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五章):外用溢出论 / 作者: 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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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思想巅峰的起点阶段——开启人类“后天文明”的“天子时代”

第八节外用溢出论
 
 一、关于《东学》的“比象”法

 区别于西方“实证科学”作为《外学》的方法,本人在本书中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具有东方思维特色的《内学》的方法,或者更确切的说,本书是建立《内学》理论体系的一种尝试,因为东方的《内学》特别是东方的养生文化或者修炼文化几千年前早已有之,本人只不过是试图把《内学》在浅层的东西进行一下理论或逻辑梳理而已。

 由于《外学》是入不事物真正的《内机》的,所以本人一直认为要让《西学》研究真正的“系统与结构”那实在是太难了,进入不了真正的深层思考,只是在冰山的水面上转悠。然而本人的思想一贯以来都是以《结构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进一步大家会发现,我们本章关于人类文明起点的思想巅峰时代问题,我们大部分的讨论其实都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动力问题,特别是开启人类文明的“初始动力”问题。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着重从《结构论》的眼光再来给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人类文明的动力问题。因此我们接下来的第八论《外用溢出论》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关于“结构与动力”的问题,也就是动力在人类文明结构体内的运行轨迹问题。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关于结构体构成三部分的观点。大家知道,本人一直使用的是一种三分法,我们把结构体分为这样三个部分,即核心、中部、外壳这三个部分,也称为《内核》、《内机》与《外壳》这三部分。《内核》或核心是决定结构体“质性”的部分,也就是决定结构体的DNA,特别是如果作为一种意志结构体,那么往往以思想“注入”结构的《内核》;然而结构体的中部既可以是被填充的部分,也可以对应于结构体机制、制度或体系的部分,也就是属于《内机》部分,其实后者这是《内学》对待结构体中部的方式。然而中空的部分也可以看做是堆积物质或成果的部分,就是前者。这属于《外学》对待中部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外壳》往往定义或保护结构体的实体边界。也就是与其它结构体的表面区格。另外《外壳》也对应于结构体外部使用功能的部分,也就是物形所耗损的部分。

 如果我们采用西方《外学》的“机械模型”来对应于本人的《结构论》的话,比如西方有一种称为IDEF0的模型(作者注:或许我们在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中会给大家做系统的介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机械模型”,结构体的《内核》就相当于IDEF0模型control(控制)的部分;结构体的《内机》,也就是《西学》一直认为的“黑箱”或者就是一部机器,就相当于IDEF0模型box(箱子)的部分;结构体的《外壳》那就相当于IDEF0模型投入产出的部分。
接下来,如果我们采用东方的“生命模型”或者“人体模型”来进行类比的话,那么结构体的《内核》就相当于人体的大脑部分;结构体的《内机》或中部就相当于人体的身体部分,也可以叫做本体,属于本的部分、体的部分;那么结构体的《外壳》在功能上其实就对应于人体的手脚部分、使用部分。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给大家提出另外一组概念。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这其实也属于东方思想对于西方“抽象”与“具象”这组二分法概念的一种补充,就是东方思想中关于“比象”的概念。

 大家在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了,西方把万物都当做是机器。其实机器是可以不断的从外部进行“拆分”的;然而东方思想却是把万物都看做是一种生命结构或者人体结构。特别是道家思想讲了,“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生命的结构是不能够通过外部“拆分”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一旦拆开了,“生的机制”就消失了、就没有了。

然而无论是怎么比方吧,无论是比做机器还是比做生命,其实都是一种比拟的方法。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论述的其实是,在“抽象”与“具象”的二分法概念之外,东方传统中的那种“比象”法的概念,很难用“抽象”与“具象”这组概念去认识。比如东方的八卦与五行理论其实使用的都是一种“比象”的方法,比如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既“抽象”又“具象”,具有两重属性。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象”的方法。那么“比象”法的本质到底又是什么呢?“比象”法又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知道,西方思维属于一种固定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实证科学”使用的是一套严格的“定义”体系。定义定义就是把事物的概念、含义或意思给“定”在那里了,不能够再变化了。所谓“定”其实就是与“变”相反的一种属性,“固定”了就是不允许再“变化”了。这就是《西学》所走的一条道路、方法。其好处就是逻辑严谨。然而不好处就是会制约人们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当人类的有限认知需要发生飞跃式发展的时候,原有的科学“定义”就会成为下一步人类认知发展的障碍。其实这是由于“实证科学”自身属性所决定的,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也就是“实证科学”的一种宿命。

 然而大家知道,《东学》擅长的就是“变化”而不是“固化”。实际上《易学》就属于一种“变化之学”,是《东学》“入世”层面的思想基础。因此《东学》就必须使用一种与《西学》“固定之学”所不一样的“研究”方法。“比象”法其实就是《东学》思想之中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关于“变化”的“研究”方法。

 “比象”法不给事物下“定义”,因为“定义”会把人类的思维给框死,会限制人类思想的升华、变化、发展或突破,因此《东学》不使用“定义”这种方法。“定义”等于人为的给自己的认知设定框框。那么《东学》的“比象”方法又是如何做的呢?

 “比象”的方法就是把看似“具象”、具体的某个事物去代替某种“抽象”的事物属性。这样的做法,即便人类认知在先前某个时代是有限的,那么也不会限制人类认知在今后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因为被“比象”的那个事物原本就属于一种神创物,是上帝创造的,里面包含着无数的机理。哪怕人类一时认识不到,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比象”物之中包含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与智慧,是超越人类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是不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的。

人类只不过是从“比象”物与使用“比象”物所“研究”的其它事物中不断的去发现上帝的意志而已。实际上“比象”法就是创造了一种神创参照坐标系,是一种大尺度的研究方法,是以人力智慧借助于神力智慧的研究方法,是真正遵循“天人合一”法则的一种研究方法。
 由此可见,“定义”法是一种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方法。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定义”法往往会成为人类认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然而“比象”法则是基于神力智慧的一种方法,当然就不存在认知能力局限与制约的问题。其实“比象”法本身也是神明传给人类的。因此“比象”法本身就具有一种“先天”的“天人合一”的属性。许多学者在研究东方思想方法的时候,比如研究五行理论的时候,一直纠结于五行到底属于“具象”法呢?还是“抽象”法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一直局限于西方二分法的框框之中,不知道《东学》的“比象”之法是独立于“具象”与“抽象”之外而存在的。

 二、结构、过程与动力

 其实我们以前所说的三种巅峰与人类文明这个结构体三部分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相互对应的。第一个阶段,“思想的巅峰”,所对应的就是结构体《内核》部分的生成;第二个阶段,“制度的巅峰”,所对应的就是结构体中间部分的成长,《内机》的部分、机制的部分,表现为机制或制度走向成熟。然而无论是《内核》还是《内机》,其实都属于是《内学》的范畴,都是东方文明所擅长的,所以人类文明在初期与中期阶段,就都归东方文明负责与担当。只有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末期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才进入了“物质的巅峰”时代,也就是对应于结构体的《外壳》部分的形成阶段,也就进入了《外象》领域了,也就是《外壳》已经被物质填充支撑起来了,就象气球被吹起来了一样。这种填充物质,吹起《外壳》那就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外学》所擅长的了,所以人类文明就进入划归西方文明负主责的时代了。而且第三个阶段所对应的“物质的巅峰”,表现为物质的堆积已经达到一种非常巨大的程度了,事物的表面复杂程度也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对于“管理”文化的需求也就出现了。

 然而在人类文明形成的初期,物质财富相对稀缺,制度也还没有时间发育成熟,,而且人类的思想也相对单纯,因此最适于向人类文明“注入”思想,人类善良的本性最容易接受“天理”的教诲,少有抗性,因此这个阶段也就是形成人类文明结构体的思想《内核》或者结构体《内核》的最佳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向人类文明“注入”《核心》价值观种子的阶段,也就是向结构核“注入”DNA、“注入”思想动力、“注入”那个“先天”动力的阶段,于是宇宙高层思想外动力就通过“天门开启”的方式“注入”到人类文明的《内核》之中。实际上就表现为传递思想种子的那一系列《核心人物》下走人间、降生人间,甚至以人生轮回的方式穿梭于东方文明之间,也未可知。

 这就是思想与《内核》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从结构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初始动力”问题,而不是以什么五阶段说的那种根据物质财富占有方式而划分人类历史的物质主义方式。结构体的《内核》决定“质性”DNA,先天的能量或动力“注入”给人类文明结构体的《内核》,正向制约、左右或者叫做加持人类文明的启动方向与归宿destiny。其实依据结构体的形成规律,人类文明处于这个时期,外部思想动力也只能够注入给精神属性的《内核》,在结构体形成的初期,物质是稀缺的,制度机制是不健全的、不成熟的,能够接受“注入”的部分也唯有人类的思想部分了。物质不丰富,制度不健全,所具有的只是比较单纯、纯净的思想。

 我们讲,我们一直使用一种《内学》的逻辑分析问题,一直基于一种《结构论》三组分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且我们是以动态过程的眼光看待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的《周期三段论》。因此《结构论》与《过程论》其实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以结构的观点研究过程、认识过程。《周期三段论》实际上对应于一个结构体各个部分的形成,也就是对应结构体《内核》形成阶段、中部《内机》形成阶段与《外壳》固化阶段;另一方面,我们又以过程的观点认识结构,也就是结构体作为一种生命体也遵循一种成住坏灭的过程。实际上,我们第五章主要讨论的就是关于人类文明结构体的“成”阶段的事情;第六章主要讨论的则是关于人类文明结构体在“住”阶段的特征;第七章讨论的则主要是关于人类文明结构体在“坏”阶段的表现;而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审判”,终极逻辑,可以看做是人类文明最后走向“灭”的过程的终极时刻问题。因此,本书下篇的四章,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人类文明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一个“成住坏灭”的“全过程”。这其实是任何一个生命体、任何一个结构体,按照“生命模型”都必须所经历的过程。这就是本书下篇所要论证的问题,论证人类文明在“天子时代”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重要表现。因此回过头来讲,本书的上篇,就是那个“理篇”,实际上则是建立我们论证人类文明的理论方法——基于《宇宙智能论》、《文明使命论》、《历史安排论》的人类文明的“项目管理逻辑”之上的一种理论方法。

 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再说明一下,那就是说,结构与过程的关联点其实就是动力问题。推动结构成长与过程进程演进的力量其实就是动力问题。“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实际上解决的是推动人类文明结构体生长的“初始动力”、“先天动力”问题。我们前面讲过的“天门开启”、思想种子、思想来源、思想巅峰、外部动力、阴先阳后,其实都是围绕动力问题所展开的,特别是围绕“先天动力”、“初始动力”、启动动力或者宇宙动力源这些问题所展开的。

然而一旦初始动力“注入”到了人类文明结构体之后人类文明将如何运作的机制问题,我们相对而言讲的比较少。其实我们前一论关于《阴先阳后论》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关于能量动力在结构体内部如何运行的规律。《阴先阳后论》属于一种基本规则,也就是阴有阴的法则,阳有阳的规律,属于一种过程法则,也就是阴阳在过程中奔跑的不同属性。

下面再让我们来谈一谈在一个结构体内部,阴阳相互之间的动力关系。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了关于不同层面阴阳的认识,其中的一种认识那就是阴阳属于一种内外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两种不同的物或要素。“阴”居于事物的内部,也就是结构体《内核》与《内机》的部分,“阳”则显于事物的外部,也就是结构体《外壳》的部分。阴内与阳外其实是一种内外纵深的连接关系。

然而在结构体形成的初期,先天初始动力其实是“注入”到结构体的《内核》之中的,然而一个结构体真正的使用效果其实是体现在结构体的《外壳》方面的,所谓用者在外,用者在于形,无形则不用。那么只有动力或能量转化为固化的物形之后其实才能够为人所用。最起码在“入世”的层面、在“用术”的层面是如此。人类没有直接使用“先天能量”的本领。能量一般都得需要转化成为某种物质形态,人类才能够使用。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低能,只能够使用能量级别比较低的物质形态的能量。其实人类对于任何“外部能量”都无法直接使用,无论是垂向的“外部”还是水平的“外部”能量都无法直接使用,都必须经过某种能量形式转化。垂向的“外部”太高,只有少数圣贤才能够理解;水平“外部”的资源物质颗粒太粗,无法直接吸收、使用。

因此,为了达到“用”的形态,我们就必须关注能量或者初始动力、先天能量如何向使用形态、向后天形态转移、转化的过程。这就是关于结构体内部动力点转移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结合结构与过程的机制一起考察才能够看得清楚。

三、两种“内”与“外”

动力能够联接阴阳内外,其实无论是“内”还是“外”都各有两种,一种是《内学》意义的,一种是《外学》意义的。我们在第四论《外部动力论》中已经给大家谈到过两种“外”,那么关于两种“外”的问题就让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补充的谈上一谈。

关于两种“外”,一种是高于人类层次的“外”,属于《内学》意义上的“外”,具有“真阳”的属性。对于结构体而言,这种“真阳”之外属于可以向结构体的《内核》“注入”先天能量的这个“外”,其能量级别一定高于所需“注入”能量的那个结构体,属于一种“高外”或者“正外”,具有正向价值观、正向能量意义的“外”。

这种“高外”向结构体《内核》“注入”的能量,对于作为“注入”对象的结构体而言,就决定了结构体的“先天之本”,也就是结构体的DNA属性。如果缺少了这个决定《内核》“质性”的“先天之本”的话,那么任何一个结构体其实都无法真正启动,宇宙法理也根本就不允许这个结构体的启动或形成。这也就是我们讨论过的“先天动力源”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这种认识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的认识也是相一致的,也就是所谓的保持系统与外部能量交换的意义。

还有另外一种“外”,那就是一般人类《外眼》能够认识到的“外”,也就是与人类处于一种同等层次意义上的“外”,也就是《外学》意义上的“外”,也就是水平维度意义上的“外”或者物质中性主义意义上的“外”。可以叫做“平外”或者“零外”,价值观中性零值。这种结构体的“外”在能量级别上其实比结构体之“内”的能量级别要低得多。因为“体外”的能量缺少了《外壳》的保护,实际上也是由于边际递减规律在制约。

实际上这种水平层面意义上的“外”也就是超越了一个结构体“内能量”对外辐射所能够到达的外部边界。借用经济学的语言,也就是到达了边际效益的零点。这就是《外学》意义上的“外”。

接下来我们讲,其实不但有两种意义上的“外”,《内学》意义上的与《外学》意义上的,实际上“内”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内学》意义上的“内”,一种是《外学》意义上的“内”。因为两种“外”可以被看似是分离的,在两个不同的方向维度上,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区分。然而与两种“外”不同是,两种“内”看起来好象呈现出一种重叠关系,关键取决于你如何使用这两种“内”,也就是看你在什么维度上去开发这个“内”。反过来说,也就是看你到底想开发什么维度的“内”?是《内学》维度的“内”呢还是《外学》维度的“内”呢?因为两种开发“内”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概括的讲,按照《外学》的机理,“内”就相当于物质的储存仓库。仓库嘛,当然是货物装的越多越好、物质堆积的越满越好了。这就是以《外学》的眼光所看待的关于“内”的意义。然而站在《内学》的角度上看,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内”是事物运转的机制,相当于事物运行的“机房”而不是“仓库”。那么作为“机房”,为了保证“机器”能够有效的运行,“机房”应该是干干净净、井然有序的,可不能够象“仓库”那样堆满了各种杂物。

因此《外学》“仓库”的意义要求堆满,而《内学》“机房”的意义则要求腾空。比如常人建筑中的消防通道,是不是要求干净通畅呀?!可见“仓库”与“机房”两者的要求完全是不同的。因为西方物质思维不能够真正的进入事物的《内机》之中,因此就把“内”实际上当成了一种“仓库”了。打个比方,比如在满足了人类基本温饱的社会,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所谓“富贵病”,比如三高、四高什么的,其实都是人体内堆积的物质太多了所导致的。人体成了堆积废物的仓库。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人认为,只有当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以后,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或者信仰追求。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化的思维,仍然属于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思维。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模式。如果结合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的关于《外学》与《内学》在结构体中部的“内”的处理上属于一种重叠关系的特征,也就是《外学》之“内”与《内学》之“内”属于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串联关系。认为满足了物质需求以后再去追求精神,这其实就属于一种串联逻辑的思维,其实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而已。

因为当物质欲望满足了以后,实际上结构体的中部就已经被物质堆积填充满了,那么《内学》意义上的《内机》也就被掩埋、被淹没了,也就再也不可能被看到了。其实《外学》的“仓库”与《内学》的“机房”相互属于一种“机会成本”的关系,属于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就象我们前面例子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堆满了杂物的空间怎么还能够当做消防通道吗?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历史上许多度人的觉者都认为,度化物质有钱人实在是太难了,就象骆驼从针眼儿里穿过那样难,因为人的本性已经被物质所淹没。

记得我们在分析“科学”与“信仰”两种不同的逻辑的时候曾经给大家论述过,“科学”的逻辑“实证”为先,先让你触摸到、享用到,而后相信。先得到而后相信。而真正“信仰”的逻辑是反过来的,信先而得后,然而得到的却是高于人类层次的存在。因此对于人类空间的事物而言,实证的逻辑是得到,而修行的逻辑则是放弃。就象我们刚刚说到的机理,“仓库”需要堆满,“机房”则需要清空。这就是不同“基点”的不同态度,也就是《外学》或是《内学》对于“内”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其实《内学》内空而显露事物的《内机》,这只是《内学》的最浅层次、初级层次的要求而已。其实“内空”,倒空茶杯,还有通往《内核》、找到“内门”而通天外的意义,也就是走向一种《内学》之“外”的意义,也就是超越人类存在的意义。道家修行讲究清心寡欲、虚怀若谷,其实都是清空内部、通往“天外”的意义。写到这里了不妨再给大家提一下。《外学》的“外”,属于“地之理”,“地外”也;然而《内学》之“外”,属于“天之道”,“天外”也。

两种“内”的机制实际上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外导向”。“地外”导向决定了“内”为“仓库”,是堆积存储物质的,而且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天外”导向决定了“内”为“机房”或者“内”为“通道”——可以通“天外”。“仓库”要堵,“机房”要通。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但是“实证科学”的“黑箱机制”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也有助于大家理解修炼为什么必须专一、修炼为什么讲不二法门,而常人学习知识为什么讲究博采众家、融会贯通的原因,因为两者的目标与机理完全不同,方法也就互不相同。其实老子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有“仓库”与“机房”的这两种不同机制的意义。
以上我们其实是从新定义了关于“内”与“外”的概念。其实“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重大区别也是从从新定义关于“阴”与“阳”的概念开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内”与“外”的动态连接关系了。

四、内外关系

关于动力点的转移或运行轨迹必然涉及到结构与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说动力构成了结构与过程的内在联接。这一点我们刚刚讲过,其实结构与过程的关联点就是动力关系或者表现为动力点的转移。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养用”的关系问题。“养用关系”其实是一个中医学的概念。这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理解。广义上讲,也可以说与“出世”或者“入世”有关。
“养用关系”也可以表示为一种所谓的“体用关系”。一百多年以前发生在大清朝的洋务运动也包括戊戌变法,“体用关系”实际上都是有关辩论的焦点。可悲的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后选择走了一条抛弃“体”、抛弃“养”而只注重“用”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道路。

根据中医学理论讲,养者在血,用者在气。所谓的“一鼓作气”实际上讲的就是“用”方面的理。我们前面讲过的“速与久”的关系已经告诉大家,“气用”之法是不可以长久的。阳速之法耗能巨大、快进快出,只可短用、晚用、少用,不可持久。然而中华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正面“养”意义上的“造血”功能,唯有“意气”用事了,就只剩下一张纸老虎的皮了。

养与用,“养”是向内的,是积蓄结构体的内部能量的;“用”则是向外的(作者注:《外学》意义上的“外”),是消耗结构体的能量的。结合修炼文化,“养”与“修”的方向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向内的。只不过“养”无论针对《内学》还是《外学》都是内导向,而“修”是通过“内”而达到超越的目的,具有《内学》意义上通向“天外”的意义,具有“出世”而“外”的意义。然而“养”是没有超越意义的。

道家讲“方外”。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其实“天圆”为外(作者注:《内学》意义上的“外”),“地方”为内。那么所谓“方外”,其实就是归“天理”管辖的部分,不在“地理”之中,不在“地方”之中,故称“方外”。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结构体的三部分,《内核》、《中部》与《外壳》。动力点从《内核》走向“中部”再走向《外壳》的过程,这种“由内及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用”机制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外用”过程,也就是“向外为用”的过程。如果动力点从《外壳》走向《内机》然后再走向《内核》,这种“由外及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养”机制的过程,也就是“向内为养”的过程;如果最终能够达到通“天外”的超越,那么这种“由外及内”的过程就属于一种“内修”的过程,也就是“向内为修”、“向上为修”的过程。

“内修”,属于内生机制,动力点“由外向内”转移,立体的讲,运转方向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属于修行提升自己的过程,对应于“修身”的范畴,属于个体精神人的范畴;“外用”,则属于一种外生过程,动力点的移动“由内及外”,运转方向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在《东学》的意义上,对应于“齐家”的范畴,关注群体性的社会人属性。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外用”属于一种《东学》在水平内外意义上的“外用”概念,是“向外而用”的意义,具有一个过程的含义。然而《西学》意义上的“外用”则属于一种“体外之用”,是《外壳》导向意义上的,已经完全没有“由内及外”过程的意义,是结果性的。这种“外用”是对固化物、成果物的使用,属于一种“克机制”、零和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抢夺关系。其实《西学》的“外用”属于《东学》“外用”的一种继续的结果,这两者是有串联关系的。所以在“天子时代”的第三个1000年的前半期东方文明才会发生一种“去阳化”过程,将“阳文明”的部分传递给西方文明。

如果结合五行生克关系,那么“生关系”实际上就是顺时针旋转,是向内旋转,而“克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逆时针旋转,向外旋转,最后旋转到结构体的《外壳》上。因此,在人类层面的“外用”最终必定走向一种外部果实主义、外部成果主义的“克文化”或者“争文明”。这就是西方文明必须走的道路,一种强调“物用”、“外用”的文明。而且“用”者在于效率,所以西方文明就一定是一种效率文明、快餐文明。而“内修”或“内养”的文明那一定就是一种“包容性”文明,必须虚怀若谷,才能有容乃大。这就是东方文明所走的道路,强调精神的“共容性”,而不是物质的“排他性”。

我们讲,结构体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属于一种组织体,也就是群体的社会人属性。社会人与个体人其实是两回事。“由外向内”的“修”实际上只针对个人。“修行”只针对个人,不针对任何组织。然而这种个人却是一种追求“出世”意义精神属性方面的个人。而“由内向外”的“用”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人,是一种社会人的属性,具有一种无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在“外用”方面太过于强调个人利益、个人属性,而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话,那必定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互争关系,必定会造成人类社会的一种紧张关系。

人类文明在本质上其实是整体性的、社会性的组织人群。因此考察人类文明,我们就应该遵循一种“由内及外”的“外用”逻辑来考察,而不能够使用“内修”逻辑,而且我们还必须是以一种“先内而后外”的顺序,先从“天外”能量与思想种子向人类《内核》的“注入”来着手,然后最终再推理到物质果实上去,所以我们集中在这一章探讨关于“百家时代”的“思想巅峰”问题。外部“注入”的思想种子就是促成人类文明《内核》的形成。

另外,我们讲二分法对于事物内外的认知,其实是太过于简单了,属于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也就是说,二分法对于内结构的认识并不是一种过程的眼光,而是以一种固化结构的眼光来可问题。然而因为《西学》是不入内的,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做苛求。只不过是想告诉大家,切忌把《西学》当做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或者干脆把“实证科学”等同于真理。其实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内”,《西学》是茫然的,因此关于“内外关系”,《西学》也必定是茫然无知的。对于“内”,《西学》所坚持的“黑箱原理”其实是非常恰当的,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这里我们需要批判两种基于《外学》思维而关于“内”的猜测。一种就是认为“内外一致性”的观点,还有另一种那就是“非此即彼”、“非外即内”的观点。关于“内外一致性”我们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玻璃与瓷器的区别。这对儿物件最能够直观的表现东西方思维的差异。

一般人容易认为,瓷器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东西,而玻璃器皿则是西方近代的舶来品。其实还不是。中国古代就有玻璃,但是玻璃器皿使用起来不怎么隔热,所以中华文明就选择了隔热性好的瓷器。瓷器的隔热性比玻璃要好得多。可是不知道大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没有,玻璃器皿与瓷器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特征。玻璃文化所反映的就是一种内外一致性,外面什么样,里面也是什么样,内外是通透的。西方文明不入事物《内机》,只在外面打转转,只以旁观者的《客位》观察事物,认为从事物《外象》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这是西方文明在初期比较经典的思维,也就是一种内外一致性的思维。所以才有线性规律延伸的法则。而瓷器恰恰是东方思维的典型代表,外面画的花花草草,或者鬼谷子下山,但是里面装的是什么?外面可看不见,内外不通透。里面装的是什么?是咖啡还是茶水?是白酒还是红酒?外面完全看不到。瓷器杯子这种内外有别的特征就是最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

《孙子兵法》就有“虚实”这么一篇,我们需要给大家提及一下。因为关于“虚实观”,东西方文明的认知完全是相反的。西方“实证科学”是一种典型的“眼见为实”。也就是以外为实,以阳为实,以显为实,也就是以“果”为实。看不见的部分则属于虚,因此极端唯物论者们就会叫嚣精神为虚,信仰为虚,神佛为虚,唯有物质利益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如果站在东方阴阳思维的观点上讲,“外”只不过是一个包裹性的《外壳》,与事物内部的真相根本就是两回事。“外”,只不过就是一张皮而已。外显的未必是真实。因此,外显者往往为虚,内在的才是真实的。“外”,假象为虚;“内”,真相为实。《孙子兵法》教导我们的就是,必须剥离《外眼》所见之虚,才能发现内在的实情。

除了“内外一致性”的观点,西方思维还有一种就是“非此即彼”、“非外即内”的观点。这种观点好象是比“内外一致性”进步了一点,然而其实仍然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思维方式,一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思维方式。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唯物主义思想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的灌输,也就是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本人对这种观点也是持坚决批判态度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二分法的东西,假设事物只有外部现象与内部本质之分,那么非此即彼,不是现象的那么就一定是本质了,进而只要与现象不同,那就一定是本质。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二分法逻辑。这种所谓的西方“辩证思维”源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只不过是盗用了黑格尔的东西而已,并贴上自己什么“唯物辩证法”的标签。然后再被主义者们大加吹捧。其实黑格尔的许多思想都是吸取了东方的佛教思想 ,比如什么“辩证的否定”呀,等等等等。但是坦率的讲,黑格尔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佛家思维方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轻率的拿到西方思想体系之中来“使用”。于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偷了一套原本就错误的东西还自鸣得意,并且还有一帮捧臭脚的御用吹鼓手们跟着吹。那么结果就只有贻笑大方了。

《西学》是不入内的,怎么能够知道被《外象》遮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又如何能够知道《外象》的背后到底有多少东西呢?难道表象之后就只能够有一样东西吗?难道多有几样就不行吗?如果背后的东西多于一样,那么又如何能够知道在背后的多样东西之中到底哪一个才是决定事物本质的东西呢?再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许人你们到底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质”吗?!

也就是说,躲在“现象”后面的未必全是“本质”,而且“本质”也未必非要躲在“现象”的背后。“本质”躲在其它地方不行吗?这里面涉及到多重空间的复杂结构问题。

因此,“透过现象”可能什么都没有“看到”,也可能“看到”了一大堆东西。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完全是一种二分法的东西,完全是人为假设出来的,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我们讲“内”结构比“外”现象至少要复杂一万倍,因此人类《右脑》的容量是《左脑》的一万倍。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五、动力点由内向外转移

我们反复讲,“用”的机制属于是一种“阳过程”,“用”者在形,外形也,而且必有物耗、必有物损。人类文明的载体发展过程实际上就属于一种“用的过程”。然而人类文明结构体在形成的时候,“初始动力”首先是“注入”在人类文明结构体《内核》之中,也就是思想之中,然后这个先天“注入”的能量、“初始动力”就遵循一种“由内向外”的方式逐渐的向外转移。其实一切“用的机制”都是如此,都必须有一个由内部“质性”向外部“量性”发展的成长过程,由结构体的《内核》加持走向结构体的《外壳》被支撑饱满。此乃“外用之机”也。同时这个“外用”之机还遵循一种逆时针旋转“外向”法则。

然而对于一切“内修”、“内养”之机而言,则是遵循一种“由外而内”的过程,对应于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机制。对于那些没有看过《转法轮》的读者而言,可能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向内、向外或者顺时针、逆时针旋转之间的关系。其实本人原计划写一篇关于《左右手螺旋法则与宇宙旋转机理》的文章,结合物理学右手螺旋法则、左手螺旋法则关于电、磁、运动与能量的关系问题,以及生命DNA双螺旋结构的旋转机制来探讨宇宙的运行规律与修炼机制,本人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完成这样一篇文章?因为需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总需要有个主次先后次序,因为那样的文章毕竟是太过于理论了,所面向的读者群比较小。

关于“外用”的方向,由阴到阳,由“内而及外”,以逆时针的方向向外旋转。其实我们前面讲的《阴先阳后论》也与此有关,因为阴的力量需要在《内机》进程方面多走上一段,而且阴力量本身又走得慢,那么当然阴力量就需要先行、先行启动了,而且还是背负着思想的种子在身的行走。

其实孔圣人所说的“齐家”的方向,孔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本身就是一种“由内及外”的过程,只是《内核》自身需要“修身”的内在提升过程才属于是一种“内修”的方向机制,与“外用”机制不同,也就是说“内理”与“外理”的机制不同,互相之间表现为一种“反理”的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的“巅峰的转换”其实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过程,从第一个1000年“思想的巅峰”,“注入”或者播种思想种子于结构体的思想《内核》;到走向第二个1000年制度机制的成熟,“制度的巅峰”,对应于结构体的《内机》部分,也就是“体”的部分;最后再走向第三个1000年“物质的巅峰”,也就是结构体最外的部分,《外壳》被物质堆积撑了起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实就遵循这样一个“由内及外”的“用过程”发展逻辑。

如果借用经济学的语言,借用现代产业链的语言,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与产业链从所谓上游向下游的发展规律极其相似,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也有一种“由内向外”的转移趋势,也就是一个由技术创新、向制度成熟、向增加服务附加值转移的过程。

其实对应于企业管理的生命周期来看,机理也非常相似,从思想战略型到管理制度型最后到基层执行力,一种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发生的“自上而下”的转移过程。其实这是一切结构体生命周期的共同规律,一种“由内及外”的“用”规律。其实“向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不断固化、硬化、刚性化、绝对化的过程。而“向内”的过程则是一种不断柔化、软化、弹性化、可塑化的过程。

越向外越固化,从小到企业,大到地球这个结构体不都是如此吗?地壳表面的不断冷却才形成了地壳这个地球结构体的《外壳》。地球这种外固而内融(容)的结构同时也反映了《外壳》的能量级别比《内机》(地幔的部分)或《内核》的能量级别要低很多这个现象,所以《地壳》才能够降温下来、固化下来。

大家是否还记得,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教授给我们揭示过的那个规律?对于物质追求的能量级别比对于关爱人性的能量级别要低许多。可见西方的物质文明即便达到了“物质的巅峰”,可是能量级别比东方文明精神导向的能量级别还是要低许多。大卫·霍金斯教授不是发现在1994年以前的几百年中,人类社会的能量级别一直徘徊于相当于负值的190的水平嘛。这不就是西方物质文明统治人类文明的这个阶段吗?那么1994,为什么是1994年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1994年是《法轮大法》洪传到北美的时间。难道这些都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用”的逻辑是一种“由内及外”的逻辑,就是“向外”的逻辑。因此“用”逻辑就是“外”逻辑,当然这是《外学》意义的“外”与“向外”,是能量“向外”降低的一个过程。

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两种“外”,也讲过两种“内”。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再讲一讲“由内及外”的两种“向外”的方式。我们知道“内外”是结构体上的两个点。“向内”或者“向外”实际上就是“内外”之间的一种连接关系,一种连接过程。那么就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两种关于“向外”的方式。

第一种“向外”具有某种《内学》的意义,也就是一种以《内核》为原点、以外推为边界的“向外”。《内核》作为原点始终不变,外推的是边界,于是中间形成很大的中空空间。这种“向外”也就是动力点的原点不发生改变。

然而另外一种“向外”就具有一种《外学》上的意义,属于一种原点转移的“向外”。动力点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新的判断原点。实际上是没有需要坚守的思想原点或者思想《内核》的一种“向外”。

其实前一种“向外”是属于一种能量的向外溢出,一直没有失去结构体的《内核》与《内机》的“向外”,没有失去动力的最初原点,一直坚守一种《内学》的内导向。套用军事语言,这属于一种有后方根据地保障的作战方式。而后者,《外学》意义上的“向外”就象当年蒙古部族横扫欧亚大陆的“无后方”作战意义,走到哪里算哪里。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讲,就属于一种“流寇”作战方式。再换句话说,这种《外学》的“向外”并没有增加结构体的实体或能量总值,而只是一种一张皮的“向外”方式,一种纸老虎的《外表》方式。
一般而言,第一种“向外”,不脱离结构体的《内核》原点,来的比较扎实,但是效率比较慢;而第二种“向外”则效率比较快,但是只做表面文章,只有一张皮,没有纵深,而且实际上是丧失原点、容易迷失,安全性差。

如果我们结合人类文明的历史来进行分析,那么“天子时代”的前两个1000年,人类文明是按照“坚守原点”的方式进行的,然而进入到了第三个1000年,人类文明就走入了一种“脱离原点”的“向外”方式。在这方面,“宋朝”所起的意义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其作用绝对不亚于西方“实证科学”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相对于两种“向外”,其实“向内”也有两种方式,最初的原点或者叫做起点都在外、在表。一种“向内”的原点转移,不显山不露水,越修行越远离世俗人群,属于一种独修状态;另外一种“向内”则属于原点不变,在自己修炼的同时成为教化人类文明的圣贤。细说起来这些“向内”与修炼的不同法门有关,我们就不给大家再展开分析了。

那么归根结底,我们这一论关于东方文明在“天子时代”初期的《外用溢出论》实际上讲的就是第一种“向外”方式,不脱离文明的思想原点的“向外”。

(待续)

2013年8月27日星期二

九宇文明统之三:长转文明之坤轴,海纳百川古华风 / 作者: 宋紫凤


http://www.zhengjian.org/node/120418仰观茫茫宇宙,诸天文明流布人间,兴衰起灭有如昨夜之星辰,有如今日之中天,惟有华夏文明,上可述及宇宙洪荒之世,下可缘迹百年咫尺之间,五千年延绵不绝。此文明托根中土,号为中华,四夷以其为中原,海外称之为中国。彼中国之人,深及物极必返之理,故而凡事务求取“中”,不入极端,是为不败之道,此亦儒家之中庸大义,绝非现代人所谓八面玲珑之处事哲学。理之使然,故而华夏文明之发展亦恪守人类文明至中至正之道。

然则,何为文明发展至中至正之道?即如前章所述,人类文明,其始也,发于道德;其本也,通于道德;及其终也,自离道远者有之,抱残守缺者有之,固执偏见者有之,堕入魔道者有之。惟宗于道德者,守而不愚,变而不乱,不抱门户之见,不入极端之境,通达无碍,方能协乾坤之运,合天地之化,是为文明发展中正之道。

譬如大唐太宗世景教初来,太宗皇帝垂询教理,知其能“济物利人”,遂出谕表章,令建大秦寺传教布道。夫景教者,本属基督教之一脉。彼不见容于本教各派,而于万里外之中土却有以立身之所者,盖因太宗于是非之取舍只在道德二字,能“济物利人”者,即为“宜行天下”之道德教化。而太宗诏令中于景教之道亦作如此阐发:“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可见太宗真有道圣君,得“道”之真正,而不泥于宗教之形式,凡能济世之上道上德,必演道德之文明,必为诸天之造化,必当包容且推广之,此器识之洪达真可包藏宇宙矣。

宇宙之大包罗万有,诸部文明无计其数,华夏文明持中守正遂为文明之坤轴,而文明众部如有向心力之驱动,百川归海向此坤轴荟萃,此过程正为今人所谓之民族大融合。盖文明诸部如服饰、音乐、绘画、饮食等融入华夏文明者不可胜计,且史料极丰,确然已为共识,故兹不赘。唯取各种信仰流布中土之情形略举一二。所以唯信仰是举者,正如第二章所述,信仰为各文明体系之中脉,故信仰之融入,可以为文明体系融入之代表。

其初,中原本土之文明,原为道家信仰为中脉之文明体系。东汉之世,白马驮经佛教西来,华夏文明始有第一次外来文明之融合,中土三代威仪自此别焕新彩,而多一光明瑞丽之气象。至于唐代,佛教信仰得太宗皇帝之扶持,不仅有高僧玄奘游学五印,且派分诸宗广传中土,根基益固,与中原本土之儒教、道教信仰势成鼎足。同时,唐世又有波斯文明之火袄教,摩尼教,西洋文明之景教相继东来。宋代儒释道三教之流布大抵承袭唐代状况,后至元世,又有天主教士不辞万里托钵而来,且罗马一派之基督教亦于中土初具根基。彼时政府专设崇福司,宣政院,集贤院,分管基督教徒、僧、道事务,当时东西方正教信仰流布中土之盛由此可一见梗概。元代之多元文明体现极为鲜明,譬之当时名臣耶律楚材,本为契丹贵族,出身基督教世家,精通儒家文化,效力成吉思汗帐下,此文明之融合于区区一人之体现耳,而华夏文明汲取文明众部之菁华,自有江左文明之风流,融入北地文明之雄浑,新辟西域文明之异境,别焕欧洲文明之奇彩可以想见矣。

时至近世,有共产邪灵炼形邪党,窃据中原,建乱政,反道德,而华夏文明几为毁灭殆尽。不想,近年有神韵艺术团横空出世,以恢复华夏五千年神传文明为宗旨,数年间声名大震,风靡全球。其中国古典舞神韵具足,西洋美声元气淋漓,音乐洪大东西合璧,续大雅之绝弦,拯末世之颓风。神韵之出,虽为中华古风之威仪再现,实则人类文明之坤轴常转,彼厥功至伟岂惟华夏之幸,不亦全人类文明共同之福祉乎?

2013年8月26日星期一

《同一首歌》停播的背后


 中共酷刑示意图:压床板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8/26/《同一首歌》停播的背后-278571.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明慧记者荷雨综合报道)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喉舌央视被迫正式停播“首选金牌节目”《同一首歌》。海外分析人士指出,最早被中共用以粉饰太平、淡化“六四”屠杀的《同一首歌》,在迫害法轮功中,从二零零零年起被广泛用作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转化” 的工具,背后隐藏着血腥的罪恶。停播《同一首歌》发生在法轮功真相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的背景下,折射出中共及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正走向穷途末路。

精神虐杀伴奏曲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前党魁江氏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灭绝性迫害,对“真、善、忍”信仰者的精神虐杀是这场迫害的重要部份。

在江氏集团的指令下,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被堂而皇之地作为“科研项目”。在金钱名利的驱使下,从国家安全系统,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科学院,从各地社科院到大专院校的大批“专家”、“学者”被拉上战车,为迫害提供理论基础、策略手段及人员培训。将《同一首歌》作为洗脑工具便是所谓“科研成果”之一,被各地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戒毒所、精神病院等直接迫害机构广泛应用。

这些“专家”研究所有法轮功著作,分析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的因素及被 “转化”的弱点,将最新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与劳教所、洗脑班的犯罪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用歪理邪说、亲情和生存压力等精神摧残,结合超极限的酷刑、奴役等肉体折磨,以达成摧垮法轮功学员意志进而 “转化”的邪术。

《同一首歌》则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在迫害场所,法轮功学员被迫反复听、唱《同一首歌》,尤其是在肉体和精神承受达到极点之时,将《同一首歌》充满温情诱惑的歌词一句句打进人大脑,让人在极度痛苦中心生解脱之念。一些人由此意志崩溃而 “转化”,与恶警、帮教共唱《同一首歌》,表示与之同“一个世界,一个梦想”,甚至被迫入伙再去 “转化”别人,助纣为虐。

二零零零年初,《同一首歌》最先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采用。原嘉士伯酿酒业北京分公司后勤经理陈刚,曾在那里遭受到灭绝人性的迫害:为逼“转化”,警察指使十多名犯人将他毒打得浑身是伤后,把他腿双盘绑上、再与脖子紧捆一起成球形后,压上低矮的床,几个犯人坐上去长时间狠命压。在筋骨欲裂、生不如死的煎熬中,他耳边响起了《同一首歌》……


“在死亡的边缘上,我时刻面临着两种选择:死亡或是屈服。人在面临死亡时,往往都很恐惧、痛苦;但是当你选择屈辱地活着的时候,在那种背叛自己的人格和信仰的心灵煎熬中,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在他被营救来美国之后,那痛苦犹在持续。

从名校硕士毕业后就职于中央直属机关的钟月(化名),因给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被非法劳教一年,她也经历了梦魇般的惨痛:

钟月先被关在调遣处,一个令人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如此邪恶的地方。“这里的警察个个面目狰狞,象地狱里的小鬼,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逼脱光衣服检查,稍有抗议就会招来劈头盖脸的电击和毒打。人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神智变得有些麻木不清了。”

后来她被转入新安劳教所,被十几个已被转化的人包围着,不分白天黑夜地“谈心”,灌输歪理邪说,在连续不准睡觉的神志不清中,钟月签了放弃修炼保证书。“唱完《同一首歌》,我躲起来撕心裂肺地痛哭了好几个小时,这辈子再不能修炼了,仿佛世上一切都被毁灭了,剩下的是无尽的绝望……”。

曾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曾铮说:有人将毒药包在蜜糖里给你吃,之后你脑子完全被换掉了,它把你坚持的“真、善、忍”的信仰转到跟中共同样的邪恶立场上,你还跟下毒的人一起唱《同一首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
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教育处长孔繁运曾公开说:“什么时候我看到你们打人、骂人才算真正转化彻底了。”中共的“转化”标准是:被转化者必须展示出叛卖、说谎、凶残、不仁不义,以证明自己背叛了“真、善、忍”。法轮功学员认为“转化”根本就是把人转变成鬼,这种灵魂死亡的痛苦远超过肉体死亡。

孰还与魔同歌?
 
十三年来,中共利用掌控的文化资源,砸下巨资,按政治任务来推《同一首歌》,在全国近六十个城市进行巡演,在更大范围对国人洗脑。据大陆媒体报导,《同一首歌》为民众所反感,受到抵制,演演停停,已三年多了。

在迫害法轮功六年之后、迫害已难以为继之时,中共又动用国家资源,欲以外交途径,将《同一首歌》输出海外为之涂脂抹粉,骗取国际社会对其罪恶的认同,再“出口转内销”,愚弄国内民众,不料遭到海外华人的强烈抵制,无功而返。

海外时事评论人士林保华指出:与中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不能与它唱《同一首歌》。

十四年的连宵风雨中,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揭露和传播真相,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曝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协力制止这个星球上最为邪恶的迫害。

迄今,逾一亿四千万觉醒的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摆脱了这即将受到天谴的西来邪灵。在中共及其迫害走入末路之时,民众对《同一首歌》被停播普遍反应并不惊讶。海外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透露出历史巨变正在发生的信息。

2013年8月24日星期六

歌声里的罪恶 / 文/飞宇


 酷刑演示:暴打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8/24/歌声里的罪恶-278580.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唱歌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常被用来赞颂美好的事物,表达愉悦的心情。但是,中共邪党利用唱歌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却无处不在,歌声中往往包含着罪恶。

中共抢夺政权时,就是靠惨无人道地杀人来恐吓民众听命于它的。在那时,中共已经懂得利用歌声来为自己的杀人进行美化了。《九评共产党》引述了雷震远神父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记载的一段史实:“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中共利用歌声扭曲人性,真是无比邪恶。

文革十年,中国人的人性更是被彻底扭曲,道德底线几近丧失。那时的中国人哪有什么文娱生活,看来看去,就是几个样板戏。头脑中充斥的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在这种环境下,民众还被逼着每天至少两次唱红歌赞颂中共的领导,据统计,当时每天都至少有十亿人次在唱红歌。当一、二十年在温饱钱上挣扎的中国人如痴如醉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就等于中国人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全部交给了中共。文革中,夫妻能反目成仇,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学生批斗老师,各地都有不同的派别,从文斗到武斗,从农村到工厂、到军队,整个社会秩序都乱了,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可是,不但看不到民众对中共的声讨,却到处充斥着对中共的歌功颂德,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之深由此可见。

中共也往往根据当时的形势,创作一些给民众洗脑的歌曲。还有一些歌曲,作者创作时可能没有什么邪恶的用意和政治意图,或者因为被中共洗脑太深,已经意识不到创作的歌曲含有对民众洗脑的因素了,但是一旦中共拿来邪恶地利用,就成了替中共洗脑的媒介了。例如《同一首歌》就是这样被中共利用的。

《同一首歌》创作于一九九零年,歌唱的是人们欢聚一堂的快乐生活。可是,在六四惨案刚过去一年的中国,屠城的血腥还没有散去,中国上空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息,民众的抗议被压制了,但到处都是对中共的谴责。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共进行制裁,甚至有人提出制裁一九九零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首歌被中共选中了。中共为了淡化屠杀之后的民怨,以达到其粉饰太平愚弄百姓的目的,用巨资力推《同一首歌》演出,并利用这一首歌支持其举办亚运,在全国巡演。

当民众唱《同一首歌》时,因为它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人们感叹的是生活的阅历与相聚的不易。当中共主导着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有着中共背景的特殊人士与民众在一起唱同一首歌时,人们渐渐淡化了屠城的血腥,甚至不知不觉地对中共的统治表达着赞同。经过中共宣传部门的策划与包装,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莫名其妙地与中共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了。

中共对《同一首歌》的利用还不止于此。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耗巨资召专家研究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二零零零年初,中共首先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利用《同一首歌》对法轮功学员洗脑,随后大面积推广至各地劳教所。当时,许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要学唱《同一首歌》,还被逼收看央视每周五晚的以《同一首歌》命名且作为主题曲的文艺晚会。那时,法轮功学员被洗脑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什么“悔过书”之类的“三书”,而是被要求唱《同一首歌》。辽宁省沈阳市的法轮功学员石胜英因拒绝唱《同一首歌》,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同一首歌》是中共在精神上迫害法轮功的象征,也是它掩盖暴行的伴奏曲。

除了《同一首歌》,中共利用唱歌来对法轮功进行残忍迫害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其中,最典型的酷刑叫“每天一歌”。“每天一歌”是重庆西山坪劳教所的典型酷刑之一。这种酷刑的施暴方法如下:吸毒犯将法轮功学员扑倒在水泥地上,然后两人各拉一只手反扭按着,脸贴地,两条腿被三、四人踩着。然后,吸毒犯一人按住头用塑料凳砸;一人用木棍在背部、腰部、脚杆等处乱打;一人用胶凳或饭钵打踝关节骨头;还有的用腿踢、跺、蹬;还有的用鞋子打。在殴打的同时,另有一些犯人则在窗口大声唱歌,掩盖施暴者的打击声和受害者的叫喊声。


不仅通过唱歌,还有的劳教所通过用音箱放歌来遮掩罪恶的声音。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梓潼村三组的法轮功学员黄正兰,曾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遭酷刑迫害。黄正兰说,该劳教所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施以酷刑时,都用音响的最大音量放歌来掩盖施刑的声音,以及被毒打时法轮功学员的惨叫。

还有的恶警更邪恶,他们一边毒打法轮功学员一边唱歌。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垛庄镇皇营村的农民鲁兴德,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与儿子、弟弟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上访时,被当地政府及派出所所长绑架。在临沂驻京办事处,恶警用手铐把他们倒背手铐着。恶人就象疯了一样,喝一会酒,拿起话筒对着电视唱一阵,然后就用手扇鲁兴德的脸。打累了就去喝,喝够了再来打,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恶人们尽兴为止。

不仅是让犯人唱、用音箱放、恶警自己唱,恶人们还逼着法轮功学员唱歌颂邪党的歌曲。黑龙江省依兰县依兰镇法轮功学员赵秀云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遭受长期折磨。据她说,万家劳教所七大队队长张波强迫法轮功学员睡觉前唱歌颂邪党的歌曲,不唱不让睡觉或拉出去毒打。

除了被逼唱歌颂中共的歌曲外,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被逼唱极其邪恶的歌曲。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内,吸毒犯将法轮功学员强制贴坐在铁床前,左右两边由人把他们手和肩死死按住,一人抓住他们的头发把头拉起,一人掰开他们的眼睛,两人坐在床上拿着黄色画逼他们看,后面有人拿着木棒准备打。另外还逼唱流氓歌曲,如“把你砍成肉砣砣,一刀一刀的夺(刺)死你……”中队长李其伟公开无耻再咆哮:“逼法轮功学员唱流氓歌曲、逼看黄色画,是帮助法轮功学员回归社会。”

中共利用唱歌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现在沦为阶下囚的薄熙来,在前几年发起了“唱红”运动。一时之间,唱红歌能减刑、为唱红歌母死不奔丧、唱红歌能治疗精神病之类的宣传报道充斥报端。“唱红”运动中还出现了五大宗教的教徒齐唱红歌的丑陋一幕。有神论的宗教教徒,在同一个舞台上为无神论的中共大唱赞歌,看来他们真正信奉的是中共这个大邪教。

将罪恶的洗脑因素溶到歌曲当中,因为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对人的毒害也是非常深的,起到的作用非常持久,让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的思想中被灌输了太多的中共私货,思想被严重毒化。

最近,中共中宣部等五部联合发出通知,《同一首歌》节目被正式停播。也许连中共自己都意识到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已经不再和它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唱同一首歌了,所以,才被迫撤下这个节目。发起唱红运动的薄熙来也已经被审判,成了中共权斗的牺牲品,广大的中国民众正在迅速觉醒。中共的歌曲在薄熙来发起的唱红歌运动中回光返照了一下后,正在快速地衰退。中共的政权也确实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

愿大家早日看清中共歌声里的罪恶,早日认清邪党的丑陋面目,远离中共。

2013年8月23日星期五

论“誓” / 文/大陆大法弟子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8/23/论“誓”-278346.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誓,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誓言、起誓的意思,大意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追溯起来,“誓”文化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积淀,也留下了很多典故。
 誓,起源于祭祀,和天地神灵的信仰有关。在遥远的古代,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起誓”。如祭祀、出征等。起誓的目的,就是向神灵表述遵守戒训的决心。如《汤誓》、《泰誓》、《秦誓》等流传下来的诰文,都是在极庄严的情景下的誓辞。并且这些誓词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讨伐无道,教人向善。如《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暴君的背景下产生的;《泰誓》,是周武王与各路诸侯孟津之会,诛灭商纣暴君的天象下出现的;《秦誓》,则是秦穆公训诫臣子要律己怀民的前提下而成文的。

由此可见,中华“誓”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场合庄重,目标正义,决不食言。所以古人对待立下的誓约是极慎重、相当敬畏与谦卑的。

《左传》记载,郑武公夫人姜氏生庄公时难产,所以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姜氏想立小儿子为君主,可是她的丈夫武公不同意。及至庄公继位,姜氏就一意帮着小儿子讨封地,最后发展成和共叔段一起阴谋造反,想要推翻庄公。庄公在打败共叔段后,就把其母安置到了城颖,并且当面发下重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古人都很重誓,一国之君更是如此。后来庄公既思念母亲,又不愿违背誓言,就叫人修筑了一座高大的土台,思念母亲时,就登台向城颖方向眺望。后来人们把这夯土台叫“望母台”。

人无信不立,重信义才能立国安邦。作为万民之表率的君王对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引导作用,若稍有不慎,上行下效,所造成的恶果更是不可估量。所以即使一国之君也不敢违背誓言,惟恐影响了自身的威望、民众的教化,被后人耻笑以及遭神灵惩罚。

可见中国古人对起誓的极端重视。正因为如此,民间就有讲究,不能随便发誓。因为誓词一出,天地鬼神共鉴,如态度言行不端,定会招来无妄之灾,如自食誓言,灾报恐怕会更加严重。

在《隋唐演义》、《兴唐传》中,秦琼在罗艺处发配充军之时,曾和表弟罗成互学对方家传绝学— “罗家枪”和“秦家锏”,并发誓都不隐瞒。秦琼起誓言说:“如有半点隐瞒,必吐血而亡!”秦琼教到秦家绝技“撒手锏”时,因心生一念害怕表弟今后会盖过自己,一晃而过没有教全。罗成立誓:“如有半点隐瞒,必死于乱箭穿身!”,但教到家传绝技时也是心生一念害怕表兄日后会胜过自己,结果,罗成在使到罗家绝招“回马枪”时,轻轻一带而过,势如收招,瞒掉了绝招“回马枪”,结果是双方誓言均应验,后来秦琼吐血而亡,罗成也被敌军乱箭穿身悲惨而亡。

在西方,宣誓也都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从政治上来说,各国从宪法或者其它重要的法案都明文确定,重大事件必须宣誓,如美国总统在就职时要宣誓且誓词要载入宪法;外国移民要归化入籍,同样也要面对国旗宣誓;法庭传召证人出证言证词时,也是要在神的面前发誓的。

当然西方也有圣人教导让人不要随便起誓的文化。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有这样的话教导门徒:“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从这段话可见,耶稣并非否定起誓,而是因为天、地、神、君的尊贵,教导人们不能随便发誓。以防被恶人利用去做坏事。东西方的圣哲们,对“誓”的庄重态度,竟然如此的吻合。

神圣庄严的誓约、誓言,已经被现代人搞得如儿戏一般,沦为了口是心非的闹剧、做秀的表演,山盟海誓挂在嘴上,却不准备付诸行动。尽管如此,宣誓的性质并不因为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异而随之改变。誓言,那是不能拿来当儿戏的,因为“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更何况对神明起的誓,那是要兑现的。欺骗神明也是需要自己去承担后果的。

朋友,如果您曾经被中共邪党欺骗,加入过它的什么组织,发过“毒誓”要为其奋斗终身,那也是要兑现的。既然您发誓把自己献给邪党,那份誓约就是一份卖身契,它就有了控制您生命的权力,把您牢牢地与它的邪恶组织捆绑在一起,同生共死。今天的人,谁愿意将自己高贵的灵魂交由邪恶的中共控制?赶快从身心灵上摆脱中共的魔影,用庄严的本性解除中共用欺骗强加的魔咒,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和美好的未来。

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智者的远见 / 文/李寂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8/21/智者的远见-278450.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是中共反右时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写得太犀利,可谓直击中共一党独裁的要害。据说,他的这篇文章,令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在文章中,他对共产党“党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共专政的本质。 
 
一九四七年,国共刚刚开战,储安平分析共产党当时宣传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党主”,因为容不得任何异议,他预见到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可能荡然无存:“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储安平去世近五十年了,回头看看他往昔对中共的论断,真是非常到位。

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更是享誉中外。早年毛泽东给他写信都曾这样自称“你的学生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中共军队围困,中共的广播电台专门对他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还特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阻胡适。可是胡适毅然离开即将陷入中共之手的北京。胡适离开前,劝儿子胡思杜与他一起走,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为什么不愿在中共治下做官?胡适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的文章,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中共的态度。

他的儿子胡思杜没有随父一起离开大陆,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了,不但向组织上交了胡适留给他的财物,还发表了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对此,胡适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思杜追随中共,不管是真心还是被迫,最终也没有得到中共的认可。利用完了,就将他逼向了绝路。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他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因承受不了打击,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杀。

无疑,胡适非常明智,没有留在大陆。如果留在大陆,他的结果只有两条,要么是被折磨致死,要么是象郭沫若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一味附和中共,连自己的儿子被中共害死,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储安平也很有远识,可是明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却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向中共的党魁提意见,这固然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骨,可是在中共治下,他也只能落个悲剧的下场。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共产邪恶主义看得最透的中国人当数蒋介石。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去前,蒋介石向往苏联俄共、迷恋共产主义。考察三个月后,蒋介石发生了根本转变。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写道:“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

蒋介石的感悟在今天看来可谓句句惊心,对中共近百年的暴行预见得毫厘不爽。就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的认识,才使得他与一切听命于苏维埃的中共展开殊死的搏斗。

更让世人惊异的是,曾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他可谓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也是列宁的导师,曾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过《共产党宣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被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了出来。这份遗嘱写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普列汉诺夫写完遗嘱后把它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一九九九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档案时,发现了它。巴黎银行按照信封上的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因为信上要求苏俄方面开启。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让今天的每一个人极为震惊,因为它太真实了,完全符合苏俄的历史。就是让今天的历史学家去总结也不过于此。遗嘱这样写着: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从学界泰斗到异党的领袖,甚至连共产政权自己的创始人,都对共产邪恶政权有透彻的认识,真让人惊叹。上个世纪,共产邪恶政权象癌细胞般在世界上肆虐一个时期后,迅速走向崩溃。如今的共产邪恶政权也确实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崩溃可能就在瞬间。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遭暴闹心”与“噬指痛心”的启示 / 文/掸尘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8/18/“遭暴闹心”与“噬指痛心”的启示-278312.html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八日】近日,一则父亲解救正在遭遇强暴的女儿的新闻在大陆媒体转载。说的是今年八月九日,正在山西太原一个工地打工的曹某,平日里干得得心应手的油漆活却怎么也干不下去,心里闹得厉害,越干活心越慌,总是预感到独自留在宿舍的女儿要出什么事。因为感觉实在太强烈,曹某本能地放下手中的活,一路小跑奔回宿舍。一到宿舍,正看到一名男子已将女儿的衣服扒光,正欲对十三岁的女儿施暴。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传诵甚广的故事。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曾参,品德高尚,孝顺父母。有一次,他到山里砍柴,留母亲一个人在家。他刚去不久,来了几个客人,当时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客人。母亲着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中,忽然想起母子的血脉是相通的,于是就用牙齿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咬破。正在打柴的曾子忽然感到一阵心痛,他料想家里一定有事,就急忙挑着柴回家了。回到家里,曾子便帮着母亲招待客人。这个典故便是传统文化中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啮指痛心”。

这两个故事说的是一家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其实,我们好多人也大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及经历,只是大都被忽略了。笔者有一个朋友,在国外考察期间,父亲在家中病故。家人考虑他在国外,告诉他也无济于事,白白增加他的负担,就不打算给他打电话。可是在国外的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就感到家里有大事发生了,拿起电话一问,家人起初还隐瞒,看他问得真切也就告诉了他。

这种心灵感应的现象确是普遍存在的。有些专家专门对孪生兄弟姐妹之间进行心灵相通的实验。也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把这种现象归到人的什么“第六感觉”中去了。这种现象在传统文化中说的更明确,特别是在修炼界,一些修炼有素者能明确洞彻他人的思想,古人称之为“读心术”或“他心通”。

人在危难或其它需要救助的大事发生时,自觉不自觉发出的信号能被家人感受得到。那么,当人诚心地向神佛求助时,具有更大神通的神佛帮助人化解危难不是更有效吗?《西游记》里的唐僧,遇到多少魔难,可是他对神佛的相信从未打过丝毫的折扣,神佛也确实在危难之中救助他。其实,无所不知的神佛对任何人何曾有过偏见!只是人们在危难时只顾担心自己的性命和利益的损失,而把向神佛求救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人在危难时求救于神佛从而得到神佛帮助的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在法轮功中,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法轮功学员不但自己坚定地信仰大法,还把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告诉世人。人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在寻求神佛的护佑。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信奉的是神佛,当人们念诵九字吉言时,神佛自然就会保佑求救于他的人了。这方面的例子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几乎天天都有,我们举个真实的例子:

黑龙江哈尔滨中医院有个医生叫田庆玲,医术非常高超,一把脉就能知晓患者的病情,常常药到病除。对于现代医学根本无法治愈的病,她也有办法,就是先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再让患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个肝癌晚期的患者腹腔大量积水,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她用汤药治疗的同时嘱咐患者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两副汤药吃完后,患者的肚子明显变小,且能吃东西了,患者乐得合不拢嘴。还有个患者是肿瘤晚期,入院时检查属于终末阶段,已经没有任何治疗价值,就是等死了。田庆玲告诉患者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患者开心地说:“谢谢你医生,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没能睡个好觉了,可昨晚却睡得很好。”

如今许多中国人大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从不同渠道知道了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福报的消息。世人遇到危险时念诵,就是在向神佛求救;而平时发自内心的念诵,也是在对神佛赞颂,这样的人怎能不得到神佛的呵护呢?朋友,您念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吗?希望您能得到神佛的看护!