忙时节，守将却督促民夫筑城。方克勤说：“百姓种地还来不及，怎么还能让百姓受困于挖土挑石的劳役呢。”就向中书省请求，使筑城工程得以停下来。当时济宁久旱无雨，方克勤罢除百姓劳役后当即大雨倾盆。济宁人歌颂方克勤说：“谁罢除了我们的劳役？是方知府出的力。谁救活了我们的庄稼？是方知府求的雨。方知府请不要离去，您是我们百姓的父母。”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水师往赴北平，正值运河水枯，朱亮祖就征发五千民夫疏浚运河。方克勤爱民心切却不能阻止，只好哭着向苍天祈祷。忽然天降大雨，河水深达数尺，军船得以顺利通过，百姓称为神迹。方克勤为官三年，济宁户口增加几倍，百姓富饶丰足。朱元璋为此特地在朝廷赐宴表彰他的德行功绩。

如今大陆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大旱，灾民饱受苦难。可是在中共统治下大陆又上哪去找方克勤这样的爱民之官呢？曾经有一位清官，然而他正在中共监狱里受苦。

大学毕业的姜国波，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年年考评都被评为优秀。修炼法轮功后，姜国波在承担全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姜国波在潍坊下属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民心，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

就是这样一个廉洁奉公、关心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好官，却被解除职务，停发工资，失去工作，二次被非法关進潍坊昌乐劳教所迫害。二零零零年底在昌乐劳教所，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七、八个人把姜国波扒光衣服，捆起手脚放進水缸里泡，把他的头按進水里灌；或几个人用水管子向他的嘴里、鼻孔里连续长时间喷水、灌水，使他无法呼吸，每次折磨都在半个小时以上。二零零五年在昌乐劳教所，昌乐劳教所所长徐立华指使恶人在饭中加入了破坏神经、阻碍大小便和其它不明药物毒害他，致使姜国波头晕得厉害，心跳异常。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在姜国波打工的公司院内，四个蒙着脸的便衣，采取流氓手段，用黑袋子套住姜国波的头，勒住姜国波的脖子，把姜国波抬上车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并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亲人询问，拒绝亲人探视。在非法关押的前三个月里，潍坊公安局国保支队恶警，伙同昌乐看守所恶警，十几个人长时间连续轮番非法提审，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姜国波出现高血压。 二零零九年四月，姜国波被迫绝食抗议，被昌乐看守所恶警野蛮灌食。恶警叫来六、七个刑事犯，将姜国波手脚分别铐在死人床四个床腿上，使人呈“大字形”，动弹不得，床板上有抠好的窟窿，窟窿下放着便桶，使大小便顺着窟窿流到便桶里，插管灌食二十四小时不拔。惨无人道的野蛮灌食，令姜呕吐不止，最后吐血。 二零零九年六月，姜国波已被迫害得不能進食。姜国波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尽折磨：上大镣、死人床、无休止提审、长期不让睡觉、谩骂侮辱、野蛮灌食、以及长时间背铐（十五天撤下一次），致使他头发灰白，极度消瘦，生命垂危，出现严重的肝病。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中共恶人又不顾姜国波死活将清官姜国波枉判五年。

中共如此善恶颠倒、残害百姓，上天降祸犹恐不速，又怎么可能让气候风调雨顺呢？天灾实乃人祸所致，只有解体中共这个大魔，使中华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才能下有爱民好官、上有和风祥雨，百姓才能够乐享太平。

（据《明史》）

钟的启示 / 文／智真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一说起钟声，人们自然会想起古钟。我国的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洪钟发长夜，余响绕千峰”、“钟声警万里，鼓声惠十方“，古钟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崇高、美好的华夏文明象征。悠扬浑厚的钟声，使人领略到自然质朴的美，给人以警醒和启迪。

一、钟的起源

相传远古时代，先贤铸造古钟，祭祀天地，以正气而激荡的钟声震慑四方，驱邪辟灾，祈福纳祥。宏大的钟声自然成为正气、道义的象征。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创制出十二律吕（十二个音阶），把黄钟作为十二律中第一律。为了永久的保存这十二个音，黄帝又下令铸造十二个能准确呈现笛音的铜钟，使所有乐器的音阶都必须与铜钟相符。黄帝率百官举行祭祀或重大典礼时，“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万民齐来瞻仰，还有成群的凤凰飞来，翩翩起舞，出现“凤凰来仪”的盛况。后来人们一直用“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文辞的庄严、正大和高妙。

古钟从功能上分主要有三类：用于礼乐的乐钟、编钟；用于朝聘、报时的朝钟、更钟；佛、道用的钟。从形体上分有两类：一类是圆形钟，这类钟的横截面是圆形的，朝钟、更钟、佛道钟属于此类；另一类是扁形钟，其横截面为两段圆弧，似两片瓦合成，也称瓦型钟，乐钟、编钟属于此类。

二、乐钟、编钟

在古人看来，“礼乐备而制功成”，因为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圣人之乐，可以善民心，易风俗，故“先王者教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钟，乐钟也，秋分之音，万物种成，故谓之钟”。乐钟造型特色各异，以它们美妙丰富的音律，合奏出悦耳动人的声音，别有神韵。它们不仅可以表达出人的思想、心理活动，并且擅长表达各种人物和天、地、山、水的形态美，意境深邃高远。

西周后，编钟成为一种重要的礼乐器，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铜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在古代的金属乐器中，钟类乐器是主要乐器，演奏时，钟声宏大，磬音清亮，钹、锣清脆，足以代表中国乐器金石之声，以它们为主可以产生庄严辉煌的音响效果。

三、朝钟、更钟

历来帝王将相皆乐于铸钟，我国古代京城和重镇多专建钟楼，悬挂大钟，鸣钟报时，文武百官上朝、百姓生息劳作均以此为度。唐代以后，朝钟、更钟更加多了起来。因形大体重的钟基频低，储能大，使钟声深沉绵长；钟的下部和钟唇加厚外张，使声音向外辐射能力强，所以大凡具有震撼力的钟声，都是由形大体重、钟唇厚而外张的青铜钟发出的。

如始建于元代的北京钟、鼓两楼，在元、明、清的数百年内一直担任着为京都报时的使命。每晚定更开始，也就是戌初（晚七点）开始，先击鼓后鸣钟，一共一百零八下，以后每隔一更（即两小时）鸣钟一次，一直到亮更结束，也就是寅未（晨五点）。一百零八下的规则与“九”有关，因为在我国古代，认为“九”具有极高、吉祥之意，而“九”的十二倍正是“一百零八”，是把“九”的意境推向极致。钟楼大钟钟体通高五点五五米，钟唇外径三点四米，重约六十三吨，全部由响铜铸成，撞击时声音纯厚绵长，京城内外方圆数十里均可听见。钟声荡及之处，泽被万物，带给人心灵上的净化、精神上的鼓舞、思想上的启发，对社会人心产生一股道德的自我约束力。

四、佛、道之钟

佛、道之钟用于敬佛、敬神、祈祷、和感化众生，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作为法器的佛钟和道钟，成为中国古钟的主流。在许多著名道观里，高悬的钟是庄严的质器，它使宫观更加威严，不仅是最具有标志性的礼拜法器，且被认为是具有除魔之双重作用的重要法器之一，又名法钟、法铃。大型宫观都建有钟楼，每天有晨钟暮鼓之仪式，以警觉修行人当勤精进，勿放逸。《道书援神契》中说：“古者祭乐有编钟编磬，每架十六，以应十二律及四宫清声。又有特悬钟特悬磬，特悬者，独悬也。今洞案金钟玉磬，又有大钟等，皆本诸此”，又有经云：“晨钟暮鼓，以召百灵，谓壮宫观之威仪，弘山陵之气象，须每日晨昏，不可有误”。修道者对钟和钟的击鸣，都是极为崇敬尊重的。叩闻钟声，深沉清远，敲开众生的迷悟，“上界钟声下界闻”、“一声钟磬万缘醒”。

在许多名刹古寺里，大殿前的左右两方都建有钟鼓楼，分别安置钟、鼓，称为“左钟右鼓”。“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寺院的钟多是晨暮各敲一次，每次要连击一百零八下。如著名的明永乐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形大体重，钟体内外皆铸有佛经，字体工整，古朴道劲，钟声除具有感染力外，还具有美妙乐感，轻撞，声音清脆悠扬，回荡不绝达一分钟；重撞，声音雄浑响亮，延音可达三分钟之久，方圆数十里皆闻其音。“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佛家讲教人向善，普度众生，修行者要弘扬佛法，不仅要自己觉悟，还要帮助他人乃至一切众生觉悟，让他们都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钟声能“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古人留下了许多吟咏钟的名句，如唐代杜甫写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描写钟声能警醒世人；李商隐写的“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描写出一种纯净怡悦的心境；常建写的“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描绘出那庄严悦耳的钟声，令人敬畏，令人神往，这钟声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是在喧嚣尘世中给人以宁静，在万籁俱寂中给人以心灵指向，返本归真，感悟到天地之正大、钟鼓之浩荡、佛法之广大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