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

文化“大决战”(4)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21/文化“大决战”(4)-265216.html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着文化的水平。一批批“红色导师”、“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应运而生,纷纷走上各式各样的专业讲台;一期期各类各科的“红色教科书”,被精心编造而成,充斥着所有大、中、小学的校园和学生们的书包;一群群优秀学生被作为“红色接班人”,逐级选拔上去,甚至派到国外镀金。


宗教是文化的源头。神的文化不就是宗教在传播吗?中国的正教,历来公认的就是“儒释道”三大家,“新中国”建立初期把“儒教”取缔之后,就只剩“佛道”两家了。经过几十年的“限制、利用、改造”,一批“红色和尚”、“红色尼姑”和“红色道士”、“红色道姑”终于破茧而出,还有几个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红色大法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寺院、道观“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如今也是“旧貌换新颜”,面目皆非,已不再是僧道修炼修行的场所,而变成旅游胜地、赚钱单位了,变成“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试问“第二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社会主义”能那么快就搞起来吗?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在一夜之间就把百万、千万、亿万国营企业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国营、私营、个体公司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别看你们已取得了暂短的辉煌,可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轨道”啊!

试问“第三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战胜法轮大法”的罪恶运动还能搞的起来吗?你还能站在“法轮圣王(即降生在人间的弥勒佛主、万王之王、创世主上帝)”和众多“佛道神”面前耀武扬威、口吐狂言吗?你还能明目张胆的把亿万民众引向地狱之门吗?

别看你们已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可还是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諾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一次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这次重大事件,是中国的“无神论者”向神权和神传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大决战”。这场“大决战”,不仅在旧人类终结之前短暂的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最大根据地和前沿堡垒——中国这块阵地,而且确立了中国“无神论者”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地位和领导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这场“大决战”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运”的“新纲领”、“新路线”:在国内,要全面、彻底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并逐步建立“红色革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国外,要以“红色革命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为主要手段,首先面向弱小、贫穷国家,然后再向大国、强国挺进;为达上述目标,必须不断的、全方位的培养和造就大批“红色文化事业”接班人。

怪不得“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曾多次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一个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们对“两件事”浑然不解。“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是靠“游击战”?“地雷战”?还是“地道战”?“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与“赶走日本侵略者”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见了另外的一次讲话,人们才有所领悟。这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解释:我们还得感谢日本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强大起来,最后把他们赶跑了。原来“赶走”是幌子,“感谢”“帮助”才是真啊!回顾历史,那实实在在是中国“无神论者”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啊!把“生死存亡”的残酷历史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就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吗?

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观察分析,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所讲的“两件事”的真实含义。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其“伟大、光荣、正确”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啊!就连其“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徒子徒孙也是稀里糊涂,一方面在沿着“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新纲领”、“新路线”前进,一方面又大骂自家的老人家晚年昏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啊!处于悲剧中心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看看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站在“上帝和佛道神”的对面,与神佛为敌、与上天为敌啊!

呜呼,呜呼!哀哉,哀哉!呜呼哀哉!

(全文结束)

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

文化“大决战”(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9/文化“大决战”(3)-265215.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前文)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文化战线既是联合战线的成员,又是一条独立的战线。过去中共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切不可以为,文化永远是“枪杆子”的附属品,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有时候,文化的作用要比“枪杆子”大得多,一本书可能胜过几个师、几个军的部队。“文化大革命”将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从此以后“无神论”的主要革命手段,将是“红色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而不再是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更不是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作为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和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问题,而应成为“国际共运”总路线、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且看当今的中国,是怎样与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在继续保持与弱小、贫穷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同时,还不断扩大与大国、富裕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挥舞“经济大旗”的同时,“文化大旗”也随之跟进。如此宏大、美妙的国际形势,靠“枪杆子”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出来的。(再赘述一句,大陆有人就明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

“文化大旗”是怎样跟进的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或者叫心知肚明。诸如书展、画展、书法展、摄影展等等,连续不断;“孔子学院”、“少林弟子武术学校”等等,方兴未艾;京剧表演、歌剧汇演、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层出不穷;连那么几个红极一时的歌唱家,都分别登上了国际最高级别的维也纳歌剧院的舞台,连洋人也纷纷学唱京剧、学唱“红色革命歌曲”。还有什么“巡回交流团”、“专项竞赛团”、“文化旅游团”等等,名堂甚多。一个卡扎菲倒了下去,一个查韦斯却大胆站了出来,千百个“小卡”、“小查”可能正在被灌输塑造的过程之中。就连“无神论”几个兄弟国家的党,也经常派人来取经,寻求帮助。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想要达到的国际目标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保证“红色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大演习’。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于开天辟地以来绝无仅有的“无神论者”来讲,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极其重大的战术问题。处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没有可靠的接班人,整个“红色革命事业”就会烟消云散、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在“培养和造就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中国”建立之后,始作俑者就多次讲过相同的一段话,常常讲的风趣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内容如下:

我们不但要有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还要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更要有自己的“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可能还会有“红色和尚”、“红色道人”……。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设计的总蓝图。听起来、看起来讲的很轻松、很平常,实质上却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严肃。这可是他“年年、月月、天天”费尽心思而操劳的“大事”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年事已高,内部高层争权夺位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外部“苏修”却愈走愈远、“美帝”又虎视眈眈。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培养和造就一批红色接班人”、保证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所有阻拦”、“不怕任何唾骂”,凭老命一搏,“哪怕再上井冈山,领一帮人打游击”,也在所不辞。

培养和选拔“政治”接班人、尤其是一把手,当然是“重中之重”、“核心之核”。但是,只有这个重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作保证,“红色王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基石和根本。在接班人问题上,既讲“重点”,又讲“全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的“辩证法”,是他的“超人之处”。这,也就是他“放手发动亿万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还真不出所料。看看当今的中国,各界各层、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大批的“红色专家”成群结队的走了出来,摇旗呐喊,拼名奉献,其中有不少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直接培养出来的人才呢!

“红色政治家”不屑说,“红色军事家”、“红色经济学家”、“红色企业家”、“红色科学家”比比皆是,应有尽有;“红色戏剧家”、“红色音乐家”、“红色歌唱家”、“红色舞蹈家”、“红色影视明星”、“红色笑星”、“红色主持”层出不穷,争奇斗胜。就是文革始作俑者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吧!

(待续)

2012年11月18日星期日

中共暴政与冷血恶魔 / 文/一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8/中共暴政与冷血恶魔-26557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放地》中描述了一个迷恋行刑机器到痴狂地步、对杀人过程心醉神迷的冷血军官。这位军官面对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机器,象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甚至用“奇特”和“杰作”来赞美它;而残忍的刑罚过程,不仅令他痴迷,在他眼中,还是一份崇高和“正义”的事业,带给他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这位军官令人不禁想起王立军。王立军通过他的所谓“现场心理中心”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器官移植,他痴迷于整个屠杀过程,甚至产生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他得意的宣称:“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注:即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他还在颁奖大会上“感言”:“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虐杀成了高尚的事业,嗜血的过程带来荣耀,不仅能够迷醉其中,还能产生自豪和荣誉感,在荒谬、邪恶和没有人性上,这两个扭曲的灵魂多么相似!

两个杀手的相似,还表现在他们无视被虐杀者的痛苦的冷血上。军官的行刑机器上,被害者要忍受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折磨。而大陆官方说王立军的注射死亡实验在国际“领先”。然而国外相关研究是让犯人如何死得快,如何减少其死亡的痛苦,王立军则是正好相反,研究如何延长被注射者的死亡时间(而其他国家根本不允许做这种违背伦理的实验)。

不过不同的是,在残忍度方面,军官不及王立军的万分之一。军官的杀人机器,是用“靶子”在人体的皮肤上刺字,被害者忍受的是真正的皮肉之苦。而王立军则是用手术刀在活人体内掏肝取肾和摘取心脏,被害者在这种精致而残忍的虐杀中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感知的极限。即使放开想象,也只能是一阵阵惊惧和颤栗。

卡夫卡以他冷峻的笔墨让人看到了一个由极权体制孽生出的冷血杀手,使无数人为之震撼。而现实的中国大陆,则有很多较之残忍万分的王立军式的恶魔——那些用血淋淋的手术刀支撑起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的活摘器官者们,他们的残忍度因为大大超越人性的底线而使人难以置信。然而他们,却真真切切是中共暴政精心打造出来的人类最邪恶的产物。

为了造就这样毫无人性的魔鬼,中共经过了几十年的杀人实践。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在有意识的利用暴行恐吓民众,在造成心理威慑的同时练就他们对屠杀的麻痹。而这种罪行,连小孩都没有放过。《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群小孩子们由他们的老师带到屠杀现场观看杀人。刽子手连挥钢刀,砍下13颗人头,随后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目睹这一切惨状的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一面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之后孩子们常常被迫去看杀人,直到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然而中共不止于要人习惯且乐于旁观,还要让人亲自参与其中变成杀人恶魔。另一段广西吃人事件中,从它的三个阶段则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将人变成豺狼魔鬼的。开始阶段:深夜,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掏取心肝。这时的人偷偷摸摸,战战兢兢;高潮阶段: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技术已臻于完善。这时的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场面盛大而雄壮;群众性疯狂阶段: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

中共循环往复的杀人实践,将一部份人变成了对暴行麻木不仁的冷漠症患者,一部份人变成了嗜血的恶魔。中华大地成了中共肆意妄为的人间地狱。而每一次的杀人,中共都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洗劫人性中最后的良知,让人彻底与邪魔为伍。在活摘器官中,这些邪恶的理论也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如据证人透露,那些活摘器官者被告知,这些被活摘者是法轮功学员,而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敌人”。中共就是以这种歪理邪说击溃了人性的最后一道屏障,使得活摘器官的罪行得以大面积展开。

有人说卡夫卡是极权政治预测家。的确,他去世后没多少年,开始了反犹太人大屠杀,屠杀者带着对极权的膜拜开始了所谓“崇高”、“正义”的杀人之旅,几百万犹太人遭到虐杀。因为亲眼目睹过反犹浪潮,卡夫卡说,他的特殊时代的苦难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时代。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中共暴政下进行的虐杀,比纳粹时代更加邪恶、更加残暴、更加没有人性,被人们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美国新泽西区的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形容这一罪恶的)太过于平静的字眼。如果卡夫卡活到今天,这位文学大师该用怎样的笔墨描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丧失人性的罪恶呢?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追查国际发表最新调查报告《关于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14164追查国际于2012年11月13日发表的《关于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以大量的证据揭示了中共利用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等人类尸体塑化成标本牟取暴利的罪恶。

该罪恶始于2000年以后,正是中共对不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追查国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共中央政法委前后任书记罗干和周永康主管的中共公检法系统既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主要部门,也是“新鲜人尸体”的供给部门。薄希来和谷开来都是涉嫌主要罪犯。被非法抓捕而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便是塑化人体标本这一罪恶行业获取“新鲜尸体”的主要对象。证据还提示有其他被害的异见人士。在中共国家部门的扶持下,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后,或者是被利用做人体死亡过程实验后,尸体被塑化成人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中共将中国大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尸体加工基地。

这是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被曝光后的又一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实例,而且牵扯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人群。制止中共的暴行,追查其罪恶,是一场人类保为战!追查国际呼吁各国政府和各界正义力量,立即停止在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人体标本展;共同追查中共的反人类罪恶,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犯在全球范围内绳之以法。匡扶正义,以正人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1-347-448-5790;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网址:http://upholdjustice.org/, http://zhuichaguoji.org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ublishes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Source of Plastinated Human Bodies”

On Nov. 13, 2012, WOIPFG published the latest report titled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Source of Plastinated Human Bodies.” (http://zhuichaguoji.org/node/26133 in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be available soon.) The report includes evidences to prove that persecut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odies are plastinated and sold for huge profit.

The crime started around 2000 when the Chinese regime intensified it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peak of the persecution. The Chinese regime’s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systems, controlled by the current and former head of the Political &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Zhou Yongkang and Luo Gan, are not only the main agencies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but also the providers of “fresh human corpses.” Bo Xilai and Gu Kailai are both implicated as the main crimina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refused to reveal their identities during the illegal detention,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human body plastination. Evidences show that other persecuted dissidents’ bodies were also used. Under the Chinese regime, som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and some were kill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body experiments. These bodies were then plastinated and sold, generating huge profit for the Chinese reg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turned China into the biggest human body plastination factory.

Following the exposure of live organ harvesting, this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anti-humanity and genocide committed by the CCP. Moreover, this crime has involved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top CCP’s atrocities and investigate its crimes are a battle to protect humanity! WOIPFG urges governments and righteous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stop the on-going human body exhibitions immediately; to join hands in bringing the CCP criminals to justice; to protect justice and to restore universal values!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el: 1-347-448-5790; Fax: 1-347-402-1444

Mailing Address: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Website: http://upholdjustice.org/, http://zhuichaguoji.org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文化“大决战”(2)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4/文化“大决战”(2)-265214.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接前文)


“无神论”的传播过程,就是“国际共运”的发展过程。100 年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以苏共为首的一方同以中共为首的一方,曾一度打得昏天黑地、焦头烂额,斗争的中心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争夺霸主地位、领袖地位,争夺“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正在这个当口、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显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适应“国际共运”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产物。

现在,就让我们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看看“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全面、彻底摧毁中国的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最后“大决战”。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意思就是两种文化的“大决战”。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所谓“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运动。光是大规模的拆庙毁像、直接打击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活动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土改时期”,旗号是“打倒封建主义”,除孔庙、武侯祠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宗庙外,把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宗祠堂庙一律拆毁或改作它用,并将京城、省市、州县等所有大中小城内的文庙(孔庙)、武庙(关庙)、城隍庙也一律拆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0万所左右。与此同时,将全国的“儒学会”全部取缔,将孔孟之道的典籍全部收缴焚毁,还将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断进行侮辱性的批判,致使儒教在大陆彻底消失。

第二次,“大跃进时期”,旗号是“破除迷信”,将全国高山平原上和江河湖海边的所有山神庙、土地庙、龙王庙、水神庙、火神庙、送子娘娘庙及“地方主神庙”(通常以一个大村或几个小村联合所建之神庙),一律拆毁,不留痕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万所以上。

第三次,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旗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针对的直接对像就是各级政府明令保护的“文化古迹单位”了。经过几番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全国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庙宇已寥寥无几了。就连住着僧人道士的寺院、道观也在所难免,其中的部分庙宇也惨遭破坏,有的也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是“文化大革命”开门叫阵、势压群雄的第一面大旗,又是“文化大革命”总揽全局、号令三军的帅字大旗。“横扫一切”者,“全面、彻底”之谓也。“泪飞顿作倾盆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择任何手段,既全面又彻底的扫除,不留漏洞、不留死角;还要“砸烂批臭封资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一律清除,既灭实物,又挖根子。同此前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此次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决战”。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很显然,也很简单。通过“大革命”、“大决战”,在文化领域的所有舞台、各个角落“全面、彻底”清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形象及影响,为建立红色文化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为培养红色接班人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通过“大革命”、“大决战”,证明中共是“无神论”忠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际共运”的“坚强堡垒和可靠根据地”、真正的“旗手和领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际目标。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把中国建成以“红色文化”为一统天下的“红色样板国家”的“大宣言”。

有句名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终归“破”是“破”,“立”是“立”,“破”还是代替不了“立”。那么,摧毁了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该建立什么“文化”呢?当然是要建立“崭新的”“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无神论红色文化”的一统天下。

这里牵涉到一个“旗手”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无神论者曾将鲁迅、郭沫若命名为“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代、第二代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将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新旗手”。前者之“新”,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之“新”;后者之“新”,则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之“新”,“红色文化”之“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新”的概念,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大革命新旗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 ”中组织了一帮“红色文化专家”,煞费苦心、夜以继日编造了“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这几个“样板戏”,曾一度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所有戏剧舞台、歌唱舞台、舞蹈舞台、音乐舞台、电影舞台等等文化阵地,成为民众“年年、月月、天天”必看必听的唯一文化娱乐项目。

切切不可小瞧了这“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绝不可简单的认为,那是舞台上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后,民众文化生活匮乏而拿出来填补空白用的小作品。和“横扫一切”一样,“八个样板戏”同样是“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也“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样板戏”是一个重大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在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将变成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一统天下的“人间独立王国”。“样板戏”是一个重大宣言,它向全人类宣告,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样板”的“红色根据地中国”,将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样板”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八个,就会有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八万个……,还愁那千百个舞台占领不了?且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红色电影、红色电视、红色戏剧、红色音乐、红色舞蹈、红色书画、红色广告……,哪里不是被“红色”充斥着、占领着?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吗?

(待续)

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

是法盲更是法氓(上) / 文/粟沂州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3/是法盲更是法氓(上)-265417.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大陆,你如果说那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是“法盲”,他们肯定愤愤不平:我是什么法律专业学校毕业的,现在已经取得了什么资格,我对中国法律有很深的研究了,什么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等,还有什么各个系统行业的法规章节条文,都很熟悉,甚至已经背下来了,真是学富五车。你如果向他请教一下,他们更是口若悬河的卖弄一通,俨然法学教授,弄不好把人给说愣了,你会觉得中国现在好像已经步入“法治王国”了。但是,看看他们办理的案子,尤其关于法轮功方面的案件,仅从法律常识角度来看,他们根本就是“法盲”一群,如果了解一下他们办案的过程与其职业道德,人们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办案人员简直就是无赖痞子,其实就是“法氓”,这里并不是对那些所谓办案执法人员有偏见,许多冤案都在摆着呢。


常见“法盲”办案

对于大陆公检法司机关的职责权限来说,以一般刑事案件为例(公检法司还有各自其它职权),大众化的理解就是:公安负责“抓不抓、何时抓”、检察院负责“逮不逮、诉不诉”、法院负责“判不判、判多少”、司法局(律师履行)负责为当事人有限度的辩护的这么一条线办案程序链条,如果当庭不予判决就来个合议庭。他们对社会喊的口号是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唱好所谓的“秉公执法,依法办案”的把戏。那咱看看他们都怎么做的吧,就拿山东临沂市法轮功学员邓良存、付桂英二人被非法劫持、逮捕、偷偷开庭一案来分析:

临沂市法轮功学员邓良存、付桂英女士,今年六月六日到苗庄小区串门时,遭五里堡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送往兰山公安局国保大队,接下来被囚禁在临沂市看守所关押迫害,七月六日,兰山区检察院对她们非法批捕,并仓促向兰山区法院公诉,期间,所谓的办案人员对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家人无理刁难欺骗威胁,竟瞒着他们,在中秋节与“十一”的长假时间,将案件转到法院三天就偷偷开庭,对此,无论北京律师还是当地律师都惊叹罕见。

大家来评论一下,五里堡派出所警察劫持邓良存、付桂英的借口是串门,可到亲朋好友家串门在大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没有人认为串门会犯法,五里堡派出所警察抓人哪有法律依据?显然站不住脚;五里堡派出所警察给出的另一个借口可能是因为二人是法轮功学员才抓人的,可法轮功学员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只不过是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一员,应当受到《宪法》保护的,信仰自由,天赋人权,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最根本的人权自由,也是每个公民最熟悉最认知的法律常识。即便法轮功学员发《九评》、劝三退、讲真相也都是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硬说是“反党”,但人们发现他们散发的《九评》都是中共历史真相,只不过是中共的罪恶事实,让大伙知道罪恶、远离罪恶吸取教训,这对国家民族百姓都有好处,如果当局对《九评》等内容有什么疑义,那就拿到桌面上叫民众评论评论不就行了吗,省得法轮功学员们去讲真相。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们的活动行为没有跑出《宪法》保护范围,都是合法的,五里堡派出所警察如果懂得这些常识性的法律,再去“抓人”那就是非法的。

案子转到检察院后,如果所谓的检察官真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秉公执法,依法办案”的话,他不但应该立即将案卷退回,还应该行使自己的检察职权,严惩公安办案人员的枉法渎职行为,但那位检察官不但快速批捕,还迅速提起公诉,案件转到法院三天后,法官可能连当事人都没有会见,瞒着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家人,三家执法机关偷偷开庭。整个过程就是草菅人命,这哪里是什么执法人员依法办案?分明是一群“法盲”弄事。

还有一个情况能证明公检法人员是“法盲”,就是公检法司空套法律依据和肆意量刑用法。

我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先定罪后找证据又立法,这种违背人类司法精神的做法先不提,它迫害法轮功仅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就是人大与两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及公安部匆忙间制定的关于×教的认定和所谓的司法解释,可这个法律依据根本没有法轮功的影子,而在中共所有的法规中也没有法轮功是×教的条文,至于恶棍江泽民信口雌黄给法轮功扣上×教的帽子,和《人民日报》的恶意评论完全是诬陷之词,更不是法律依据。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肆意量刑用法,常用劳教与判刑加害,但是,劳教制度的依据是一九五七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属于“行政法规”。但根据《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立法权,而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不具备这样的权力。既然劳教没有法律效力,可公安一直在肆意使用。

而根据《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利用×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更是极端荒谬的。在构成犯罪四个要素(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中,根本找不到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个法律的实施,不存在犯罪客体;法轮功学员向世人讲清真相是善举,没有危害社会和个人;受到不公也没有暴力报复行动。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不存在。构成犯罪的四个必备要件缺少三个,然而这样的所谓“法律”,十多年来,却在被中国的司法人员荒唐的扣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单就临沂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而言,目前已有430人次被非法劳教或判刑,基本都是被那些办案的“法盲”们不走审判程序就投进劳教所,或用刑法第三百条枉判入狱。

如:山东蒙阴县“六一零”早期制造的沂蒙山区第一起特大冤案。二零零三年春,蒙阴县“六一零”操控公检法对法轮功学员仵增建、石增磊、公淑华(女)、滕德荣(女)、公茂海等进行一番黑箱作业,诬陷构建所谓的罪证后,三月二十八日,便将仵增建和石增磊从蒙阴看守所、公淑华和滕德荣从临沂市看守所、公茂海从平邑县看守所劫持到蒙阴县法院进行了所谓的“开庭审理”。

开庭时,蒙阴县中共检察院所谓的公诉人心虚地指控法轮功学员违犯刑法第三百条,当时就有法轮功学员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错误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危害,我们没有罪。”但审判长却回避说:你们现在只能对所做的具体事进行辩护,其它话题不是今天开庭内容。而根本不敢正视法轮功学员正气凛然的呼声和辩护。

中午十二点左右开庭结束,蒙阴县法院当庭以“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等罪名诬判仵增建重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石增磊、公淑华(女)、滕德荣(女)、公茂海分别被诬判重刑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四年。蒙阴县“六一零”操纵蒙阴中共法院制造了沂蒙山区自中共向法轮功发难以来的第一起特大庭审冤案和最高枉判刑期。后蒙阴公安警匪将他(她)们投进了山东男子监狱或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至今,一直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

从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被枉判的案例来看,那些口口声声说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秉公执法,依法办案”的执法办案者,却是一群实实在在的法盲,谁会想象的到?可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法制现状。

法盲乎?法氓也

如果从法律常识角度来界定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称之为“法盲”,并不过分,但看看他们的职业道德,言行作风,人们都会辨析出来,他们是以法律的名义在执法犯法,枉法渎职,已经不仅仅是法盲,是一群法律痞子对善良民众耍流氓,是对人民严重的犯罪!

这些年来,中共各级官员、公安刑警、国保等在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时,常常象“土匪下山绑票抢劫”、“鬼子进村扫荡行恶”一样,搅的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还扬言出来执行公务、执法办案。细看他们那一笔笔罪恶的后面,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群活脱脱的凶恶“法氓”悍匪相。读者们可以随时上网查阅各地恶徒法氓的绑票暴行。

对比那些经常“进村撒野扫荡”的官匪恶警来说,那些所谓的检察官、法官耍流氓的奸诈手段、刻薄的言词、骄横跋扈的做派也是毫不逊色,称之为“法氓”也是名副其实。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郯城县茅茨村法轮功学员孙德建、张丙兰夫妇(时年三十七岁左右)和女儿孙新娟遭到郯城县实验中学校长李培来,副校长徐祗路的诬告,县“六一零”及国保大队恶警朱军等对三人绑架抄家监禁和审讯。后来郯城检察院办案人布玉连构陷张炳兰、孙德建夫妇的罪名也是“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并向当地中共法院提起了公诉。

庭审时,来自北京的两名正义辩护律师当庭指出郯城县检察院起诉指罪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查遍刑法和相关法释,均未见法轮功是×教、信仰法轮功是犯罪、持有法轮功印刷品是犯罪、持有以及制作和宣传法轮功宣传品是犯罪、发表对执政者不满言论是犯罪的法律法规条文。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1)法轮功不是×教;(2)信仰或修炼法轮功不是犯罪;(3)制作、宣传、持有法轮功的书籍、宣传品不是犯罪;(4)制作、宣传、持有对执政者不满的文字、图像材料等不是犯罪;(5)发表、宣传对执政者不满的文字、图像材料等不是犯罪。所以应当无条件释放无罪的当事人。

公诉人哑口无言,旁听的家人通过律师的辩护,明白了原来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都激动的上前要人,要求法庭当庭放人,法庭一片混乱。法警匆忙把人带走了。狡诈的法官不但不采用律师的无罪辩护,反而以法庭“合议”为名把旁听者打发走了,不久即诬判张炳兰有期徒刑八年半,诬判孙德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此次判决的法院审判长:周振山、徐丽)。直接暴露了了中共这个黑帮邪教的流氓本性。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走出泰安监狱不久的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刘乃伦在平邑县散发真相资料时,不幸遭平邑县郑城派出所所长赤成田等恶警绑架,后被劫持到平邑县鹅庄看守所非法关押。平邑县“六一零”操控公检法,伪造证据,欲加害刘乃伦,家人请了正义律师作无罪辩护,但是律师遭到恶警的无理刁难,不能阅卷,不能见到刘乃伦,而在开庭这一天,平邑县公诉人、法官恶警干脆将律师强行赶出了法庭,同一时间,刘乃伦的父母和姐姐等人则遭到平邑与蒙阴两县恶人的监视恐吓。第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刘乃伦被平邑县法院诬判三年半刑期。尽管刘乃伦在法庭上自己给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并且当庭提出上诉。但是最终被平邑县的恶警们又一次投进了泰安监狱。

北京有一名令人钦佩的正义律师王全章,今年六月在为黑龙江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做无罪辩护时,鉴于苗福遭到警察酷刑逼供,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料引发东宁县法院法官王传发咆哮法庭的丑态。正义律师王全章遂经正当程序将流氓法官王传发予以控告,王传发一下子发了毛,流氓之像大显。

八月三十一日,正义律师王全章到看守所为苗福处理上诉事宜,遭遇王传发,王传发竟冲上来扇王全章律师耳光。不但大言不惭的称自己是“土匪”、“就是不知道怎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且还辱骂律师是“狗”,叫嚣“就是让你见不到苗福”,甚至无所顾忌承认:“苗福的上诉状让我给撕了!”,还坦然告知王全章律师:被他诬陷的八名法轮功学员都是临沂人——自己的老乡。真是岂有此理,不知道那个王传发的老家是临沂哪个具体地方的人,家乡父老若知道他在外依仗共匪作奸犯科耍流氓,逢年过节他回老家时一定会把这厮打将出家门,或者将其留在家里让他父母长辈用力“修理修理”,叫他长个记性,别让这个“法氓”以后再给家乡丢人现眼,残害同胞。

再说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法院的办案人员,明知是诬陷法轮功学员,所以不敢在法庭上面对正义律师,只好拿出“躲猫猫”的手段,避开律师后偷偷的对邓良存、付桂英两位妇女非法开庭,本来理亏的公诉人,一点不感到脸红,却很会装傻做表演。十月十七日,参与辩护的北京正义律师赶到兰山检察院,找到公和诉人高建云要起诉书,高建云不给。辩护律师问为什么不通知律师?高说:想通知你,但没有联系方式。律师说:我已经给你留下联系方式了,在授权委托书上,还有我的名片、网址、电话。高建云坚持说没有。律师说咱们不用争了,你打开授权委托书看一下就知道了。无奈之下,高建云打开授权委托书,正巧律师的联系方式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立即合上委托书,恬不知耻的说:我没有义务通知你,我就不通知你;接着耍无赖,双手推着律师说:你走吧,告我去吧,愿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

还不止这些,全国各地非法庭审时公诉人、法官的流氓手法可多了,什么按态度判刑、禁止在法庭讲真相、庭审底线是有罪判决、无凭据证人随意判、刑期早内定庭审走过场、制造伪证狂诬判、指定律师做有罪辩护、威胁打压正义律师、庭审过场暗中诬判、大声喝斥当事人和律师、公开审判无旁听者、自曝“证据不足”照样诬判、心虚假休庭私下秘开庭、中共黑手操纵法庭传达密令等,这些拙劣表演虽然让恶警们一时达到了邪恶目的,但展露出来的是中共邪党不法人员执法犯法、庭审做秀、玩弄法律、践踏法律尊严的土匪流氓丑态相,更进一步证明中共恶党是在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待续)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文化“大决战”(1)—— 再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1/文化“大决战”(1)-265213.html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的震惊全球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评价、定论,众说纷纭。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晚年犯昏,让无知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文明古迹,对战友和下属则惨无人道的打成“叛特反资”,使经济建设遭“十年浩劫”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并未触到实质。

要想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了解一个大前提、一个人类社会的大局,这就是“末法时期”。什么是“末法”?其实不只是佛教“末法”、正教“末法”,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正法、真法,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都无法可依了。“末法时期”,主要有以下三大标志:

一是近一千多年来,正教内部宗派林立,内讧争强,逐渐走向衰落。这就给邪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老邪教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新邪教纷纷出洞、争民众抢地盘,大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

二是近五百年以来,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唯物论科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陆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辉煌。但是,实证科学不能以实物证明神佛的存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便成为不断“淡化”神佛地位和影响力的过程,从而将民众“误导”到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危险道路上,逐渐失去了崇高的精神支柱、坚实的道德基础和严格的行为规范。

三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神论(即社会学范畴的“彻底唯物论”)以“划时代”的姿势出笼亮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上帝和一切佛道神,把“末法”推向最后时期,使人类陷入最邪恶、最黑暗、最悲惨的深渊。

其实,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此次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大局中一看,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二、实质

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从“无神论”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神论”呢?

“无神论”,就是其始作俑者撒下弥天大谎,把自己最大恩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篡改”了一半、“剽窃”了一半,而编造出来的一套最邪恶的哲学理论。“篡改”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绝对精神(即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篡改”为“人的精神意识决定了物质存在”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哲学命题,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展开诽谤性诬蔑性的大批判,就编造出自己所谓的“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彻底唯物论”世界观;“剽窃”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全部照搬、抄袭过去,应用到自己编造的“世界观”内涵上,就自称创造出了“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论”。这,就是“无神论”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无神论”的“三大革命理论组成部份”和所有异端邪说的基础、源头。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在“篡改”加“剽窃”的基础上,煞费苦心的编造了如下两套针锋相对的公式,然后贯穿到自己所谓的“三大革命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并传播到全世界,去毒害穷人,毒害全人类——

第一套公式,叫做“反动的、腐朽的、形而上学的”公式,即:

“唯心论”=创始论=有神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理论=富人的理论

第二套公式,叫做“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公式,即:

“彻底唯物论”=自然轮=无神论=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穷人的理论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教唆自己的徒子徒孙按照上述两套公式闹事,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分别组织一部份穷人,拿起枪杆子去夺取富人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红色革命政权”,再拿枪杆子镇压新老阶级敌人反抗和复辟,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如此这般,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富人的“反动政权”,建立一个又一个穷人的“革命政权”,直到“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

近一百年来,全世界先后有二、三十个国家,以“无神论”作为建国立业之本,曾诱骗胁迫数十亿人搞什么“国际共运”,使数以亿计的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份人是跟着“否定”上帝和佛道神的旗号而走向死亡的,他们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啊!这,就是此次人类最大的悲剧!目前,仍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顽固的推行这种邪恶的理论,等待他们的势必将是更大更惨痛的悲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