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二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属性特征（下）
五、关于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问题
以上我们主要从阴阳、五行、八卦“位”的概念等方面给大家论述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些属性差异。因为阴阳五行八卦（“位”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属于《西学》之中根本就没有的认知，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先讲一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现代《西学》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给再给大家进行一下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分析。
关于物质与精神，这或许是西方哲学界或者主义者们最喜欢讨论的问题。那么站在我们《文明使命论》的角度，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这组维度，我们又是应该如何看待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各自分工呢？
显然，西方文明主要关注的是事物物质性的一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西方“实证科学”就是以二分法的逻辑，将神与人、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身体做了一种人为的分工与切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传统关注的是有限人力可以把控的了的那个部分，专注研究物质世界，专注研究物质规律，专注研究人物质身体的部分。
也就是因为这种分工，因为关于物质研究的传统，西方心理学一直以来走的是跌跌撞撞，一直无法摆脱使用“实证科学”的物质思维方法来研究人、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实际上《西学》在研究人的大脑结构与功能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性，进一步讲，西方思想关注物质的表面性，不入事物的《内机》，不转换“客位”的观察角度，只是“反客为主”而没有真正的进入“主位”。要想进入到事物的《内机》层面，实际上必须经过由“客位”角度向“主位”角色的转变，否则根本就进不了事物的《内机》，更不要说《内学》的《内眼》、《内脑》与《内光源》了。《西学》根本就不知道、不认识、不理解。
因为基于这种物化思维的方法，所以西方文明擅长物质创造，缔造了一种物质文明。这与人类文明在末期阶段的需求密切相关。300年来西方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效也确实很巨大，对地球物质资源的消耗成果也非常巨大。这都是因为西方文明属于一种物质文明的原因，因此西方文明对物质的依赖性当然也是非常巨大的。
按照西方文明的这种物质化逻辑、物质化思维，一切非物质性的存在，一切非物质主导的结构体都会不断的被转换、转化、降格成为一种物质维度来对待。比如人的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被降格为一种物质化的资源，叫做人力资源，与厂房、机器设备、能源原料、资金资本等物性投入一并看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给大家提到关于管理X理论的方法。这就是西方物质化思维对企业管理文化的最直接的影响。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擅长物质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关注事物的《外表》，重《外表》而不是重《内机》，所以西方思维将一切存在都当做一种物质存在，把一切存在都降格为物质维度来处理，同时西方文明还具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不断将事物的《内机》外部化的思维，将事物的《内机》用事物的外部表象规律来替代。
西方思想关注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其实还不是象二分法缺乏“质性”认知所认为的那种简单的、抽象的物质性。就象我们在《五行论》中所认识到的，其实西方文明中的物质是指刚性物质，那种比较绝对化、能量层级比较低，比较被物形所固化的物质属性，也就是最物质的物质。
根据《五行论》原理，西方文明的物质属性五行属“金”，是刚性极大、物质密度极大、个体收敛性极强的一种物质。从这种物质属性而言，因为物质属性太致密了，所以使用同等层次的力量、在不破坏事物完整性的条件下如果希望进入事物的内部、《内机》的可能性就极小。举个具体例子，比如我们可以往木头里钉钉子，但是往钢板理钉钉子就很困难。这也就是说，对于弹性物木而言，并不拒绝“被入内”，然而对于刚性物质而言，入内则不易。所以西方文明作为一种物质文明的物质属性其实属于一种“刚性物质性”，在“质性”上五行属“金”。西方文明属于一种“金本位”文明。
那么由西方文明物质性、表面性所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属性就是西方文明比较专注于物质的“量性”，特别是西方的“实证科学”更是如此。因为关注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够进入事物的《内机》。因为不入内，搞不清事物内部机制方面的差异，因此西方文明区分事物的方法就只能依靠外部形象与体积大小了，以物形论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美学重“形”与东方美学关注“意”与五行属性也是密切相关的。东方文明以《内机》划分事物，是一种“质性”思维，比如在生命轮回中，无论在某一轮回中表现为人或是动物，男人还是女人，飞禽还是走兽，可能都属于一个生命个体的不同生命轮回或不同生命周期的形象表现而已。属于外形外部形象的差别，不属于内部生命本质的差异。上一世积下的业，这一辈子还得还。不能因为改变生命的形象就可以不还了。调侃的说，别以为穿上了个马甲，大家就不认识你了？！
然而西方文明以《外象》区别事物，所以就只能使用外形或体积尺寸大小的“量性”思维来辨别事物。事物的《内机》是被人为“分割法”所切断出来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真正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切断了，而且可能还不知道、可能还意识不到，因此事物的外形是什么就被固化的认定是什么。其实物形大多具有“偏性”，不能够成为判断事物的标准。
也就是因为这种“外形”、“量性”判断法，所以西方文明就走了一条数字化、精确化的道路——事物《外表》的精确化、数字化、度量化。另外，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二分法的“分逻辑”也是建立在物质性与“量性”原则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行的。唯物质可分也，唯数量可加也。物质与数量的自由加减性，只有这样，线性逻辑与微积分逻辑才能够在表面逻辑上得以成立。
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物质属性而言，东方文明则更侧重于精神属性，当然这种侧重是建立在“合一论”关于生命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统一、灵魂与物质身体统一的这个前提之上的。
因此东方思维就更关注或擅长事物的“内机”与“质性”，更关注事物的内涵与深意。这也就是关于西方美学重“形”，东方美学重“意”的根源。西方学院美术讲究“写实”，而东方水墨艺术讲究“写意”。由于东方思想重“质性”不重“量性”，重意而不重形，也就造成东方思想相对而言不擅长数量化与精确描述的传统。东方文明在表面文化上走的是一种讲求“质性”、非定量、模糊性、大而化之的路线。这也就是东方文明不擅长“物之理”、不擅长“数理”、不擅长“理性”之路的思维模式。因此才会出现了现代讲《伪国学》的那种“三八就是二十三”的蛮横讲解，管你接受不接受的一种宣讲方式。其实都是《伪国学》关于东西方文明简单论战的方式，也就是一种鸡与鸭说的模式。
管你听懂听不懂，你如果听不懂“三八就是二十三”的道理，那么你就是不懂什么叫做中国传统文化。扣上一个大而化之的帽子了事。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展开一种沟通式的辩论。其实所走的也只不过是一种物质“排他式”的辩论方式。完全是一种被《西学》洗了脑的思维。东方思想那种容性思维彻底没有了，剩下的只不过是东方文明的空壳而已。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伪国学”的真实处境。
谈到了东方《内学》关注事物的“质性”、“内性”、“内机”，西方《外学》关注事物的“量性”、“外性”、“外表”这些区别。这还是我们按照西方水平思维的二分逻辑给大家阐述问题。水平逻辑，平面逻辑也。其实还有一种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说法，那就是关于道与术的划分。这是一种基于东方“形而上下”思维的一种划分，不属于水平逻辑，而是属于一种上下维度的逻辑关系。
基于这种道与术的划分，西方的物质文明、“量性”思维侧重的是“术”的层面，一种“术用”的层面，“用理”的层面。所以关注技术、战术、具体方法，关注“术用”的效果，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化、精确性的特征。这就是“形而下谓之器”的层面，“器用”的层面。要强调“用”的逻辑，就必须先要依靠“物”，一种物质主义，而后产生效果，一种效率文明。其实这些属性都是连带在一起的。
而且“物质”属于“物→用→效”的逻辑源头。这里所需要的“物质”属于形而之下的一种“器物”，其实就是一种载体，可以承载其它用效物质的一种更为坚实的物质载体，所以这种“物质”必须具有很好的“刚性”。这就是西方物质五行属“金”的原因，其实就是充当物质载体的意义，必须能够承载其它物质。这就是刚性物质的属性。
那些主义者们关于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调调，其实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一方面，我们以前跟大家已经论述过了，物质性的基础所起的是一种“缺失性需求”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这种“基础作用”、不可或缺的“缺失性需求”的作用，与所谓的“决定作用”其实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就象我们已经给大家举过的例子一样，企业中虽然员工占绝大多数，在企业执行层面完成具体业务的时候可能是主体，一种“量性”的主体。然而真正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是企业高管团队的少数几个人，甚至就是武断、独裁式的老板一个人，属于一种“质性”《内核》。
因此所谓“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根本就是两种作用，根本就不能够混为一谈。然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其实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仍然是错误的呢？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基础，物质也，上层建筑，精神也。先暂且不说谁决定谁吧，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西方思维中的物质，属于刚性物质。这是刚性物质根本就生不出精神来。充其量生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话语权”而已，也就是might is right的逻辑，是权力，而并非真正的精神属性。
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一种载体功能，西方物质属于刚性物质，收敛物质，这种物质是不可能产生具有“生发性”的精神属性的。具有能够向上生发精神的物质载体必须是一种弹性物质，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弹性物质——木性物质，而不是“金”性物质。“金”性物质属于硬件性物质，物质体内部的能量已经被榨干，只能够用于水平延伸、进行水平方向的简单复制而已，但是无法用于竖向上下方向生发精神。
所以从“物质”与“精神”这方面来讲，东方的物质与西方的物质并不是指的同一种物质。东方文明更侧重弹性物质“木”，也就是与精神属性关联紧密的那种物质，那种弹性物质，然而西方文明更侧重于刚性物质“金”。同样，东方的精神与西方（“实证科学”中）的精神其实也不是指的同样的精神，东方的精神是形而上方向的，西方的精神其实是水平外化的。尽管主义者们称之为“上层建筑”，其实那个“上层”主义者们根本就不知道“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更谈不出如何去登上更高的“层次”了。
西方擅长于“术”，那么东方思想擅长的则是“道”。比如中国企业家们往往喜欢谈论“战略”。其实这与东方思想关注“道”的传统有关。道，首要之路的意识。传统的正体字中间还有一个“寸”，代表“心”，方寸也。因此，“道”就是在心灵上、在精神意识上的方向选择的意义。“道”，就是选择走哪一条路的意思。道，首要之路，心灵的选择。然而在“合一论”道与行是不可分割的，道行道行，其实就是行于道的意思。
可见，道，所代表的就是大方向的思维，不迷失方向，并且还要与“始于足下”相结合。我们已经多次在理论上分析过关于规律尺度性的问题。在大尺度上的规律，首先就是确定方向。因此，道具有一种“质性”的差别、方向的差别。
因为“道思维”关注的是大方向，关注的是大尺度事件，所以东方思想相对而言就比较“大而化之”，就不擅于以精细数量的方法说明问题，就不善于“量性”、数字化、定量化、精确度、准确性分析，因此也就不擅于逻辑分析方法。因为所谓分析者，分细也，分析分细。
这其实与东方美学“在意不在形”的特征也有关。其实“在意不在形”，从正面意义上讲，属于一种境界；然而从负性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无奈。其实这也是源自于人力有限、人生苦短的制约，擅大就没有精力再去擅精。擅大不擅小，擅小会迷失。
因此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使命上就做了一种分工。东西方文明各自开发各自所擅长的“技能”。这也算是一种“术业有专攻”吧。其实凡是能力有限之时，多以“分工”方式以待之。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西方文明擅长“术”，东方文明擅长“道”。“术”者在“用”，用效也；“道”者在“养”，修养也。“养用”其实这是中国中医学中的一组重要概念，比如“养者在血，用者在气”。关于“用与气”的关系，《孙子兵法》中有关于“治气之法”的专门论述。中国兵家思想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治气”之用的方法，比如《曹刿论战》那段关于“治气”的论断可能是最著名的：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用者在气，这也是东方特有的思想。其实“气”也属于东方思想中所特有的一种发性物质，比五行木的发性更高，与西方“金”的刚性收敛物质完全不同。
我们说，东方文明的使命分工在于“道”、在于“养”。所谓养者，养阴也，向内而养。再者，所谓养者，修也，修养修养嘛，所以东方一直有养生文化、修炼文化。养的方向属于一种顺时针旋转。
其实修炼文化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之中是没有的。西方文明中有的只是一种信仰文化，信就已经足够了。相信神、信仰上帝与科学认知可以形成一种补充就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修炼文化的概念。这也是由西方文明的使命所决定的，不具有刚回归的使命。
既然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关于“养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再说上两句。所谓养者，养阴也；用者，用阳也。养者在于与修（休），而用者必有所耗。所以西方的“用文明”就属于一种物质消耗性文明。但是东方思想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合一论”，是一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思想，所以中国传统中的“养阴”，其实也属于“阴中有阳”的思想。这种“阴中有阳”就属于坎卦“水中火”三爻中间那个一爻的“真阳”。而“物用必有所耗”的那个“阳”则属于“外阳”，属于一种“虚阳”，属于外火之阳，与“水中火”的那个“真阳”还不是一回事。
东方文明关注于“道”、关注于事物发展的大方向、大尺度问题，所以不入细，不走“量性”道路；西方文明则聚焦于“术”、专攻于小尺度、关注于事物的外表规律，虽然擅于数量化、精确化，但是不入事物的《内机》，不得本质，因此经常会搞乱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人为的斩断事物的因果关系，从而迷失事物发展的大方向。这东西方两种文明关于事物的不同导向与局限，其实都缘起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与生命周期的有限性。因此擅长方向就不擅长数字量化，擅长数字精确细节就容易迷失方向。这实在属于一种两难的困局。然而所指的都是“入世”层面的意义。
应该说当年笛卡尔在创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时候，所考虑的就是关于如何将“数量”与“方向”有效结合的问题，其实物理学的矢量分析也是在调和“数量”与“方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不过还没有人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使用矢量分析方法。而且大多数喜欢谈天论道的那些“伪国学”的“砖家们”也不擅于关于“道”与“术”的结合。这些“伪国学”其实并非真正的“合一论”思维，只会说而不会做。
其实东方文明有东方自己的“数术”，与西方要素式的“数学”还不一样，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数术”，并不是祖冲之那种类西方的“数学”。但是当今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知道这些呢？
我们一直讲，人们只能够记住自己所理解的信息。不能够理解的信息在文化的承传过程中那就一定会被丢失、被遗忘。中国真正的传统“数术”其实也是如此。人们现在所能够记住的只不过是祖冲之或者《九章算术》等等符合西方文化思维的“算术”、“算法”而已，而真正在道家民间秘传的那些具有中国东方特色的“数术”大多是不为当代人所知晓的，即便有少数流传出来，也都是被当代思想所批判的，“谁解其中意”呢？比如梅花易数、紫微斗数等等。
其实《易经》在哲学层面关注的是“道”的问题，然而在“术”的层面《易理》就属于一种算法。因为东方文明讲求的是一种“知行合一”，所以一方面《易经》的“道”与“术”是不能够分离的。另一方面，《易经》在“术”的层面，“数术”与人类行为也是不能够分离的。所以中国的“数术”多用于人类行为的吉凶占卜。而西方的“数学”是基于二分法的逻辑，所以“数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与行为层面就可以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其实西方的“学术”仍然属于是一种“术”，只不过是可以与“用”发生“分离”。其实西方的“数量”研究本质上还是属于“术”层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够成为真正的“道”，所谓规律。术即方法，道乃规律。只不过术语不同而已。
由西方物质文明所派生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理性”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文明关注“理性”，“实证科学”所走的就是一种“理性主义”路线；而东方文明相对而言走的则是一种“人性主义”路线，关注的更多的是“人性”。
关于理，关于理性，在西方文明中，更多的指的是物质之理，外表之理，属于不入事物《内机》的、从“客位”所观察到的理，又称“客观之理”。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术”的层面的理。也就是说，西方的“理”在方法上向“术”的方面靠拢，一切“理”都被降格成为“地理”，也就是“术用”层面的“理”。
其实，即便是关于纯物质性的机理，有些理，如果观察者不入内的话，只是从“客位”上观察，其实是永远都看不到的。另外，再加上离开了过程、离开了生命活性的原因，如果只站在死的、固化的、刚性的物质眼光上去看问题，一些“活的问题”那也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么西方文明为什么走上一种唯物质“理性主义”的道路呢？也就是“理性主义”为什么要排斥“人性”呢？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分析“人性善”与“人性恶”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谈到了，西方文明、西方的宗教观一直有一种“原罪论”的思想传统，这也是与西方文明的使命分工分不开的。我们一直讲，其实人性是善恶同在的。人身上既有善性的一面，也有恶性的一面。“原罪论”所看到的就只是“人性恶”的一面，所以西方传统就认为“人性”对于研究事物的规律、事物的属性那一定起着是一种干扰作用，一种负面作用。其实这也是因为人类文明到了末期，结构体具有负向导向的原因所致。
为了避开“人性恶”的一面，西方文明认为，那我们最好还是回避关于“人”的这个复杂问题、回避起着负面意义的“人性”维度。我们最好还把我们的研究专注于“事”的一面，专注于纯“物质性”的对象，最好能够避开具有精神属性的对象。因为这种“原罪”的传统，因此西方文明更关注“物质性”，同时坚持以“理性”的方法研究事物对象，排斥“人性”对“理性”的干扰。因为“人性恶”，所以“人性”所起的作用那一定是干扰、是负面作用，所以就必须加以排斥去除。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东方文明对于“人性”抱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中早期，“人性”所展现出来的完全是正向的意义，因此在东方传统中，“人性”是收到欢迎的。因为“人性”所呈现的是“善”的一面。因为“人性善”，因为“人性”可以被提升，可以被改变，所以“人性”是可以上接“神性”的，所以才有“天人合一”的可能。因此宇宙高层才会向人间播撒“善”的思想种子。这就是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之初出现“诸子百家”那个思想“起点就是巅峰”时代的原因。唯有“人性善”才可以上接“天道”。这些方面，我们在第五章会有更多的分析与论述。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关于东方文明“人性”在“用”的层面、在“入世”层面上的意义，也就是正面“人性”、“人性善”在人类文明早期所起的那个作用——上可通天，故可得到“天道”之助也，所谓“得道多助”。另外，让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正向“人性”在修的维度方面的意义，也就是生命层级向上提升的意义，在“出世”层面的意义。
人层级的提升其实就是“人性”正向层级的改变，是“人性”向更“善”的方向发展（与大尺度的方向论有关），换成霍金斯教授的语言，也就是生命能量值的增加。为此东方文明牢牢的抓住了关于“人性”的这个核心问题，而不是回避、排斥“人性”的因素，因为正向“人性”是生命提升的源泉。正向就是价值，所以不能够放弃。
也就是因为人还有“人性善”的因素在，人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所以神才会从高层伸出手来救度。因此东方文明使命决定了在东方思想传统中“人性”是绝对不能够被排除的。“人性”那是“人”之所以还能够成为“人”的原因所在。也只有“成为人”being human那才是一个生命有可能被真正救度的希望所在。如果being了其它，那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为了“得救”、“得渡”，那么“人性”那是绝对不能够被人为的方法“分割”出去的。还好西方世界一直有对上帝信仰，作用物质文明的一种补充。而现代东方文明在迎接赛先生science入门的时候，“合一论”的思维习惯就只能够是二中选一了，于是物质科学被进来了，上帝却被拒之于门外。这其实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最后阶段归并的时候所必须发生的一种“宿命”。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第八章）中为大家重点分析。
西方的“理性”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观中性的方式。因为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人性恶”成为主导，“人性”已经成了一种负值，比如霍金斯教授发现的那个人类社会能量值一直徘徊于190的水平，所以西方文明就必须将“人性”从“理性”之中踢除出去。“人性”是恶的，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够没有“恶”呢？
除非没有了人，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意志，那么保证就不会再有“恶性”了。于是物质体就成了一种看似最好的“实证科学”研究的候选对象。实际上“实证科学”选择研究物质体就是走了一种彻底回避“人性恶”的“中性”路线。这也反映出了西方文明追求短线物质“正向效果”的一种排他思维。因为只想追求“正向效果”，那么“负向因素”最好就不要介入，或者最不济，我们就只依靠被认为属于“中性”的物质对象。因为物质被认为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最起码不会主动捣乱。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性恶”最好还是少来，最好还是别来。
其实“实证科学”这种将物质“中性”与人性“恶性”分离的方法可以说属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非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我们不是一直讲嘛，“实证科学”属于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属于一种“掩耳盗铃”的一厢情愿罢了。一方面，物质体本身并非没有意识、并非没有意志、并非没有价值观。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方面的证据。其实佛家一直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只不过是人的能力能否看到而已。其实这也再次证明了“实证科学”属于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的产物。
在另外一方面，即便物质是中性的，物质没有价值观，其实“理性”研究“旁观者”的“客位”并不能保证相关研究者的价值观完全不介入到物质性的研究对象之中。比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上就反映出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一种思维互动关系。你怎么想问题，你想从哪个角度研究入手，你建立什么样的假设，那么事物就给你呈现出哪一方面的属性。这不就是一种思维互动机制吗？
另外，还是孔老夫子讲的那个道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物质“中性”的认知，最终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损失那一定是一种“负向成果”。“实证科学”自认为的“中性”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性”。就象曾经与一个朋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衣食足”之后人类到底是“思礼仪”呢？还是“思淫欲”呢？显然在没有正向道德约束的“物质文明”时代，在“物质丰富”之后所走的道路那一定是“思淫欲”的选择。这就是一种物质性的“自然主义”的选择——放任自流。自然力的作用只会导致一个结构体的松懈（钟表的发条）或下行（自由落体），或者只能导致一个结构体的解体、导致一个宇宙的“热寂”。这就是物质“中性”的必然结果。“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物质“中性”最后就会被撒旦“魔性”所俘获。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物质的“中性”，本人还想给大家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物质“中性”其实那只是西方思维的一种认识、一种假设而已，一种“术”的层面的假设。然而站在“道”的层面、站在“精神”的层面，东方文明认为物质也是有意识的、有精神、有价值观判断、有善恶观的。“万物皆有灵性”，只不过人类有没有沟通的本领而已。其实“水结晶实验”早就已经为我们证明过了。美国人巴斯克特关于“植物意识”实验的发现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道”的层面，在更高层的认识上，物质的所谓“中性”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即便是在“术”的层面，在“用”的层面，按照中国的《五行论》思想，物质的用途属于某种“偏性”而并不是什么“中性”。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之中，金木水火其实都属于“偏性”，而“土”才属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中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实就属于东方思想中的“中性”，对应于“土性”。但是这种“中庸守正”与“实证科学”的物质“中性”那可不是一回事。“实证科学”的物质“中性”属于牺牲事物“质性”之后的一种“量性”而已，而东方思想中的“中庸守住”本身则属于一种“价值取向”，是不要过度追求某种物质利益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西方思维中，物质“中性”属于牺牲价值观之后的“中性”——物质“中性”；然而东方思维的“中性”恰恰是放弃“物质利益”、牺牲物质性之后的一种“价值取向”，属于一种“质性”。
东方的“中性”换一种说法那叫做“正性”，是一种中庸守正之意。《孙子兵法》中有“奇正”关系的论述，也与“正”的概念有关。而“奇”则对应于事物的“偏性”。“正”就是“中性”，就是“通性”，就是“普性”；“奇”就是“偏性”，就是“个性”，就是“专性”。
物质之用在于“偏性”，所以在“术用”层面的所谓规律其实不能够轻易的从一个场合转换的另一个场合，不能够不加调整的简单的使用到另一种场景。因为“偏性”不属于“通用性”、不属于“普遍性”规律，不能够简单随便的移植。中国许多企业在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时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简单拷贝、复制。叫做盗版文化可能更确切。
其实，所有“术用”、“用效”都在于“专攻”之效，属于“偏性”。凡“专”者，都不可能广泛适用。又“专”又“广”的理那是不存在的。有一得，那就必定要有一失。这也符合“善恶同在”的理，符合“正向效果”与“负向效果”无法分割的多维因果律的机理，其实也符合“能量守恒”之理。你选择了“专”的“正向果实”，那么你就必须承担不能够“广”的“负面代价”。其实经济学的“机会成本”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这里要为大家说明的是，“术用”在于物质的“偏性”，因此“偏用”之理在进行经验复制转移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一种“破术归理”与“还理归术”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照搬。这些过程的机理，本人有时称之为“弹弓原理”，属于给某种行为模式或商业模式进行从新蓄能充电的一个过程。关于“破术归理”本人在《商业模式》一文中已经给大家论述过了。这里就不想再给大家展开讲解了。展开了讲如果没有几万字恐怕也是讲不明白的。
六、关于个体与群体
关于“人性”，其实也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分，也就是人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之分，也就是个体人与群体人之分，也就是人的个体属性与群体属性的区分。另外还有物质人与精神人之分，或许还有世俗人与灵性人、入世人与出世人之分等等。
西方思维关注物质而不是侧重精神，讲求“理性”而不是追求“人性”，擅长“事”而不擅长“人”，所以西方“实证科学”本质上就是刻意回避关于人的问题。因为自知认识能力有限，又出于一种私心，以自我利益考量为中心，那么关于世俗的、眼前的、可控的、物质利益的方面的果实那就尽可能赶紧先留给自己，尽快落袋为安，留给“实证科学”来处理。其实这也属于人类在文明末期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在负面、危机环境中的本能反应。西方文明一直认为“自私”属于人的“本能”，属于“人性”的第一原理。其实也只不过是人类文明末期的一种反映而已。只不过是“人性恶”或者“原罪论”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精神、人的灵魂问题，因为太内藏了、太复杂了，非人力所能为之，这些超越性的问题、出世的问题，西方文明认为那还是留给上帝去关照比较好。
按照二分法的逻辑，这种自知之明在一定意义上不应该说有什么不对。科学管世俗的，上帝管脱俗的。然而站在这种二分法的意义上讲，其实西方“哲学”的角色是非常尴尬的。哲学是站在世俗的角度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作者注：科学回答关于“是什么”的问题）。哲学的这种世俗角色试图替代超越世俗的“信仰”问题，其实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的。
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研究“为什么”的问题，就如同“实证科学”站在外观“客位”的角度去研究事物的《内机》一样，是根本办不到的，这属于“定位”方面的完全“错位”，属于犯了根本性的战略错误。
因此西方哲学站在立足点上看其实就有致命问题，所以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原本应该针对思想、精神、意志的哲学也走向向物质与科学靠拢的时候，那么哲学就不仅仅是在立足点上出现了致命问题，而是在其方法论、分析逻辑上也变得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于是哲学就只能够降格成为一种“学问”了，成了一种“学术哲学”，就只具有研究着玩的意义而已。其实“研究着玩”或许还好说点儿。如果再出来遗祸人间。那就罪无可赦了。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为西方思想在物而不在人，所以一旦人的问题无法回避的时候，那就只能够选择物质人、自然人来进行研究。研究一种物质的“中性人”，没有价值观、没有善恶取向、缺乏精神意志主导的那种抽象人。只关注人在肉身肉体方面的特征。其实即便是人的肉体也存在欲望，于是为了回避欲望善恶的价值判断，就给物质人的物质欲望找出了一种“中性”衡量标准——叫做“需求”。
物质人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体人的范畴。客观的，抽象的人，与人的思想行为无关，也就是与人的伦理、道德无关。所以西方思想延续了一种物质小尺度的抽象的“质点”思维，在对于人的态度上只关注一种没有“质性”的个体人。
然而东方思维关注人、关注“人性”是思考一切的落脚点。比如文王的“后天八卦”本质上就是从定义“人位”开始的。文王之后3000年的“天子时代”实际上也是以道德人伦贯穿始终的，也因此倡导人际道德的“儒术”才能够被“独尊”。
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义”。“仁义”的思想是儒家最本质的思想。然而所谓“仁”者在汉字形式上就是一种“二人”的意思，“仁”者二人也。“二人”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人”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社会人”的属性。人不是作为一种“个体人”或者“自然人”而存在的。人的存在属于一种“社会人”的形式。“仁”的思想所反应的就是这种社会人、精神人、道德人的属性。
谈到“仁义”，这与我们在前面《五行论》中所讲到的关于东方文明的弹性物质观其实也是一致的。东方思想注重物质的生发属性。五行之中，“木”主生发，“火”主发散。按照中医思想，人五脏的“心”就对应于五行之中的“火”，因此“火性”就对应于“心性”之法，能够温暖他人，具有利他主义的属性。
儒家讲的“仁义”思想。其实“仁”的五行属性就是“木”，“义”的五行属性就是“火”。按照五行原理，木生火，仁生义。“仁义”所反映的就是一种“生的机制”，而且是精神维度方面“生的机制”——由“个体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生文明”，其实这就是东方文明的一种根本特征。而且东方文明的“生”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强调人的社会性、利他性而不是个体性、利己性，实际上都与五行“火德”有关。本人在《天时五行断代法》中已经给大家讲述过了，儒家思想就属于“火德”，燃烧自己，照亮温暖别人。“火”具有生的属性、“生的机制”。中国民间以前讲“生火”、生火做饭。“火”与生有关。然而到了人类文明阴阳反背的末期时代，“火”却成了一种“灭的机制”的代表——战火纷飞。
讲到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人存在的形式问题。这也是西方思想所看不到的，这就是，人的存在形式不仅仅只有我们人相对刚性的身体实体形式。当然大家知道人还有精神、意志、灵魂的部分。这种人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划分其实还都是属于一种二分法的思维。我们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人体存在形式与这种二分法的方法还不一样。
大家知道本人的思想属于三分法。关于人的第三存在形式，除了物质身体与精神灵魂之外，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人的存在还有一种“场”的形式。“人存在”是带着一种“场”的。比如许多中国人经常讲这个人的“气场”如何如何，这个人很有“气场”等等。
其实人的存在形式还有一种“场存在”形式，然而并非“气场”那么简单。其实人的物质身体与精神灵魂之所以能够沟通完全就是依赖于人的这种“场存在”。许多中国人会不自觉的感到人存在的那种“场形式”，但确实只是一种不自觉的第六感而已。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给大家讲，人的物质身体可以算作一种刚性物质体，一种刚性身体存在形式，一种“硬物质”形态。而“场存在”则可以看做是一种“软物质”存在形式，但是并不属于人精神灵魂的部分，但是这种“场存在”与人精神灵魂的沟通能力比刚性身体好多了。关于人体的这种“场存在”往往一方面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具有精神属性的物质，或者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做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精神。也就是说，人体“场存在”属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体。然而每个人的“场存在”有强有弱，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某个人的精神力量越强，也就是霍金斯教授所发现的那种能量数量值越高，那么所对应的人体“场存在”也就越强。这种人就越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领袖人物。
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人体场属于我们谈到的是一种发散属性的物质，人肉体实际上属于一种收敛性、刚性属性的物质体。因此人“场存在”的空间范围，如果“场存在”很强的时候，就可以比相对应的肉体存在形式范围要大。这种情况下，人的“场存在”其中一部分可以与人肉体的物理空间相重叠，然而还有另外一部分则可以溢出到人肉体存在形式以外来。换句话说，与人肉体存在重叠的那部分“场存在”，我们可以称作人的“内场”；而溢出人肉体之外的那部分场就可以叫做人的“外场”。然而并非人人的“场存在”都具有这种“外场”。只有那些“场存在”很强大的人，才具有可以显露出来的“外场”。一般具有“外场”的人往往都具有一种非凡的个人魅力或者领导能力。
我们讲了半天这个关于人的“场存在”问题，或者关于人的“内场”与“外场”问题，可能已经给大家讲晕了。大家会问：这个“内场”呀“外场”呀，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自然人与社会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大。
西方文明强调个体人、自然人、物质人，其实关注的就只是人的肉体存在形式而已，就是人体最刚性物质的那个部分。这部分就表现为物质需求、物质欲望满足、关于基本生存条件等等。而东方文明更强调社会人、群体人、人际关系等等，实际上关注的就是关于人的“场存在”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互通”的那些部分。那么无论是刚性肉体还是生命的“场存在”形式，这两方面其实都属于人“入世”的部分。而人精神灵魂的部分那其实就应该属于人“出世”意义的部分了，是与“天通”的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人体的物质身体与“地通”，需要五谷杂粮以为继；人体的“场存在”属于与“人通”，属于一种社会需求，也就是“仁者二人”的沟通部分；而人的灵魂则属于与“天通”的部分。这也就是我们三分法对于人的一种划分。大家知道，不是有一种关于“身心灵”的提法吗？其实就属于我们这种三分法，一种“天地人”三才结构对于人结构的划分。
大家已经知道了，肉体存在形式是刚性的、物质收敛的、排他的，所以强调刚性物质的西方文明所针对的其实就是“场存在”不发达的人，而且与“内场”重叠的物质身体的物理空间其实已经都被物质欲望占满了、淹没了。这样的“人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刚性的物质身体。那种软性“场存在”的缓冲作用就很难呈现出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互相排斥的冲突关系。因此就需要借助外部物理空间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缓冲。这就是西方文明的个体人与社会人属性。请注意，人的“外场”与外部物理空间（作者注：或者称为外部生存空间）完全是两种不同概念。人的“外场”属于人的“场存在”，并非人人都有。外部物理空间应该所与人不直接相关，属于外部世界。一般而言，缺乏“外场”或者人的“场存在”越小，则对外部物理空间的需求越大。
因为西方文明的个体人、刚性人对于外部生存空间、也就是对于外部世界物理空间的需求比较大，刚性物质人与刚性物质人之间需要物理空间进行缓冲，因此西方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安全性问题就比较敏感。可以说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与追求外部物理空间、外部生存空间有关。
其实西方文明这种对物理空间的要求，接下来，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比较远的相互距离。比如“一米线”的问题。因此西方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松散、就不太紧密，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群体属性比较低。因此西方文明更多的是强调物质人、个体人的需求，就一定远离关于社会人需求。实际上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后期开发物质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加强这种物质人的属性、在加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距离、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最后离散人类社会体。其实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使命使然。
然而东方文明在“入世”维度方面比较关注人的“场存在”，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刚性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是更关注社会精神方面的营造，也就是关于人“场存在”方面的建设。当“场存在”变得很强大的时候，就会溢出刚性肉体的物理空间范围，就会体现出人的“外场”。“外场”其实就是人可以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属于人体“内场”的向外延伸。中国人讲“虚怀若谷”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场存在”属性。佛家讲的“空”、道家讲的“无”、禅宗公案所讲的“倒空茶杯”其实都有清空人体“场存在”的意义。刚性物质充满为大，而人体“场存在”恰恰需要清空为大、虚怀为大。属于一种“内大”。
“场存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另外一种缓冲，依靠道德善性与包容来填充。当这种“场存在”发达起来的时候，那么肉体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要求也就减小了，因此人与人可以被认可的间隔距离也就减小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一种更紧密的聚集性。也就表现为人们的社会属性高、群体属性高。与刚性物质身体排他性相斥所不同的，“场存在”具有包容性与重叠性属性。
大家已经知道，人的“场存在”属于一种高度弹性的物质属性，是可以被压缩的。而刚性物质体已经被高度压缩了，不可能再被进一步压缩。也就是说，如果强调社会性，那么对于个体的物质性需求就可以进一步压缩；如果强调个体性价值，那么个体对于周边物理安全空间的需求就比较大。
物质需求是高度排他的，然而精神追求则是可以高度分享的。那么追求个体价值的人对于外部物理空间，一方面对于外部物理空间的需求比较大，另一方面也会坚持外部生存空间的排他性，强调外部生存空间不能共享，必须与他人彼此分开。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里强调个人隐私，在公共社会空间有“一米线”的规矩。而“一米线”一到了中国似乎就全然不起作用了。
比如，你在银行柜台前输入密码，后面的人就爬在你的肩头“看”，然而似乎双方都觉得很正常，谁也不介意。因为在东方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可以被极度的压缩。不信您可以看一看同样的波音7x7飞机，中国民航可以往里面安装多少座位？您再看看美联航安排多少座位？您就明白了我所说的话了。其实西方世界百多年来孕育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生存空间”的概念也与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追求物质利益导向的外部物理空间的排他性有关。
其实，西方思维是一种牺牲群体利益、牺牲人的社会属性来保护人的个体利益的思维。而东方思维则恰恰相反，是一种牺牲个体利益保护群体利益的思维。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思维其实都有个“度”的问题，都不能太过。这就是中庸守正的思想。
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在西方管理文化中，特别强调团队的概念。这就是西方文明意识到了自己“先天”属于“个体文明”之后的一种自我“补充”，一种“后天”所为。
然而东方文明原本就属于“群体文明”。这种“群体文明”源于“场存在”的“虚怀若谷”在精神层面的道德约束与心灵追求，然而到了“末法时期”，人类的道德约束已经没有了，东方文明的这种“天生团队性”也就消失了，东方人反而变得最不擅长于团队合作思维了，条条龙放在一起就都变成了虫。
其实这也属于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期所呈现的正向效果，一种结构体聚集效果，实际上都是因为有道德与心性的加持。然而到了人类文明末期的时候，道德的意义已经衰减或者被埋没，于是东方文明就表现为一种负向效果的涌现。这也是“善恶同在”多维因果不可分割的道理在时间过程方面的体现。一种文明在早期呈现其正向作用，到了末期就显露出一种负向意义。无论长线、中线还是短线，其实都具有这种属性，只不过初期与末期的时间单元长短不同而已。短线因果属于来的快去的也快，属于正向效果来的快，负向效果也来的快。正向效果一去，负向效果就来，中间不会有间隔。然而长线因果则属于来的慢，见效慢，去的也慢，也就是失效也慢。
以下内容属于本人在“场存在”分析之前就已经博客式完成的内容。本人认为最好还是给大家把相关的内容保留下来为好。因此这里就不在反复斟酌文字去留问题，也就不在文章结构调整方面再耗费更多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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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追求“个体人”的收敛性，关注压缩的刚性身体，属于一种物质导向的思维，关注物质人。当思维越趋于物质导向的时候，“个体人”之间的物质排斥性就会增加，那么人们之间的群体聚集性就越趋于发散。
东方思维则比较强调人的“社会性”，压缩人的“个体性”。人们群体则呈现出一种空间的高度收缩性、结构的内聚性。在东方思维中，人体对于外部物理安全空间的需求是可以与他人共用、共享的，因此东方人群的集体物理空间呈现出一种收敛属性，但同时个体人在精神维度上则是发散的，是向上发散，个人精神表现为发散性。
群体形式表现为向内聚集，个体精神表现为向上发散。东方这种群体（社会物理空间）的内聚性（共用性，也就是所谓的包容性）与个体思想的向上发散其实也属于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而西方的个体属于收敛性，物质性，刚性，与群体整体的外扩性，其实也属于是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其实西方个体主义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要素主义”；东方群体属性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系统主义”。属于我们一直讲，东方擅长系统，西方擅长要素。西方文明站在“要素主义”上研究“系统”，那实际上就是认错了使命的一种“瞎操心”而已。属于狗拿耗子的事情。
我们讲的西方思维的收敛性与东方思维的向上发散性，其实都指的是一种个体维度。因为思维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个体的，都是属于某个主体的、主观的。西方将个体人定义为一种物质性，其实已经是一种“反理”逻辑。
西方的“个体人”属于物质要素，然而东方的“个体人”则更关注精神范畴，比如属于个人修行。孔子讲“修身齐家”。“修身”就是个人的范畴，是个人精神维度的向上提升，提高个人的心性与品德。而“齐家”则是水平属性，然而具有利他的属性，属于人的社会属性。
因此所谓的物质“客观主义”其实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客体没有意识，那么“客”是无法“观”的，那么又何来“客观”呢？其实只要是观点，那就只能代表某个意识的个人观点而已，只不过每一个个体的观察之“位”不同而已，其实都是站在不同的“主位”观察而已，都是个人在“观”。其实本文的观点也是一样，也属于本人的个人观点，并不需要得到谁的认可或批准。其实这就是思想的本性。思想的本性是自由，需要自由的翱翔而不是被管制。因此任何思想管制的方式都必定是徒劳的。
精神性还是物质性？这是东方与西方关于“个体人”理解的差异。东方思想更关注“个体人”的精神维度，而精神维度是向上的，形而上嘛。西方思想（作者注：主要指的是“实证科学”思维）则更侧重于“个体人”的物质性，并且趋向于刚性物质收敛。因此西方近现代文明走向了一种物质文明，满足人的物质身体方面的欲望需求。“个体人”属于一种人的收敛属性，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以私利的自我为中心。每一个私利中心都是如此，那么系统就散了。这就是物质要素主义。
西方文明向刚性物质人收缩，东方思想则是收缩到精神“个体人”的意义，之后再向更高的正向精神层面、灵性、神性方向发生提升。那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仅仅收敛为“物质人”就完事了。向“个体人”收敛属于向“个体人”的输入input；向高层的精神属性追求那就属于“个体人”的能量输出output。
有输入有输出，“个体人”才能够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或者提升。简言之，东方“个体人”属于人的一种“内取向”维度。但是“内取向”，按照东方思想的理解，必须超越“个体人”的物质需求。人必须有某种高尚而超越的精神需求。
其实马斯洛心理学就已经揭示了人关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不同意义。人的物质需求其实只是属于马斯洛五级需求金字塔的最低层级。而人的精神需求则对应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五级需求的最高级——自我实现（“入世”的部分）与马斯洛超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添加的第六级需求——超越自我（“出世”的部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间的那几级其实就属于人的社会需求。
也就是说，人的存在，除了个体需求维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性需求维度。这种社会性维度实际上与人的行为方式有关。属于人的一种“外导向”存在意义，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外部事物。而“个体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对待自己，属于“内导向”，属于内向、内省的维度。因为西学《外学》不善于向内看，所以看到的只是一种人的《外壳》，物质性、物质人、物质身体。东学属于《内学》擅于内看，可以看到了人的《内核》，看到了人精神层面的本质。“个体人”《内机》、《内核》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维度，是关于意识、思维、灵性、神性的问题。这就是一种人的“内向维度”。
然而“社会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外向”的行为方式，是“人存在”的一种外向维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其实无论“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按照东方“合一论”的思维那是不可能被分割的。把人品性格划分为“内向”与“外向”实际上也属于西方二分法“分”的逻辑。
因为按照东方“合一论”的思维，无论“内向”还是“外向”都属于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使用“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这种说法，也属于是一种关于西方“二分法”方法的借用而已。
实际上，人存在着一种“内向维度”与“外向维度”的统一，以及人关于“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还有人的“内思”与“外行”的统一。这也应该属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一种表现吧。
其实，人的个体存在，人的内向存在，借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看做是人需求的一方面，可以基于物质的需求，也可以给予精神方面的需求，反正属于需求。马斯洛需求心理学也确实称之为“需求”。然而人的社会存在，在“入世”的层面，也可以看做是人“供给”的一面，人的存在可以对他人、对社会所提供的帮助。其实这就是利他主义关于人社会存在的意义所在。然而人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供给”，那并非人人具有，那得是有“外场”彰显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要素生命具有一种超越自我需求的部分，也就是说具有多余能量。按照霍金斯教授的发现，那就是生命能量值高。而对于没有“外场”呈现的一般生命而言，其社会属性就只能够是一种“需求”。
在这方面马斯洛的需求心理学其实把一些问题混在一起了。一方面，将“个体人”存在维度与“社会人”存在维度放在了一个层级金字塔之中。金字塔的基层与上层都是关于“个体人”的，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其实都属于需求。
另一方面，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间层次实际上反映的是关于人社会维度的问题。在社会维度方面，马斯洛的心理分析是基于一种利己导向，而不是利他导向。站在利他导向上，人的社会性应该属于一种“供给”，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属于“火德”的心性，是燃烧自己照亮温暖他人。然而站在利己主义的角度上看。人的“社会性”就成了一种让社会认可、得到他人尊重、被他人爱的一种需求与索取了。于是社会人的“供给”与“付出”就被“需求”与“索取”给替代了。因此马斯洛心理学金字塔自下而上的所有层级就都成为了“需求”了。这种金字塔其实属于一种利己主义金字塔。这种利己主义金字塔其实是会淹没掉人类上天之门与通天之路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人是不认同马斯洛心理学的需求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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