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包容的智慧 / 文/智真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无私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是一种智慧和境界,这种境界源自于人的道德修养,来自于人的内心“善良、慈悲、仁爱”的自然流露。

包容的精神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在传统的道、儒、佛家文化中多有论述。如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是指有淳厚的品德才能包容万物,并能与大道相应,而大德的范式就是道;老子还说:“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意思是大江大海之所以浩渺深渊,是因为它们善于居下位,以接纳涓涓细流,而成为水中之王者。孔子说:“宽则得众”;《尚书》中说“有容乃大”,认为有容量的才能称为“大”,所以,大地、大山、大川、大海等都带个“大”字,表明它们有无比深厚的兼容品质。佛家讲“一念境转”、心中常存“感恩”、“善解”和“包容”,慈悲心怀,才能包容万有,心怀有多大,包容的世界就有多大。

包容是谦逊、虚怀若谷的品德。世上的人们性格不同,个性各异,对事物的见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之圣贤充份尊重他人的见解,遇事为他人着想,从善如流,为后人做出了楷模。如西周时,周公辅佐成王,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前来投奔的人非常多。他有时候洗一次头,几次握着散开的头发去见客;吃一顿饭,也数次吐出含在嘴里的食物去接待客人。即使这样,犹恐怠慢、埋没了来投奔的贤士。周公以“握发吐哺”的精神使天下人心所向,四夷宾服。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圣上让你治理鲁国,你一定要谨守谦恭啊!要知道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不能让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则要使他滋润不枯,就象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而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啊!”

再如唐太宗不仅虚心纳谏,而且勇于求谏,真正做到了闻过则喜。他包容了魏征等人的犯颜直谏,宣扬别人的善言,目光高远,集聚全天下人的智慧,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和盛唐文化的繁荣。

包容是宽恕待人。包容他人曾经的过失,是允许别人有过错,但并非不辨是非,而是“知常明”和“上善若水”,是促其改过自新的最大鼓励。如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对廉颇的包容成就了“将相和”的佳话:廉颇恃功对于封爵在自己之上的蔺相如很不服气,而蔺相如对廉颇的羞辱退让再三,是因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蔺相如对自己左右的人说:“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这将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廉颇知道后很惭愧,便负荆向蔺相如赔罪说:“我是个粗人,气量狭窄,不料您宽容我到这样的地步啊!”蔺相如连忙扶起他说:“不敢当啊!咱们两人都是国家重臣,一起为国家出力,老将军能体谅我就足够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秦国因此不敢窥视赵国。

包容是以德感化他人,体现出一种关怀体谅,是以严律己和以宽待人。如明朝时的杨翥,平日持身谨慎,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在一个园林之中游览,顺手就摘下了树上的两颗李子来吃。醒了之后,他就痛责自己说:“这是因为我平时对于义和利认识不够清楚的缘故,才会在梦中梦到了偷吃人家园子里种的李子啊!”他从此更加严格修身。他的一位邻居,每逢雨天,便将自家院子里的积水排放到杨翥院中,家人告知杨翥,他却劝解家人说:“总是晴天的日子多,落雨的日子少。”邻居知道后被杨翥的忍让所感动。杨翥任礼部尚书时,有一次他家宅院的地基被一位邻居占去三尺,家人为此与对方发生争执,并希望杨翥出面干预,而杨翥一笑了之,并提笔写诗作答:“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成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让三尺又何妨。”杨翥的礼让、谦和的气度,感化了邻居,非但不再争执,反而主动多让三尺,形成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六尺巷”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

包容是善的力量,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善彼此间的关系。古语说“厚德载物”,因德是无私的、最可信赖的,是万物皆可亲可近的媒介,这种德越淳厚,就越有承载性和包容性。因此道德高尚的人能够在任何环境中不为利欲所动,同情、爱护和帮助他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安危,唤醒、偕同他人一道行善、实践道义。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中共迫害法轮功 人人都是受害者 / 文/归舟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中共迫害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和这一善良的群体已经十年有余,在这场迫害中,受害的不仅仅是那些坚定的修炼者。那些在高压迫害下放弃修炼的人,那些实施迫害的人,那些听信了邪党的宣传、不听不看真相的人,他们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那些因为中共的打压迫害而放弃的人是没有遭受冤狱迫害的,可是他们是受害者。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健康的身体,可是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当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些被迫的放弃者向邪恶妥协,那时候因为修炼大法而净化了的身体就会再次回到被病魔所缠,乃至失去生命。

笔者当地就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她是因为患有糖尿病在1999年之前就学炼了法轮功,很快一身的病全好了。可是中共打压法轮功开始后,村里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乎天天找她,最终迫使她放弃了修炼,可是此后她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又回到她身上。眼底逐渐地开始流血,再后来完全失明。有人问她,现在村干部还找你吗?她说不找了。那人告诉她,你炼功炼好了,他们天天找你,现在不炼都看不见了怎么不见他们来关心关心你?是法轮功真为你好还是共产党为你好?还是自己的生命要紧啊,继续修炼吧。可是中共为打压法轮功制造的巨大的恐惧,那个老太太没有重新修炼,很快就去世了。与其说那个老太太死于糖尿病,不如说她死于中共的迫害中。

因为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抹黑和迫害,使得社会道德飞速下滑,人人都在承受着毒大米、毒奶粉等等危害;中共一贯的谎言治国,非典、地震灾情隐瞒不报;中共破坏神传文化,割裂人与神、与传统的关系,使人们丧失反思的能力,面对天灾的一次次警示而茫然不顾,继续其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最终必会招来更大的天灾惩罚,那些袖手旁观者难道不是受害者?

中国神传文化一直在讲善恶有报的道理,那些穷凶恶及的迫害者不断出现的恶报实例就是他们受害的明证。在此列举一二。

明慧网2010年4月23日报道,原福建省福州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榕生,生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校园内散发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福州大学派出所。李榕生四处积极收集所谓“证据”;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三年,李榕生是主要责任人之一。李榕生在2009年遭恶报患鼻咽癌身亡,年仅46岁。

明慧网2010年4月23日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国安局局长翟大明,专门负责打击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任职期间,利用跟踪、蹲坑、监控等各种特务手段,疯狂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四月份,翟某遭恶报死于血癌,年60岁。

坚定的修炼者承受的迫害是被强加的,他们当然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最终会有美好的结局。而那些在中共迫害下被迫放弃修炼的人、那些执行邪党迫害政策的人和目前仍不明真相的大陆百姓,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大法弟子不畏艰险的讲真相,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让他们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

华盛顿时报:中国庞大的人体器官交易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时报》四月二十七日报导,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几名发言人,包括加拿大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 CANADA)的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捍卫民主力量(The Defence of Democracy)的葛特曼(Ethan Gutmann)说,他们的调查已经挖掘出一个可怕的罪恶交易,为了获取他们的眼角膜、肺、肝脏、肾脏和皮肤,估计已经有九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因此杀害。
文章说,他们将中共的这种做法与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做法相提并论。在纳粹的集中营,犹太人被用于残暴的医学实验,连犹太人尸体的牙齿中的黄金填充物也被纳粹搜刮。

他们表示,最新的情况是,其他被关押的宗教人士--特别是基督徒、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团体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正在被中共摘取器官,贩卖给器官需求无法满足的世界。

葛特曼说:“这些团体对(中共统治的)国家没有用,他们(对中共的统治)有威胁,所以不能释放他们。但是他们的器官值很多钱。”葛特曼即将出版一本关于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的新书。

一个人的器官卖到国际市场可获取十万美元。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年度报告。

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蔓延到其他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指控,是由研究人员和活动家提出的。他们的取证基于广泛采访前囚犯和囚犯家属。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包括中共政权发布的健康数字。

虽然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早在一九九二年劳改研究基金会就有记载,但直到二零零六年,大纪元时报指控中共政府活体摘取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一恶行才大白于天下。

麦塔斯先生说,二零零五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所有移植器官的百分之九十五来自于处决犯人。麦塔斯先生与大卫•乔高先生合著的、二零零九年出版的著作《血腥的器官摘取》中,详细的描述了活摘器官的事实。

法轮功在整个九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群中大受欢迎。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共一直禁止人们修炼法轮功。

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在中国创立的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打坐功法,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在几年之内急剧增长。

据估计,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七千万。葛特曼先生说,(一九九九年迫害之后)的任何一个时间,有四十五万至一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监狱里。

过去,中共代表一直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

尽管如此,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它取消了两间澳洲医院为中国培训器官移植手术医生的计划,并禁止在器官移植方面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研究。

二零零七年初,以色列医疗保险运营商停止送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今年三月十六日,美国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因为坚守个人的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监禁、酷刑甚至被杀害。”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德(Levi Browde)说:“迫害的规模和范围是严重的,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新闻报导与迫害范围之广很不相符。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边缘群组。这是数千万人。人们或许认为这是一个奇异的边缘群体,但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具有传统的中国价值观的人。”

葛特曼先生指出,白宫对法轮功“没有明确的政策”。他说:“目前,我们正在这里展示的研究结果,对白宫而言,往好里说是分心,往最坏处说,是烦恼。”他补充说,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在一月份透露被中共黑客窃取信息,是对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

2010年4月25日星期日

走出思维的误区 / 文/龙延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近日发布报告说,中共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笔者认为,该报告提出的思维误区,恰恰是中共党文化的固有思维,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在中共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充份地表现了出来,把法轮功学员维护宪法赋予的正当的信仰自由的诉求视为不稳定因素而实施血腥打压。让我们从解剖共产党哲学的角度,来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

* 中共的“斗争机制”

“阶级斗争”的理论现在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共产党固有的“斗争机制”一直在运转着,许多人对此还认识不清楚。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源于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注]。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政府和政治(the state and politics)的职责就是搞斗争的,并且对阶级进行划分,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般来说,“冲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出现的矛盾,如日常生活或工作中人与人之间自然出现的矛盾;另一种是蓄谋并且人为的制造矛盾和冲突,即人们常说的搞阴谋诡计。中共“斗争机制”主要是后一类冲突,其基本思想是:“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人为地制造矛盾冲突,挥动“专政机器”的武器,利用这个冲突以达到当权者的政治目的。深入理解这个“斗争机制”对从深层次上认清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有帮助,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打击法轮功都是其“斗争机制”的具体实践。

“反右”是共产党成功地运用斗争机制的一个例子:“阳谋”“引蛇出洞”,当所谓的“反党”、“攻击社会主义”言论出现后,冲突就成了既成事实。在“反右”中,为了制造矛盾,共产党用欺诈的手段让许多人上当受骗,成了被打击对象。至于这些“右派”们的动机是善意的、恶意的,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还是合理的批评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人在形式上已经和共产党不一致了,斗争机制中需要的“反题(敌人)”已经出现了。“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没有人敢对共产党提意见了,中共的政治目的达到了。

在共产党的斗争机制中,“敌人”是真的还是假想敌已经不重要了,就看政治的需要:如果需要,没有敌人制造一个假想敌出来,然后假敌真打;如果假想敌有异议,那就成了真的敌人了。敌对思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固有的。

这些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整人,迫害老百姓,同时也让中共在这种斗争机制(准确地说是“整人机制”)中维持生存。共产党掌权后还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整人,造成了八千万民众的非正常死亡,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中共老党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打仗没打死,大饥荒没饿死,运动没被整死,这辈子就算赢了。可见中共“整人机制”的残酷,中共对法轮功打击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 个人没有自由和权利

和英美国家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不一样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思想是没有个人权利的。黑格尔把国家(政府)(state)视为是人间的“神”,在矛盾冲突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且是绝对的,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国家(政府),服从领袖,个人在国家(“上帝”)面前是没有权益的,即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且往往是对立的:个人只能是政府的朋友或敌人,没有第三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当时德国的主导思想,也为后来德国纳粹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和纳粹出自于相同的德国哲学思想。

马克思生长于德国,而且在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哲学,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自然的。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用“党”取代了国家成了“上帝”(共产党还故意混淆“党”、“国”概念,使得许多中国人“党”“国”不分),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服从党的领袖。每个人要么和党保持一致,要么就是党的敌人,没有第三方。因此共产党的绝对独裁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中的,是内在固有的。指望共产党“改良”都是幻想。

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民众没有自由和人权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决定的,是其政治体制的基础。民众任何利益的诉求都被视为对党的绝对权威的挑战,自然就是“敌人”、“不稳定因素”,这是由共产党的哲学理论所决定的。

不难看出,除了党性外,人权、人性、道德、法治在共产党哲学里是没有地位的。共产党也讲“政治道德”、“革命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在党性范围之内而讲的;中共对“敌人”是残酷无情的,文革时的“狗崽子”,现在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年幼子女受到冲击与株连,都是明证。

因为在中共的“整人机制”中没有第三方,所以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受欺骗,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一些人还帮助打击被党认定的“敌人”。不仅如此,敌人不仅受到打击,而且还不能有任何怨言,甚至还要“感谢党的教育”,才能过关。

中共的“整人机制”加上党的绝对权威,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现在许多人已经条件反射地和“党”保持一致。中共迫害法轮功,许多人只听中共的造谣之词,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批判法轮功;对于法轮功学员正当和合法的反迫害诉求,不假思索地重复中共“搞政治”、“反政府”的谎言。

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说对政治不感兴趣,其实是怕中共的“整人机制”找到自己的头上。

* “稳定压倒一切”的本质

“文革”后,共产党说不搞“阶级斗争”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不再无事生非整人了,有些人觉得共产党要“从良”了。然而,人们不清楚的是,“阶级斗争”只是中共“整人机制”的一种具体形式。

江泽民掌权之后,搞“稳定压倒一切”,而且奉行“先下手为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高压政策。从本质上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都是“整人机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更有迷惑性,因为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得人心思稳,这个“稳定”就有吸引力。关键问题是:什么是“不稳定因素”呢?和“阶级敌人”一样,当权者可以任意裁定。清华大学的报告中列出学生对伙食的意见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对迫害,于是升级成了“阶级敌人”。

中共的来历和嗜血本性,就注定了中共党权和民众的利益一直就是对立的;如果老百姓不幸成了“不稳定因素”,那么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了保障,更何况是“阶级敌人”。许多人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卖钱不相信,其实对迫害者说,摘取“阶级敌人”的器官来赚钱,既在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又有“经济效益”,没有什么难理解的。问题是,许多人对中共的残忍程度还认识不清。

* 换个角度看九九年“四•二五”万人上访

江泽民、罗干集团把九九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作为其打压法轮功的理由。认同这种“理由”的人只看到这一件事,没有看清中共“整人机制”所起的作用。

法轮功讲“真善忍”,和共产党的“假恶斗”完全不一样,而且炼法轮功的人数快速增加,在江泽民眼里成了的最大的妒嫉对像。现在回头看一看就发现,其实早在九六年的时候,从《光明日报》突然对法轮功发难,无事生非攻击法轮功,到中宣部下令禁止公开出版法轮功书籍,中共“整人机制”就针对法轮功运转了:剥夺法轮功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的权利,破坏法轮功的合法炼功环境。这个“整人机制”一旦启动后,就不会善罢甘休了。

一九九七年初,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并且开始骚扰炼功群众。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毫无任何根据就先把法轮功定罪为“X教”,然后去罗织罪名,先定性后找证据。一九九九年初,军队和公安高层的家属就得到风声,告诉自己炼功的亲友小心,说上边认为是“反动功”,要取缔等等。

由于公安在许多地区骚扰炼功群众,许多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于是在九八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退休干部在全国部份地区组织调查,调查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结果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罗干想捞取政治资本,但不断制造矛盾一直没有成功;另一方面,人大退休干部领导的调查结果也没有能让针对法轮功的“整人机制”停止运转。罗干的连襟何柞庥,于九九年四月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诽谤法轮功,并且把矛盾放大。天津警察告诉法轮功学员,抓人命令来自北京,只有去北京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出现了“四•二五”万人上访。

九九年“四•二五”上访和平解决了,国际媒体给了很高的评价。但这却刺痛了江泽民的心,使得其暴跳如雷,大骂朱镕基“糊涂”,说要“亡党亡国”。这也正是清华大学报告中提到的稳定思维误区的体现,江泽民把法轮功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歪曲为比“不稳定因素”还要严重。

有人说,法轮功去中南海从而招致了镇压,这是由上面提到的思维误区造成的,法轮功学员集体和平上访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关键问题是中共无视法律,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其“整人机制”一旦启动后,就要按照其固有的方式运转下去。有没有“四•二五”万人上访,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都要想办法来发动镇压,只是换一种借口而已。只是利用“中南海”万人上访为借口,能够迷惑更多的人。因为对有这种思维误区的人来说,“中南海”那地方可是老虎屁股,敢去那地方冒犯“党威”,更何况给扣个“围攻政府”的大帽子,理所当然要镇压。可见这个党文化思维误区的危害。

* 中共“整人机制”的失败

中共“整人机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失败过,所以江泽民在九九年打压初期不可一世,下令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

但是,多少个“三个月”都过去了,中共“整人机制”在法轮功面前失败了。这给中共在心理上造成的震慑与恐慌可想而知,于是又制造更多的谎言,诬蔑说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支持。意思是法轮功的力量来自于“国际反华势力”,为维持迫害制造理由。

对中共本性有认识的人都看到,中共“整人机制”不会自动停止打压法轮功的。在这种形势下,二零零四年法轮功学员发表了《九评共产党》,随后出现了“三退”(退党、团、队),因为只有从根本上解体中共,才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有人说,法轮功在“搞政治”,也有人说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关系到每一个人,中共的“整人机制”也许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的头上,但是看看那么多不断出现的拆迁受害者,“躲猫猫”、“被自杀”等等非正常死亡,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厄运就落到亲朋好友头上,对于子孙后代的命运就更没有保障。

清华大学的报告说中共“越维稳越不稳”,这其实是婉转地说,以党代国、以党代政的中共才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中共不仅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而且给每一个人都增加了很大的不应该有的风险。那么解体中共这个“整人机制”不就是从源头上解决了不稳定因素了吗?从源头上解决了中共带来的巨大额外风险吗?这也是从根本上维护每一个人的公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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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思想是“对立统一规律”,其表现形式为“三段式”,认为一切发展都经历三个阶段,即发展的起点(正题,thesis),对立面的显现(反题,antithesis),对立面的统一(合题,synthesis)。反题否定正题,合题否定反题,合题是否定之否定。简单地说,共产党“斗争机制”的模式就是:党(正题),敌人的出现(反题,否定正题“党”),党通过斗争消灭了“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合题否定反题“敌人”,否定之否定)。和“党”在政治上不一致就是“反题”,就是“敌人”,就要被打压,甚至被消灭掉。

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长安街与中南海 / 文/孙思贤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四日】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来到北京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和平上访,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学员,允许出版法轮功的著作,允许法轮功学员不受干扰的自由炼功。4.25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4.25的发生地在神州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长安街上的炼功人

1999年2月,中国新年大年初三清晨,笔者从朝阳区龙潭饭店到海淀区,途经长安街。

十里长街上,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队列整齐的炼功人和法轮大法横幅。那一幕时至今日,还难以令人忘却,不止是因为人数的众多,还因为那庄严祥和的炼功场。当时的笔者是为了生存和利益早起奔忙,不是发自本愿;而法轮功学员们来去自由、发自内心的早起晨炼,没有外在的约束和利益的动力,其境界的差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长安街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之一,在中国有人认为是「神州第一街」。长安街修建于明代,与皇城同时建造,是北京城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其名取自强汉、盛唐时代的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长安城富有深厚文化和修炼的内涵,中国传统思想讲求“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体现在唐长安城中:皇城之南设四坊,象征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征年有闰月,而外郭城分为108坊恰好对应着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坊间遍布着佛寺和道观。而每坊的命名,又多与修炼有关,如修真、怀德、兴道、道德、升道、修行等。

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修心向善、返本归真,在长安街上炼功正是适得其所,是发扬古老的中华文化。

4.25与中南海

中南海的东墙毗邻紫禁城,西墙外树荫道叫府右街。府右街北边与文津街相交,是中南海的北墙。中南海的南边,府右街与长安街相交。当时的国家信访办位于府右街,并没有公布详细的地址。中南海的正门是新华门,位于西长安街,门内影壁题字为“为人民服务”。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中,上访学员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的红墙;而和上访学员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墙,以及中南海西门。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街上,新华门附近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

所谓的“围攻中南海”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迷惑不在现场的中国人的谣言,所谓“围”,是要四面环绕,新华门对面畅通无阻,不成“围”。如果谈“攻”,就是说法轮功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敌对态度;而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执勤的警察在闲聊,这样的相互信任何来“攻”?

中南海是国务院所在地,既然门内题字“为人民服务”。一个人的事是家事,一亿炼功人的事就是国事,国事找国务院解决,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法轮功学员平和的提出诉求,炼功人不用暴力和喊叫,用炼功人的平和和善良处理问题,为的不是国家的长安吗?

迫害逆天意 国难民不安

4.25上访是中共的一次机会,是一个在和平对话和政治迫害之间的选择。而中共选择了迫害法轮功,不但直接造成了中国道德的全面下滑,这种迫害的思路和政策也波及全社会,更危害到全体中国人。中共一直全力打造“和谐社会”的假相,让人觉得中共对民众的打压政策带来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真实的情况却截然相反。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公安支出达5140亿元,接近军费开支,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不断增加,整个社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恰恰是因为当局将弱势民众理性的、基于利益的矛盾冲突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的将其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并一味的压制和进行运动式打击的结果。

清华大学的报告写道,“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正如《梅花诗》第八节:“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秋色再佳,毕竟也已是秋天,一切粉饰的美景都无法长久了。

时至今日,中共在迫害中失去人心,走向解体,正是当时选择迫害造下的因果。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

自觉自愿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明慧记者馨语采访报道)这是一位年方三十的年轻医生。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已近十年。九九年“四•二五”促成了他的修炼法轮功之机缘。以下是“四•二五”十一周年之际明慧记者对他的采访。本文中我们权且称他为“医生”。
记者:请先描述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吧。

医生:我今年正好三十岁,八零后第一批,已经不算七十年代了。来这儿快十年了,因为家里有条件,父母移民出来。我在国内医学院毕业后就来美国读博士,有两个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的住院医生训练,在美国前十名的一所医院里做住院医生。

记者: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事情?个人有哪些爱好?

医生: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物质条件好一点,小时候比较爱玩儿。上大学也早一点,大学里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游泳、打保龄、打篮球等,网络、电影等各种娱乐活动都很丰富了。再有就是读书了。小时候家里比较有环境,家里有医书,也有各种古书,很小时四大名著都看了。再大一点上大学后,就看三联书店里的书,包括各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都看),后来也到北大、清华去看。虽然是学医的,但人文方面的书看了很多。现在修炼了,主要的业余活动都是做法轮大法的事情和读书、炼功。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听说法轮功的?

医生:我听说法轮功是在九八年的年底,非常偶然。有一次,大家玩来玩去,我那时喝酒也喝的很多了,觉得很不舒服,有个同学借了《转法轮》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大概也知道,其实人生中的一切,象钱、学位、地位,只要我努力都可以有,现在的路也是一直都这样。但是那时候就觉得人好象就这样了。可是什么都有了之后,其实觉得还是少点什么。看《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基本全都接受,就是(感到)很偶然。

记者:九八年那时你才十八岁。以十八岁那个年纪,一看了《转法轮》之后,你全都能接受?

医生: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书嘛,物理、科普、天文,学医的还要学遗传、生命科学等,年轻人总会去寻找什么嘛。那时候我对国内整个政治制度其实……。现在有韩寒,其实韩寒那些想法我在九几年的时候早就有了,只是他写出来了。佛教的书我看了,圣经我看了两遍,包括《道德经》我也看,看来看去,我发现《转法轮》里面把这些宗教的问题解开了,而且把科学的问题也都解开了。科学的书解释不了宗教,宗教的书也解释不了科学,可是(法轮)大法却把这些全部讲明白了。

那时我并没有病,人生也不失意。读了书后我发现,哎哟,这是真理!那时虽然说走进来(修炼)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但是会说肯定是法轮大法好啦。

记者:你看了《转法轮》等法轮功著作之后,就认为这个讲的都是真理、都是最好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要开始修炼了吗?

医生:说来很惭愧,那个时候很年轻,觉得这个大法那么好,但是我也知道,你要修就得好好修,很多坏事你就不能干了,我就想:咱们等等吧,趁年轻还干什么吧。但时不时会看书。

记者:之后就到了九九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了。当时你是在中国大陆吧,那个时候是什么感受呢?

医生:“四二五”的时候我在网吧里上网,那时中国的平面媒体被中共控制的很严,相对(来说)网络(媒体)还不象现在控制得这么厉害,它只是说法轮功“聚集”中南海,没用官方媒体“围攻”(的说法)。我一看,当时以中国人这种判断,就想说,那得赶快炼了,不炼的话,过两天不知道出什么事儿。然后我下来我就去找炼功点,基本是从“四二五”开始真正走进大法修炼的门吧。

记者:对很多人来讲,中共开始搞运动之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负面宣传伴随着,所以比较消极、逃避。你那个时候没有被这个影响,反而认识到得赶快炼了、不炼就来不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想法呢?

医生:中国人毕竟受共产党的迫害,大家都有这个阴影,大家都是这样一辈一辈过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共对“六四”的讲法肯定不是真的,我们家族中也是有人有相对比较高的共产党这种社会背景,家里有参考资料。我记得六、七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共给高干看的东西跟给老百姓看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六四”时各国的广播电台也是和中共官方讲的完全不一样,还有我周围有人去北京上学,也知道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就知道,中共在讲不好的事情,你得反过来看。

我就想,你有你的想法,第一,我肯定得挑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做,干嘛要听你的?再有一点,法轮功给我的,中共肯定不能给。比如说,我成绩好,各方面比较优秀,它会拉你入党,但在我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不会理你。从这个角度讲,人很实际的,肯定挑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做,所以中共讲什么,我从来没往心里去,镇压开始,我没有觉得中共讲什么应该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记者:你没有采取回避法轮功的态度,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医生:因为迫害刚开始那年刚得法,肯定会坚持修炼。后来有老学员给我看经文,开始去看明慧网,看到各地那些老学员他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面前能够走出来,而且有的人的心得体会他就写这是在卫护宇宙的真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从大法中受益,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就这种很崇高的体会,你看了以后认识上会有一个改变,逐渐逐渐你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采取消极、躲起来这种态度。后来就有我的办法,在中国大陆出去发真相材料,向同学朋友讲清真相。逐渐就开始这么做,这也是经过一个过程,但是也并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那种程度。

记者:你来到美国快十年了,象你这样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还是继续选择修炼遭中共长期打压的法轮功,你的亲朋好友理解吗?

医生: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会(不理解),毕竟是他们会害怕,再一个是担心孩子的前途受影响,哪怕你到海外。后来呢,他们逐渐会去接触真相,家里人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不跟你讲,但是他心里知道好坏。另外最简单的,从家人角度讲,你不抽烟不喝酒不干坏事,一路很平稳的走下来,他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衡量。

再一方面,我进的那个专科,不要说中国人了,美国医学院毕业的要想进都非常难的,全国大概就一、二百个位置,几千个人申请。非常难进。不是说象中国人想的你做的好点人家就要你,你也不是美国毕业的。如果不修炼大法的话很难想象,只能讲这是修炼大法带来的福报、命运的改变。这是我亲身走过来的,按照常理讲这种事情根本解释不通。

记者:家人对你现在的状况非常满意的?

医生:从这方面,从学术成就上来讲,人在乎的不就是这个吗?另一方面,我修炼,我太太也修炼,我太太人也非常好,我们家庭很幸福。他们从这另一方面也没什么说的,他们会比较满意。

记者:经过这十多年的修炼法轮功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医生:最大的改变就是真正勇敢的面对自己不好的缺点。一般的人不管他成就多大,你比如说最好的教授或者是最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你要说他不好,或者对他进行批评,他一个会不高兴,另外一个会还嘴。一般人就是这样。法轮功教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问题你去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但他的确对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心灵有很大的提高。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是直指人心的,而且他确实是让你整个人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升华。

记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找自己的问题,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医生:最简单的例子,在工作环境里,我们这一行都是老的医生带年轻的医生。年轻医生你被讲不好的时候你心里会不高兴,有时你会回嘴。但有很多人碍于面子或者为了将来的前途他会强忍,但过后他会(去讲)其他人(的不好),一代对一代,等你变成老一代时,会对下一代还回去。你修炼了的话真正会想,他要讲我,第一个不会觉得自己受什么委屈,还要想我是不是真有这个问题,然后要真正的忍下去,然后再提高自己。一般男的年轻气盛,这很难了,这是真正的修心的时候,法轮功教你为什么要这样。

再有一种是对下,对病人。有的病人非常难缠,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当你比较累或比较烦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和颜悦色?象古人那样讲大义,去体谅他,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什么要找你,他哪里不舒服。你要能这么想的话,不修炼的人很少,除非他有这样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我修炼了后知道要怎么去做人,这是自愿的,而且是自己要去提高的,这些方面不修炼很难知道这个道理。

记者:十多年,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守、对道德的坚守,坚持讲真相,法轮功学员是付出了很多。

医生:你说我真正失去了什么没有?没有。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我们家也不小,我也有自己的车,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富,但是我们想要什么也不缺的,而且将来医生毕业那薪水也是很可观的。我并没有觉得修炼会让你少了什么,而这其中人的升华,精神上的愉悦;而且在讲清真相的时候,你让很多人了解真相,有了正确的选择,那些人本身是很高兴的,你付出的这些跟你得到的没法成正比的。

记者:你刚才讲你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你觉得很轻松,可是你会觉得修炼其实是挺难的。那么在你修炼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比较难而犹豫甚至动摇的时候呢?

医生:早期的时候都会有,因为修炼是一步一步的。修炼时,在我个人没有说在小学生时要拿中学生的题目给你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碰到困难你要怎么去面对啊,你要怎么去克服你的情绪,坚定你的意志,按照正确的往下做,这本身就是修炼的一部份。实际上过程中是越来越好,或者说越来越坚定这种决心,不是今天一下子要达到这种程度。

整个的过程,只要你有心要修,有这么一颗心的话,其实师父都会有安排。这个修炼真的也是师父一步步看护过来的,已经是相对很容易了。法轮功这一门大道至简至易,你不用出家,你只要去看书,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可以给你来修炼。

记者:从你的经历和感受当中,你现在对那些还没开始修炼法轮功,或者是对法轮功了解还不多的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医生:一般人自然而然就会说:你是不是要让我来炼功?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这个完全不是。八零年代后这些人,自我个性都很强的,你越讲这个他越反感。我当时也不是有人对我怎么样,就是给你一本书让你自己看,然后我看了后,我觉得说我找到了真理。

其实大法弘传,从九二年开始都快二十年了,在迫害之中也有超过十年了。实际上还是有各个阶层的人在往里走。一直没有停过,(其中)很多是高阶层,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人家只不过不讲,或者是自己比较低调。如果你看过法轮大法的书,你有自己的选择,那是个人的选择,大法也没有要求人人都来修炼,修炼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你不看,或者你根本就是不去了解,或者带着偏见,或者听了中共讲的什么你带有自己的看法,那这就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从我们的职业道德而言,这件事情出现了,我不告诉你的话,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要求你讲实话。在这一点上,希望你自己去看《转法轮》,自己去了解,你了解以后再去选择。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个人的亏吃得真的是很大。

记者:谢谢你接受明慧网的采访。

2010年4月17日星期六

“信则灵”的实验证据 / 文/一夫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美国心理学教授格特鲁德•施梅德勒(Gertrude Schmeidler)女士1942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组有关“超感官知觉”(ESP)的实验[注] 。她在实验之前给每一个参加实验者一份调查问卷,问他们对ESP的态度。她把信ESP的参加实验者称为“绵羊”(sheep),把不信ESP的参加实验者称为“山羊”(goat)。
然后,施梅德勒博士对参加实验者进行经典的“超人的视力”(clairvoyance)测验(测试人们说的遥视功能),即猜为研究ESP而设计的牌(ESP Cards)。实验结束后,她对“绵羊”和“山羊”们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惊奇地发现“绵羊”们的平均成绩明显比“山羊”们的平均成绩好。这个信和不信者之间的区别被称为“绵羊-山羊效应”(The Sheep-Goat Effect)。在1948年至1951年间,施梅德勒博士又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绵羊-山羊效应”。她和合作者的实验结果在美国心理学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出来 [1-7] 。

许多研究人员重复了施梅德勒博士的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给“绵羊-山羊效应”建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8-11] 。这个实验结果的重要意义是,信仰(belief)对参加实验者自身“超能力”的表现有明显的影响,信ESP者可以增强自身的特异能力,更容易见到“特异功能”现象;而不信ESP者减弱自身的特异能力,不容易见到“特异功能”现象。

“绵羊-山羊效应”给人们常说的“信则灵,不信则无”提供了实验基础,在心理学上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意思的是,在信不信特异功能的辩论中,“绵羊-山羊效应”双方都支持:不仅支持信的一方,也支持不信的一方。换句话说,不要轻易地给信的人扣上“迷信”的帽子,人站在哪一方都会看到有利于自身的现象或证据。这可能是佛家讲的“相由心生”的一种表现吧。

如果深入地想一想,“绵羊-山羊效应”本身说明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因为如果特异功能不存在,那么信和不信不会产生任何区别。现在实验上发现,信和不信是有区别的,所以证明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

和信不信特异功能有关的是信不信神的问题。因为“绵羊-山羊效应”涉及的是精神和灵界领域,所以我们自然地用这个效应来帮助理解精神信仰问题,帮助我们理解信不信神的问题。信神的人常常讲述自身感受到的“神迹”,感受到(甚至看到)神的存在;而不信神的人会说,哪有神啊?谁看见神了?(即使感到“神迹”,可能也不相信,认为是“巧合”或“偶然”)。这和“绵羊-山羊效应”是一致的,“信则灵,不信则无”。因此,一些科学工作者用现代实证科学来否定神的存在是片面的,而在中国,共产党用“无神论”的政治力量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信仰自由更是野蛮的。

“绵羊-山羊效应”揭示出人的精神(意识)后面有现代科学还无法认识到的深层的力量,精神信仰本身具有真实的力量。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中所表现出的正是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体现。


注:“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缩写为ESP,即人们常说的“特异功能”。

部份参考文献

1. Schmeidler, G. R. (1943). Predicting good and bad scores in a clairvoyance experiment: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37, 103-110.

2. Schmeidler, G. R. (1943). Predicting good and bad scores in a clairvoyance experiment: A final repo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37, 210-221.

3. Schmeidler, G. R. (1945).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39, 47-49.

4. Schmeidler, G. R., & Murphy, G. (1946). The influence of belief and disbelief in ESP upon individual scoring leve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6, 271-276.

5. Schmeidler, G.R. (1952). Personal values and ESP scor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757-761.

6. Schmeidler, G. R., & McConnell, R. A. (1958). ESP and personality patterns. Oxford, Eng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7. Schmeidler, G. R. (1966).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 on ESP sco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2, 387-397.

8. Lawrence, T. (1993). Gathering in the sheep and goats ... A meta-analysis of forced-choice sheep-goat ESP studies, 1947-1993. In Proceedings of Presented Papers: The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6th Annual Convention (pp. 75-86).

9. Smith, M. D., Foster, C. L., & Stovin, G. (1998). Intelligence and paranormal belief: Examining the role of context.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62, 65-77.

10. Storm, L., & Thalboume, M. A. (2005). The effect of a change in pro attitude on paranormal performance: A pilot study using na'ive and sophisticated skeptics. 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19, 1 1-29.

11. Walsh, K., & Moddel, G. (2007). Effect of Belief on Psi Performance in a Card Guessing Task. 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Vol. 21, No. 3, pp. 5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