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街头剧随时演 大陆模拟照不准拍 / 文／云帆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嘉义市文化公园演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动剧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12/台湾街头剧随时演-大陆模拟照不准拍-28108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二日】大陆和台湾被间隔了六十多年，因为政治的原因，在许多方面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台湾街头剧随时演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八日，由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发起，高雄阳光影剧学会导演，在高雄汉神巨蛋附近街头，上演了“中共活摘器官行动剧”。过往行人看后目瞪口呆，惊呼不可思议，纷纷在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导演吴勇德表示：“今天演出行动剧‘中共活摘器官’是根据中共一位公安警察证人亲自参与目睹活摘器官整个的过程编写成的剧情，我们以无比悲痛的心情演出，想不到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希望今天路过的行人或听到、看到这个行动剧能做一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一个签名让联合国或国际法庭，来制止这样的暴行，让悲剧不再发生。”活动吸引不少媒体到场报导。

这出街头剧所依据的事实是经大陆一个有良心的公安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来的。当初人们听到这个公安亲自叙述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经过时，会非常震惊。如今，台湾的正义人士将之改编成了街头剧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上演，将中共掩盖着的血腥的一幕完整的展现在公众面前。罪恶的医生冷酷而麻木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下器官；淋漓的鲜血；被摘取器官时法轮功学员凄厉的惨叫；中共党徒与医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场交易，让过往的行人目睹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暴利的罪恶，对世人的冲击非常大。

大陆模拟酷刑遭迫害
 
对台湾人来讲，他们想象不到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更想象不出大陆人在中共统治下悲惨的生活。作了恶，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总得让人说话啊。只有受迫害的人站出来说话，才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完成对罪恶的制止，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可是在大陆，这样的罪恶是以中共政府为主导的，它在作恶的同时，封锁了所有的新闻媒介，不但不允许民间有丝毫异议，还要强迫民众对它的迫害表示赞同。这样罪恶就被套上了华丽的外套而被包装了起来。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陆雪琴、崔鲁宁、刘秀贞、刘秀芳、刘秀芝、韩正美、杨乃健等法轮功学员，将自己遭受的酷刑按照受刑时的情景拍摄下来，用来作为揭露中共酷刑的模拟图片。其中刘秀贞、刘秀芳、刘秀芝是三姊妹，韩正美是她们的母亲，杨乃健是刘秀贞的儿子。这些年这家人都没停止过被中共的酷刑摧残。有一次在流亭派出所，恶人穿着皮鞋用后跟在杨乃健的脚趾上捻来捻去，另一个恶警用茶杯盖上凸起的部份猛磕他的头心。还有一次在派出所，恶警穿着皮鞋用脚猛踢刘秀贞的下巴和前胸。刘秀芳曾被绑架到精神病院，身体呈“大”字形捆绑着，捆绑过程中，一位男大夫用膝盖顶住她心口窝，并用拳头猛击她的太阳穴。

陆雪琴曾被劫持在青岛市北分局辽源路派出所，被剥夺睡眠达九天九夜。恶警闵行踩住陆雪琴的脚部和腿部狠狠碾压，猛踢她的腿部和腹部，用拳头猛捣她的头、眼、太阳穴，揪着头发把她提起来反复摔到地上。崔鲁宁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济南监狱一监时，恶警扒光其下身，强迫她光着下身蹲了两天两夜。

这几位法轮功学员在拍摄模拟酷刑图时却被绑架了，起初绑架的借口是“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五月二十二日，崔鲁宁的丈夫聘请的律师要求会见她时，被国保大队以“涉及到国家机密”拒绝。国保警察告诉律师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可是六月四日，中共央视对此进行了诬蔑性的报道后，罪名又被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不是笑话吗？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残酷的酷刑迫害，他们就是酷刑的受害者，当然他们不可能在受刑时请人拍摄酷刑照片，那么他们在获得自由后，还原自己曾经遭受的酷刑，这应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啊，也是为了抑恶扬善。可是中共却将他们绑架了，绑架的借口还一再的升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践踏由此可见。

大陆与台湾，同文同宗，血肉相连，一水之隔，并不算远。可是对待善恶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在如此善恶之间，您将做何选择呢？

九宇文明统之五:末劫平地妖风起，三百年间乱西东 / 作者: 宋紫凤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22115言文明之发展者，要在考察其变。即如第二章所述，文明百脉，信仰为中，道德相通。则其为变也，不离其中，变之善者，自离道远，变之乱者。回溯人类文明史，文明众部各有消长，整体则以信仰为驱动，以道德为宗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于诸天之下交流相荡，数千年之久运化不息。直至近三百年间，文明趋势出现反动，冲击信仰而文明中脉一断而绝，背离道德致正统失守邪灵出世，颠覆中心使华夏文明摧残殆尽。察此变乱之迹，则文明劫运祸起二端，一为科学之变异，一为共产邪灵魔乱人间。

文明变乱之一：科学变异

科学者，本为文明之一部，以体系而论有东西之分。东方华夏文明，其科学体系以天地人三才为研究对象。西方现代文明，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谓「万物皆是数」，其科学体系则以数为研究对象。同为文明之一部，故而，东西方两大科学体系只研究范围有别，实则皆是对天道规律之探讨，简言之，前者乃以宇宙为范围之立体探讨，后者则以人间世为范围之平面探讨。

纵观西方科学史，其最初奠基者皆为古希腊诸贤，如毕达哥达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彼在世时每以神使自任，其视科学者，或为信仰升华之道，或为道德教化之途。而西方科学发展阶段中，成就最卓著者牛顿，则直言星体轨道所以然者乃神迹所使。而直造西方科学体系巅峰之爱因斯坦，其神学著作达95%，而其科学著述，为后人倍加推崇无人超越之相对论，不过爱氏学说九牛之一毛耳。

时至十八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始有变乱之兆。一批所谓科学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人间世之一二发现，以为全宇宙之真理。以学浅不足以论证神之存在，而疑神学所言皆为虚妄，康德，伽利略等皆此辈之代表。且此趋势愈演愈烈，发展至工业革命后，延烧西方，其间虽有牛顿，爱因斯坦等一二巨子之出，终无济于世风之颓堕。

而科学变乱之另一推手则属十九世纪达尔文之进化论祸莫大焉。其为论也，否定上帝造人说，斩断人神关系，而人类文明出于神传之根源，之正统，之神圣皆就此一断而绝，于是邪说滋生，悖论层出，正以人间无道，故而魔乱世间自此可无所忌惮矣。

文明变乱之二：共产邪灵

正值科学变乱之际，另一邪灵亦蛰伏已久，蠢然欲动。先是，此邪灵脱胎魔教，号曰共产主义，其后，妖风东渐，炼形中共，毁灭华夏中心文明，大行魔道祸乱世间。

具体而言，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有名马克思者，早年加入撒旦教，所谓撒旦教乃以向神复仇为最高教义之魔教。而马克思之为魔教代言，先借科学于信仰之冲击，发展而成所谓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无神论，又以达尔文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而为阶级斗争论，更鼓吹人类最蒙昧野蛮之暴力革命论，可谓集邪恶之大全，及其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出炉，则直陈不讳自谓「共产主义之幽灵在欧洲游荡。」

此时之中土，自十八世纪初乾嘉朴学之兴，二百年间斤斤于文字，而华夏文明如浩浩江海忽入扼喉之狭，大非昨日之气象。时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严复译《天演伦》，正式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时，华夏精神不在，文明正义已失，疑古之风泛滥，邪见逆论横生，乃致马列西来之前，中土已有与彼气味暗合者，譬如康有为之流，其于《大同书》中所设想之大同世俨然共产主义社会之中文版。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邪灵西来，而与中土之所谓新思潮一拍即合，不二三载，即于1921年成立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名之中国共产党，此物之邪，专以毁灭人类文明为务，自创一与人类中心文明――华夏文明背道而驰之「假恶斗」邪党文化，而华夏文明旷古劫运就此揭幕。

近世有奇书《九评共产党》，系统论述中共起家之史，发展之迹，揭示其欺世谎言，滔天罪恶，邪灵本质，字字真金，如九剑出鞘，直捣邪共七寸，是为正本清源之法宝，镇邪灭乱之灵符。盖有真经在上，故本文于此不作多言无益之赘述，仅推荐读者一读《九评》，而此共产邪灵为祸华夏，摧毁人类中心文明之始末，必了然目前。

自近代科学变异及共产邪灵出世，致神传文明根基动摇，华夏文明摧残尤甚，而文明众部之变异亦随踵相继。时至今日，文明众部，千门万类，非以修炼为主题，竟代之以足欲，非以道德为宗旨，而论之以功利。譬如资本主义，本为勤俭节制积累财富荣耀上帝，演成今日之享乐主义，金钱至上。艺术门类本为教化之道，升华之途，演成今日之休闲娱乐，甚至魔性纵欲。哪怕修炼之法有如瑜伽、气功之类，竟未免伦为美容塑身减肥之用。呜呼，考察三百年间文明变乱之迹，始知邪灵为祸，岂偶然哉。人非自离道远，自断神脉，彼何能有隙可乘。今日华夏文明呼吸存亡之际，吾辈欲履绝地而后生，欲挽劫运于坏灭，亦必先从自我做起，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根除党文化及无神邪论流毒。非此不可与言未来，非此何以复望中兴！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三） / 文／静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7/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二）-28066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接上文）

 二、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8/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三）-28066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接上文）

 

三、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象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進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逆天叛道，无恶不作，使社会道德沦丧，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十四年了，必为天理所不容。现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四千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此举顺应天理，越来越多的民众明了真相，做出了正义的选择。

（完）

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 / 文／大陆大法弟子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8/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28090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会说错话、做错事。孩子在做坏事后的施教最有效果，年轻人在摔了跟头后反思和成长；中年人在屡次挫败后找到事业出路和方法；老年人在回顾历史中为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能改则正，能补即补，这是普通人的处世理念。 

 

但是有一些人，做过一些事后，却再也无法解脱，深深的自责挥之不去，沉痛的悔恨常常萦绕，致使自己精神疲惫，痛苦不堪。有的几十年在阴影中徘徊，已经是作茧自缚，枷锁自扛了。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无法原谅自己？

“文革“期间，在一场红卫兵武斗中，十六岁的王冀豫挥舞大棒砸向了对立派的王岩宏，就这样十九岁的王岩宏的生命，在血泊中溘然而逝。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冀豫常在黑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再后来，六十二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他说：“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五十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岩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平心而论，那时候，王冀豫才十六岁，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宣传下，在日复一日“党让干啥就干啥”鼓舞中，少年的他迷信盲从、狂热躁动，他积极参加武斗，以打击异己为能，但是命运跟他开了个荒诞悲哀的玩笑，参加中共的革命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益处，却使自己成为了穷凶恶极的暴徒、杀人犯。他说“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反右”、“文革”结束后，当大多数人愤愤控诉那个时代里那些穷凶极恶者时，巴金老人首先指责和揭发的却是自己。在《随想录》中他写道：“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实际上，巴金当时迫于压力，只是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过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那时为了蒙混过关，大多数人都要跟风表态。但是当尘埃落定后，他重读自己当年的文字时却感到“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就这样，巴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的耻辱行为。

客观的说，“那时候人变成了狼狗，只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经泯灭，中国淹没在黑暗之中。”（茅于轼）在那样混乱的年代，巴金没有上蹿下跳的揭发检举，也没有处心积虑的栽赃陷害，更没有置人于死地的恶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于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事实上，罪恶就是枷锁，巴金只有“把笔当作手术刀，十分笨拙地，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写下了三十八万字的《随想录》

自从一九九九年中共对法轮功群体发动迫害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再一次上演了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悲剧。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手无寸铁的善良修炼者，利用特务跟踪、利用警察毒打、甚至利用医生毒害修炼者。有特务在抓捕学员时说道“这是我的工作，我也得养家糊口”，有警察在殴打学员时叫嚷“共产党给我饭吃，让我打谁我打谁”；有的狱警在虐待学员时吼道“我不怕报应，我就要整死你。”十四年来，这样的悲剧每一天都在上演。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人整人在中国还继续着。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已经证实有四千多名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这是全体中国人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回顾历史，今天的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在历次运动中，施暴者和受虐者，同是被害者，施暴者也只是中共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任由中共摆布，而最终作恶者自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的歧视、迫害、运动无论多么黑暗残暴，终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政治清明，法律公正到来时，一切的罪恶都要面临正义、道德、良心的审判。人可以犯错误，但不可以犯罪。错误可以原谅，罪恶不能饶恕。杀人放火、栽赃陷害、乱施酷刑，就是罪恶。罪恶也许能够逃脱法律的审判，道德的谴责，但灵魂却从此不得安宁。所以，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无论我们的权利有多大，我们都要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不要迷信忠于邪恶，不要盲从施暴于人，不能构陷良善，更不打人杀人。做一个明白真相、明辨是非、有道德良心、有行为底线的人，让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历史的考验。这样，才能给自己的灵魂一个安宁的家园。

信仰自由、修炼自由，暴力迫害才是罪恶。今天谁参与杀害了法轮功修炼者，谁的明天就会象王冀豫那样，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苟且偷生。谁落井下石参与了迫害，谁的未来就会象巴金那样，自己割自己的心，用余生去忏悔赎罪。

我们都会老去，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都会躬身自问，我做了什么，我对得起自己吗？无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论怎样的无可奈何的境遇，不要盲从、跟风作恶。要明白，给别人留生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不要作恶到无处可逃、自寻死路。

心里有罪不得安宁，这是人类最起码的道德水准。害别人就是害自己，这是世间最根本的道德铁律，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

谁是毁我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6/谁是毁我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280812.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六日】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敌人？站在一个民族利益的角度上来看，所谓敌人，那就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非法军事入侵、经济掠夺、文化摧毁的人。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大多是为了侵占其物质财富和矿藏资源，而不是将整个民族彻底销毁。而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彻底消亡。 

 

今天的中国，就是被西来幽灵马列共产主义强行入侵并取代中华民族正统文化。表面看中华民族依然存在，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已经被马列共产消亡。那么谁是毁我中华民族的敌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是毁灭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

一、中共灌输马列共产，毁我民族文化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神传文化。象“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熔融文化的血脉。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传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神传文化变的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呼应，其精华代代相传。

“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着华夏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人才能够体现出诚实、善良、谦和、包容的本性。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

正因为我们的祖先和人民一以贯之的遵循恪守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才出现了“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的盛世。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民族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施政者无一不是尊天敬地、敬畏神灵、追求天人合一的仁政实施者。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实质是半神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她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教化和引领人们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这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民族正统文化，其精华代代相传。

中共从诞生之始，就背弃祖训，改换门庭，抛弃中华文化之正统，拜认马列为先祖。尊崇和信仰“马列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特别是中共自一九四九年窃据政权以后，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把中国人民带上了一条改旗易帜的“马列共产”邪路，认“马列”为其先祖，用“党文化” 取代我中华文化之正统。

中华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中共却奉行“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尊崇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传统文化中讲珍视生命，人命关天；而共产党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历次运动致死民族同胞八千多万。传统文化中讲“忠”，但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的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民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它“伟大光荣正确”，因此，中共要“改天换地”、“战天斗地”、销毁我传统文化。

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它肆意妄为的巨大障碍，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马列共产主义“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宇宙观，是直接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力破坏。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今天，中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已经把中国人民拖向了没有道德底线约束的无法无天的危险境地。

二、中共摧毁我传统文化后，中华民族乱象丛生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基础，文化强盛，道德则强盛，向善的人则会增多，社会正气则会强盛，邪气就会衰退，社会则和谐稳定。反之，人心没有了正信，道德就会缺失和消亡，人就会干出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坏事、恶事，社会就大乱不治。

1、假货毒货，唯利是图

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共马列无神论的洗脑下，无因果、无报应的观念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 ，在没有了道德的约束下，各种社会乱象大量出现。现今的中国，假货毒货流行，骗亲宰熟，比比皆是。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各种有毒食品公然进入市场，百姓无从分辨，无知中有多少婴儿因为使用了有毒奶粉而致伤、致死，又有多少人因为食用了有毒食品被害的终身病残，或过早谢世、家庭破碎。

过去讲“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会下毒。而今天的社会，除了金钱利益，哪还有什么良心道德可言。今天充满市场的假烟、假药、假化肥；假钞、假票、假文凭；还有假酒、假肉、假火腿。无货不假，有食就毒。仅就毒食品而言就有：地沟油、毒大米、毒面粉、毒馒头、苏丹红、福寿螺、瘦肉精、毒火腿、人造蛋、毒蔬菜、结石奶等。过去掺假贩假视为骗人的奸商，如今是制假贩假用毒食品图财害命。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中共灌输“无神论”、破坏摧毁民族传统文化、扼杀人性、正信，使人心失去道德约束息息相关。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曾发表他的观点：“中国大陆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这位教授点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如果再进一步明确讲，社会溃败的深层含义，应该是指社会道德体系的溃败。道德虽然不能买吃买喝，但没有道德就会买到毒食品、毒饮料。在没有道德约束的背景下，人们善恶不分，必然会出现“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恶性循环局面。

在一个正常社会（例如现在的西方社会）里，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爱，对天地、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然而在中国，这个附体在中华民族肌体上的反天、反地、反人类的中共邪灵，正在飱噬着她的整个机体，毁坏着中华民族。

2、毒品盛行，娼妓遍地
 
毒品、娼妓是危害社会的恶魔，古往今来，吸毒贩毒、卖淫嫖娼都会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危害。只有强盛的道德可以制约恶魔的各种危害。可是今天在中共毁灭道德后，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便有了合适的土壤。全国31个省、直辖市，毒品、娼妓已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它象一个有害的癌细胞一样侵害着国人的肌体。

万恶淫为首。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妇女，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失生命不失贞操。而在中共摧毁传统文化后的今天，中国成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婚外恋、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等已不是个别现象。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老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都想占上一把性便宜。就连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遂把学生杀害，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

据初步统计，涉及所谓“性服务”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从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人，每年消费大约1万亿人民币，毒品市场交易3000多亿元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000万人。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的形式各异，从私下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到聚众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从私下交易到网上买卖、从老人成人到少年儿童、从高官阔佬到普通世人、从业余群体到职业集团。毒品、娼妓盛行的今天，多少好人被变成魔鬼，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偷盗、抢劫、绑架穷凶极恶；弑父、杀妻、卖女惨不忍睹。

3、颠倒善恶，扭曲人性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行，世代相传。古人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善良的人都认为：遇到正义的事，就应该勇敢地去做。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传统品德。

但是，经过中共几十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中共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在今天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使一些人的善念良知荡然无存。尤其被中共颠倒了的善恶是非标准和它的魔鬼逻辑，使很多人因为见义勇为而被冤枉，甚至被敲诈勒索，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被车所撞，车主逃逸，而你出于好心救人，却被诬为肇事者难脱干系，理由“很简单”：你不撞人，怎么会把人送到医院？这种颠倒善恶，扭曲人性的邪恶导向，摧毁着人的灵魂，迫使人们心灰意冷，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还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就是传统文化被中共摧毁后带来的社会恶果。

福州交通路福建医科大学附近，有一位老人晕倒在地上十五分钟，围观的群众不少，却没有一个人敢碰他。2011年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太太摔倒在地，过往行人无一理睬，老人失去生命。2011年，广州佛山两岁的小悦悦，先后两次被车碾压，肇事司机逃逸，七分钟内有十八位路人经过，都见死不救；2012年，南方又有5名流浪乞讨的儿童冻死在路旁的垃圾箱里，令人惨不忍睹。

4、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人抛弃了传统文化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对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黄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沙尘四起、风暴频发；水土流失、荒漠沙化；大地爆裂、池塘干涸；旱灾之重，百年不遇。目前中国五万公里的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十几年前就超过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人类数千年来维系的自然环境，几十年来就几乎被中共破坏殆尽。

三、中华民族的劫难与重生
 
当人心不古，道德缺失，中华大地一片乱象之际，上天没有抛弃中华大地的众生，将慈悲的佛法降临中华。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弘传中华大地，短短几年就展现出了佛法的广大和威德，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在佛法的慈悲融化下更加祥和善良，各行各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人们不再看重金钱、名利，不再尔虞我诈，不再勾心斗角，不再骗亲宰熟，诚信待人。

中华民族的道德重生有了希望。

然而一九九九年，作为邪恶代表的马列中共代言人江泽民，以极端自私、妒忌、野心和邪恶目的，开动中共这具迫害机器，对佛法“真、善、忍”宣战，曾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为了达到其邪恶目的，秘密下达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邪恶命令。采用了极其邪恶的手段和办法（抄家、罚款、绑架、拘留、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等，非人酷刑多达百余种），逼迫法轮功信仰者放弃信仰。“转化”的标准是“他能骂人了”（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不骂人），其邪恶目的昭然若揭。更为惨烈的是，它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之后将尸体塑化出售，或毁尸灭迹。然而，令中共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的打压和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弘扬， 而中共邪恶的真实本性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为自己定下了灭亡的结局。

中共这个反天、反地、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恶生灵，就象生长在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个恶性毒瘤，它以扼杀人性、摧毁正信、泯灭良知为目标，不断的扩散、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良性细胞；它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因而必然受到天意神灵的惩罚。但这个邪灵附体的中共恶魔在灭亡之前，还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捆绑在一起，让更多的中国人为其陪葬。

上天为了把中共和善良的中国人做出切割，消灭威胁中华民族的这个祸害，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神灵一再降天象。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中国共产党亡”字样的藏字石。据专家考察，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2.7 亿年，这块奇石道出了神的旨意：中国共产党亡！

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帮助中华儿女从思想上、行为上彻底驱除马列共产主义灌输的流毒。伴随《九评》悄悄走入千家万户，引发了势不可挡的三退（退党、团、队）大潮，给自己选择了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截止2013年10月，上网声明退出中共邪教及其附属组织的人，已突破一亿四千七百万。作为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我们只有解体这个妄图毁我中华民族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那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

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 / 文／静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6/浅析孔孟之义利观（一）-28066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六日】“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待续）

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 / 文／曹长青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0/3/参考资料-中共十一国庆VS人民遭殃历史-28068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十月一日，是中国的法定假日，因这一天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周年日。十一跟春节，是中国的两个最长假期（法定假日三天，连同前后周末共放假7天）。中国人在享受这个“黄金周”的长假期中，由于长期生活在官方宣传的“虚假”之中，忘记或根本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地出现之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灾难、劫难。 

 

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然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迫害、枪杀等。这个西方学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国内一些勇敢学者的调查研究证实。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所谓的十一国庆为标志，中共政权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数据，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 p～p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 p～p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 p～p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China p～p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数据：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多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2013），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从民间渠道得到的数字统计，至今已有3，6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去年（2012）基督教会及教徒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件数字、被捕和判刑人数，及被虐事件数字等六项指针综合评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则上升61.1%，过去7年平均增长率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会”，截至去年9月，因坚持户外宗教祈祷活动而被北京国保带走或关押的信徒就多达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土民族中心”总部（他当时任该中心执行主任）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据伦敦“大赦国际组织”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报告》，中共当局处决了七名被指控参与七五事件的维族人，逮捕及审判了其他数百人，许多人“被从人间蒸发”。流亡在海外的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揭露说，七五事件后，有数万名维族人“失踪”。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所以，中国人在享受十一“长假期”中，应该从长期的“虚假”（官方宣传）中清醒一下，对这些死亡数字（不是数字，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像你我一样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日！伤了中华民族，伤了中国同胞，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